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日方繪製的“致遠”衝來的美術作品，圖中傾斜的軍艦即是“致遠”，近處的日艦為本隊的“千代田”號
身處第一遊擊隊的“高千穗”號巡洋艦提交的報告則簡單得多（一遊其餘三艦的報告大抵如此）：“下午3時25分，2桅1煙囪的敵艦（‘致遠’或‘靖遠’）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3時30分沉沒。”之所以如此簡單甚至含糊，並不像是站在當事者的角度而像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口吻。恰巧證明了“致遠”並沒有向第一遊擊隊衝來這一事實。
不過在北洋海軍方面，參戰的洋員留下的記錄依然一口咬定“致遠”衝向的是第一遊擊隊：
在“定遠”上的洋員漢納根目睹了“致遠”衝擊的全過程，在戰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致遠’與‘經遠’全力衝向日本游擊隊，此輩可謂勇敢，其行為可謂銳意果斷。‘致遠’號計劃對敵艦進行近戰，‘經遠’號亦然，此二艦真不愧為姊妹艦。然而尚未抵達日本（第一）游擊隊，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擊，‘致遠’沉沒，‘經遠’燃起大火。”
身處“鎮遠”艦上的洋員馬吉芬的描述則更為詳盡、更富有感情、甚至還帶一點美國人慣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誇張：“由於我方的機動能力較差而造成了隊型的混亂，在此期間，‘致遠’穿過我艦艦尾與‘來遠’等右翼倖存艦艇會合。‘平遠’與‘廣丙’現在已加入戰鬥，威脅著‘赤城’與‘西京丸’。‘鬆島’號掛出信號，於是第一遊擊隊向處於危險狀況下的2艘軍艦運動以掩護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致遠’號英勇地，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鹵莽地向第一遊擊隊的陣列衝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無人能確知，但顯然它被1枚重炮彈——大約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線。總之不管怎樣，它開始嚴重傾斜，顯然是受到了重創……一陣重炮和機關炮彈的彈幕掃過他的軍艦，傾斜更加嚴重了，就在即將撞上敵艦之際，他的船傾覆了，軍艦從艦首開始下沉，艦體隨著沉沒逐漸右傾，而它的螺旋槳還在空中轉動。所有艦員與艦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本人認為：“致遠”衝出北洋海軍隊列是背對北洋海軍，那說明日艦隊列離北洋海軍隊列更遠，加上戰場的硝煙和能見度的干擾，可能會發生誤判；更何況聯合艦隊本隊（“鬆島”、“嚴島”、“千代田”、“橋立”、“扶桑”）的火力密度和射速一點也不弱於第一遊擊隊，甚至更強更猛（聯合艦隊本隊五艦一側可用火力為320毫米炮3門、240毫米炮2門、170毫米炮1門、120毫米速射炮24門；第一遊擊隊四艦一側可用火力為260毫米炮4門、152毫米速射炮5門、150毫米炮6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
除了雙方之外，身為第三方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船員詹姆斯-艾倫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擊了“致遠”從衝鋒到沉沒的全過程，但可惜的是這份第三方敘述並沒有明說“致遠”到底衝向的是哪一隊日艦：“在後來的戰鬥中，中國的另一艘最好的艦隻‘致遠’也遭到不幸。它顯然是在長時間內遇到困難，不斷用抽水機奮力抽水，因為我們看到水從該艦的兩側流入海。它英勇戰鬥，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艦首的大炮不停地射擊，直到它沉沒為止。最後，它的船首完全淹沒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翹起，露出那轉動的螺旋槳，漸漸地沉沒在海中。”（“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續編）
眾多的目擊記錄雖然在“致遠”最終衝向哪個目標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是都確認了“致遠”最後衝鋒的行為（只不過因為立場的角度原因日本人並沒有評價“致遠”衝鋒的行為，而北洋海軍的洋員和“哥倫比亞”號的敘述則持尊敬、讚揚和惋惜的立場）。將“致遠”的最後航程勾勒得血肉豐滿，這已然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存在。因此，所謂的“標新立異者”們沒有能力否認鄧大人的這一行為，所以只能從勇氣的另一個極端莽撞來挑毛病。那麼，從當時的戰場情形看，鄧大人以下“致遠”艦官兵的行為到底是英勇還是鹵莽？
孰為英雄？孰為莽夫？
“鹵莽”，從詞義上解釋為：說話做事不經過考慮，行事輕率。而在大東溝海戰中“致遠”早在14時30分左右已經中彈起火，15時10分掩護“定遠”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創。鄧世昌並非在軍艦完好無損的情況下為呈匹夫之勇貿然衝向日艦，而是在軍艦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更加英勇、壯烈的死法而已。“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身為軍人，當以戰死沙場為最高榮譽。為了本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或者脫困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比鄧世昌更“鹵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日方繪製的“致遠”衝來的美術作品，圖中傾斜的軍艦即是“致遠”，近處的日艦為本隊的“千代田”號
