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關於王圓祿發現藏經洞的方式和經過，眾說紛紜。
曾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1849—1917年），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最早提到藏經洞的發現經過：“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葉昌熾的信息，輾轉得自於時任敦煌縣知縣的汪宗翰（一作汪宗瀚，1845—？年），難免失真。
敦煌縣知縣黃萬春（1906—1907年在任）於1906年向清廷學部呈交的《敦煌縣鄉土志》中，第一次藉機向中央政府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情：“縣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緒庚子孟夏，新開沙壓佛龕，乃掘得復洞，內藏番漢釋典、銅鑄佛像、紗絹繪造佛像。側立碑雲：‘大唐大中五年（851 年）沙門洪立。’”《敦煌縣鄉土志》中關於藏經洞發現經過的記載，與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如出一轍，顯然縣政府採納了1906年前後當地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斯坦因於1907年3月16日初訪莫高窟，從易昌恕的口中打聽到有關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細節。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儲藏物的地方遠在靠北面的一個大洞窟中，該窟的牆壁上有最近修復過的跡象。通往該石窟寺堂的入口處以前曾被落下來的岩石碎塊和流沙阻塞著。在清理了入口處之後，又在廟堂裡和前室裡慢慢地進行著修復工作；連接廟堂和前室之間的通道畫有壁畫，在進行修復工作的過程中，受僱的工匠們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畫牆壁上有一條裂縫。在這條裂縫的吸引下，工匠們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壁龕或者小室，這個龕室是從通道右手塗著灰泥的牆壁背後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
從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關於王圓祿發現藏經洞的方式和經過，眾說紛紜。
曾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1849—1917年），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最早提到藏經洞的發現經過：“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葉昌熾的信息，輾轉得自於時任敦煌縣知縣的汪宗翰（一作汪宗瀚，1845—？年），難免失真。
敦煌縣知縣黃萬春（1906—1907年在任）於1906年向清廷學部呈交的《敦煌縣鄉土志》中，第一次藉機向中央政府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情：“縣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緒庚子孟夏，新開沙壓佛龕，乃掘得復洞，內藏番漢釋典、銅鑄佛像、紗絹繪造佛像。側立碑雲：‘大唐大中五年（851 年）沙門洪立。’”《敦煌縣鄉土志》中關於藏經洞發現經過的記載，與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如出一轍，顯然縣政府採納了1906年前後當地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斯坦因於1907年3月16日初訪莫高窟，從易昌恕的口中打聽到有關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細節。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儲藏物的地方遠在靠北面的一個大洞窟中，該窟的牆壁上有最近修復過的跡象。通往該石窟寺堂的入口處以前曾被落下來的岩石碎塊和流沙阻塞著。在清理了入口處之後，又在廟堂裡和前室裡慢慢地進行著修復工作；連接廟堂和前室之間的通道畫有壁畫，在進行修復工作的過程中，受僱的工匠們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畫牆壁上有一條裂縫。在這條裂縫的吸引下，工匠們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壁龕或者小室，這個龕室是從通道右手塗著灰泥的牆壁背後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
