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蕩寂寥的達茂旗草原上，黃昏去得十分緩慢。敖倫蘇木古城被夕陽抹上了一層金色，耀眼而沉靜。若在它全盛時，必定雄偉壯麗，一派輝煌。但此刻，它已是廢墟，只有幾段殘牆，遍地基址，無數瓦礫，躺臥草原深處，被一圈長達數千米的鐵絲圍欄牢牢圈在其中。
已是9月之尾，秋色深沉。我們從達茂旗政府駐地百靈廟出發向北，行駛大約40公里之後，抵達敖倫蘇木古城。此行道路一平如砥，絕少車輛，兩邊草原也罕見羊群。從2008年1月1日開始，達茂全旗牧區2357萬畝草場實施為期10年的全面禁牧，幾年過去，草場整體生態得到有效恢復，而我卻因為不能目睹羊群遍野的草原景觀而略感遺憾。
原本以為敖倫蘇木古城縱然已是廢墟，但畢竟有殘留的城牆在，當可遠遠望見，不料看見它時，它已在眼前。帶著驚喜爬下車，才發現那一圈鐵絲圍欄連綿不絕，高近兩米，唯一的入口處掛著一把鐵鎖，把我們拒之門外。正在圍欄之外徘徊觀望，一騎摩托從遠處飛奔而至，來者是達茂旗文物部門僱用看守古城的一位蒙古族小夥子，家在此處不遠。就在我們剛剛把車停在圍欄外時，他已經接到了附近牧民的電話，於是趕緊過來打探虛實。聊過幾句之後，小夥子見我們行跡不算可疑，旋即飛車而去。臨走時沒忘了叮囑一句：千萬不要爬進去！
此時夕陽愈發絢麗，正是一天裡光線最好的時候，我們隔著欄杆草草拍了幾張照片，心有不甘地爬上汽車，沿著公路繼續向東北行。不遠處，一片鐵鏽色的低矮小山，小夥子稱之為黑頭山，站在上面可以遙遙俯瞰敖倫蘇木古城全景。爬上最近的一座小山包時，夕陽已經貼近地平線，半輪明月高懸碧空，寥廓天幕下，敖倫蘇木古城長方形的輪廓依稀可見，那幾段殘牆以及古城中隆起的數座高臺，有如海面上的金色小島。山腳下，一線細水泛著白光，遊絲一般，蜿蜒不絕，名叫艾不蓋河。
我們以為黑頭山上有巖畫，繞著山包找了半天，一無所得。後來才知道，達茂旗的草原上有很多這樣的小山，名叫黑頭山的也不止這一個。
涼風起來了，夕陽終於完全消失，天空呈現出迷人的墨藍色，而草原深沉如一幅暗色調的油畫。下山途中，一隻巨大的飛鳥忽然從巖縫中衝出，撲扇著翅膀從我頭頂掠過，我登時驚出一身冷汗。回到百靈廟，已是晚上8點，我感覺渾身發冷，頭暈得厲害，幾乎連路走都不成了。我對黑梅說：莫非是我得罪了山神？這天夜裡，我沒吃晚飯，吞了幾片感冒藥之後，昏昏睡去。
近一個世紀以來，專程探訪過敖倫蘇木古城的學者數不勝數：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學者黃奮生、日本歷史考古學家江上波夫、美國漢學家和蒙古學家拉鐵摩爾……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雖然這座古城的廢墟已在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上沉睡了幾百年，但對於當地牧民來說，它只是和一連串真假莫辨的傳說聯繫在一起，沒人知道它的真實身份。1927年，當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中國開始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科學考察時，這座古城開始漸漸顯露真容。
與前幾次科學考察活動不同，斯文·赫定此次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隊伍中出現了中國學者的身影。由於中國知識界反對之聲不絕，輿論洶湧，向已經同意此次考察行動的北洋政府施壓，“大元帥”張作霖叫停了考察行動，而斯文·赫定最終妥協，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達成協議：考察團必須有中國學者參與，此行所獲文物全部由中國學者帶回北京。參與其中的中國學者，就包括任教於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黃文弼，時年34歲。