身處第一遊擊隊的“高千穗”號巡洋艦提交的報告則簡單得多（一遊其餘三艦的報告大抵如此）：“下午3時25分，2桅1煙囪的敵艦（‘致遠’或‘靖遠’）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3時30分沉沒。”之所以如此簡單甚至含糊，並不像是站在當事者的角度而像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口吻。恰巧證明了“致遠”並沒有向第一遊擊隊衝來這一事實。
不過在北洋海軍方面，參戰的洋員留下的記錄依然一口咬定“致遠”衝向的是第一遊擊隊：
在“定遠”上的洋員漢納根目睹了“致遠”衝擊的全過程，在戰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致遠’與‘經遠’全力衝向日本游擊隊，此輩可謂勇敢，其行為可謂銳意果斷。‘致遠’號計劃對敵艦進行近戰，‘經遠’號亦然，此二艦真不愧為姊妹艦。然而尚未抵達日本（第一）游擊隊，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擊，‘致遠’沉沒，‘經遠’燃起大火。”
身處“鎮遠”艦上的洋員馬吉芬的描述則更為詳盡、更富有感情、甚至還帶一點美國人慣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誇張：“由於我方的機動能力較差而造成了隊型的混亂，在此期間，‘致遠’穿過我艦艦尾與‘來遠’等右翼倖存艦艇會合。‘平遠’與‘廣丙’現在已加入戰鬥，威脅著‘赤城’與‘西京丸’。‘鬆島’號掛出信號，於是第一遊擊隊向處於危險狀況下的2艘軍艦運動以掩護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致遠’號英勇地，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鹵莽地向第一遊擊隊的陣列衝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無人能確知，但顯然它被1枚重炮彈——大約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線。總之不管怎樣，它開始嚴重傾斜，顯然是受到了重創……一陣重炮和機關炮彈的彈幕掃過他的軍艦，傾斜更加嚴重了，就在即將撞上敵艦之際，他的船傾覆了，軍艦從艦首開始下沉，艦體隨著沉沒逐漸右傾，而它的螺旋槳還在空中轉動。所有艦員與艦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本人認為：“致遠”衝出北洋海軍隊列是背對北洋海軍，那說明日艦隊列離北洋海軍隊列更遠，加上戰場的硝煙和能見度的干擾，可能會發生誤判；更何況聯合艦隊本隊（“鬆島”、“嚴島”、“千代田”、“橋立”、“扶桑”）的火力密度和射速一點也不弱於第一遊擊隊，甚至更強更猛（聯合艦隊本隊五艦一側可用火力為320毫米炮3門、240毫米炮2門、170毫米炮1門、120毫米速射炮24門；第一遊擊隊四艦一側可用火力為260毫米炮4門、152毫米速射炮5門、150毫米炮6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
除了雙方之外，身為第三方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船員詹姆斯-艾倫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擊了“致遠”從衝鋒到沉沒的全過程，但可惜的是這份第三方敘述並沒有明說“致遠”到底衝向的是哪一隊日艦：“在後來的戰鬥中，中國的另一艘最好的艦隻‘致遠’也遭到不幸。它顯然是在長時間內遇到困難，不斷用抽水機奮力抽水，因為我們看到水從該艦的兩側流入海。它英勇戰鬥，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艦首的大炮不停地射擊，直到它沉沒為止。最後，它的船首完全淹沒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翹起，露出那轉動的螺旋槳，漸漸地沉沒在海中。”（“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續編）
眾多的目擊記錄雖然在“致遠”最終衝向哪個目標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是都確認了“致遠”最後衝鋒的行為（只不過因為立場的角度原因日本人並沒有評價“致遠”衝鋒的行為，而北洋海軍的洋員和“哥倫比亞”號的敘述則持尊敬、讚揚和惋惜的立場）。將“致遠”的最後航程勾勒得血肉豐滿，這已然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存在。因此，所謂的“標新立異者”們沒有能力否認鄧大人的這一行為，所以只能從勇氣的另一個極端莽撞來挑毛病。那麼，從當時的戰場情形看，鄧大人以下“致遠”艦官兵的行為到底是英勇還是鹵莽？
孰為英雄？孰為莽夫？
“鹵莽”，從詞義上解釋為：說話做事不經過考慮，行事輕率。而在大東溝海戰中“致遠”早在14時30分左右已經中彈起火，15時10分掩護“定遠”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創。鄧世昌並非在軍艦完好無損的情況下為呈匹夫之勇貿然衝向日艦，而是在軍艦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更加英勇、壯烈的死法而已。“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身為軍人，當以戰死沙場為最高榮譽。為了本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或者脫困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比鄧世昌更“鹵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油畫《普拉特艦長之死》
