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外交傳統是如何形成的？

從內部視角看，俄羅斯外交確實受到一些結構性因素影響，並在相當長時期內對俄外交發揮重要影響。當然，這些因素並非一成不變，但又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
幾百年來在俄羅斯外交中一直髮揮作用的核心要素首推“帝國”因素。這裡的“帝國”，指的是擁有廣大的空間、統一和多樣性共存的治理模式。俄羅斯帝國的盛衰起落以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經歷過若干個歷史週期，每一個週期又聚合著異常豐富而又獨特的社會歷史內容。由於帝國形態的存在，導致俄在成為一個由不同種族地域集團構成的多元文化的國家和社會後，帝國的邊疆地帶不僅集中著在種族、文化、宗教和信仰方面都與俄羅斯民族有著顯著區別的其他地緣政治集團，而且也形成帝國與外部世界的地緣政治狀態處於流動性的特徵。而這必然導致俄外交在對外擴張的安全悖論中飽受折磨，至今，後蘇聯空間中幾個被凍結的衝突地區仍讓俄外交難以妥善處理。
——楊成（本文節選於《俄羅斯文明與外交》姚海 主編）

俄羅斯的“帝國”傳統

可以說，“帝國”傳統已經在俄羅斯成長的歷史長時段中慢慢沁入其基因和血液之中，在自身不斷與不同的文化類型相接觸和不斷拓展自己疆土的過程中，俄羅斯人逐步形成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心理空間。在此過程中，處於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世界橋樑的認同感和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代表的歸屬感。

俄羅斯的“帝國”傳統由來已久，可上溯至在16世紀時一種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重要的民族神話——“第三羅馬說”。這一學說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俄羅斯人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認知，顯現出民族價值觀體系中的核心理念，也使得此後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意識凝聚在莫斯科公國彌賽亞意識的象徵之下。此時此際，羅斯不僅是上帝真理所在之處，而且宣稱在空間上是新的世界帝國，在時間上將永恆不滅。莫斯科成為新的羅馬，世界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帝國的誘惑變成了“第三羅馬說”。18世紀的彼得改革開啟了俄羅斯歷史的“近代時期”。這首先是產生影響力和提出思想方向的俄羅斯啟蒙時代，也是俄羅斯帝國傳統得以塑造和整合的新時代。

彼得大帝堅定地自稱為“俄羅斯帝國”而非“羅斯”，稱人民為“俄羅斯人”而非“羅斯人”。他一方面迴歸古羅馬帝國的傳統，稱自己的祖國是“古希臘羅馬”（比如，他將國家機構的名稱變為古希臘羅馬的稱謂，“官階表”裡的稱謂也大多來自古羅馬。這使得俄羅斯民族語言有了古羅馬帝國的韻味，而聖彼得堡本身也是效仿羅馬威尼斯城設計的）；另一方面又排斥西方，試圖最終戰勝它：“在今後幾十年我們還需要西方，之後我們就該轉過身來用屁股對著它了。”在彼得大帝治下，囊括了東西方文化內容的新俄羅斯逐漸加強了原本就有的“俄羅斯就是全世界”的理念。

葉卡捷琳娜二世

德國人出身的葉卡捷琳娜二世自稱為“吉爾吉斯—愷撒汗國的女皇”。這個並不十分體面的稱謂實際上表達了某種含義：這位女皇不僅僅是西式開明君主，也是東方遊牧部落得以幸福的統治者。於是，她所統治的帝國也就成了歐亞大帝國，這裡既有拜占庭雙頭鷹的元素，又有遊牧部落的遺產，還有西方文明的啟蒙。在19世紀俄國再度確立“帝國”認同的過程中，顯現出兩種歷史的回溯：拜占庭和蒙古韃靼傳統。一方面，“在整個19世紀活躍的是人們關於拜占庭遺產的記憶，並且將其落實到文化之中，結果導致俄羅斯逐漸地脫掉了西方的外衣，恢復著被拜占庭傳統同化的集體無意識”。另一方面，人們又拾起了蒙古韃靼時代的遠古記憶：“歐亞派注意到，俄羅斯人本來可以消融在成吉思汗的帝國裡，可他們並沒有丟掉獨立性，而且未被同化和韃靼化，沒有失去其特性。儘管如此，莫斯科大公仍然成為成吉思汗的繼任者。”換言之，在19世紀末期，俄羅斯認同出現了新的趨勢，俄羅斯不僅僅是拜占庭的繼承人，也是成吉思汗帝國的繼承人，它繼承了西方的東方（拜占庭帝國）以及東方的西方（蒙古帝國）的遺產，成為真正的歐亞文化和歐亞帝國。這樣，從民族認同的文化源頭來看，地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帝國顯得既“獨一無二”，又“包羅萬象”。

