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巧不成書,沃爾特· 魯瑟恰出生於1907 年勞動節前夕。沃爾特的祖父雅各布是社會民主黨人,為逃避普魯士主義的迫害,1892 年從德國的農場移居到美國。雅各布的兒子瓦倫丁成為美國社會黨員和釀酒廠工會的領導人。瓦倫丁從小就培養兒子,希望他們成為尤金· 德布斯和大比爾· 海伍德 的信徒,堅信社會公平。後來沃爾特和弟弟維克托從西弗吉尼亞州的惠靈市來到底特律,註定要與汽車工業的巨頭們“槓上”。

他們白天在工廠做工,晚上讀書,高中畢業後考入了韋恩大學。大學期間,成功領導學生抵制預備役軍官訓練營。1932 年,諾曼·托馬斯競選總統,沃爾特為其發表演說,被福特解僱。於是,兩兄弟拿出所有積蓄,買了統艙票,坐船前往歐洲。在德國時,他們公然反對納粹。在一家蘇聯工廠待過兩年,後來經西伯利亞大鐵路橫穿亞洲,後在“胡佛總統”號中當船員,跨越太平洋,回到美國。當他們到達底特律時,正趕上靜坐罷工。

第一批靜坐罷工時,沃爾特擔任領導,被推選為產聯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第174 地方分會主席。他借了300 美元,僱了輛宣傳卡車,又租了間辦公室,坐在電話旁指導工作。弟弟維克托在凱爾–西海斯工廠找到了工作,主要做衝床加工,時薪36.5 美分。在維克托的慫恿下,裝配線的工人開始靜坐示威,一名人事處的職員驚慌失措地來哀求維克托讓工人回去工作。維克托回答:“只有沃爾特·魯瑟能做到。”那人毫無預見性地又問道:“沃爾特·魯瑟是誰?”沃爾特接到電話後就趕來了,他站在一個包裝箱上,勸誡這些工人加入第174分會。焦慮不安的職員說道:“叫你來是讓他們回去工作,而不是把他們組織起來。”沃爾特兩眼炯炯有神地回答道:“不把他們組織起來,我怎麼勸他們回去工作?”

最後,他們達成協議,工廠同意設定最低時薪為75 美分。不到6 個月,工會成員從78 人激增至2 400人,一時間,到處可見“紅髮佬”在活動,城裡的汽車工人幾乎都被吸收進了工會,謀劃如何罷工。沃爾特成為當地盡人皆知的人物。1947 年5 月26 日,他正在迪爾本市福特榮格工廠外發放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傳單,遭到公司打手用橡膠管和金屬棒襲擊,他和另一位工會領導被狠揍一頓。一年後,福特的槍手闖進魯瑟在拉薩爾大街的布里瓦德公寓,揚言如果他繼續工會活動,就要他性命。

結果,“ 紅髮佬” 在底特律工人中聲望更高了。

1939 年,魯瑟成為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在通用汽車公司總部的主管,1946 年出任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兩年後的4 月,一個涼爽的夜晚,他正在廚房與妻子梅聊天,突然一位受僱殺手手持兩把裝有鉛彈的10 號散彈槍,站在幾英尺之外朝他們開槍。沃爾特中彈倒地,他的右臂幾乎斷裂,情況非常危急。在他住院期間,弟弟維克托又被刺客射瞎右眼。還有人試圖一舉炸燬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總部。

凶手始終沒有抓住,但他們未必是那些資本家所僱,因為沃爾特樹敵不少。

他的名字引人攻擊,如富蘭克林吸引雷電的鐵棒一樣。吉米· 霍法視其為小偷,約翰· 劉易斯視其為“偽知識分子”的笨蛋,亨利· 華萊士認為他是美國進步黨的“最大障礙”。但同時,作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以及聯邦制擁護者國際聯合會的領導人,他也受到很多崇拜者和追隨者的愛戴。擔任美國產聯主席後,英國工黨知識分子認為他是最能鼓動人心的美國人。崇拜魯瑟的人包括切斯特· 鮑爾斯、賈瓦哈拉爾· 尼赫魯和埃莉諾· 羅斯福。埃莉諾認為,他完全夠格當美國總統。

相比其他工人領導貪圖享樂,世人都認為沃爾特是真正的禁慾者——從不貪圖安逸,有時甚至不喜歡交際,也不張揚。九死一生後,他倒承認應該找些保鏢。

可當工會在帕卡德為他定製了一輛價值1.2 萬美元的豪華裝甲車護送他出行時,他卻反對:“不能讓人知道我乘坐豪華轎車。”他也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去城裡看電影,他要在小巷子裡下車,走路前往,連起碼的隨身保鏢也不準同行。最後,車子在加拿大發生事故,把另一輛汽車撞壞,他終於忍不住跳出車門,“砰”的一聲關上門,怒吼道:“受夠了,再也不坐這車。”他坐公共汽車完成了此行,從此再也沒有坐過那輛豪車。