智利海軍的普拉特艦長指揮老舊的、機帆並用的木殼炮艦“埃斯梅拉達”號面對遠比它強大的祕魯鐵甲艦“胡阿斯卡”號毫不畏懼，與之進行了一場英勇卻毫無懸念的戰鬥，普拉特艦長本人陣亡於向“胡阿斯卡”號發起的跳幫作戰中，老朽的“埃斯梅拉達”號最終也被“胡阿斯卡”號擊沉。但是該艦和普拉特艦長的犧牲在贏得了對手尊敬的同時讓孔德爾艦長指揮的僚艦“科瓦東加”號免於祕魯鐵甲艦的滅頂之災。因為普拉特艦長的勇敢，他成了智利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普拉特艦長”成了智利海軍傳承至今的英雄艦名，他在發起跳幫作戰之前的最後遺言“Al abordaje muchachos”（西班牙語“跟我來，小夥子們”）也成了智利海軍高昂的戰鬥意志的寫照；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日方繪製的“致遠”衝來的美術作品，圖中傾斜的軍艦即是“致遠”，近處的日艦為本隊的“千代田”號
身處第一遊擊隊的“高千穗”號巡洋艦提交的報告則簡單得多（一遊其餘三艦的報告大抵如此）：“下午3時25分，2桅1煙囪的敵艦（‘致遠’或‘靖遠’）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3時30分沉沒。”之所以如此簡單甚至含糊，並不像是站在當事者的角度而像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口吻。恰巧證明了“致遠”並沒有向第一遊擊隊衝來這一事實。
不過在北洋海軍方面，參戰的洋員留下的記錄依然一口咬定“致遠”衝向的是第一遊擊隊：
在“定遠”上的洋員漢納根目睹了“致遠”衝擊的全過程，在戰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致遠’與‘經遠’全力衝向日本游擊隊，此輩可謂勇敢，其行為可謂銳意果斷。‘致遠’號計劃對敵艦進行近戰，‘經遠’號亦然，此二艦真不愧為姊妹艦。然而尚未抵達日本（第一）游擊隊，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擊，‘致遠’沉沒，‘經遠’燃起大火。”
身處“鎮遠”艦上的洋員馬吉芬的描述則更為詳盡、更富有感情、甚至還帶一點美國人慣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誇張：“由於我方的機動能力較差而造成了隊型的混亂，在此期間，‘致遠’穿過我艦艦尾與‘來遠’等右翼倖存艦艇會合。‘平遠’與‘廣丙’現在已加入戰鬥，威脅著‘赤城’與‘西京丸’。‘鬆島’號掛出信號，於是第一遊擊隊向處於危險狀況下的2艘軍艦運動以掩護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致遠’號英勇地，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鹵莽地向第一遊擊隊的陣列衝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無人能確知，但顯然它被1枚重炮彈——大約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線。總之不管怎樣，它開始嚴重傾斜，顯然是受到了重創……一陣重炮和機關炮彈的彈幕掃過他的軍艦，傾斜更加嚴重了，就在即將撞上敵艦之際，他的船傾覆了，軍艦從艦首開始下沉，艦體隨著沉沒逐漸右傾，而它的螺旋槳還在空中轉動。所有艦員與艦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本人認為：“致遠”衝出北洋海軍隊列是背對北洋海軍，那說明日艦隊列離北洋海軍隊列更遠，加上戰場的硝煙和能見度的干擾，可能會發生誤判；更何況聯合艦隊本隊（“鬆島”、“嚴島”、“千代田”、“橋立”、“扶桑”）的火力密度和射速一點也不弱於第一遊擊隊，甚至更強更猛（聯合艦隊本隊五艦一側可用火力為320毫米炮3門、240毫米炮2門、170毫米炮1門、120毫米速射炮24門；第一遊擊隊四艦一側可用火力為260毫米炮4門、152毫米速射炮5門、150毫米炮6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
除了雙方之外，身為第三方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船員詹姆斯-艾倫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擊了“致遠”從衝鋒到沉沒的全過程，但可惜的是這份第三方敘述並沒有明說“致遠”到底衝向的是哪一隊日艦：“在後來的戰鬥中，中國的另一艘最好的艦隻‘致遠’也遭到不幸。它顯然是在長時間內遇到困難，不斷用抽水機奮力抽水，因為我們看到水從該艦的兩側流入海。它英勇戰鬥，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艦首的大炮不停地射擊，直到它沉沒為止。最後，它的船首完全淹沒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翹起，露出那轉動的螺旋槳，漸漸地沉沒在海中。”（“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續編）
眾多的目擊記錄雖然在“致遠”最終衝向哪個目標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是都確認了“致遠”最後衝鋒的行為（只不過因為立場的角度原因日本人並沒有評價“致遠”衝鋒的行為，而北洋海軍的洋員和“哥倫比亞”號的敘述則持尊敬、讚揚和惋惜的立場）。將“致遠”的最後航程勾勒得血肉豐滿，這已然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存在。因此，所謂的“標新立異者”們沒有能力否認鄧大人的這一行為，所以只能從勇氣的另一個極端莽撞來挑毛病。那麼，從當時的戰場情形看，鄧大人以下“致遠”艦官兵的行為到底是英勇還是鹵莽？
孰為英雄？孰為莽夫？
