弗朗茨·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
朗茨·卡夫卡(右)和摯友馬克斯·布羅德
俞飛
8月7日，一批屬於小說家弗朗茨·卡夫卡未面世的手稿文獻在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展出，此舉也結束了以色列和德國圍繞卡夫卡遺產長達10多年的法律糾紛。在此之前，這些手稿已經在瑞士的保險櫃裡被保存了幾十年。
卡夫卡生前曾立下遺囑，委託友人馬克斯·布羅德銷燬其全部手稿，但是同為作家的布羅德並沒有遵從卡夫卡的囑託，而是將這些遺稿公開發表、出版。正是因為密友的“背信棄義”，卡夫卡才成為家喻戶曉的小說家。
然而這些手稿卻在顛簸之間引發了許多爭議，這場“卡夫卡式”的跨國案件纏訟多年，終於塵埃落定。
被背叛的遺囑
1924年6月3日，不敵貧困與肺結核的雙重摺磨，41歲的卡夫卡在維也納基爾靈療養院永遠閉上了眼睛。
卡夫卡生前已經將自己九成的手稿銷燬，他給摯友布羅德留下遺言：“我的最後請求是將我留下的全部作品——日記、手稿、信件、素描等全部燒燬。”
但是卡夫卡過世後不久，布羅德便將遺囑拋諸腦後，開始張羅出版事宜。1925年出版《審判》，1926年出版《城堡》，1927年出版《美國》。此外，布羅德還對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進行了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卡夫卡的論著。生前默默無聞的卡夫卡一舉成為二十世紀的先鋒作家，對當代文藝界影響深遠。
在《被背叛的遺囑》一書中，捷克作家昆德拉感嘆：“沒有布羅德，我們今天甚至不會知道卡夫卡的名字。他明白，要強使卡夫卡的作品被人接受，就必須打一場真正的持久的戰爭，讓人接受一部作品，這就是說，介紹它，解釋它。這對他來說，是一場真正的炮手的攻勢尤為重要的是四部闡述性的大部頭(請注意標題!)《卡夫卡傳記》(1937年)，《卡夫卡的信仰與教導》(1946年)，《卡夫卡：指出道路的人》(1951年)，《卡夫卡作品中的失望與拯救》(1959年)。”
對於這個善意的背叛，布羅德曾這樣為自己辯護：“如果他真想燒掉所有手稿，就應該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會那樣做。”
1902年，卡夫卡和布羅德相識於查爾斯大學法學院。布羅德在一場演講中稱“尼采是騙子”而引起了卡夫卡的強烈反對，經歷了“靈魂的碰撞”之後，兩人成為莫逆之交。當時已經被認為是文學天才的布羅德，認定推崇卡夫卡才是自己人生的終極使命。
卡夫卡雖對寫作有著強烈的慾望，但對寫作的價值有著更為強烈的絕望。1910年，他向布羅德坦白：“我連一句願意承認的句子也沒寫出，這些句子在我手中逐字瓦解。我看到了它們的內核，必須快點停下來。”
如果不是布羅德，卡夫卡很可能在死前就毀掉了他所有的作品。“我像一根棍子似地站在他身邊，變著法的一次又一次地逼著他，強迫他。”作為知己，他了解卡夫卡的作品和它們的獨特之處，深信總有一天好友會以“卡夫卡式”的形式被人們銘記。
布羅德選擇了忠誠於文學作品，而不是作家。他沒有聽從卡夫卡的要求，燒燬他留下的所有手稿，而是將其保留下來，悉心整理、收編成冊。“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對這位朋友的幫助，哪怕違背這位朋友的意願。”
1939年，布羅德在納粹入侵之前逃離布拉格，破舊的行李箱中帶著整捆卡夫卡的遺稿。《紐約時報》指出：“五分鐘之後納粹宣佈封鎖捷克國境。”流亡的布羅德“是帶著一座圖書館的難民”，這座圖書館裡，裝著卡夫卡對未來極權主義恐怖的所有預見性恐懼。
身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布羅德來到猶太人的原鄉耶路撒冷。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期間，他將部分手稿轉移到了蘇黎世瑞士銀行。
1968年，布羅德撒手人寰。他在1961年所立的遺囑裡寫明：“要將它們交給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圖書館、特拉維夫市圖書館或者一家公共檔案館。”