工會為魯瑟及家人安排一處安全的住宅,倒進展得很順利。工會在郊外為他修了一所避暑小屋,完全獨立於其他建築,容易保衛。沃爾特就是沃爾特,開始思索如何將小屋打理得更好。醫生建議他經常活動受過傷的手,否則可能會變成爪形手。經過4 年,他終於把小屋裝點得宜居。剛開始時,只是在小屋周圍新建了幾個房間,有廚房、臥室和書房,後來又修了第二層,還在門廊弄了個紗窗。他甚至自己做傢俱,還包括一套精美的高傳真度收音機。到最後,他的手完全康復,傢俱也齊全了。原建築只剩下客廳裡的手工橫樑以及屋子裡面的排水管,其餘全是新的。

他總是精力充沛,思維活躍。別人通過密友、烈酒和菸草找到歡樂,他無需這些,他能從思想中找到快樂。他對任何東西都能滔滔不絕地談論。默裡· 開普頓曾說,沃爾特是他認識的唯一一個對未來了如指掌的人。《聖路易斯快郵報》的斯賓塞· 麥卡洛克曾說過:

“如果你問沃爾特時間,他會告訴你如何做出一塊手錶。”有時談得興起,他也會突然蹦出令人費解的隱喻。

有一次,沃爾特指責霍法、戴夫· 貝克和喬· 麥卡錫三個人“同睡一張床,相互勾結”。還有一次,他形容一名企業談判代表 “心臟是個計算器,不斷往外噴冰水”。談判代表可不會覺得好笑。要說討價還價,“紅髮佬”魯瑟的發言可是有力武器。同一天,在城裡的不同地點,工會與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三家汽車公司的巨頭談判,這就是沃爾特“逐個擊破”戰略的一部分。這三家汽車巨頭之間存在的競爭性矛盾大於它們對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不信任,基於這一點,沃爾特認為,將其分開談判更有利,因為它們之中誰也不想因罷工停業,眼睜睜看著其他兩家搶佔自己的市場。這種戰略的確有效(當沃爾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放在一個桌子下面時,就意味著他想要爭取的利益已經到手),當然獲得成功還得歸功於他雄辯的口才。經過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的緊張談判,沃爾特始終不斷鼓動自己的顎肌,建議這,建議那;又是細說,又是反駁;時而發脾氣,時而又致歉;時而指責,時而勸說,到最後,談判者一個個都啞口無言。

有時候,雖然他們一個個不出聲,但心裡都憋著悶氣。工會的霍法和貝克相信,工會的責任是為工人爭取資金,至於是由股東還是公眾來付,應由資方決定。沃爾特卻不同意。他認為如果工廠提高車輛價格,推動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會導致生活費用上漲,那麼只是單純地增加工人的些許收入,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他要求三家汽車公司的巨頭在產品不漲價的前提下,增加工人工資。這對於董事會來說,簡直就是公然剝奪老闆們的傳統特權。更麻煩的是,沃爾特還要求查看公司的賬目,以證明他的建議是合情合理的。(這就是魯瑟低音號般的聲音所言的“經濟領域的民主”。)他雖沒能達到目的,卻幫助工人改變了勞資關係的概念。

也正因為這樣,其他工會領袖嘲笑他是“書呆子”,總是幻想“天上掉餡餅”,資方的發言人則諷刺他是《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人物,總是異想天開。但這位來自惠靈市的“紅髮佬”最終說服了他們,讓他們相信除了

幫助底特律工人從凱迪拉克公司爭取金錢補助外,工會還有更多事可以做。在保障工人年薪又提出按生活費升降的伸縮條款(幫助很多藍領的無產階級勞動者成為中產階級)後,沃爾特領導的工會又開始著手解決更多問題,如消除貧民窟、為老年人爭取娛樂活動、在無線電廣播中增設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節目、增設工會報刊和成立跨種族保齡球聯盟。工人們一直追隨著他,他們有時會困惑懊惱甚至不滿,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追隨他,朝著他父親所說的“人人皆兄弟”不斷邁進。

1970 年5 月9 日,沃爾特及妻子梅·魯瑟乘坐的包機在密歇根州的佩爾斯頓失事墜毀,夫妻雙雙遇難。沃爾特的靈柩上蓋著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會旗——藍色背景襯著一個白色的齒輪。馬丁·路德·金的夫人致悼詞,最後,所有哀悼者同時唱起工會最動人的歌謠:

從聖迭戈到緬因州,

哪裡有礦場和工廠,

哪裡就有“紅髮佬”。

哪裡有工人捍衛自己的權利,

哪裡就是喬· 希爾所在的地方。

(本文選自《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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