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境內，除薩拉烏蘇遺址、朱開溝遺址等聞名遐邇的古蹟外，還有許多重要的古遺址，是我們探索鄂爾多斯歷史的重要憑證。而烏蘭木倫遺址作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經歷了滄桑的歷史變遷後，依然向我們訴說著鄂爾多斯昔日的神祕故事……
01
古人類活動現場的原生堆積
2010年5月，在康巴什區烏蘭木倫景觀工程施工過程中，鄂爾多斯古生物化石愛好者古日扎布在景觀河北岸漫步時，偶然發現挖土機下露出了幾塊骨頭，古日扎布覺得這一發現非常重要，立即向有關部門報告。隨即，鄂爾多斯博物館派出團隊對其進行了調查和解剖性清理髮掘，初步認定這是一處舊石器時代古人類活動的遺址。鑑於發現的重要性，鄂爾多斯博物館邀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等單位組成聯合考察組，對該遺址進行了細緻的綜合考察。
烏蘭木倫遺址位於烏蘭木倫北岸，地層堆積厚度約為10米，出土文物的地層堆積厚度約5米，文物包括大量動物化石、石製品、骨製品和用火遺蹟等。遺址所在地基岩為中生代紅色風成砂岩，頂部為近現代風成沙堆積，文物出土地層為河湖相三角洲沉積。對遺址所在地及周邊地質地貌的綜合考察可以確定，今日的烏蘭木倫河流域曾經為湖泊，周圍是綠洲，綠洲上植物豐茂、動物成群，有多條流經綠洲注入烏蘭木倫古湖的河流。遺址所在地就是其中一條河流入湖處的三角洲地帶。遺址中不僅石製品、動物化石分佈十分密集，而且保留有大量灰燼、木炭等用火遺蹟，動物骨骼也較為破碎，與人類活動有直接的關係。這些符合舊石器時代古人類生活場所的特徵，表明了烏蘭木倫遺址極有可能是當時古人類活動現場的原生堆積。
02
豐富的烏蘭木倫文物遺蹟
烏蘭木倫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古人類活動遺址，經北京大學實驗室初步測定，該遺址文化層為距今約3萬-7萬年。目前出土了13000多件石製品文物，15000多件古動物化石，和大量灰燼、木炭、燒骨等組成的用火遺蹟。
遺址中已鑑定出的動物化石種類有田鼠、披毛犀、普氏野馬（相似種）、巨幅駝（相似種）、鄂爾多斯（河套）大角鹿等，均屬於生活在中國北方晚更新世（距今1萬-12.6萬年）的薩拉烏蘇動物群。所發現的動物化石相當破碎，有牙齒、上下頜骨、肩胛骨、脊椎骨、上下肢骨、肋骨等，還出現了骨制刮削器、骨制尖狀器和骨刀，一些解剖學部位還殘留著明顯的石器切割痕跡，可視為當時人類打獵和肉食的重要證據。
遺址中所發現的石製品及其原料以當地出產的各色石英岩為主，還包括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硅質岩等，類型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各類工具以及斷塊與斷片。石製品總體上以小型石片工業組合為主，工具主要以石片毛坯打製，類型多樣，有的還呈現出一器多用的功能特點。一些工具和歐洲傳統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特定類型相近，表明舊石器時代東西方之間可能存在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這些遺蹟表明，華北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文化面貌以及人類行為，遠比我們以往所瞭解的深刻和豐富得多。伴隨著烏蘭木倫遺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人類文化和行為發展研究領域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
03
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
烏蘭木倫遺址出土文物的內涵十分豐富，超出了已知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類似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的內容。烏蘭木倫遺址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發現與研究序列中最為缺乏的時段，也是人類由直立人向現代人（晚期智人）過渡的關鍵時段，因此，烏蘭木倫舊石器遺址的發現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可能將填補中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研究領域的一段空白。不僅如此，烏蘭木倫舊石器製品在技術與類型上與歐洲舊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動範例，可稱之為“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
2012年1月6日，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上， “烏蘭木倫舊石器時代遺址”榮獲“2011年度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2014年9月24日，烏蘭木倫遺址群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五批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烏蘭木倫遺址的發現加強了薩拉烏蘇遺址作為我國北方晚更新世河湖相地層標準剖面的地位，是自1922年鄂爾多斯境內發現薩拉烏蘇遺址及1923年發現水洞溝遺址（後者行政上屬寧夏管轄）以來，東亞史前史和第四紀研究領域的又一個重大發現。這不僅再一次證明鄂爾多斯草原是早期人類進化的重要舞臺之一，也是解密遠東地區現代人起源、歐亞草原細石器文化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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