遺憾且諷刺的是：這一份遺囑又一次遭到背叛。卡夫卡的手稿落在布羅德的祕書兼祕密情人愛斯特爾·霍菲手中，紛爭從此開始……
卡夫卡式的諷刺
此後半個世紀，卡夫卡手稿的歸屬權爭議不斷。
1974年，以色列國家檔案館向法庭提起訴訟，請求法官宣告愛斯特爾·霍菲對布羅德的遺產繼承無效。法官判決：愛斯特爾·霍菲繼承遺產合法有效，對卡夫卡手稿享有一切相關權利。
1975年，霍菲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被捕，罪名是涉嫌向境外走私卡夫卡手稿，而沒有將複印件事先留給以色列國家檔案館，違反1955年以色列《檔案法》的規定。此前她已經祕密將卡夫卡寄給布羅德的22封信件和10張明信片高價賣給德國。 1988年，通過國際拍賣行牽線，德國文學檔案館以200萬美元購得長篇小說《審判》手稿，創下現代文學作品手稿最高拍賣紀錄。霍菲私自處理作家手稿的消息登上國際新聞，招來諸多指責。美國猶太作家羅斯譴責：“這個結果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史上又一個蒼白的卡夫卡式諷刺!”卡夫卡並不是德國人，而且他的三個妹妹全部死於納粹集中營。
德國《明鏡週刊》爆料：因為法國總統未能親自打來電話，霍菲一氣之下，拒絕將《審判》手稿在法國展示。一位瑞士出版商也表示自己曾支付五位數的金錢，霍菲卻食言，不願交出布羅德的日記。
2007年，101歲的霍菲過世，遺囑中寫明其所持有的卡夫卡手稿由兩個女兒伊娃和露絲繼承。
2009年，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提起遺囑異議之訴，要求伊娃和露絲交出卡夫卡所有手稿。法庭上，律師強調：“布羅德把卡夫卡的文稿留給霍菲，是讓她作為遺囑的執行者而非受益者。在她去世之後，文稿仍歸布羅德所有。鑑於特拉維夫市圖書館從未聲明過他們要爭取這些財產，因此，希伯來大學耶路撒冷圖書館(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唯一曾被布羅德提到過的手稿受贈人。”
伊娃和露絲斷然拒絕，並表示這些價值連城的珍貴手稿已經由布羅德贈與了她們的母親。律師稱：“把卡夫卡認定為以色列作家或者和以色列有某種關聯的作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手稿在以色列無法得到其該有的尊重與保護。”
“以色列和卡夫卡沒有任何關係，儘管卡夫卡曾表示過想要居住在此的願望，但以色列甚至沒有一條街道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來紀念他。卡夫卡的手稿是霍菲家族的私人財產，是布羅德合法贈與的財產。”伊娃和露絲稱。律師描述，伊娃與卡夫卡手稿的關係“幾乎是情比姐妹，強開她的保險箱無異於強姦”。
然而，在對卡夫卡手稿歸屬的裁決過程中，調查人員曾被允許進入愛斯特爾·霍菲在特拉維夫的公寓，以尋找更多文件。這一公寓內養有40只到100只貓，長期以來，公寓糟糕的環境引起了鄰居與國際學術界的憂慮。當他們搜查公寓時，發現有些文件被貓“偷”走了，有些文件則放在廢棄的冰箱裡。
2010年，25位以色列教授發表請願書。他們稱遺稿為“布羅德檔案”，“這是以色列的歷史遺產，布羅德是作家和思想家，發表過猶太復國主義文章，因納粹而逃離布拉格，人生最後30年皆在以色列居住”。請願函一式兩份，分別以希伯來語和德語發佈。教授們呼籲以色列政府和法院儘快將這些檔案收歸國有。他們援引1952年以色列與聯邦德國達成的賠償協議，要求繼承“二戰”時期無主猶太文化資產，這自然包括卡夫卡的遺稿。
霍菲的兩個女兒本已與德國文學檔案館達成協議，要將卡夫卡和布羅德的手稿打包賣給後者，其中包括布羅德的日記、卡夫卡的筆記本、卡夫卡和布羅德以及其他文學名流的通信，包括和奧德利著名文學家斯蒂芬·茨威格的書信。
德國媒體宣稱，以色列缺乏德語人才和保護文獻的資源，又不肯花錢參加拍賣，更不必說卡夫卡和布羅德皆以德語寫作。德國文學檔案館特意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訴訟。“德國更有條件保護卡夫卡的德語手稿!”以色列人十分氣憤，痛斥：“德國人甚至不能保護卡夫卡的三個妹妹!”