“鹵莽”，從詞義上解釋為：說話做事不經過考慮，行事輕率。而在大東溝海戰中“致遠”早在14時30分左右已經中彈起火，15時10分掩護“定遠”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創。鄧世昌並非在軍艦完好無損的情況下為呈匹夫之勇貿然衝向日艦，而是在軍艦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更加英勇、壯烈的死法而已。“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身為軍人，當以戰死沙場為最高榮譽。為了本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或者脫困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比鄧世昌更“鹵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油畫《普拉特艦長之死》
智利海軍的普拉特艦長指揮老舊的、機帆並用的木殼炮艦“埃斯梅拉達”號面對遠比它強大的祕魯鐵甲艦“胡阿斯卡”號毫不畏懼，與之進行了一場英勇卻毫無懸念的戰鬥，普拉特艦長本人陣亡於向“胡阿斯卡”號發起的跳幫作戰中，老朽的“埃斯梅拉達”號最終也被“胡阿斯卡”號擊沉。但是該艦和普拉特艦長的犧牲在贏得了對手尊敬的同時讓孔德爾艦長指揮的僚艦“科瓦東加”號免於祕魯鐵甲艦的滅頂之災。因為普拉特艦長的勇敢，他成了智利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普拉特艦長”成了智利海軍傳承至今的英雄艦名，他在發起跳幫作戰之前的最後遺言“Al abordaje muchachos”（西班牙語“跟我來，小夥子們”）也成了智利海軍高昂的戰鬥意志的寫照；
“螢火蟲”號驅逐艦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
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螢火蟲”號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面對噸位六倍於本艦的德國重巡洋艦“希佩爾海軍上將”號，自知無路可退，遂毫無畏懼地以全速向德艦撞擊後沉沒。該艦的勇敢精神甚至感動了“希佩爾海軍上將”號的艦長海耶上校，在下令全力救起三十一名“螢火蟲”號倖存官兵的同時破天荒地通過紅十字會建議英國方面授予魯普少校英國軍人的最高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日方繪製的“致遠”衝來的美術作品，圖中傾斜的軍艦即是“致遠”，近處的日艦為本隊的“千代田”號
身處第一遊擊隊的“高千穗”號巡洋艦提交的報告則簡單得多（一遊其餘三艦的報告大抵如此）：“下午3時25分，2桅1煙囪的敵艦（‘致遠’或‘靖遠’）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3時30分沉沒。”之所以如此簡單甚至含糊，並不像是站在當事者的角度而像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口吻。恰巧證明了“致遠”並沒有向第一遊擊隊衝來這一事實。
不過在北洋海軍方面，參戰的洋員留下的記錄依然一口咬定“致遠”衝向的是第一遊擊隊：
在“定遠”上的洋員漢納根目睹了“致遠”衝擊的全過程，在戰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致遠’與‘經遠’全力衝向日本游擊隊，此輩可謂勇敢，其行為可謂銳意果斷。‘致遠’號計劃對敵艦進行近戰，‘經遠’號亦然，此二艦真不愧為姊妹艦。然而尚未抵達日本（第一）游擊隊，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擊，‘致遠’沉沒，‘經遠’燃起大火。”
身處“鎮遠”艦上的洋員馬吉芬的描述則更為詳盡、更富有感情、甚至還帶一點美國人慣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誇張：“由於我方的機動能力較差而造成了隊型的混亂，在此期間，‘致遠’穿過我艦艦尾與‘來遠’等右翼倖存艦艇會合。‘平遠’與‘廣丙’現在已加入戰鬥，威脅著‘赤城’與‘西京丸’。‘鬆島’號掛出信號，於是第一遊擊隊向處於危險狀況下的2艘軍艦運動以掩護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致遠’號英勇地，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鹵莽地向第一遊擊隊的陣列衝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無人能確知，但顯然它被1枚重炮彈——大約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線。總之不管怎樣，它開始嚴重傾斜，顯然是受到了重創……一陣重炮和機關炮彈的彈幕掃過他的軍艦，傾斜更加嚴重了，就在即將撞上敵艦之際，他的船傾覆了，軍艦從艦首開始下沉，艦體隨著沉沒逐漸右傾，而它的螺旋槳還在空中轉動。所有艦員與艦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本人認為：“致遠”衝出北洋海軍隊列是背對北洋海軍，那說明日艦隊列離北洋海軍隊列更遠，加上戰場的硝煙和能見度的干擾，可能會發生誤判；更何況聯合艦隊本隊（“鬆島”、“嚴島”、“千代田”、“橋立”、“扶桑”）的火力密度和射速一點也不弱於第一遊擊隊，甚至更強更猛（聯合艦隊本隊五艦一側可用火力為320毫米炮3門、240毫米炮2門、170毫米炮1門、120毫米速射炮24門；第一遊擊隊四艦一側可用火力為260毫米炮4門、152毫米速射炮5門、150毫米炮6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
