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與馮玉祥的讀書情：肝膽相照，共度時艱

　李達與馮玉祥，兩人氣質和經歷各不相同：一個是潛心書齋，研究馬列，傳播真理，知識淵博的理論家、宣傳家，一個是叱吒風雲，馳騁沙場，驍勇善戰，威震中外的軍事家；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一個是中國國民黨的元老，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但是，他們共同具有探求真理，獻身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的可貴精神。他們從相識到相知，再到無話不談的知交，在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特別是李達對馮玉祥從一箇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愛國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最忠實的朋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泰山讀書：學者、軍人初相識

馮玉祥雖然是舊軍人出身，但他與中國共產黨卻早有接觸，而且往來比較密切。1923年，共產國際代表越飛來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的安排下，馮玉祥不僅與越飛見了面，而且作了較長時間的交談。通過交談，馮玉祥第一次對蘇聯有了瞭解，並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許多新的認識。

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力主抗戰，並在國民政府會議上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極力主張舉國上下，一致對外，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馮玉祥一氣之下於1932年3月離開南京到泰山隱居，一邊回顧、反思自己幾十年的坎坷歷程，重新選擇人生的道路；一邊靜心讀書，認真思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馮玉祥這次泰山讀書活動，主要是學習政治理論。為此，馮玉祥通過在他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王梓木等人，找到中共地下黨的負責同志，要求請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到泰山為他講學，並特別提到了李達，希望李達能到泰山為他講授列寧哲學和社會發展史。他說：我很早就知道李達先生了，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有理論水平的哲學家。好幾年前我的高級顧問李書城先生向我推薦哲學和社會學方面書籍時，專門推薦了李達先生的好幾本大作，如《現代社會學》、《中國產業革命史觀》等，讀了這些書後，不僅對我的觸動很大，而且常常使我回味無窮。

我黨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很重視馮玉祥的意見，立即指示上海地下黨組織找到正在上海教書的李達，請他上泰山，一邊為馮玉祥講授哲學和社會發展史，一邊做馮玉祥的統戰工作。

5月初，李達輾轉半月到達泰山。對於泰山，李達並不陌生，不僅看過有關泰山的資料介紹，而且也曾與友人到泰山遊玩過。到了泰山後，李達來不及欣賞泰山美麗的景色，就去拜見馮玉祥。於是，一南一北且心交已久的學者和將軍，第一次見面了。

馮玉祥握著李達的手，熱情地說：“鶴鳴先生，你在我心中可是一位大專家、大學者，雖然我們未曾謀面，但你的大名我卻如雷貫耳啊！當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我在請中國共產黨人到我們西北軍講政治課、當黨代表時，就曾想到了你。我記得在武漢時特地與李書城先生說過這件事，他也答應過我去請你的大駕，因為他告訴我，說他胞弟和你是老朋友了，可後來由於各種原因，我的願望未能實現。”

李達連忙說：“馮將軍，快別這麼客氣了！我也一樣，是慕你的大名而來的。當年在武漢時，書城先生是和我說起過這件事，他胞弟李漢俊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和我一起留學日本，後來又在上海一起幹革命。那年李漢俊在武漢，我去他哥哥家時，書城先生說將軍是一個正義感很強而且又酷愛學習的人，當時我的確也想認識將軍你，但後來是你那位‘結拜’兄弟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在我們共產黨人的背後舉起了屠刀，我被作為‘著名共匪’而遭通緝，我怕連累將軍你，實在是對不起將軍啊！”

馮玉祥聽後連連擺手，說：“好啦，往事不堪回首，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別提啦！今天能請到你這位大學問家、大哲學家，我算三生有幸啦！”

馮玉祥一邊請李達坐下，一邊說：“鶴鳴兄，那次雖然沒有請動你，但後來你的大作我卻讀了不少，如《現代社會學》、《社會之基礎知識》、《民族問題》、《中國產業革命史觀》等，有的我還專門推薦給我的部下看過，寫得好！說到了中國問題的點子上。”

李達慢慢喝了一口茶，笑著說：“那是將軍你過獎了，我們做學問的，就是把一些疑難問題簡單化、通俗化、大眾化。”

這時，送李達到泰山的上海地下黨的同志說：“馮將軍，在接到你的邀請之前，鶴鳴先生也接到了他在南京任職的老朋友谷正倫的邀請，要他到南京為他當顧問，並許諾月薪1000塊大洋，但被鶴鳴先生拒絕了。先生說，給劊子手當顧問，真是不把人當人，月薪1000塊大洋我也不幹！”

