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１.遺體解剖後火化。
２.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３.不搞遺體告別。
４.不開追悼會。
５.公佈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這是鄧穎超給中共中央“最後的要求”
27年前的今天
1992年7月11日
這位偉大的女性走完了
她光輝戰鬥的人生征途
離開了我們
人民心中永遠的“鄧大姐”
與上海有著不解的情緣
上世紀30年代
她曾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
堅持地下鬥爭三四年
上世紀40年代
她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
再次到上海
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
爭取和平民主
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今天請和小紅（ID：hszs1921）
一同尋找鄧穎超
留存在上海的戰鬥足跡
恢復中央婦委組織
白色恐怖下創辦《支部生活》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不久，鄧穎超由鄂赴滬，她此行是“受命處理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祕密狀態的許多工作，緊急處理黨中央機關遷回上海”的相關事務。鄧穎超抵達申城後，很快恢復了中央婦委組織，並擔任書記，委員有蔡暢、楊之華、李文宜、莊東曉等8人，她們開會時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為掩護；按年齡排列，蔡暢是大姐，鄧穎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諧音“伍美”作化名。
△1949年，鄧穎超與蔡暢在西柏坡合影
同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申城。翌年下半年，隨著中共中央機關的逐漸完善，設立了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簡稱“直支”，代號“植枝”），由鄧穎超擔任書記，其他領導成員有惲代英等4人（後來增至7人）。
△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46年）
那時，經過原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四處奔波，選中上海雲南路47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設立中央政治局機關，此係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3開間門面，熊瑾玎租下樓上3個房間，底層仍由二房東周賚生開辦“生黎醫院”；這裡緊靠熙熙攘攘的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熱鬧的天蟾舞臺，又有診所為鄰，便於掩護人員進出。
△昔日天蟾舞臺
鄧穎超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曾裝扮成闊少婦模樣前往實地察看，她悄悄走上掛有“福興字莊”招牌的二樓，按約定暗號敲開門後，覺得十分滿意，便對以紗布商身份駐守於此的中共中央機關會計熊瑾玎說：“‘熊老闆’，難為你找到這麼個地方。一般人很難想到，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敵人眼皮底下，共產黨的政治局會在這裡開會辦公。”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供黨內同志閱讀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和《紅旗》等。鄧穎超與“直支”其他領導成員商量後，決定創辦一份《支部生活》。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問世，由鄧穎超兼任主編。該刊為12開本，以毛邊紙印刷，每月出版1-2期，每期字數在5000至10000字，為了保證隱蔽性常採用偽裝封面(如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採用了諧音的“志夫新話”偽裝封面)；起初每期刊行75冊，後來根據需要有所增加。
△《支部生活》第26期目錄
鄧穎超對於《支部生活》的編輯工作非常重視，她曾到中央政治局機關向領導彙報刊物的情況，研究進一步辦好刊物。鄧穎超平時一直注意從多方面瞭解黨員思想狀況，以便有針對性地組織稿件；她還以“直支”的名義在刊物上登出啟事，動員大家都來寫稿。鄧穎超為了及時完成審稿和編輯，常忙到深夜才休息。
鄧穎超主編的《支部生活》，除了登載重要文件和工作紀要，還介紹上海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開展情況，並發表了許多富有戰鬥性、建設性的文章。這份內部刊物深受黨內同志的歡迎，大家爭相傳閱，都將它視為知心朋友。
後來，鄧穎超因工作需用離開“直支”，《支部生活》仍然按既定宗旨繼續出版，現在所見的最後一期是1930年10月1日刊行的第39期。當年，它對於從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加強黨的機關工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兩次出國受阻
帶領婦女同胞們共同捍衛和平
1946年7月5日，鄧穎超再度來到上海。
抵滬第三天，鄧穎超便以中共代表團成員和中共政協代表的身分會晤在滬各報記者，向輿論界指出：國民政府同中共達成的在東北暫時休戰的協議，“並不能證明政府獲取和平的決心”，因為政府的休戰令是“以隨時提出中共不能接受之條件”為前提的，且“政府早在濟南平綏等地大事備戰”。即便如此，中共為了達到全面停戰、實現和平的目的，仍在談判桌上作最後的努力。同時，鄧穎超強調和平的關鍵，在於政府“立即放棄其一黨獨裁，重開政協”。