除了雙方之外，身為第三方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船員詹姆斯-艾倫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擊了“致遠”從衝鋒到沉沒的全過程，但可惜的是這份第三方敘述並沒有明說“致遠”到底衝向的是哪一隊日艦：“在後來的戰鬥中，中國的另一艘最好的艦隻‘致遠’也遭到不幸。它顯然是在長時間內遇到困難，不斷用抽水機奮力抽水，因為我們看到水從該艦的兩側流入海。它英勇戰鬥，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艦首的大炮不停地射擊，直到它沉沒為止。最後，它的船首完全淹沒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翹起，露出那轉動的螺旋槳，漸漸地沉沒在海中。”（“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續編）
眾多的目擊記錄雖然在“致遠”最終衝向哪個目標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是都確認了“致遠”最後衝鋒的行為（只不過因為立場的角度原因日本人並沒有評價“致遠”衝鋒的行為，而北洋海軍的洋員和“哥倫比亞”號的敘述則持尊敬、讚揚和惋惜的立場）。將“致遠”的最後航程勾勒得血肉豐滿，這已然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存在。因此，所謂的“標新立異者”們沒有能力否認鄧大人的這一行為，所以只能從勇氣的另一個極端莽撞來挑毛病。那麼，從當時的戰場情形看，鄧大人以下“致遠”艦官兵的行為到底是英勇還是鹵莽？
孰為英雄？孰為莽夫？
“鹵莽”，從詞義上解釋為：說話做事不經過考慮，行事輕率。而在大東溝海戰中“致遠”早在14時30分左右已經中彈起火，15時10分掩護“定遠”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創。鄧世昌並非在軍艦完好無損的情況下為呈匹夫之勇貿然衝向日艦，而是在軍艦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更加英勇、壯烈的死法而已。“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身為軍人，當以戰死沙場為最高榮譽。為了本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或者脫困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比鄧世昌更“鹵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油畫《普拉特艦長之死》
智利海軍的普拉特艦長指揮老舊的、機帆並用的木殼炮艦“埃斯梅拉達”號面對遠比它強大的祕魯鐵甲艦“胡阿斯卡”號毫不畏懼，與之進行了一場英勇卻毫無懸念的戰鬥，普拉特艦長本人陣亡於向“胡阿斯卡”號發起的跳幫作戰中，老朽的“埃斯梅拉達”號最終也被“胡阿斯卡”號擊沉。但是該艦和普拉特艦長的犧牲在贏得了對手尊敬的同時讓孔德爾艦長指揮的僚艦“科瓦東加”號免於祕魯鐵甲艦的滅頂之災。因為普拉特艦長的勇敢，他成了智利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普拉特艦長”成了智利海軍傳承至今的英雄艦名，他在發起跳幫作戰之前的最後遺言“Al abordaje muchachos”（西班牙語“跟我來，小夥子們”）也成了智利海軍高昂的戰鬥意志的寫照；
“螢火蟲”號驅逐艦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
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螢火蟲”號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面對噸位六倍於本艦的德國重巡洋艦“希佩爾海軍上將”號，自知無路可退，遂毫無畏懼地以全速向德艦撞擊後沉沒。該艦的勇敢精神甚至感動了“希佩爾海軍上將”號的艦長海耶上校，在下令全力救起三十一名“螢火蟲”號倖存官兵的同時破天荒地通過紅十字會建議英國方面授予魯普少校英國軍人的最高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命令商船解散逃命，自己則勇敢的衝向敵艦的“賈維斯灣”號輔助巡洋艦
HX.84護航船隊唯一的護航艦艇，由商船改裝而來的輔助巡洋艦“賈維斯灣”號遭遇了強大的德國裝甲艦“舍爾海軍上將”號後為了保護身後的近四十艘商船的安全，這艘弱小的輔助巡洋艦在艦長費根海軍上校的指揮下毫無畏懼地衝向這個不可能戰勝的對手，以“賈維斯灣”號的犧牲挽救了HX.84護航船隊的大部分商船（最後只有五艘商船被“舍爾海軍上將”號擊沉），更是贏得了商船海員對英國皇家海軍的信任，費根上校也毫無疑問的被追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這些失敗的“鹵莽”之人獲得的是對手的尊重、本國的最高榮譽和本國民眾的敬仰，那某些好事之人又有什麼理由去對鄧世昌的“鹵莽”說三道四呢？
那麼，林廉藩所認為的“聰明諳練”在海戰史上的類似表現一般會是什麼後果呢？除了那個在大東溝海戰中滿場亂跑的“黃鼠狼”方伯謙（用一個時髦詞形容就是“方跑跑”），PQ-17護航船隊在得知恐怖的德艦“提爾皮茨”號出動的情報後，護航艦艇不戰而逃，撇下了三十七艘無助的商船遭受德國飛機和潛艇的立體式屠殺，這一跑不但讓二十四艘商船沉入冰冷的北冰洋，更是讓“賈維斯灣”號的犧牲換來的海員對海軍的信任被抹殺得一乾二淨。可以說，此戰不但損失慘重，而且影響惡劣。
（原創文字，如有雷同，也是本廠長所寫）
英雄成了“莽夫”
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10分後，一艘業已嚴重傾斜，渾身竄著猛烈火焰的軍艦衝出了本方隊列，以它所能達到的最高速度衝向了敵艦。與此同時，敵艦正拼命地向它傾瀉炮火——最終，這艘軍艦沒有完成它最後的航程，於二十分鐘後的3時30分左右抱憾沉沒於大東溝冰冷的黃海海水之中——從那一刻起，國人記住了這艘軍艦的名字叫“致遠”、她的艦長叫鄧世昌、還有一條在最後時刻試圖挽救主人的忠犬叫“太陽”。
矗立於環翠樓廣場前的鄧世昌銅像，著名雕塑家仇志海作品
