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作海 視覺中國供圖
記者留意到，蒙冤者賠償金被騙並非孤例，如何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系一個後續課題
5月30日，中國傳統的端午節，趙作海在河南商丘一個出租屋裡，吃著某家媒體帶給他們的粽子，接受了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的採訪。歷盡喧囂後迴歸平靜，遠離曾經生活過的村子，沒有任何親友在旁，也沒有任何一個子女打來電話。
記者 溫建敏 實習生 陳曉玥
十六年前，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農民趙作海因故意殺人罪而入獄，關押11年後，“死者”突然現身，此案隨後轟動全國。2010年5月9日，趙無罪釋放，隨後獲賠65萬元。然而，不到四年時間，除了給大兒子蓋樓及部分借給親友，趙作海的賠償金全部被傳銷和投資公司騙光，現在他靠在法院抄水錶維持生計。
無獨有偶，另一位獲國家賠償的陳滿，也爆出被騙100萬元。
“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拿錢去亂投資，這方面不能做趙作海。”也曾獲得國家賠償的羅開友說。
A.65萬賠款已花光
記者的採訪一開始並不順利，李素蘭堅拒採訪，而沒有李素蘭，記者的電話根本到不了趙作海手上。而此前的幾年，出獄後的趙作海一直是媒體的焦點，被稱為最“能折騰”的蒙冤者，因公民代理、深陷傳銷、擔保騙局等事件一次又一次成為新聞人物。
而最新一次的大規模報道是“趙作海65萬賠款被騙光”、“趙作海妻子欲離婚”。
2012年7月，趙作海陷入寧夏傳銷組織，損失17萬餘元。2014年10月，趙作海和妻子投資的商丘一家汽車投資理財擔保公司“資金鍊出現問題”，停止了向他們返還利息，夫妻兩人幾年來陸續投資的40餘萬元本金也無法取回。
問及被騙的經歷，趙作海似乎已經釋然，不願回憶，“被騙的又不是隻有我一個”。
但李素蘭卻跟丈夫有不一樣的看法：“如果當時那些敗類沒把趙作海拉去坐牢，那個大好時光他能不掙錢嗎？人家（跟趙作海同時期的人）那時候的都當了大老闆。”
“現在日常家庭收入都怎麼來的呢？”記者問。
“那不是高院院長（張立勇）看咱沒有經濟來源了，就給安排了個工作。”李素蘭說。
“現在住的出租屋的租金、水電費還是法院那邊出的是吧？”
“這個細節你別再瞭解了。我不會跟你說了。”
B.高院安排了工作
“上海有個小妮兒給我報道惹出來的是非太多了，從此我就不想再接受這些記者的採訪了。”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瞭解到，李素蘭所稱的“麻煩”，是媒體報道兩人被騙光65萬賠款，河南省高院繼續給予援助免費提供住所，提供輕鬆的抄表工作，引來大量非議，認為兩人不勞而獲，甚至指責趙的妻子是騙錢的“罪魁禍首”。
趙作海說，媒體報道他一個月只需上班一天的說法不準確，“禮拜一到禮拜五上班”，但兩人均不願對此做詳細迴應，生怕再惹是非。
相對妻子的埋怨與強勢，趙作海顯得寡言。
據悉，趙作海現在與親友基本不聯繫，幾個子女也再無往來。2010年，趙作海出獄後，為大兒子結婚花了近十萬塊。後來，大兒子揹著他從存摺上取走了14萬元。“錢沒了我也不可以告他，不能因為國家賠的錢再把兒子送進去。”趙作海說。2012年，趙作海搬出村裡。
“誰我也不聯繫。”趙作海說。
而與記者交流的過程中，趙作海不斷提到感謝河南省高院，表示對現在的工作很滿意。
C.賠償款多被騙掉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瞭解到，花完被騙完賠償金，被迫離群索居，並非趙作海一人之遭遇。今年2月底，另一位獲賠者陳滿，在拿到用23年的牢獄之苦換來的275萬賠償金後，被爆掉進維卡幣騙局，被騙100萬。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回訪多位獲得國家賠償的當事人後發現，不少手握賠償款的獲賠者都有“被騙”的經歷。