在百靈廟的旅店裡昏睡一天之後，我強打精神，再次來到敖倫蘇木古城。達茂旗文體廣電局負責管理敖倫蘇木古城的邵所長，為我們打開了圍欄的大門。出發時原本陽光燦爛，此刻竟然滿天彤雲密佈，時有閃電劃過，雨腳如線，從遠處的天空瀉下，彷彿隨時都會到達我們的頭頂。既來之，則安之，我們無暇顧及閃電的警告，匆忙闖入遺址區內。
黃文弼是考察敖倫蘇木古城的第一位學者。1927年6月，斯文·赫定領銜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從包頭向北穿越陰山，進入遼闊草原深處之後，分組行動。6月的草原，蒼翠如畫，黃文弼和嚮導漸行漸遠，來到了艾不蓋河之畔。他們沿著艾不蓋河向東北行進，兩天後，在敖倫蘇木發現了一座古城遺址。在工作報告中，黃文弼記述了當日他在這座古城中所見景觀：
……有古城遺址，房舍廟基，尚能見其彷彿。覆在城中覓得漢文、蒙文石碑各一方，漢文碑記為王傅德風堂碑記，乃馬紮罕之子八都帖木兒於至大元年立為王傅，管領德寧、砂井、淨州、集寧等路，在此建設王府也……
《王傅德風堂碑記》全文很長，將近千字。此碑立於元朝末年，碑文內容系頌揚“趙王”歷任王傅之事。正是這一通石碑，成為解開敖倫蘇木古城身份之謎的鑰匙——碑文中的“趙王”二字，遙遙指向蒙古草原歷史上一個著名的部落：汪古部。
我們很幸運。儘管閃電和雷聲讓人心驚肉跳，空中還不時落下幾滴雨點，但我們終究還是避免了成為落湯雞的命運。大雨始終在遠處徘徊，彷彿在和我們開玩笑，既讓我們有時間四處遊覽，又讓我們緊張兮兮。
這座古城面積廣大，有人說它相當於100個足球場。在沒有制高點和參照物的遺址內，這種描述對於參觀者並無意義。荒廢數百年的古城早已不復當年雄姿，與遼闊無際的草原融為了一體，若非殘存的城牆、幾處高臺以及那一圈格外礙眼的圍欄，從遠處很難把它辨認出來。要想感受它的廣闊，最好繞著圍欄走一圈。據專家測量，此城東西長近1000米，南北寬約600米，這一圈走下來3000多米，要費去不少功夫。
約在唐代末年，一支突厥系種族的後裔，自新疆遷徙至陰山東段，在大青山以北的草原上游牧棲息，水草豐美的艾不蓋河流域，自然成為其重要據點。元代的史書將這支遊牧部族稱為“汪古惕”、“雍古”、“王孤”、“翁袞”（蒙古語意為“神”），漢人名之為“白韃靼”，後世則慣以“汪古部”稱之。2012年10月，我和子夜沿呼武公路（呼和浩特至武川）穿越大青山，曾登上大青山之巔的蜈蚣壩，其時山風凜冽，山頂已經浮著一層淡淡白雪。據說蜈蚣壩即翁袞山，也即汪古部所屬之山，因此，有人推斷汪古部是以所居之山為部落名稱。當然，這一說法不可盡信。
及至金代，汪古部歸附金朝。12世紀，漠北蒙古民族興起並日漸強盛，金朝為防禦蒙古騎兵南下，修築界壕，耗費無數人力財力，歷時數十年方始完工。作為金朝的臣屬，汪古部的重要職責就是扼守“淨州之北，出天山外”的一段界壕。據蓋山林先生所說，這段金界壕“經過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的南部，東北自四子王旗，經額爾登敖包和坤兌灘兩個蘇木往南向武川縣而去……北距敖倫蘇木古城尚有50餘公里”。大約就是在修築界壕的這段時期內，汪古部在金界壕之北的“黑水之陽”（黑水即今日的艾不蓋河）修築了一座土堡，以供部落首領居住。