7月，當昆明連續發生國民黨特務暗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的血腥事件後，正在上海的鄧穎超聞訊即與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廖承志等致電李公樸、聞一多夫人，對李、聞的遇難深表哀悼，並對其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同時，就李、聞事件向國民黨出席政協的代表提出強烈抗議。
10月4日，鄧穎超、李維漢代表中共代表團出席在福州路天蟾舞臺隆重舉行的李、聞兩先生追悼會。在這一國共雙方力量正面對峙的追悼會上，鄧穎超宣讀了由周恩來親筆撰寫的悼詞，奏響了抗議國民黨扼殺民主實行獨裁統治的最強音：“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當鄧穎超唸到“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時，臺下報以熱烈的掌聲，隨後每念一句，臺下便有掌聲響起。
△1949年6月，鄧穎超在上海和宋慶齡一同觀看兒童演出
在滬期間，鄧穎超收到了美國國際婦女會議的邀請信，請她和宋慶齡等人蔘加10月中旬在美國舉行的國際婦女會議。
早在1946年5月，作為世界婦女民主聯合會理事的鄧穎超曾收到該會希望她赴巴黎參加6月在那裡舉行的理事會的通知，但由於南京國民政府害怕中共代表到國際舞臺上去揭露中國內戰真相而遲遲不給鄧穎超發放出國護照，鄧穎超也因此無法啟程。鄧穎超在接信後的第三天即覆函該會指導委員會主席卡特爾夫人，表示“在愉快和感謝中接受你們的邀請”，並及時向南京國民政府遞交了申領出國護照的申請。對此，南京國民政府又故伎重演，企圖以拖延、推諉的辦法一拖了事。
9月1日，鄧穎超發表《吿全國婦女同胞書》，向全國婦女同胞通告紐約國際婦女會議情況，提出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政治的和平經濟的世界裡”等六個問題。之後，鄧穎超在馬思南路107號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召開記者招待會，向駐滬的中外記者介紹有關美國國際婦女會議情況及向婦女界徵求意見的六條提綱。招待會上，針對出國被阻一事，鄧穎超指出：“人民團體受政府如此壟斷，正說明中國在一黨專政的政府下，人民無起碼的民主權利。”
招待會過後，全國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似地飛往上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鄧穎超收到了近2000封來信。廣大婦女在信中傾述了渴望和平，厭惡戰爭的心聲，並且一致強烈呼籲南京政府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
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在對待鄧穎超出國一事上，也由原來的推諉政策轉而公開拒絕向鄧穎超發放出國護照。鄧穎超在獲悉自己最終不能參加國際婦女會議後，一方面委託赴美的馮玉祥將軍夫人李德全代為參加，另一方面於10月7日會議召開前夕，致函羅斯福夫人、卡特爾夫人及國際婦女會議，告知其“遭受留難阻礙，不能前來出席會議”的根本原因是“完全由於我生活在一個極端缺乏民主自由的一黨專政的國度裡，才受到這樣無理的待遇”，並強烈呼籲國際婦女會議“給予中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以有效的支持”。
同時，鄧穎超還把為會議準備的中國婦女的意見陸續寄給卡特爾夫人，並由馮玉祥夫人李德全根據這些材料在會上作了發言，從而使中國婦女反對南京國民政府獨裁統治的聲音最終迴響在國際講壇上。
△1951年12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柏林召開的國際民主婦聯執委會會議，並在會上作“中國婦女堅決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發言
“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
建國後，周公館作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設立的唯一公開辦事機構，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周公館列為上海市市級保護單位。1981年6月5日，鄧穎超在烏蘭夫、廖承志、陳慕華、童小鵬等陪同下，重返已被闢為紀念館的周公館。
參觀結束後，針對當時紀念館以“周公館”命名一事，鄧穎超指出：“紀念館不要稱周公館，要改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當年我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中共代表團這個名字不能拿出來，現在是我們人民的上海呀，共產黨領導下的吆！為什麼我們不把這個光輝的名字拿出來。”
1982年2月和8月，鄧穎超又先後通過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力平和方銘轉達了對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的意見。她首先一再強調“思南路不能說是周恩來同志一個人的故居，那是我們到南京後，在上海建的一個活動點。當時用別人的名義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來同志的名義，所以人們叫周公館，實際上除了我和恩來外，董老、羅邁、定一、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裡，陳家康、喬冠華、龔澎住在三樓，來來往往許多人都住過的”。
△鄧穎超與周恩來合影
根據鄧穎超的意見，上海市委及時地把思南路上的周公館更名為中共駐滬辦事處紀念館。
來源：紅色之聲（ID：hszs1921）綜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聯合時報、中國網、上海黨史網等
編輯：章叢雨
審稿：程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