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玩微信，給我的感覺，微信就是魔鬼營。裡面什麼東西都能看到，你在微信裡看到的東西咋看都是真的，但你卻不敢去相信。只要你信了，很快就會證明你錯了。
就拿前幾天看到的一篇文章來說，它裡面有幾句話挺嚇人。說北京這個大都市，全靠人在撐著，一旦沒有了人，不用三十年時間，就是雜樹叢生，一片荒蕪；不用三百年時間，將是豺狼虎豹的樂園；如果三千年沒有人，這裡將難見到人類文明的蹤跡。
看了之後讓我打了一個寒顫，就彷彿自己一下子置身於三千年沒有人煙的北京城了。等我從手機上抬起頭，發現京城仍是一派繁榮。
這篇文章是建立在假設和想象上的，因為世上不可能沒有人，只要世界有人北京就有人，就不會出現它說的那種原始狀態。
文章中說的如果北京沒有人了，只是如果，果真是那樣也肯定是天災人禍，星球相撞之類的。
但二十三年前我租住過的北京六郎莊，卻是真的沒有了。，現在的北京人，已經沒有人再說去六郎莊了，因為我租住過的六郎莊變成了今天的海淀公園。 每當聽誰說去海淀公園的時候，我這腦海裡立馬就會想到六郎莊，因為海淀公園就是在拆遷了的六郎莊的原址上建起來的。
我住的遠大路和我上班的地方蘇州橋，與海淀公園的距離，形成了一個等腰三角形。在這麼近的距離上，我除了從單位到小區，便很少去海淀公園走動，但我常從那裡路過。每當走到海淀公園，我從沒有把它當成是公園，在我心目中它就是六郎莊，並且是我曾經住過的六郎莊。因為我曾在我住過的六郎莊留下過兩瓶小二鍋頭，所以每次走到海淀公園我就能聞到那二鍋頭的醇香。
我本不善飲酒，但我住進六郎莊那間石棉瓦搭的臨時房時，我的隔壁又住進了一個人，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北喬。他的本名叫朱鋼，北喬是後來的筆名。那時候他還是武警徐州支隊的一名宣傳股長，出過兩本書，卻沒有多大名氣，是因為寫了一篇《生日的紅蠟燭》，在武警部隊引發了一場關於過生日的大討論，而引起了雜誌社總編李訓舟和副總編周廣庭的注意，先將他抽調出來赴深圳支隊採寫稿件，後留在雜誌社幫助工作，留下他的用意非常明顯。
朱鋼一米七幾的個頭，精瘦，皮膚黝黑，臉上有幾顆黑痣，笑起來充滿南方人的敞亮，走起路來軍人的標準不是很嚴格，但滿腦子軍事術語。朱鋼善寫，寫新聞，寫小說，寫散文，對佳能或尼康相機異常精通，能拍出極像樣的新聞圖片，時有發表。朱鋼善談，尤其善談文學，在我的認真傾聽下他滔滔不絕地一談就是半天，然後很謙虛地說“你是大詩人，在你面前談文學我是班門弄斧了”。其實他知道他的每一句話我都在認真的聽，他有太多文學的感想，需要傾訴，這傾訴需要有一個對象，我就非常合適，因為我從不打斷他的話，也從不質疑他的觀點。
當時我的屋裡有一箇舊書櫃，裡面裝滿了詩歌之類的圖書，我那書他都不看，但他常站在書櫃前不經意地抽出一本書，然後就開始談書。那時候我已正式調進雜誌社，沒有了“出路”這一最大的後顧之憂。聽他談文學不是做個樣子，而是對他由衷的佩服，比如他能指出我的作品存在的問題，能指出某篇作品好在何處，並能從中說出我沒想到過的那層意思。從這點看他就是個天生的評論家。不久後我的新書《男兵女兵》出版，就請他給我寫一篇書評，他謙虛地說從沒寫過評論，我說就把你說的寫出來就行。後來他果然寫了，且寫得深刻而又文采飛揚，多家報刊都進行了刊登。
他說這篇評論是他的評論處女作，是從我的一本書開始的，也是從六郎莊開始的，因為他也忘不了六郎莊的日日夜夜。就是在六郎莊的無數個徹夜交談中，他對我的創作歷程和心路歷程都摸得一清二楚了。
到了2006年的時候，我被調任武警部隊唯一的文學期刊《橄欖綠》當主編，朱鋼以北喬為筆名在文學圈已聲名鵲起，我頂著各方壓力為他在刊物上開了一個專欄，每期給他六個頁碼寫武警部隊作家論，把武警部隊的作家全論了一遍，幾年後這些評論被他以《貼著地面的飛翔》為書名出版。
他的作家論裡我認為寫我的那一篇是最成功的，因為他對我的寫作方式、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都研究透了。而這研究都是在六郎莊我們一起喝著小二鍋頭的日子裡，一點一滴記下的。