馮玉祥聽後哈哈大笑，連連說：“鶴鳴先生，有骨氣，我佩服你，你的人格和你的學問一樣，都值得我學習。但是，我話可說在前面，我是一個被那位‘委員長’打入‘另冊’的窮將軍，可開不出月薪1000塊大洋啊！”

李達忙答：“兩回事，兩回事！給將軍講課，我不收分文，只要管飯就行！”

說完，李達和馮玉祥都笑了起來。

最後，馮玉祥告訴李達：“你的課除了我這個學識水平低的‘武人’聽外，還有跟隨我多年的一些副官、隨從聽，大家的水平參差不齊，你就結合我們當前國際國內的實際，根據我們的實際水平授課吧！”

李達答應儘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李達為馮玉祥講學，不僅僅是講課本知識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說服馮玉祥站出來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政策和主張。經過李達兩個多月的講學，特別是講授列寧哲學和唯物史觀，對馮玉祥後來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的轉變有著重要的影響，使其從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後來多次對他的朋友和部屬說：“我們只能前進，不能回顧；只能開新，不能復舊。”正是這次聽了李達的講學後，馮玉祥書寫了16個剛勁有力的正楷大字“若不相信辯證唯物論則我民族不能復興”，並找專人刻在一塊石碑上，矗立在泰山普照寺上端的密林深處。這16個大字不僅是馮玉祥在泰山讀書，尋求救國真理，實現思想飛躍的標誌，而且也可以說是李達給馮玉祥這位舊軍人出身的愛國主義者以深刻思想影響的最有力的見證。

後來，馮玉祥在《我的讀書生活》一書中，回憶到這一段與李達的交往時，曾深情地說：李達為我講授列寧主義，他講得非常好，每到他講課時，我就高興得不得了，想著自己是一個大兵出身，現在能有這樣的專家、學者來為我講授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這真是過去做夢也沒有想到的。讀書，我覺得就像我們吃甘蔗一樣，越嚼越甜，而且越讀眼越亮，心越寬，因為我所讀的書，不是一般騷人雅士讀來開心的書，而是救國救世界的革命理論，而是20世紀最進步的思想學術，而是歷史上的寶貴教訓——這些書可以使我洞悉過去，認識現在，預見將來，可以使我不錯走道路，可以使我的意志更加堅定，使我時時刻刻前進。李達，不僅知識淵博，而且講課態度誠懇，為人謙遜，是一位真正的為真理而奮鬥的戰士！

張家口長談：李達的一席話使馮玉祥下定抗日決心

泰山兩個月的講學很快就結束了，李達在友人的幫助下於當年8月到了北平，應邀擔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中國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同時還兼任朝陽大學等校教授。

1933年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加大了對中國的侵略。繼強佔我東三省之後，又佔領了有華北門戶之稱的熱河省和察哈爾省的北部，並對我華北腹地虎視眈眈。所有這一切，對一貫抗日救國的愛國將軍馮玉祥來說，無疑是一次次沉重的打擊。恰好在這時，他應老部屬之請求，從泰山到了已處抗日最前線的張家口。

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馮玉祥再次邀請李達到張家口講學。

於是，北平地下黨組織立即找到李達，要他答應馮玉祥的請求，到張家口為其講學，做馮玉祥的統戰工作，說服他聯共抗日。

1933年5月，李達受黨的委託從北平到張家口講學。老朋友見面後，兩人格外高興，馮玉祥熱情地說：“這次請你來還是請給我講講哲學，主要是講講辯證邏輯。最近我對列寧的辯證邏輯很感興趣，也看了一些書，但由於我才疏學淺，有許多地方看不懂，只好又麻煩你來給我釋疑解惑了。當然，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下目前的局勢，想聽聽你的高見。”

李達說：“馮將軍，西北軍具有愛國傳統，你們在這亡國滅種的緊要關頭，一定要挺身而出。我聽說你的舊部要求抗日的呼聲很高啊！”

馮玉祥會心地笑了笑，說：“是啊，他們幾次找我，說要我出來牽這個頭，我正愁如何開展呢？”

李達試探著問：“聽說你不是準備聯絡蘇聯一起抗日嗎？”

　馮玉祥見李達的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也就不再掩飾地回答：“舉起抗日大旗，蔣介石目前肯定不贊成，如果沒有人支持，沒有後臺，單憑我和我的舊屬是支撐不起的，所以我想聯絡蘇聯一起抗日。”

