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等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加快推進高等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根據《意見》，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將全部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組織職稱評審、自主評價、按崗聘用。條件不具備、尚不能獨立組織評審的高校，可採取聯合評審的方式。
毫無疑問，相對於此前的放權改革來說，這一次“簡政放權”可謂加快了步伐。比如，對於職稱評審，此前，改革只是取消了高等學校副教授評審權審批，高校可以自主評審副教授，而現在是把職稱評審權全部直接下放。但並不能說這樣的“簡政放權”就已經很徹底，因為從職稱評審改革的終極目標看，是應該取消職稱評審，而不是在保留職稱評審前提下“放權”。在筆者看來，既然已經把職稱評審全全部下放給高校，要求高校按崗聘用，不如全面取消職稱評審，用職務取代職稱。其他的放權改革，也應該立足於給高校鬆綁，把自主權全面落實給高校。
我國當前正在統籌推進“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因而，借鑑發達國家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經驗，極為重要。綜觀發達國家的一流大學，是不存在職稱評審一說的，一名教師被一所大學聘到教授崗位上，就享有教授職務的待遇，而離開這所大學，到其他大學，完全有可能不聘為教授，也就不再享有“職稱福利”。這就是把教授作為職務，有利於人盡其才、人盡其用。但在我國，對於高校教師，卻有職稱評審，教師評上某一職稱之後，待遇和福利直接和職稱掛鉤，因此，教師在乎職稱超過職務。而由於評職稱，往往由行政部門（要麼政府教育部門，要麼學校行政部門）主導且制訂標準，結果導致教師圍著職稱標準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而且，評職稱中充斥著權錢交易等亂象。
此前，我國已經有部分高校獲得自主評職稱的權力，直接可以評教授、副教授。但是，這些學校的職稱評審問題，一點不比沒有職稱評審自主權的高校少。這表明，就是把職稱評審自主權下放給高校，職稱評審的問題仍舊會存在。而且，把職稱評審下放給所有高校，包括地方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如果這些高校行政治校問題嚴重，有可能加劇這問題。只有取消職稱評審，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亂象。
類似於下放職稱評審權，這次《意見》還提到，要進一步深化學位授權審核改革，包括放權部分具備條件的高校自主開展新增博士碩士學位點評審，探索設置新興交叉學科學位點。這也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國學位授權的問題，是實行國家統一授予學位制度，這製造“學歷社會”，也引導辦學者和教育者都關注“國家文憑”。鼓勵高校自主辦學、充分競爭的制度，應該是學校自主辦學、自授學位。學位的質量由專業評價和社會評價。如果政府教育部門（國家學位中心）一直掌握學位授予權，獲得學位授權的機構的自主辦學空間就會受到限制——國家有關部門會以確保學位收於質量為由，介入學校招生、課程設置、專業設置、教學評價等各個環節，學校也無法做到對教育質量負責，學歷教育導向無法得到扭轉。
當然，落實和擴大高校的自主權，從現實出發，很難一步到位。能有目前的放權改革，已十分可喜。眼下的關鍵是，政府部門要兌現放權承諾，同時，推進高校用好自主權，建立能用好自主權的現代大學制度。當高校擁有了人事權、專業設置自主權、學位點評審權之後，如果高校內部行政權獨大，行政權、教育權、學術權不分，行政權支配教育權和學術權，像專業設置這一類教育事務、教師學術評價這類學術事務，都由行政部門主導，那高校的自主權，就可能被濫用，一方面，會製造教育腐敗和學術不端；另一方面，會讓辦學急功近利，偏離教育和學術規律。只有高校能接住並用好下放的自主權，“放管服”才真正見成效，這也為進一步徹底改革放權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