一百多年的歲月過去，“致遠”艦、鄧世昌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猶以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甲午風雲》中塑造的鄧世昌形象最為深入人心。不過在某個“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時期，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鄧世昌是英雄：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有一個叫林廉藩的退役臺灣海軍將軍來到威海。自此，這個公認的為方伯謙翻案的急先鋒就得意的到處散佈：他已建議威海市政府拆除當時已經樹立了十年的鄧世昌銅像，原因是鄧世昌駕艦衝向吉野等日艦的行為是“個人英雄主義”、是典型的蠻幹，更不配稱為“民族英雄”，在他看來：方伯謙“牽亂隊伍、臨陣脫逃、撞沉友艦”的行為那才是“聰明諳練”，至於鄧世昌——只能用“愚蠢”、“莽夫”來形容。
更有甚者，出現了將方伯謙臨陣脫逃的責任也歸結於鄧世昌的“鹵莽”，認為正是因為鄧世昌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壓垮了方伯謙最後一根脆弱的神經，導致他徹底嚇破了膽命令“濟遠”艦轉舵逃跑。更有好事者更進一步，將“牽亂隊伍”的罪名扣在了鄧世昌的頭上，稱由於“致遠”突然離開隊伍，導致同小隊的“經遠”艦最後失去支援，陷入日艦圍攻而最終戰沉；“濟遠”、“廣甲”的逃跑亦是看“致遠”沉沒後的連鎖反應而已，所以方伯謙固然有臨陣逃脫的責任，可是主要責任並不在他，而在鄧世昌！彷彿只要鄧世昌不“貿然”衝出隊列的話，北洋水師後續的一系列不利後果都可以避免似的。按照這個邏輯看，鄧世昌簡直是北洋海軍戰敗大東溝的第一大罪人了。
國防大學教授馬駿大校也來推波助瀾，在他的新書《晚清軍事揭祕》中將攻擊矛頭直接指向鄧世昌：大罵鄧世昌帶狗上艦是違紀行為，要剝下鄧世昌“虛偽”的臉皮而後快——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鄧世昌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軍艦快被擊沉的時候指揮戰艦向‘吉野號'撞去。被‘吉野號'的魚雷擊沉。他和他的狗一齊被淹死了。這就怪了，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帶著狗來幹什麼？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們呆的時間還不短。看來我們的鄧世昌將軍平時經常在軍艦上遛狗了。而且別人都不以為詫，反以為是風雅。不知道現在的省長市長們到哪裡開會的時候牽著兩條狗去，恐怕官職馬上就要丟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裡卻見怪不怪。（“剝下丁汝昌、鄧世昌虛偽的臉皮”、馬駿《晚清軍事揭祕》P173-174頁）
雖說馬教授此言是因對海軍文化的不瞭解、不知道貓、狗等動物作為軍艦的吉祥物擁有悠久歷史而發的隨意言論，但是其很顯然也受到坊間對鄧世昌那些微詞的影響，內心對這些指責頗有認同。更由於他國防大學教授的身份、以及此言論出現在了正式出版的個人著作中，造成的擴散範圍就不可謂不廣、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為止對鄧世昌的微詞大多找不到任何實證為依託，本人對此不屑一駁。不過，英勇和鹵莽兩個詞有原則性的區別，所以本人決定重新梳理一下“致遠”艦最後二十分鐘的航跡，希望藉此勾勒出一個更加真實的鄧世昌形象。
放手一搏的決斷
當“致遠”艦開始她的最後二十分鐘航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時大東溝海戰的態勢有所瞭解。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於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在前兩個多小時的戰鬥中，採用小隊亂戰戰術的北洋海軍以“超勇”號撞擊巡洋艦沉沒、“揚威”號撞擊巡洋艦重傷為代價重創了“比睿”、“扶桑”和“西京丸”三艘日艦，並使日本聯合艦隊的隊型幾度出現混亂。關鍵的轉折點在下午15時10分，日艦“扶桑”號射出一發240毫米炮彈，正中“定遠”號沒有裝甲防護的艦首軍醫院處，彈頭內填充的下瀨火藥引發了熊熊烈火，濃煙遮蔽了兩個雙聯裝305毫米主炮炮臺的視線，嚴重影響了“定遠”的還擊能力，“敵艦‘定遠’亦被我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艦腹（艦體）起火，火焰從炮彈炸出的洞口噴出，洞口宛如一個噴火口，火勢極為猛烈”（《鬆島艦之勇戰》）。為了自救，“定遠”不得不停止了射擊。
趁“定遠”還擊無力的機會，日艦更是加緊對“定遠”傾瀉火力：“本隊對定遠逼進至4000乃至3000米距離，開始極力猛烈射擊，其前部的大火火勢更烈，黑煙不斷噴出，已經出現進退不得的窘狀。”“著名的東洋第一堅艦‘定遠’號艦腹被擊中，似遭到了大破壞，失去了自由運轉的能力，其艦速大大減慢。此時，我艦隊前方各艦（第一遊擊隊的四艘巡洋艦）見是敵軍旗艦，不失時機地奔馳而來，一齊向‘定遠’進逼，猛烈發炮。‘定遠’艦艦內起火，火焰瀰漫了半邊天空。‘定遠’艦上人員皆停止了發炮，集中力量救火。但是，火勢猛烈，沒有被撲滅的跡象——”（《扶桑艦之勇戰》）
情勢無疑十分危急，縱然“定遠”艦擁有厚重的鐵甲防護，也架不住熊熊烈火的炙烤，倘若讓日本人繼續攻擊下去，“定遠”即便不被擊沉，也遲早會被燒成一具空殼子。而在這個時候，在之前的戰鬥中已經受傷起火的“致遠”艦衝了出來，和“鎮遠”艦一起擋在了“定遠”艦的前面。身為鐵甲艦的“鎮遠”好歹皮糙肉厚，面對日本人的彈雨尚能勉強應對；可身為穹甲巡洋艦的“致遠”卻沒有那麼結實的身板，在短短數分鐘內，沒有任何豎甲防護的艦殼很快被日方的彈雨打得百孔千瘡。隨著大量的海水湧入，艦身開始向右舷傾斜，達到了可怕的近30度！
北洋海軍“致遠”號防護巡洋艦