我們在六郎莊住的是一排十來間的那種石棉瓦房子，我的房間和他的房間只隔著一堵空心牆。作為搞文字工作的，一般都是晚上在自己屋裡伏案寫作，可我們住的石棉瓦小屋裡，夏天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冬天更是沒有暖氣，我們是在用三十多歲的體溫，調節著北京冬天和夏天的冷暖。這是需要巨大毅力的，特別是到了冬天的夜晚，只有交談才能暫時忘掉貓咬一樣的寒冷。忘不掉時他就會來到我的屋裡，拿出二鍋頭來喝兩口，用那五十六度的酒精來提提神。
善飲者吮著一根鐵釘能喝半斤白酒，我倆均不善飲。每次都會弄一包花生米，或是一包榨菜，一人一瓶小二鍋頭，還煞有介事地倒在兩個茶缸裡，一人一缸碰著喝。不消一會，倆人都喝得面紅耳赤。但酒也不空喝，話也不空談，聊著聊著就又聊到了寫作上。
我很快就在單位分到了房子，搬離了六郎莊。當時房間裡有兩瓶沒喝的小二鍋頭，我沒有帶走，因為朱鋼還住在六郎莊。
朱鋼又在那裡小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為六郎莊要整體拆遷，改造成海淀公園，那些民房和臨時出租房，都被拆掉了。加上老總編退休，朱鋼最終沒能調進雜誌社，而是上了我最嚮往而始終無緣去上的解放軍藝術學院。在這裡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飛躍期，他出版的《營區詞語》成了軍事散文的經典，一時被大家所傳看。文學創作的成就使他作為特殊人才被調進了武警森林學校，順利進入了他嚮往的首都北京。
我一直認為部隊是個培養人的地方，因為有很多人才都是在部隊這個大熔爐裡鍛煉出來的。但部隊又是個流動性非常強的地方，俗語說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就是真實寫照。在部隊鍛鍊成才的朱鋼，和眾多部隊才子一樣，後來也脫下心愛的軍裝離開了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他被安置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作為文學作家，進這樣的單位無疑是最合適的。但給他的分工卻是辦公室副主任，這個崗位不是以文學創作為主要職責，看來領導看重更多的，不是他的文學成就，而是他在部隊的帶兵經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甘肅臨潭打來的電話，話筒裡傳出的聲音卻是朱鋼，這時我才知道他去基層掛職當了臨潭的副縣長。
我開玩笑說副縣長就不用講文學創作了吧?他說副縣長要經常下基層，從縣裡到鄉里路途遙遠，坐在車裡望著高原的山野草地，心中就有了詩意。他表達詩意的方式是攝影和寫詩，說寫了一批詩歌讓我給他提提意見。
以前從來沒有聽他說過要寫詩，看來環境不但能改變人，還能改變創作的形式。因為不久後他的第一本詩集《臨潭的譚》正式出版，從這本詩集裡，我讀出了他對藏區高原深深的愛。這愛是發自內心的，因為那詩句不是人云亦云的空喊，那是從靈魂中抽出的一根根情絲，然後交織的讚美與拷問。
等我後來再路過六郎莊的時候，我仍會聞到當年那小二鍋頭的醇香，從眼前這片茂密的花草樹木間飄出，酒的醇香與花的醇香融合，使北京的四季都有了濃濃的詩意。
六郎莊那石棉瓦搭起的房屋，本身就是臨時的，我們在那小屋裡租住，本身也是臨時的。，這讓我想到我們生在世上，本身也是臨時的。只有心中對文學的情、對親人的愛、對朋友的牽掛，是恆久不變的。
我們約定等他完成縣長的使命回京，我為他接風，還是一人一瓶小二鍋頭。
作者簡介
這幾年玩微信，給我的感覺，微信就是魔鬼營。裡面什麼東西都能看到，你在微信裡看到的東西咋看都是真的，但你卻不敢去相信。只要你信了，很快就會證明你錯了。
就拿前幾天看到的一篇文章來說，它裡面有幾句話挺嚇人。說北京這個大都市，全靠人在撐著，一旦沒有了人，不用三十年時間，就是雜樹叢生，一片荒蕪；不用三百年時間，將是豺狼虎豹的樂園；如果三千年沒有人，這裡將難見到人類文明的蹤跡。
看了之後讓我打了一個寒顫，就彷彿自己一下子置身於三千年沒有人煙的北京城了。等我從手機上抬起頭，發現京城仍是一派繁榮。
