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隴塬明珠（成雙軍）

河西走廊，位於祖國西北部、甘肅省西部，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祁連山脈與走廊北山（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之間的呈東南—西北走向的狹長地帶，總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這條走廊地處黃河上游的東亞與中亞的接合部，自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與中亞、西亞及歐洲等國交往的大門，同時，也通過他的外交實踐，第一次張揚起國與國之間平等、誠信交往的外交理念，構建了漢與西方國家友好交往的橋樑，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經濟的交流和發展，為中國漢代昌盛和後世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整個世界的文明與進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史學家司馬遷稱讚張騫出使西域為“鑿空”。河西走廊有過輝煌的歷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地位。

但說到河西走廊，我們不由得想出到了長歌當哭的西路軍，想出到了凶殘至極的馬家軍……

河西走廊——通往文明與繁榮的“民族走廊”

在河西這個民族活動的歷史大舞臺上，漢族以及東方來的党項族、滿族等，北方蒙古高原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來的羌、吐谷渾、吐蕃等族，西方來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哈薩克族等，以及從這裡西出的烏孫、月氏等族，東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臺或輪番演出過一幕幕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遠的暫且不論，自漢武帝開拓河西以來的兩千多年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少數民族在河西曆史舞臺上擔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開發建設，賦予河西曆史文化多元互嵌共生的內涵和民族渾融的斑斕色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融合發展的民族命運共同體。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這一概念，位處絲路主幹道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國一條路線最長、歷時最久、規模最宏大、文化積澱最豐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重要的歷史性貢獻。

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薩班與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涼州（今武威市）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會談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納入祖國的版圖，成為祖國神聖領土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永遠不可或缺的成員。河西走廊為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建樹了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勳。

河西走廊不僅僅是國內許多民族交往共生的走廊，從更廣闊的視域上來看，還是貫穿亞歐大陸的國內外不少民族友好交往交流的歷史走廊和重要過渡地帶。

早自西漢張騫“鑿空”不久，粟特等中亞﹑西亞民族就大量湧入河西，及至唐五代時期達到高潮，粟特等民族胡文化亦隨之傳入，遂為河西當地的社會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營養，使這裡的文化面貌呈現出新氣象。如當時敦煌轄有13鄉，其中從化鄉為粟特人的聚居之區，散居他鄉的胡人亦不少，敦煌當地的民風習俗諸如賽祆﹑婚喪﹑服飾﹑飲食﹑樂舞﹑體育等，無不受其浸染。又如隋唐時期的九部樂中，西涼樂、龜茲樂、天竺樂、康國樂、疏勒樂、安國樂都是經由河西傳入中原而盛行於宮廷的。至於西域百戲、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並風靡於內地的。

河西走廊對於我國和世界歷史的作用及貢獻還不僅僅體現在“通道”上，河西走廊還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創生衍化和發展嬗變的加工場、孵化器和大舞臺，是文化創新的高地。

作為絲綢路上的“黃金路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內地後，大多首先要通過河西走廊進行中國本土化的過程，或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交流、整合後再繼續東傳。同樣中原文化向西傳播亦是經過河西發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資源、創新文化智慧方面有著獨具特色的優勢。

佛教文化與西方歌舞藝術的傳播就是如此。作為外來宗教，佛教欲在中華故土上傳播發展，欲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必須要適應中國原有的文化氛圍，適應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與審美意識，運用中國的話語表達方式，這就首先需要進行一番“中國化”的改造與更新過程。史實表明，河西作為佛教進入我國內地的第一站，率先在敦煌、涼州形成了佛經翻譯、傳播中心，率先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創新之地。據《高僧傳》卷一記載，被譽為“敦煌菩薩”的月氏高僧竺法護，率領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組織了譯場，“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法經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功也。”竺法護被認為是當時最博學的佛教學者，是佛教東漸時期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開創了大乘佛教中國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漢傳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正是由於竺法護開創性的貢獻，使敦煌實際上成為大乘佛教的發祥地。

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其藝術形象源自印度，是佛教天國中的香神和音神，即專司香花和音樂的佛教專職神靈，莫高窟中的飛天多達6000餘身。飛天形象傳入敦煌後，經不斷地交融發展、藝術創新，完全擺脫了印度石雕飛天原有的樣式，以全新面貌展現於世人面前，美不勝收，與印度的石雕飛天已非同日而語。

長歌當哭——血染祁連山

1936年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向西渡過黃河。隨後，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後因河東敵情變化，計劃終止執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令過河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佔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佈《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該綱領規定，四方面軍主力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3個軍的兵力渡黃河攻佔寧夏，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面軍主力張國燾所屬司令部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

西路軍下轄三個軍：紅5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紅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紅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佔40%左右。

古浪戰役紀念館。

古浪戰役紀念碑。

1936年11月在古浪一役中，雖然殲敵5000餘人，但自身傷亡2000餘人，9軍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由一方面軍將領李聚奎接任。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1937年1月高臺戰役，紅5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數突圍外，其餘均壯烈犧牲。

3月12日西路軍九軍和婦女抗日先鋒團二營，為掩護總部和三十軍進山，在梨園口南側的山頭進行阻擊。血戰中，九軍損失兩個團，軍政委陳海松等10多名團以上幹部及婦女抗日先鋒團40餘名戰士英勇犧牲。總部指揮餘部向祁連山康隆寺撤退。3月18日，紅9軍原軍長孫玉清被俘。5月下旬，將孫玉清殘忍殺害。孫玉清犧牲時年僅28歲 。

2-3月間，馬步芳、韓起功勾結甘州地方民團，將西路軍被俘人員中老弱病傷殘或反抗者2000餘人，先後慘殺活埋。同一時期，馬步芳將河西解往西寧的紅軍被俘人員6000人中，除編入"補充團"者外，有2000餘人被殺害。

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導致西路軍全軍覆亡。西路軍戰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後慘遭殺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鄉者3000多人，經過營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 僅餘400多人的西路軍指戰員潰至新疆。

1937年12月14日西路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明、曾傳六等離新疆開迪化（烏魯木齊）去延安，其他人員除留少數繼續學習外，大部分於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

西路軍2.18萬人全軍覆沒，軍級將領董振堂、孫玉清、陳海松、陳伯稚、楊克明等長眠於此。李特、黃超進入新疆後於1938年國途經新疆的王明以託派分子名義殺害。王樹聲、李先念、李卓然，曾傳六、程世才等軍級以上領導人歷經千辛萬苦回到延安，他們和徐向前、陳昌浩等人一大批紅四方面軍幹部被劃歸張國燾路線，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是中共歷史上一段永遠也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2017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發出通報。通報稱，長期以來，祁連山局部生態破壞問題十分突出。在中央有關部門督促下，甘肅省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情況沒有明顯改善。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督查情況彙報，對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破壞典型案例進行了深刻剖析，責成甘肅省委和省政府向黨中央作出深刻檢查，由中央紀委監察部按相關程序對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8名責任人進行嚴肅問責。

通報要求，要強化生態環境保護主體責任，抓緊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責任清單。要組織開展經常性的環境汙染問題排查、檢查、督察，加大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力度，形成強大震懾，倒逼責任落實。要加強生態環境執法，嚴格事前事中事後監管，嚴厲打擊各類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特別是要抓住破壞生態環境的典型案例不放，嚴肅查處、公開曝光，讓破壞生態環境者付出代價。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何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發展綠色經濟，用經濟發展的成果反哺生態保護，這是隴原兒女必須沉思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