李達點了點頭說：“聯合抗日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現在看你是如何聯法。我認為，聯合蘇聯抗日沒有錯，但必須先聯共，只有通過C.P才行，抗日才能取得勝利。”

李達說的“C.P”，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簡稱。

馮玉祥說：“先生為什麼這樣認為，是不是因為你曾是C.P的創始人？”

李達淡淡一笑，說：“不完全是。馮將軍你是知道的，說聯合蘇聯抗日，似乎有些難，因為彼此相距這麼遠，中國有句古語，叫做遠水解不了近渴，何況又不知道蘇聯目前的情況究竟怎麼樣。而C.P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東三省後，立即以大局為重，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作出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和《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號召各黨各派各武裝力量拋棄前嫌，聯合起來，一致對外，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戰。所以，聯合C.P共同抗日，可以說是最現實的選擇！”

說到這裡，李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馮玉祥則略有些擔心地說：“鶴鳴先生，你知道自1927年4月後，我站在蔣介石一邊，參加了對C.P的‘圍剿’，C.P真的會對我拋棄前嫌嗎？真的會支持我舉起抗日的大旗嗎？”

　李達聽後立即解釋說：“馮將軍，去年5月在泰山講學時，我記得曾和你說過，人家C.P早就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向世人公開表明：在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武裝人民等3個條件下，願意同全國任何派系軍隊，訂立抗日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你馮將軍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對此，C.P在許多場合表達了對你抗日主張的讚賞，請將軍打消顧慮，帶領你的部隊，緊緊和C.P聯合起來，共同抗擊帝國主義的入侵。”

對於李達的回答，馮玉祥非常滿意:“鶴鳴先生，太感謝你了。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有你這一席話，我心裡的一些疙瘩基本解開了。請你轉告C.P，讓他們派人來協助我共同舉起抗日大旗。”

當晚，李達根據與馮玉祥的交談，寫了一封信給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負責同志，要他們立即派人與馮玉祥商談抗日事宜。同時，也詳細談了談如何化解馮玉祥存在的疑慮的問題。

北平地下黨組織根據李達的彙報，再次分析了馮玉祥的態度和存在的種種疑慮，立即委派張慕陶等人到張家口與馮玉祥商談了3天3夜，最後達成了初步協議。

誰知北平地下黨派往馮玉祥處做說服解釋工作的同志，由於工作細節不注意，沒有正確地貫徹黨的指示精神，搞了一些“左”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馮玉祥的不滿，並由此對我黨的誠意表示懷疑。北平地下黨組織得知這一消息後，再次派李達前往張家口，進一步做馮玉祥的說服解釋工作。

　李達到了張家口後，從多方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合作抗日的誠意，並代表北平地下黨組織檢討了在這方面工作的失誤。馮玉祥從李達兩次奔走於北平與張家口之間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是實實在在聯合一切黨派、團體共同抗日的，所以從思想上徹底消除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願意在張家口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接著，馮玉祥同他的部屬方振武、吉鴻昌一道，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司令，豎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公開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對抗。

面對逆境：李達與馮玉祥肝膽相照，共度時艱

20世紀30年代，北平同上海一樣，也是被白色恐怖籠罩著。蔣介石把他親侄子蔣孝先任團長的憲兵三團調到北平，專門對付共產黨人和革命進步人士。這時候的李達，處在非常困難時期，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又是當時北平位居首位的“紅色教授”，所以國民黨特務和憲兵三團對他實行了全天候的“盯梢”、監視和跟蹤。

1936年1月，馮玉祥以蔣介石必須答應抗日為條件，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掛了一個副委員長的空銜。他以此為平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老朋友李達的“保護傘”，只要李達提出要求，馮玉祥總是有求必應。1935年7月，南京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承認日本在華北地區的特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成了這場反日反蔣運動的前哨和先鋒，李達更是成為抗日反蔣的中堅和核心人物。

對於李達的言行，國民黨特務“恨之入骨”，在威脅、恐嚇、監視無效的情況下，中統特務頭子陳立夫幾次密令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和法商學院院長白鵬飛，以“侮辱領袖”、“反對政府”等“罪名”解聘以李達為首的一批進步教授。

面對這一情況，李達和法商學院的幾個負責人及北平地下黨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討對付的辦法，一致認為必須設法保存法商學院這塊“紅色陣地”。與會者考慮到李達與馮玉祥的關係特殊，而此時馮玉祥已就任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雖然是一個空銜，但還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要李達以老朋友的身份找馮玉祥幫忙。當時，馮玉祥不在南京，而是在泰山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犧牲的烈士樹立紀念碑。於是，李達再次上泰山，找到了馮玉祥。說明來意後，馮玉祥二話沒說，就答應到南京找蔣介石陳述這個問題。