俄羅斯的國旗，上面繪著一隻威武的雙頭鷹，正是羅馬帝國的標誌

可以說，“帝國”傳統已經在俄羅斯成長的歷史長時段中慢慢沁入其基因和血液之中，在自身不斷與不同的文化類型（比如斯堪的納維亞、拜占庭、蒙古韃靼、土耳其、日耳曼等）相接觸和不斷拓展自己疆土的過程中，俄羅斯人逐步形成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心理空間。在此過程中，處於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世界橋樑的認同感和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代表的歸屬感。正如俄國白銀時代的著名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指出的：“東西方兩股世界歷史洪流在俄羅斯碰撞且相互發生作用……俄羅斯堪稱一個完整的世界，就是一個碩大的東西方組合體，它就是兩個世界的紐帶。”也正是基於這種認同和歸屬感，從羅斯到俄羅斯帝國再到蘇聯，俄始終不認為自己處在世界的外圍，一直聲稱自己與所有他者乃至整個世界相互關聯。世界“大一統”從一開始就走進了俄羅斯認同之中，因此它在歷史進程中始終覬覦著世界中心的地位，面對各個彼此對立的他者，俄羅斯希望自己能夠擔當“橋樑”的重任，把世界共同體聯繫到一起。這也就意味著，它有能力克服東方和西方的矛盾而整合世界，能夠擔當起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任，這在本質上是一種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全球化”嚮往。

“帝國”因素的衍生

由“帝國”因素衍生出的文明、空間和現代化因素也對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外交起到了重要影響。

第一，文明因素。有關俄羅斯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目前俄羅斯國內外仍然在持續著幾個世紀以來的辯論。它是屬於歐洲、亞洲，抑或是介於兩者之間？它究竟是偏向東方，還是偏向西方，抑或是處於兩者之間的東西方文明結合部？俄國是世界歷史文明中的獨特類型，但折射於人類歷史發展的總的邏輯之中。這種文明特徵集中反映在俄國人對精神世界的關注，這也是俄羅斯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問題，成為俄國特殊的歷史性影響經久不衰的本原所在之一。事實上，正是因為俄國地處拉丁基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蘭文明三大文化傳統交匯處的地緣文化特徵，不僅使俄國外交政策具有歐洲的、拜占庭的和大草原的外交風格，而且使俄國曆代領導人都面臨一個難題，即如何發展一種意識形態來樹立對帝國的文化認同。俄羅斯大公及其既繼承者不得不採取實用主義的方式，從上述三大文化傳統中借用某些成分而又不能將自己的權力來源和範圍歸因於其中任何一個。

俄羅斯地圖

我們應該注意到，作為帝國的俄羅斯的特性在於帝國文化，而帝國文化的生命在於交往。文明因素對帝國的興衰如此重要，其根源在於它經常起作用的幾個重要向度：其一，民族因素。俄帝國是以俄羅斯族為統治民族的多民族帝國，與俄羅斯的興盛如影相隨的是對新民族的不斷征服與奴役，而民族壓迫本身就已經埋藏下了帝國衰亡的種子。其二，宗教因素。東正教是俄國人生活的基本要素，是其文明的核心，也是帝國文明的基礎。在帝國文明交往的過程中，宗教衝突和融合始終相伴相隨。從交往哲學上講，宗教衝突源於將己方奉為主體，將他方視為順從和受支配客體的“主—客”式的交往觀。殖民帝國把這種交往觀奉為對外擴張和統治的信條。