“領到賠償款後，一些很熟和不太熟的親友就登門介紹‘項目’，說這些錢很快就會坐吃山空，‘錢能生錢’才能長久，因為是熟人，確實不好拒絕。”獲得國家賠償的當事人劉成（化名）說。
“其實更多的是‘人情騙子’，打著借錢救急的旗號，多半是親友，因為當年對家裡曾有過幫助，也不好撕破臉，結果借完錢後再也不提還錢了。”一位當事人說。
媒體觀察
獲賠資金成騙子眼中肥肉
孫旭陽是採訪趙作海次數最多的媒體記者，在他看來，趙作海守不住國家的賠償金，幾乎是必然的。
“從趙作海到陳滿，國家賠償金被騙，在我看來並不偶然。古語道‘悖入悖出’，無論趙作海的60多萬元國家賠償，還是陳滿的275萬元，都並非來自正常的財富積累——趙作海稱之為‘捱打錢’。這兩筆‘捱打錢’遠超趙陳所在圈層的平均財富，也沒有專業人士和機構幫助其打理，守財之難，並不亞於幼兒園小朋友拎著等額的現金招搖過市”。
孫旭陽認為，造成這類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多年牢獄生涯，讓他們與現實嚴重脫節。“趙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採訪中，他也更習慣於訊問式的對答。監獄內高強度無死角的監控管理，以及單調的人際交流，無疑會損害重刑犯們的社會功能。近年來，各地監獄都開始重視刑滿釋放人員融入社會的難題，但一個月至三個月的出獄培訓，並不足以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脫下他們的囚服”。
孫旭陽表示，多年服刑人員重新回到社會上，會比普通人員好騙得多。趙作海和陳滿又持有大額的國家賠償，支付能力很可觀，被各種騙局輾轉尋上門來，自是必然。在出獄者重新社會化的過程中，按理說應該獲得親友們的幫助。然而很可悲，大額的國家賠償會成為他們獲助的障礙。陳滿“投資”維卡幣的經過顯示，他並沒有讓家人代管或監督國家賠償金的使用。陳滿大哥陳億則表示，那275萬元都由陳滿保管，家人經常提醒他防騙，他則一直讓家人“放心”。
孫旭陽稱，在數年對趙作海的跟蹤報道中，他也曾呼籲有關部門加強對冤獄歸來者的幫扶和指導，不能一賠了之。
實際上，媒體的報道對冤案獲賠者也有棒喝作用。四川殺前妻冤案當事人羅開友，冤屈平反後，他依法獲得兩筆賠償金，共計147萬元。拿到賠償金後，趙作海的賠償金被騙光消息傳來。“我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拿錢去亂投資，這方面不能做趙作海”。
專家聲音
幫助獲賠者儘快融入社會
廣東省律協行政法委員會主任何富傑表示，獲賠者後續的生存狀況不屬於國家賠償的範圍，建議對這類蒙冤者由社工提供協助。
“這個不屬於國家賠償的範圍，後續如果生活有困難的話就屬於民政救助方面的。”對於獲賠者後續的生存狀況問題，何富傑認為：“國家賠償法規定得很明確，根據獲賠者被關押的時長和當年的人均工資計算出賠償數額，加上精神損害，確定一個總的賠償數額，除此之外，法律並沒有規定其他的補償方式。”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問：“像陳滿、趙作海這樣出獄獲賠但被騙子盯上，不久就被騙光賠償的案例，您覺得這樣的事件問題出在哪？”
何富傑說：“他們關在監獄裡面那麼久，而社會又發展這麼快，出來不適應，這是很現實的情況。像趙作海這樣全國關注的案子，法院能夠給他一份保底的工作還不錯，有的人按照國家規定就只能拿到一筆賠償。根本上當然是國家完善制度，減少這些冤假錯案，但是說更好的辦法確實有點難，因為依據法律確實國家已經做到了賠償。”
對於之前有人提出國家要完善對蒙冤者的賠償方法和救助制度，何富傑認為：想法是好的，但是這個制度需要大家的呼籲，才能夠建立起來。這個制度從呼籲到建立再到真正能夠實施這個過程可能比較長。現實可行的方法看社工能不能介入其中，起到一些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幫助他們儘快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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