德國專家、曾任烏珀塔爾大學卡夫卡研究所所長的漢斯—格爾德·科赫認為，布羅德早先的“贈與遺囑”是明確無誤的，但他後來還立有一個遺囑，將卡夫卡遺作的處理權完全交給霍菲，因此以色列所引的老遺囑沒有說服力。以色列的獨立專家、以色列國家檔案館專家以及特拉維夫法院在1974年曾確認卡夫卡手稿屬於私人財產。
2010年7月，以色列法官不顧被告堅拒，下令強行打開特拉維夫和瑞士蘇黎世的10個銀行保險箱，清查手稿。
2011年12月，此案再度於特拉維夫家事法庭進入審理程序，德國文學檔案館和以色列國家圖書館以“無主財產監管人”的身份，分別呈遞了訴狀。前者要求將遺稿運往德國，後者則尋求正式充公。
“卡夫卡”迴歸猶太人之鄉耶路撒冷
德國方面認為，卡夫卡和布羅德均屬於德語文化圈，且布羅德留有遺囑，同意將手稿售往德國。德語作家的作品理應由德國方面收藏整理研究，而且以色列方面德語專家奇缺。
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學術總監沙馬伊聲稱，布羅德是卡夫卡的終身好友，是猶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以包括卡夫卡手稿在內的布羅德遺產必須留在以色列，這些遺稿屬於猶太文化財富，“以色列與猶太文化之間有著強烈而明確的聯繫”。至於卡夫卡和布羅德是不是用德語寫作，這並不重要，因為流散的猶太人曾使用過許多種不同的語言，語言問題不能減損他們與猶太文化之間的天然紐帶。
德國文學檔案館進一步表示，布、霍二人在世時，均無意向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捐贈手稿，因為以色列國家圖書館那時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國家圖書館’是從哪裡突然冒出來的呢?”
以色列《國土報》解釋，國家圖書館的確是2008年才正式出現的，但從19世紀末它就“以某種形式存在著”。在布羅德活著的時候，它是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圖書館。該報再次斥責德國人不要忘記歷史：“到底誰該為卡夫卡手稿流落異鄉負責?卡夫卡的三個妹妹難道不是死在了集中營嗎?”
2010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採納了布羅德的遺囑作為依據宣判：“布羅德指出，卡夫卡的文學遺產應該歸屬一家猶太圖書館，他不希望這些遺產被出售。”
2015年，伊娃提起上訴，在卡夫卡手稿屬於私人財產還是國寶的法律地位不明情況下，以色列政府不得強制執行。當日上訴即被駁回。伊娃繼續上訴至最高法院，再遭駁回。這場曠日持久的爭奪案終於告一段落。
眾所周知，卡夫卡在布拉格長大，是一個講德語的猶太人。1914年，他在日記中寫到：“我和猶太人有什麼共同之處?我和自己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我應該靜靜地站在一個角落裡，滿足於我能呼吸。”卡夫卡雖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猶太特性，但並沒有把它融入到作品當中。
在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看來，卡夫卡雖然對自己的猶太血統感到不安，但他卻是一位典型的猶太作家。
今年年初，瑞士銀行最終同意將存於其保險櫃中的卡夫卡文件移交以色列。幾周之前，以色列國家圖書館的高級官員在瑞銀集團蘇黎世總部打開了保險櫃，並將裡面的材料帶回耶路撒冷。這些文件包括卡夫卡的小說《鄉村婚禮籌備》的三個不同版本的草稿、一個他練習希伯來語的筆記本、旅行日記、信件以及一本至今尚未出版的思想小冊子。
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廣闊的世界主義視野和一種近乎於超越性形而上學沉思的提升品質。卡夫卡不僅僅是德語作家，也不是狹義上的猶太作家，他屬於全人類。
責編：高恆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