第二，空間因素。每一個帝國都是以自己國家為核心來展開與外界的接觸與交往。在這種接觸和交往中，必然會形成一個文化經濟發展水準、社會形態、民族心理、社會制度等各方面都比較接近的地區。正是在這個地區形成一個帝國交往的文化圈或文明區。地緣不單與民族的形成關係密切，而且與帝國之間的政治衝突和文明融合相伴相隨。各個帝國的異質文明，在相互交接或相互交叉的地區中，經常出現一種文明結合式的歷史景觀。在東北亞結合部，就有日、俄兩帝國的1904年戰爭，還有1930年代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中東地區從古到今結合式的歷史景觀中，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時時閃爍其間；存在於波羅的海到地中海、歐洲東部到烏拉爾山脈的廣大地區的諸帝國，扮演著世界上文明衝突與融合的眾多主體的歷史角色。而在俄國外交史中，廣闊的自然地理空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俄羅斯擁有的廣袤平原、肥沃土壤，茂密森林，莽茫草原，奔流江河，千里沃野，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既影響了俄國作為歐亞大國的物質性載體的發展，也推動著俄羅斯外交哲學的形成，並深刻影響著俄國外交的特殊歷程。

第三，現代化因素。俄羅斯對外關係的一個核心命題在於力求改變與西方長達數個世紀交往過程中顯現出來的相對落後性。正是這種相對落後性導致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演變為“一種時間性的空間關係”，即在大多數情況下，俄羅斯自認為本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相比程度上有差別，並被理解為爭取與西方趨同的時間性趕超關係。儘管這種趕超既積累於前現代化的準備階段，也體現於近四五個世紀俄國曆史演變的連續-中斷的發展節奏中，俄國外交在此問題上的作用還在於如何為俄羅斯克服自我機體的惰性與弊病，以及融入世界性的歐美現代文明浪潮中而服務。

此外，俄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在於其“錯位性”和“異向性”，即在現代化的不同階段以及下一步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向等原則問題上，俄各界始終存在深刻和由來已久的文化和思想分裂。正如俄羅斯哲學家葉拉索夫所說：“俄羅斯不存在這種文明的統一性。相互矛盾而又彼此排斥的價值取向的混合與交叉貫穿於它的整個文化生活，使整個國家不僅從階級階層，而且從信仰、教派和亞文化上四分五裂，由此產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保守派和革命派、白軍和紅軍、民主派和愛國派之間無休止的較量。”這一因素也影響著俄國的外交取向。

俄羅斯外交傳統主要訴求

追逐帝國地位的外交傳統派生出的兩個重大原則是：其一，要防止出現對俄國安全構成或可能構成直接威脅的國家和國家集團；其二，要應對主要威脅，就必須建立戰略縱深體系，在其他各個方向建立聯盟。這兩個原則實際上透露出俄國外交一個非常重要的祕密，即它善於運用“均勢外交”的手法，儘管俄不是均勢外交的發明者。

在“帝國”基因的指引下，由上述諸多因素引申而出的俄羅斯外交傳統主要表現為以下訴求。

第一，對帝國的孜孜追求。對俄羅斯而言，在過去500年裡，擁有一個龐大的帝國是它的首要象徵。中世紀時代，俄羅斯帝國的鐵騎橫跨歐亞。近代史上，俄羅斯是剷除歐洲革命、實現歐洲“和平與均勢”的憲兵。現當代史上，俄羅斯作為蘇聯的“棟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帝國傳統。可見，“帝國特性”不僅貫穿於18-19世紀的俄羅斯對外政策中，而且在蘇聯時期也以獨特的方式折射出它的印記，後冷戰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中也不時可以窺見“帝國外交”的不同面貌。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萊格沃爾德指出的，當代俄羅斯外交政策與昔日帝國的歷史難解難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俄本身就是一個帝國，“凡是一個帝國有的種種畸形和虛弱，它都有”；二是受帝國曆史的影響，俄羅斯不具備其他外交政策賴以存在的基礎。

追逐帝國地位的外交傳統派生出的兩個重大原則是：其一，要防止出現對俄國安全構成或可能構成直接威脅的國家和國家集團；其二，要應對主要威脅，就必須建立戰略縱深體系，在其他各個方向建立聯盟。這兩個原則實際上透露出俄國外交一個非常重要的祕密，即它善於運用“均勢外交”的手法，儘管俄不是均勢外交的發明者。綜觀數百年俄國外交史，無論是彼得大帝的“北方戰爭”時期，還是維也納同盟中的俄國外交；無論是蘇聯時期列寧、斯大林的對西方外交，還是普京在東西方之間的巧妙周旋，我們都可以發現儘管與其他大國相比，俄羅斯不一定佔有特別的優勢，但它善於在不同的對手之間尋找自己的戰略定位，頻繁、熟練地運用均勢外交以獲得自己的發展空間是俄走向外部世界的一貫手法。

