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年間唐詩大爆發，各大詩人之間的關係讓杜甫都羨慕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很多人喜歡用“唐詩宋詞”來形容唐代詩歌的繁盛，而除了盛唐時期，中晚唐時期曾有一次詩歌的大爆發，被後世學者稱為“詩歌發展關鍵三階段之一”。
當時有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李賀等一眾熟悉的名字。
一、皇帝帶頭搞詩歌
元和八年，唐憲宗讓宰相武元衡，副宰相李絳、李吉甫等高級官員獻上舊體詩。所謂的“舊體詩”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詩歌形式，陶淵明是其代表人物。
唐代詩人喜歡做近體詩，內容多是吟風頌月，講究對仗、辭藻華麗。
但在韓愈等人的眼裡這樣的文學創作不接地氣，詩人失去了應有的靈魂。
於是韓愈從詩歌入手，高舉“仿古”大旗，繼而戰線延伸到了文章，才有了後來的古文運動，繼而出現了“唐宋八大家”。
不過讓大家想不到的是，當值的皇帝唐憲宗竟然主動讓高級官員獻上舊體詩，而這背後卻隱藏著治國之道：
只有這樣說人話的詩詞才能從中看出民情人意、治國之道，這是許多講究格律但言之無物的格律詩無法做到的。
唐憲宗這種虛心納諫、開明包容的心態一改浮誇的社會文風，使得政治清明、社會寬鬆，甚至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元和中興”。
隨著高層的重視，天下的詩人們開始踴躍創作舊體詩，一掃安史之亂後50餘年的文化頹勢。間接的也在幫助韓愈搖旗吶喊。
如果說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那麼唐憲宗則是幕後最佳助攻手。
二、詩壇的眾多幫派
如果說元和年間的政治風向間接成就了韓愈，那麼當時文化明星元稹和“草根詩歌之王”白居易則是完完全全的直接受益者。
兩個人不僅都做過諫臣，仕途也同樣都不順暢，兩人在貶到地方後反而激發了創作的“第二春”。
元稹曾為去世40多年的杜甫寫了篇墓誌銘，幫助時人發現了原本屬於“詩聖”的榮光。工作閒暇時，元稹還不忘與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通過互贈樂府詩來和言志詩。
劉禹錫和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在官場的名聲比元、白二人要大，因為劉、柳曾是“永貞革新”的核心成員，也曾在政壇中樞裡發號施令。
後來“永貞黨”因為樹敵太多被合力打擊下臺，被貶斥到永州的柳宗元寫出了傳世的《永州八記》。
元和八年，白居易還在因母親的去世而丁憂在老家，他親自耕耘田地，在勞動中逐漸找到了文學創作的方向，這一年他寫了十六首模範陶淵明的和陶詩。
元稹和白居易在那段時間創作了大量作品，同時也為因何而創作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作品主要是為社會現實而寫，不作無病之呻吟。文人應該發揮社會責任，作品要反映民間的疾苦，讓施政者對症下藥。
元、白詩歌內容切合民生之痛，語言又通俗易懂直入人心，成為販夫走卒都能夠傳唱的經典作品，而作品又藉著販夫走卒之口傳遍天下，成為詩歌主流。
元稹和白居易影響了很多詩人，比如寫下“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紳、“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的張籍都被歸為的元白詩派。
而韓愈、孟郊為代表的韓孟詩派則是元、白二人的近鄰，韓、孟主張“不平則鳴”，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不多，但是喜歡通過描述自己的悲慘遭遇而揭露社會弊端，這一大“門派”雲集了賈島、皇甫湜等干將。
三、後人的讚譽
元和年間，文學名人如井噴式的湧出與政治穩定、文化繁榮有著脫不開的關係。而他們多半都是生死之交，比如元白、劉柳、韓孟等，恐怕一直仰慕李白的杜甫都羨慕這種關係吧。
而唐憲宗選用的重臣大多都是有作品傳世的詩人，他們也更傾向於保護文人。
如果韓愈、白居易這種嘴上不饒人的主兒，碰上脾氣不好的皇帝，恐怕早就被拖出去斬殺十多回了。
清朝學者陳衍曾提出過古代詩歌發展經歷了三大盛世，分別為開元、元和和元祐(北宋)，認為詩歌“莫盛於三元”。
在這些文學明星耀眼的背後，是代表中唐時期的“元和中興”。
參考資料：《血腥的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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