這時，蔣介石離開南京上了廬山，馮玉祥與李達、白鵬飛等人馬不停蹄地趕到廬山，面見蔣介石。蔣介石見馮玉祥與李達、白鵬飛這些文化界和教育界名人來找他，便想通過這件事拉些名人以裝門面。所以，當著馮玉祥、李達等人的面，蔣介石答應一定要教育部處理好這件事，並要馮玉祥做做工作，請李達和白鵬飛這樣一些名人、學者、專家到行政院當參事。馮玉祥把這件事告訴李達後，李達卻不冷不熱地說：“馮將軍，不是我李鶴鳴不給你這個面子，我的確不願與他蔣某人為伍。再說，我們一個窮教書的，哪知道做官啊！”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從來就是當面一套，背後另一套的，他當面對馮玉祥和李達等人說，學生的行動可以理解，應該以教育為主，背後卻一再指使南京政府教育部解散和肢解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將進步師生或者抓捕入獄，或者驅散回家。李達也因此失業，不得不回到湖南零陵老家暫時避難。

這時，李達居無定所，工作時有時無，生活十分拮据，而且妻兒子女長期不在身邊。1938年冬天，馮玉祥經廣西到重慶，路過桂林時，聽說李達受聘於廣西大學，立即要副官到廣西大學找到李達，兩人長談了一夜，主要是談國際國內形勢，馮玉祥對李達的看法和分析深以為然，於是又萌發了請李達講學的想法。其實這時候的馮玉祥更多的是對老朋友生活的擔憂，所以，他對李達說：“鶴鳴先生，桂林這裡也不安全，我現在在重慶有一個研究室，專門研究政治和國際國內形勢的，你能不能去幫助我的工作，一邊繼續給我講列寧哲學、辯證邏輯和社會發展史，一邊幫我主持研究室的具體業務？”

　李達知道，這是馮玉祥在以另一種方式幫助自己，心裡很是過意不去，但考慮到自己多次遭遇解聘，受到特務的監視和跟蹤，行動的確不便。如果到馮玉祥的研究室工作，至少在這些方面要好得多，所以，就答應了馮玉祥的邀請。

1939年1月，李達與馮玉祥一道經貴州到達重慶。李達和夫人王會悟及三個子女被安排住在重慶附近的佘家祠堂。在重慶期間，李達除主持研究室業務工作外，還為馮玉祥及其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知識，他主要是講授辯證邏輯，但更多時間是講授列寧的辯證法。李達備課、講課都非常認真，經常打著赤膊趕寫講稿，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深深感動了馮玉祥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據馮玉祥的隨身副官武紆生後來回憶：從1939年4月開始，李達每週給馮玉祥講一次唯物辯證法理論課，除馮玉祥外，聽課的還有祕書賴亞力，副官趙力鈞、周茂藩、武紆生等30餘人。李達講課深入淺出，理論聯繫實際，深受馮玉祥的稱讚。

在為馮玉祥主持研究室工作期間，李達還與賴亞力等共產黨員一道，繼續做馮玉祥的統戰工作。後來，馮玉祥之所以能始終如一地做到堅決反對蔣介石的投降、分裂、反共的政策，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贊成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可以說與李達做的統戰工作是分不開的。

李達在重慶期間，作為馮玉祥最尊敬的客人，受到最高的禮遇。每兩個月馮玉祥便要祕書賴亞力給李達送去200塊銀元，以作李達一家人的生活補貼。後來，因為看不慣蔣介石那一套搞法，李達認為重慶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決定辭去馮玉祥研究室工作，離開重慶另作打算。他離開重慶前曾坦然對馮玉祥的副官武紆生說，我要到一個新環境去從事講學和理論研究與寫作，並創造條件，開辦一個書店或創辦一個刊物，然後再版我的《社會學大綱》，譯著《法理學大綱》等著作。

1939年深秋時節，李達終於辭別了馮玉祥，隻身離開重慶前往廣西桂林。離開重慶前，李達給馮玉祥留下一封充滿感情的信。後來，據曾看過這封信內容的李達的好友鄧初民回憶：李達給馮玉祥的信寫得非常有感情，對將軍的讀書和為人表示欽佩，希望將軍為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多作貢獻。馮玉祥讀過李達的信後，深有感觸，並在信的邊上寫下了許多批語，認為李達提出的許多建議是箴言寶典，使其終生受用。

作者：唐春元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