第二，對空間的“權力嚮往”。正如俄羅斯著名學者利哈喬夫指出的，遼闊的空間催生了俄國的政治抱負：“俄羅斯文化誕生於東歐平原這個廣闊的空間，這種廣闊性的自我意識一直伴隨著其政治觀念、政治抱負、歷史哲學理論甚至美學觀念。”自莫斯科公國崛起始，短短几個世紀，俄國即通過各種征戰迅速崛起為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可以說，空間對俄羅斯外交傳統起著靈魂的統治作用。俄歷史上數次以堅韌不屈的民族意識，充分利用廣闊的空間因素，通過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方式擊敗了外來侵略，無論是俄法戰爭，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均是如此。這也使得俄對地緣空間的孜孜追求幾乎成了一種天然的本能。俄歷任領導人在考慮國家安全的時候幾乎本能地會選擇儘可能將本國邊界向西方推進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俄的這種空間權力嚮往還基於以下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作為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帝國，但沙俄邊界的不斷擴張並未解決一個根本性問題，即與莫斯科公國相比，俄的地緣政治中心仍處於西方的威脅之下，而沒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遮蔽。

第三，對時間的“權力嚮往”。這種嚮往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為本國的現代化“趕超”提供保障是俄國外交的重要原則之一。俄羅斯直到17世紀中期前仍屬於傳統社會，其現代化進程至今已持續三個世紀，但其進程遠未結束，並經過了諸多的反覆動盪。為了解決這一攸關國家民族的難題，俄國對於西方的學習可以稱得上是苦心孤詣。俄一次又一次在以西方為師的道路上頭撞南牆，然後又無怨無悔地再一次踏上征程。對於這種基於時間範疇的外交思路，俄羅斯著名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甚至批評為“在歐洲（可以廣義地理解為西方——筆者注）面前的俄羅斯之否定和思想屈服，是典型的俄羅斯現象，是東方的、亞細亞的現象。恰恰是最極端的西方派才是亞細亞靈魂的體現。”其二，必要時以空間換時間。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仍激戰正酣。為了阻止戰爭的繼續並贏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德軍東線司令部所在地——白俄羅斯境內的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佈列斯特）與德國及其盟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開始談判，最終簽署的合約使蘇俄失去了所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還要承認芬蘭和烏克蘭的獨立，歸還土耳其城市卡爾斯、阿爾達漢和巴統，但這為蘇俄的壯大發展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二戰前夕，斯大林與德國納粹簽署了祕密的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使得蘇聯獲得了將近兩年的緩衝期。“為了得到時間，斯大林發揮了石油力量的槓桿作用，把石油當成蘇聯的外交政策工具，他把石油出口給德國人以獲得流動的支付貨幣。”

但是，上述傳統的產生並非只是由俄國的內部因素單向傳導作用而導致。也就是說，這些傳統的形成還在於外部因素的作用。事實上，影響俄外交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廢，舍此則無彼，去彼則無此。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外部因素塑造了俄羅斯外交的內核，這是由俄羅斯民族的認知方式和思維定式所決定的。自古羅斯起，俄羅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周邊高於中央。處在各種相對成熟的文化包圍之中的俄國，不得不與一些相對先進的因而在文化上很難同化的民族和國家打交道。也因為如此，俄羅斯的關注點並沒有侷限在自己身上，外部的“他者”始終在它的視閾內，換言之，俄羅斯人的外交傳統在此文明背景的框架內並非呈現類似中國的天下體系的自我構造特徵，而更多的是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在共時態視閾中的對話關係。從神聖羅斯（古羅斯時期）到神選羅斯（莫斯科公國時期），從世界帝國（彼得堡俄羅斯時期）到蘇維埃是人類的救世主（蘇聯時期），再到“偉大的俄羅斯”（當下），俄羅斯思想始終沒有離開那個揮之不去的旋律：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俄國只有在不斷確定自己與他者的相互關係過程中，才能更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廓清俄羅斯外交傳統的神祕面紗，必須從作為“本我”的俄羅斯與作為“他者”的外部世界的相互“刺激-反應”中去尋求真相。而這種內外關聯性正是由俄羅斯的帝國基因及前文所述的由此而產生的世界橋樑的認同感和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代表的歸屬感所規定的。

（本文節選於《俄羅斯文明與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