這篇文章是建立在假設和想象上的，因為世上不可能沒有人，只要世界有人北京就有人，就不會出現它說的那種原始狀態。
文章中說的如果北京沒有人了，只是如果，果真是那樣也肯定是天災人禍，星球相撞之類的。
但二十三年前我租住過的北京六郎莊，卻是真的沒有了。，現在的北京人，已經沒有人再說去六郎莊了，因為我租住過的六郎莊變成了今天的海淀公園。 每當聽誰說去海淀公園的時候，我這腦海裡立馬就會想到六郎莊，因為海淀公園就是在拆遷了的六郎莊的原址上建起來的。
我住的遠大路和我上班的地方蘇州橋，與海淀公園的距離，形成了一個等腰三角形。在這麼近的距離上，我除了從單位到小區，便很少去海淀公園走動，但我常從那裡路過。每當走到海淀公園，我從沒有把它當成是公園，在我心目中它就是六郎莊，並且是我曾經住過的六郎莊。因為我曾在我住過的六郎莊留下過兩瓶小二鍋頭，所以每次走到海淀公園我就能聞到那二鍋頭的醇香。
我本不善飲酒，但我住進六郎莊那間石棉瓦搭的臨時房時，我的隔壁又住進了一個人，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北喬。他的本名叫朱鋼，北喬是後來的筆名。那時候他還是武警徐州支隊的一名宣傳股長，出過兩本書，卻沒有多大名氣，是因為寫了一篇《生日的紅蠟燭》，在武警部隊引發了一場關於過生日的大討論，而引起了雜誌社總編李訓舟和副總編周廣庭的注意，先將他抽調出來赴深圳支隊採寫稿件，後留在雜誌社幫助工作，留下他的用意非常明顯。
朱鋼一米七幾的個頭，精瘦，皮膚黝黑，臉上有幾顆黑痣，笑起來充滿南方人的敞亮，走起路來軍人的標準不是很嚴格，但滿腦子軍事術語。朱鋼善寫，寫新聞，寫小說，寫散文，對佳能或尼康相機異常精通，能拍出極像樣的新聞圖片，時有發表。朱鋼善談，尤其善談文學，在我的認真傾聽下他滔滔不絕地一談就是半天，然後很謙虛地說“你是大詩人，在你面前談文學我是班門弄斧了”。其實他知道他的每一句話我都在認真的聽，他有太多文學的感想，需要傾訴，這傾訴需要有一個對象，我就非常合適，因為我從不打斷他的話，也從不質疑他的觀點。
當時我的屋裡有一箇舊書櫃，裡面裝滿了詩歌之類的圖書，我那書他都不看，但他常站在書櫃前不經意地抽出一本書，然後就開始談書。那時候我已正式調進雜誌社，沒有了“出路”這一最大的後顧之憂。聽他談文學不是做個樣子，而是對他由衷的佩服，比如他能指出我的作品存在的問題，能指出某篇作品好在何處，並能從中說出我沒想到過的那層意思。從這點看他就是個天生的評論家。不久後我的新書《男兵女兵》出版，就請他給我寫一篇書評，他謙虛地說從沒寫過評論，我說就把你說的寫出來就行。後來他果然寫了，且寫得深刻而又文采飛揚，多家報刊都進行了刊登。
他說這篇評論是他的評論處女作，是從我的一本書開始的，也是從六郎莊開始的，因為他也忘不了六郎莊的日日夜夜。就是在六郎莊的無數個徹夜交談中，他對我的創作歷程和心路歷程都摸得一清二楚了。
到了2006年的時候，我被調任武警部隊唯一的文學期刊《橄欖綠》當主編，朱鋼以北喬為筆名在文學圈已聲名鵲起，我頂著各方壓力為他在刊物上開了一個專欄，每期給他六個頁碼寫武警部隊作家論，把武警部隊的作家全論了一遍，幾年後這些評論被他以《貼著地面的飛翔》為書名出版。
他的作家論裡我認為寫我的那一篇是最成功的，因為他對我的寫作方式、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都研究透了。而這研究都是在六郎莊我們一起喝著小二鍋頭的日子裡，一點一滴記下的。
我們在六郎莊住的是一排十來間的那種石棉瓦房子，我的房間和他的房間只隔著一堵空心牆。作為搞文字工作的，一般都是晚上在自己屋裡伏案寫作，可我們住的石棉瓦小屋裡，夏天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冬天更是沒有暖氣，我們是在用三十多歲的體溫，調節著北京冬天和夏天的冷暖。這是需要巨大毅力的，特別是到了冬天的夜晚，只有交談才能暫時忘掉貓咬一樣的寒冷。忘不掉時他就會來到我的屋裡，拿出二鍋頭來喝兩口，用那五十六度的酒精來提提神。
善飲者吮著一根鐵釘能喝半斤白酒，我倆均不善飲。每次都會弄一包花生米，或是一包榨菜，一人一瓶小二鍋頭，還煞有介事地倒在兩個茶缸裡，一人一缸碰著喝。不消一會，倆人都喝得面紅耳赤。但酒也不空喝，話也不空談，聊著聊著就又聊到了寫作上。