從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又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窖藏物的地點是一個大廟室，位於主要一組石窟寺北端的附近。該窟室的外建築被塗繪得五彩斑斕，可以證明它最近經過了大規模的修復。這是由王道士開始並持續的虔誠勞動的結果，他於大約7年前立足於此地。通往石窟寺的入口處以前曾被塌落的岩石碎塊和流沙所阻塞，再往南的一些位於懸崖腳部的石窟寺現在仍然部分地面臨著相同的境地。當在廟室裡和現在被其前室佔據的地方緩慢地進行修復工作時，受僱的勞工在畫有壁畫的甬道牆壁上注意到了一條裂縫，這條甬道連接那兩處地點。這樣就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從岩石中開鑿出來的壁龕，或者是一個小室，位於甬道那塗抹有灰泥的北壁之後。”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安營紮寨。斯坦因在1907年5月23日日記中記錄說：“據王（圓祿）說，現在甬道牆面上遍繪的這層壁畫，也曾覆蓋了被隱藏起來的入口。最初，是一條裂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當打穿了灰泥屏牆後，便發現了一間裝滿寫本捆子的小室。”這是斯坦因最早記錄下來的王圓祿關於藏經洞發現過程的自述。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也記錄了王圓祿告訴他的有關藏經洞發現的過程：“道士曾經告訴我們說，當他在大約8年前最早定居千佛洞的時候，他發現通往這個石窟寺的入口幾乎完全被流沙堵塞著。鑑於附近其他洞窟的狀況，以及這個特別的石窟地面比較低窪這一事實，當時流沙在入口處堆積的高度有可能達到10英尺以上。靠著虔誠的捐款收益，我們的道士只僱傭了幾個勞工進行清理工作，剛開始時是一點點地往裡挖，速度慢得出奇；就這樣，王道士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整個寬甬道清理出來，其縱深達40英尺左右。當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當道士忙著在廟室臺座上裝配新塑像以取代損毀了的舊泥像的時候，他注意到了甬道右側畫著壁畫的牆上有一條小裂縫，在塗著泥層的牆面之後，似乎有一個壁龕，而不是堅固的礫岩，該廟室及其入門就是從這種堅固的礫岩上開鑿出來的。當他將縫口剝大時，他便發現了一個小室及其裡面的存放物，就像我現在看到的這樣。”
從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關於王圓祿發現藏經洞的方式和經過，眾說紛紜。
曾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1849—1917年），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最早提到藏經洞的發現經過：“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葉昌熾的信息，輾轉得自於時任敦煌縣知縣的汪宗翰（一作汪宗瀚，1845—？年），難免失真。
敦煌縣知縣黃萬春（1906—1907年在任）於1906年向清廷學部呈交的《敦煌縣鄉土志》中，第一次藉機向中央政府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情：“縣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緒庚子孟夏，新開沙壓佛龕，乃掘得復洞，內藏番漢釋典、銅鑄佛像、紗絹繪造佛像。側立碑雲：‘大唐大中五年（851 年）沙門洪立。’”《敦煌縣鄉土志》中關於藏經洞發現經過的記載，與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如出一轍，顯然縣政府採納了1906年前後當地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斯坦因於1907年3月16日初訪莫高窟，從易昌恕的口中打聽到有關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細節。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儲藏物的地方遠在靠北面的一個大洞窟中，該窟的牆壁上有最近修復過的跡象。通往該石窟寺堂的入口處以前曾被落下來的岩石碎塊和流沙阻塞著。在清理了入口處之後，又在廟堂裡和前室裡慢慢地進行著修復工作；連接廟堂和前室之間的通道畫有壁畫，在進行修復工作的過程中，受僱的工匠們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畫牆壁上有一條裂縫。在這條裂縫的吸引下，工匠們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壁龕或者小室，這個龕室是從通道右手塗著灰泥的牆壁背後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