很顯然，這樣的艦況已經不可能繼續戰鬥下去了。雖然“致遠”的損管人員拼命排水，可是海水隨抽隨灌，甚至不能堅持到返航旅順，軍艦必然沉沒的命運就此決定。對性格剛烈的管帶鄧世昌來說，在軍艦無可挽救的情況下，白白地沉沒顯然不是他所要的選擇，他的選擇是犧牲本艦，與敵艦放手一搏！
“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致遠”接下來的行動為今人所共知的版本是：重傷的“致遠”衝出隊列、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撞去，希望與這艘日本聯合艦隊最精銳的艦艇同歸於盡，依據是鄧世昌在決斷的時候曾說“倭船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鄧管帶有此“擊沉‘吉野’”的動機，而當時據稱“致遠”的炮彈儲備業已耗盡，那麼不少研究者就想當然的認為“致遠”衝出的目的是為了撞沉“吉野”。參加過海戰的洋員馬吉芬也宣稱：“該艦（指‘致遠’）的管帶是最為英勇甚至有時有些頑固的鄧世昌，他下定決心與敵人同歸於盡，於是向一艘敵人最大的軍艦衝鋒，準備實行撞擊。”所以在歷次表現甲午戰爭的影視作品中表現的場景都是“致遠”勇撞“吉野”的鏡頭。
中日甲午戰爭陳列館中的鄧世昌銅像
根據2014年海軍史研究會組織的大東溝海戰覆盤推演得出的最新結論：“致遠”艦衝向的其實不是第一遊擊隊，而是聯合艦隊本隊（當時第一遊擊隊的位置在“致遠”艦的後方）。鄧世昌衝向的目標並不是第一遊擊隊旗艦“吉野”，而是聯合艦隊旗艦、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所在的“鬆島”。相比“吉野”，顯然“鬆島”是更具有攻擊價值的目標。
不過，本人認為，僅僅憑藉鄧世昌要擊沉“倭船”，就將“致遠”衝向日艦理解為“撞沉”明顯有點想當然了。根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戰前就定下的“小隊亂戰”的戰術，貼近敵艦近戰鄧世昌此舉應該被解釋為儘量逼近敵艦，在本艦油盡燈枯之前向“鬆島”等軍艦發射魚雷來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況且參照“致遠”的姊妹艦“靖遠”的彈藥消耗率，就算鄧世昌猛打猛衝，也不大可能出現在激戰兩個小時後就把數百發大中口徑炮彈（致遠級軍艦約能攜帶210毫米炮彈150發、150毫米炮彈200發）悉數打光的情形。所以，讓鄧世昌作出拼死一搏的原因無疑還是本艦不可救藥的傷情所致。
目擊者
“致遠”向第一遊擊隊發起攻擊的全過程被中日雙方和第三方所目擊，雖然有所偏差，但基本能描述出致遠艦的最後時刻——
日本海軍軍令部在回覆“三景艦”總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有關甲午海戰諸多問題的信函初稿對“致遠”艦的最後行程是這麼描述的：“午後2時30分許，‘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舷螺旋槳一半在水面上旋轉，仍繼續航行，午後3時30分許，向右舷傾覆沉沒。”
“鬆島”艦上的隨軍畫師繪製的“致遠”艦衝鋒的場面
而在正式稿的回覆白勞易函中有所修正：“‘致遠’午後2時30分左右起火，3時30分左右明顯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至33分沉沒期間，可看到其螺旋槳仍一度在水面上旋轉。”雖然時間有數分鐘的偏差，但是致遠的最後時刻勾勒得十分清楚。而這兩份報告的起底都出自“鬆島”艦的報告。之所以如此表述得如此清晰，從側面證明“致遠”確實是直衝本隊而來。
日方繪製的“致遠”衝來的美術作品，圖中傾斜的軍艦即是“致遠”，近處的日艦為本隊的“千代田”號
身處第一遊擊隊的“高千穗”號巡洋艦提交的報告則簡單得多（一遊其餘三艦的報告大抵如此）：“下午3時25分，2桅1煙囪的敵艦（‘致遠’或‘靖遠’）向右舷傾斜，仍然繼續航進。3時30分沉沒。”之所以如此簡單甚至含糊，並不像是站在當事者的角度而像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口吻。恰巧證明了“致遠”並沒有向第一遊擊隊衝來這一事實。
不過在北洋海軍方面，參戰的洋員留下的記錄依然一口咬定“致遠”衝向的是第一遊擊隊：
在“定遠”上的洋員漢納根目睹了“致遠”衝擊的全過程，在戰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致遠’與‘經遠’全力衝向日本游擊隊，此輩可謂勇敢，其行為可謂銳意果斷。‘致遠’號計劃對敵艦進行近戰，‘經遠’號亦然，此二艦真不愧為姊妹艦。然而尚未抵達日本（第一）游擊隊，因遭日方舷炮猛烈射擊，‘致遠’沉沒，‘經遠’燃起大火。”
身處“鎮遠”艦上的洋員馬吉芬的描述則更為詳盡、更富有感情、甚至還帶一點美國人慣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誇張：“由於我方的機動能力較差而造成了隊型的混亂，在此期間，‘致遠’穿過我艦艦尾與‘來遠’等右翼倖存艦艇會合。‘平遠’與‘廣丙’現在已加入戰鬥，威脅著‘赤城’與‘西京丸’。‘鬆島’號掛出信號，於是第一遊擊隊向處於危險狀況下的2艘軍艦運動以掩護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致遠’號英勇地，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鹵莽地向第一遊擊隊的陣列衝去……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已經無人能確知，但顯然它被1枚重炮彈——大約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線。總之不管怎樣，它開始嚴重傾斜，顯然是受到了重創……一陣重炮和機關炮彈的彈幕掃過他的軍艦，傾斜更加嚴重了，就在即將撞上敵艦之際，他的船傾覆了，軍艦從艦首開始下沉，艦體隨著沉沒逐漸右傾，而它的螺旋槳還在空中轉動。所有艦員與艦同沉……”（《Yankee of the Yalu》 E.P.Dutton & Co.,Inc.1968）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本人認為：“致遠”衝出北洋海軍隊列是背對北洋海軍，那說明日艦隊列離北洋海軍隊列更遠，加上戰場的硝煙和能見度的干擾，可能會發生誤判；更何況聯合艦隊本隊（“鬆島”、“嚴島”、“千代田”、“橋立”、“扶桑”）的火力密度和射速一點也不弱於第一遊擊隊，甚至更強更猛（聯合艦隊本隊五艦一側可用火力為320毫米炮3門、240毫米炮2門、170毫米炮1門、120毫米速射炮24門；第一遊擊隊四艦一側可用火力為260毫米炮4門、152毫米速射炮5門、150毫米炮6門、120毫米速射炮8門）。