我很快就在單位分到了房子，搬離了六郎莊。當時房間裡有兩瓶沒喝的小二鍋頭，我沒有帶走，因為朱鋼還住在六郎莊。
朱鋼又在那裡小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為六郎莊要整體拆遷，改造成海淀公園，那些民房和臨時出租房，都被拆掉了。加上老總編退休，朱鋼最終沒能調進雜誌社，而是上了我最嚮往而始終無緣去上的解放軍藝術學院。在這裡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飛躍期，他出版的《營區詞語》成了軍事散文的經典，一時被大家所傳看。文學創作的成就使他作為特殊人才被調進了武警森林學校，順利進入了他嚮往的首都北京。
我一直認為部隊是個培養人的地方，因為有很多人才都是在部隊這個大熔爐裡鍛煉出來的。但部隊又是個流動性非常強的地方，俗語說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就是真實寫照。在部隊鍛鍊成才的朱鋼，和眾多部隊才子一樣，後來也脫下心愛的軍裝離開了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他被安置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作為文學作家，進這樣的單位無疑是最合適的。但給他的分工卻是辦公室副主任，這個崗位不是以文學創作為主要職責，看來領導看重更多的，不是他的文學成就，而是他在部隊的帶兵經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甘肅臨潭打來的電話，話筒裡傳出的聲音卻是朱鋼，這時我才知道他去基層掛職當了臨潭的副縣長。
我開玩笑說副縣長就不用講文學創作了吧?他說副縣長要經常下基層，從縣裡到鄉里路途遙遠，坐在車裡望著高原的山野草地，心中就有了詩意。他表達詩意的方式是攝影和寫詩，說寫了一批詩歌讓我給他提提意見。
以前從來沒有聽他說過要寫詩，看來環境不但能改變人，還能改變創作的形式。因為不久後他的第一本詩集《臨潭的譚》正式出版，從這本詩集裡，我讀出了他對藏區高原深深的愛。這愛是發自內心的，因為那詩句不是人云亦云的空喊，那是從靈魂中抽出的一根根情絲，然後交織的讚美與拷問。
等我後來再路過六郎莊的時候，我仍會聞到當年那小二鍋頭的醇香，從眼前這片茂密的花草樹木間飄出，酒的醇香與花的醇香融合，使北京的四季都有了濃濃的詩意。
六郎莊那石棉瓦搭起的房屋，本身就是臨時的，我們在那小屋裡租住，本身也是臨時的。，這讓我想到我們生在世上，本身也是臨時的。只有心中對文學的情、對親人的愛、對朋友的牽掛，是恆久不變的。
我們約定等他完成縣長的使命回京，我為他接風，還是一人一瓶小二鍋頭。
作者簡介
張國領，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豐臺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原《橄欖綠》主編、《中國武警》主編，武警大校警銜。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斷想》，詩集《綠色的誘惑》、《血色和平》、《銘記》《千年之後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歡歌》等1１部，報告文學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張國領文集》十一卷。作品曾獲“冰心散文獎”，“解放軍文藝新作品獎”一等獎、“戰士文藝獎”一等獎、“中國人口文化獎”金獎、“群星獎”銀獎、《人民日報》文藝作品二等獎、“2009中國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詩人”等多個獎項。作品被收入《軍事文學年選》《我最喜愛的散文》《中學生課外精讀》等三十多種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