從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又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窖藏物的地點是一個大廟室，位於主要一組石窟寺北端的附近。該窟室的外建築被塗繪得五彩斑斕，可以證明它最近經過了大規模的修復。這是由王道士開始並持續的虔誠勞動的結果，他於大約7年前立足於此地。通往石窟寺的入口處以前曾被塌落的岩石碎塊和流沙所阻塞，再往南的一些位於懸崖腳部的石窟寺現在仍然部分地面臨著相同的境地。當在廟室裡和現在被其前室佔據的地方緩慢地進行修復工作時，受僱的勞工在畫有壁畫的甬道牆壁上注意到了一條裂縫，這條甬道連接那兩處地點。這樣就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從岩石中開鑿出來的壁龕，或者是一個小室，位於甬道那塗抹有灰泥的北壁之後。”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安營紮寨。斯坦因在1907年5月23日日記中記錄說：“據王（圓祿）說，現在甬道牆面上遍繪的這層壁畫，也曾覆蓋了被隱藏起來的入口。最初，是一條裂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當打穿了灰泥屏牆後，便發現了一間裝滿寫本捆子的小室。”這是斯坦因最早記錄下來的王圓祿關於藏經洞發現過程的自述。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也記錄了王圓祿告訴他的有關藏經洞發現的過程：“道士曾經告訴我們說，當他在大約8年前最早定居千佛洞的時候，他發現通往這個石窟寺的入口幾乎完全被流沙堵塞著。鑑於附近其他洞窟的狀況，以及這個特別的石窟地面比較低窪這一事實，當時流沙在入口處堆積的高度有可能達到10英尺以上。靠著虔誠的捐款收益，我們的道士只僱傭了幾個勞工進行清理工作，剛開始時是一點點地往裡挖，速度慢得出奇；就這樣，王道士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整個寬甬道清理出來，其縱深達40英尺左右。當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當道士忙著在廟室臺座上裝配新塑像以取代損毀了的舊泥像的時候，他注意到了甬道右側畫著壁畫的牆上有一條小裂縫，在塗著泥層的牆面之後，似乎有一個壁龕，而不是堅固的礫岩，該廟室及其入門就是從這種堅固的礫岩上開鑿出來的。當他將縫口剝大時，他便發現了一個小室及其裡面的存放物，就像我現在看到的這樣。”
洪䛒塑像
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也說：“根據王道士告訴我們的情況，事情似乎是以下這樣的。當他於大約8年前初到千佛洞定居時，他發現，通往這處石窟寺的入口處幾乎完全被流沙所湮沒。鑑於附近其他石窟的狀況，以及這個特殊廟室所處位置水平較低的情況，在前室區域塌落岩石堆後面已經堆積起來的流沙有可能越升越高，在通往廟室的入口處達到9英尺或10 英尺。靠虔誠得來的募捐，一開始時像滴水一樣，緩慢得可憐。靠募捐收益只能維持少數幾個勞工的勞動。因此，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把縱深達24英尺的寬闊甬道全部掏乾淨，然後又把鑽進廟室裡的大量沉重沙子清理了出來。當這項工作已經完成之後，當工作正在進行到安置那些道士急於塑造的新泥塑像時，勞工們注意到了入口右手甬道牆壁壁畫上的一條縫隙。在塗抹灰泥的壁面之後，似乎存在著一堵磚牆，而不是堅固的礫岩，廟室和甬道就是從這種礫岩上開鑿出來的。當打破這堵磚牆之後，便發現了一間小室，或者是側廟室，以及隱藏在其中的存放物。”
從莫高窟第16窟前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關於王圓祿發現藏經洞的方式和經過，眾說紛紜。
曾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1849—1917年），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最早提到藏經洞的發現經過：“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剎，宜其尚有孑遺。聞此經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開。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卷，即是物也。”葉昌熾的信息，輾轉得自於時任敦煌縣知縣的汪宗翰（一作汪宗瀚，1845—？年），難免失真。
敦煌縣知縣黃萬春（1906—1907年在任）於1906年向清廷學部呈交的《敦煌縣鄉土志》中，第一次藉機向中央政府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情：“縣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緒庚子孟夏，新開沙壓佛龕，乃掘得復洞，內藏番漢釋典、銅鑄佛像、紗絹繪造佛像。側立碑雲：‘大唐大中五年（851 年）沙門洪立。’”《敦煌縣鄉土志》中關於藏經洞發現經過的記載，與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如出一轍，顯然縣政府採納了1906年前後當地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斯坦因於1907年3月16日初訪莫高窟，從易昌恕的口中打聽到有關藏經洞發現的一些細節。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儲藏物的地方遠在靠北面的一個大洞窟中，該窟的牆壁上有最近修復過的跡象。通往該石窟寺堂的入口處以前曾被落下來的岩石碎塊和流沙阻塞著。在清理了入口處之後，又在廟堂裡和前室裡慢慢地進行著修復工作；連接廟堂和前室之間的通道畫有壁畫，在進行修復工作的過程中，受僱的工匠們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畫牆壁上有一條裂縫。在這條裂縫的吸引下，工匠們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壁龕或者小室，這個龕室是從通道右手塗著灰泥的牆壁背後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