除了雙方之外，身為第三方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船員詹姆斯-艾倫在海岸的高山上也目擊了“致遠”從衝鋒到沉沒的全過程，但可惜的是這份第三方敘述並沒有明說“致遠”到底衝向的是哪一隊日艦：“在後來的戰鬥中，中國的另一艘最好的艦隻‘致遠’也遭到不幸。它顯然是在長時間內遇到困難，不斷用抽水機奮力抽水，因為我們看到水從該艦的兩側流入海。它英勇戰鬥，得不到援助；它甲板上的大炮和艦首的大炮不停地射擊，直到它沉沒為止。最後，它的船首完全淹沒在海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翹起，露出那轉動的螺旋槳，漸漸地沉沒在海中。”（“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續編）
眾多的目擊記錄雖然在“致遠”最終衝向哪個目標的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是都確認了“致遠”最後衝鋒的行為（只不過因為立場的角度原因日本人並沒有評價“致遠”衝鋒的行為，而北洋海軍的洋員和“哥倫比亞”號的敘述則持尊敬、讚揚和惋惜的立場）。將“致遠”的最後航程勾勒得血肉豐滿，這已然成為不可辯駁的事實存在。因此，所謂的“標新立異者”們沒有能力否認鄧大人的這一行為，所以只能從勇氣的另一個極端莽撞來挑毛病。那麼，從當時的戰場情形看，鄧大人以下“致遠”艦官兵的行為到底是英勇還是鹵莽？
孰為英雄？孰為莽夫？
“鹵莽”，從詞義上解釋為：說話做事不經過考慮，行事輕率。而在大東溝海戰中“致遠”早在14時30分左右已經中彈起火，15時10分掩護“定遠”更受了不可挽救的重創。鄧世昌並非在軍艦完好無損的情況下為呈匹夫之勇貿然衝向日艦，而是在軍艦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下選擇一個更加英勇、壯烈的死法而已。“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身為軍人，當以戰死沙場為最高榮譽。為了本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或者脫困而自我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不乏比鄧世昌更“鹵莽”、更“不自量力”的存在。
油畫《普拉特艦長之死》
智利海軍的普拉特艦長指揮老舊的、機帆並用的木殼炮艦“埃斯梅拉達”號面對遠比它強大的祕魯鐵甲艦“胡阿斯卡”號毫不畏懼，與之進行了一場英勇卻毫無懸念的戰鬥，普拉特艦長本人陣亡於向“胡阿斯卡”號發起的跳幫作戰中，老朽的“埃斯梅拉達”號最終也被“胡阿斯卡”號擊沉。但是該艦和普拉特艦長的犧牲在贏得了對手尊敬的同時讓孔德爾艦長指揮的僚艦“科瓦東加”號免於祕魯鐵甲艦的滅頂之災。因為普拉特艦長的勇敢，他成了智利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普拉特艦長”成了智利海軍傳承至今的英雄艦名，他在發起跳幫作戰之前的最後遺言“Al abordaje muchachos”（西班牙語“跟我來，小夥子們”）也成了智利海軍高昂的戰鬥意志的寫照；
“螢火蟲”號驅逐艦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
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螢火蟲”號艦長傑拉德·魯普少校面對噸位六倍於本艦的德國重巡洋艦“希佩爾海軍上將”號，自知無路可退，遂毫無畏懼地以全速向德艦撞擊後沉沒。該艦的勇敢精神甚至感動了“希佩爾海軍上將”號的艦長海耶上校，在下令全力救起三十一名“螢火蟲”號倖存官兵的同時破天荒地通過紅十字會建議英國方面授予魯普少校英國軍人的最高榮譽——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命令商船解散逃命，自己則勇敢的衝向敵艦的“賈維斯灣”號輔助巡洋艦
HX.84護航船隊唯一的護航艦艇，由商船改裝而來的輔助巡洋艦“賈維斯灣”號遭遇了強大的德國裝甲艦“舍爾海軍上將”號後為了保護身後的近四十艘商船的安全，這艘弱小的輔助巡洋艦在艦長費根海軍上校的指揮下毫無畏懼地衝向這個不可能戰勝的對手，以“賈維斯灣”號的犧牲挽救了HX.84護航船隊的大部分商船（最後只有五艘商船被“舍爾海軍上將”號擊沉），更是贏得了商船海員對英國皇家海軍的信任，費根上校也毫無疑問的被追授維多利亞十字勳章。這些失敗的“鹵莽”之人獲得的是對手的尊重、本國的最高榮譽和本國民眾的敬仰，那某些好事之人又有什麼理由去對鄧世昌的“鹵莽”說三道四呢？
那麼，林廉藩所認為的“聰明諳練”在海戰史上的類似表現一般會是什麼後果呢？除了那個在大東溝海戰中滿場亂跑的“黃鼠狼”方伯謙（用一個時髦詞形容就是“方跑跑”），PQ-17護航船隊在得知恐怖的德艦“提爾皮茨”號出動的情報後，護航艦艇不戰而逃，撇下了三十七艘無助的商船遭受德國飛機和潛艇的立體式屠殺，這一跑不但讓二十四艘商船沉入冰冷的北冰洋，更是讓“賈維斯灣”號的犧牲換來的海員對海軍的信任被抹殺得一乾二淨。可以說，此戰不但損失慘重，而且影響惡劣。
遭到攻擊的PQ17護航船隊
寫到這裡本人覺得到了收筆的時候了，即便是技術含量極高的海軍，也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即便最終力量不濟而戰敗，也沒有理由被唾棄！在危機時刻向敵人發起決死突擊的鄧世昌是“英雄”還是“莽夫”，想必此時此刻各位讀者心裡應該有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