從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經洞口
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又記錄了易昌恕的說法：“發現寫本窖藏物的地點是一個大廟室，位於主要一組石窟寺北端的附近。該窟室的外建築被塗繪得五彩斑斕，可以證明它最近經過了大規模的修復。這是由王道士開始並持續的虔誠勞動的結果，他於大約7年前立足於此地。通往石窟寺的入口處以前曾被塌落的岩石碎塊和流沙所阻塞，再往南的一些位於懸崖腳部的石窟寺現在仍然部分地面臨著相同的境地。當在廟室裡和現在被其前室佔據的地方緩慢地進行修復工作時，受僱的勞工在畫有壁畫的甬道牆壁上注意到了一條裂縫，這條甬道連接那兩處地點。這樣就發現了一個洞口，這個洞口通往一個從岩石中開鑿出來的壁龕，或者是一個小室，位於甬道那塗抹有灰泥的北壁之後。”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安營紮寨。斯坦因在1907年5月23日日記中記錄說：“據王（圓祿）說，現在甬道牆面上遍繪的這層壁畫，也曾覆蓋了被隱藏起來的入口。最初，是一條裂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當打穿了灰泥屏牆後，便發現了一間裝滿寫本捆子的小室。”這是斯坦因最早記錄下來的王圓祿關於藏經洞發現過程的自述。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廢墟》中，也記錄了王圓祿告訴他的有關藏經洞發現的過程：“道士曾經告訴我們說，當他在大約8年前最早定居千佛洞的時候，他發現通往這個石窟寺的入口幾乎完全被流沙堵塞著。鑑於附近其他洞窟的狀況，以及這個特別的石窟地面比較低窪這一事實，當時流沙在入口處堆積的高度有可能達到10英尺以上。靠著虔誠的捐款收益，我們的道士只僱傭了幾個勞工進行清理工作，剛開始時是一點點地往裡挖，速度慢得出奇；就這樣，王道士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整個寬甬道清理出來，其縱深達40英尺左右。當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當道士忙著在廟室臺座上裝配新塑像以取代損毀了的舊泥像的時候，他注意到了甬道右側畫著壁畫的牆上有一條小裂縫，在塗著泥層的牆面之後，似乎有一個壁龕，而不是堅固的礫岩，該廟室及其入門就是從這種堅固的礫岩上開鑿出來的。當他將縫口剝大時，他便發現了一個小室及其裡面的存放物，就像我現在看到的這樣。”
洪䛒塑像
斯坦因在《塞林底亞》中也說：“根據王道士告訴我們的情況，事情似乎是以下這樣的。當他於大約8年前初到千佛洞定居時，他發現，通往這處石窟寺的入口處幾乎完全被流沙所湮沒。鑑於附近其他石窟的狀況，以及這個特殊廟室所處位置水平較低的情況，在前室區域塌落岩石堆後面已經堆積起來的流沙有可能越升越高，在通往廟室的入口處達到9英尺或10 英尺。靠虔誠得來的募捐，一開始時像滴水一樣，緩慢得可憐。靠募捐收益只能維持少數幾個勞工的勞動。因此，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才把縱深達24英尺的寬闊甬道全部掏乾淨，然後又把鑽進廟室裡的大量沉重沙子清理了出來。當這項工作已經完成之後，當工作正在進行到安置那些道士急於塑造的新泥塑像時，勞工們注意到了入口右手甬道牆壁壁畫上的一條縫隙。在塗抹灰泥的壁面之後，似乎存在著一堵磚牆，而不是堅固的礫岩，廟室和甬道就是從這種礫岩上開鑿出來的。當打破這堵磚牆之後，便發現了一間小室，或者是側廟室，以及隱藏在其中的存放物。”
斯坦因1907年5月為王圓祿拍攝的照片
王圓祿1911年撰寫的《催募經款草丹》中說：“茲有甘肅省敦煌古郡，迤郡東南方，距城四十里，舊有千佛洞，古名皇慶寺。其洞在石山之側，內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萬萬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跡為證。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因貧道遊方至敦，參拜佛宇，近視洞像破毀不堪，系先年賊匪燒損。貧道誓願募化補修為念。至貳拾陸年五月貳拾陸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壹所，內有石碑一個，上刻大中五年國號，上載大德悟真名諱，系三教之尊大法師。內藏古經數萬卷，上注繹，經中印度經、蓮花經、涅 槃 經、多心經，其經名種頗多。”文中為了神化發現經過，強調說“忽有天炮響震”（最多可以理解為夏季清晨雷電交加），“忽然山裂一縫”（最多可以理解為局部塌方）。但是王圓祿“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壹所，內有石碑一個，……內藏古經數萬卷”的描述，應該還是客觀的。
不管藏經洞是如何發現的，基本上可以認定發現者是王圓祿或他的手下人，發現地點肯定在莫高窟第16窟。這裡屬於下寺管轄，是道士的勢力範圍。藏經洞又是道士王圓祿及其手下人偶然發現的，因此王圓祿很容易將藏經洞文物看作是下寺的財產。雖然藏經洞文物絕大部分是佛教文物，但發現後卻一直掌握在道人的手中，原因便在於此。
（來源：敦煌書坊，文章摘編自王冀青著《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