12世紀末13世紀初，汪古部首領阿剌兀思趕上了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蒙古草原上群雄相爭，乃蠻部（很可能也是突厥後裔）首領太陽汗遣使拉攏阿剌兀思，欲聯手攻擊乞顏部。那時，乞顏部可汗鐵木真已先後擊敗主兒乞部、泰赤兀部、塔塔爾部、克烈部等部落，在草原上建立起巨大優勢。阿剌兀思審時度勢，不僅拒絕了太陽汗的合作請求，還立即遣使向鐵木真發出警報。1204年，在汪古部的協助下，鐵木真征服乃蠻部，整個草原的統一指日可待。1206年春天，鐵木真在斡難河（即鄂嫩河）上游召集大忽裡勒臺（即大會），建立蒙古帝國，稱“成吉思汗”。之後，成吉思汗大行封賞，“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千戶，其中就包括阿剌兀思（管轄五個汪古部千戶）。不僅如此，成吉思汗還與阿剌兀思“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打忽答”。“按打忽答”即“結拜兄弟和親家”，所謂“世友世婚”，可謂親上加親，好上加好。也正是因為這層關係，阿剌兀思居住的那座土堡有了一個名稱——按打堡子。
其後，1211年，成吉思汗南下伐金，阿剌兀思開放界壕，引蒙古大軍入內，並率眾出征，協助蒙古軍隊攻下烏沙堡，襲取武川，而後度陰山，出豐州，連下雲內、東勝、武、朔諸州，立下汗馬功勞。
自此直至元代衰亡，汪古部不僅始終保留著原有的領地和屬民，而且世代封王，尊崇殊異。整個蒙元時期，汪古部首領共計四人被封為北平王，三人封為高唐王，三人封為（俞加掛耳，需造字）王，八人封為趙王，敖倫蘇木古城也因此被稱為“趙王城”。同時，先後共有16位皇室公主下嫁汪古部首領，其中第一位下嫁者，阿剌海別吉，乃成吉思汗三女，後來被封為監國公主，足見其權勢之顯赫，以及成吉思汗對汪古部的看重。
昔日的按打堡子，早已化作塵土。日月推移，流年暗換，大草原養育花草、飛禽、走獸和一代代遊牧人，又在歲歲枯榮的輪迴中安撫著眾生的魂靈。遍佈瓦礫、碎石的廢墟最易喚起人的悲憫之心，一種揮之不去的空虛感，會將膚淺的興亡之嘆輕輕推入角落。
我們腳下的這片遺址區，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時空段落：痕跡無存的按打堡子，在按打堡子原址上修建的新城，以及新城荒廢后的明代建築遺蹟。
約在1283年，一座規模宏大的新城在按打堡子的基礎上修建完成。元朝最初名之為黑水新城，其後又先後改稱靜安、德寧，至於敖倫蘇木之名，雖然不知起於何時，但可以確定的是，必在新城完工且大修廟宇之後，因為敖倫蘇木在蒙古語中意為“眾多廟宇”。不管名稱如何變化，在整個元代，敖倫蘇木古城作為德寧路的治所，始終是汪古部封國的首府所在，歷代汪古部首領居住此城中，安心做著皇室的駙馬，為皇室盡心竭力。他們的領地廣闊遼遠，北方直抵大漠，南方瀕臨黃河，東至今烏蘭察布盟東部，西抵今巴彥淖爾市的烏拉特中旗。
走在敖倫蘇木古城的荒草碎石和許多建築臺基之間，聽著風聲劃過耳際，感受著遺址區的廣闊蒼涼，卻終究無法猜想出它繁華時的模樣。
古城南端，一道保存相對完整的城牆格外引人注目，到敖倫蘇木古城採訪的記者們往往為它拍攝一張照片，選作文章的插圖，久而久之，幾乎成為古城的象徵。這道殘牆長近百米，突兀橫陳，遠遠望去，彷彿一列隨時準備出發的火車。走近細看，可見城牆全系夯土築成，土中摻合砂石，所以十分堅固，歷盡風雨保存至今。城牆的確切高度雖然不得而知，但現存牆體最高處可達數米，由此不難想象當年宏偉的狀貌。考古發現顯示，此城四面城牆中部各開一門，四座城門之間以寬闊道路連接，將全城大略分作四個區域，各區域內又排布大街小巷，與中原地區的古城大體相類。
有些學者曾在文章中刻意提及，敖倫蘇木古城的方向耐人尋味。一般來說，中原古城講究坐北朝南，尚南，而遊牧民族的城池往往坐西向東，以東為貴。敖倫蘇木古城既不向東，也不朝南，而是折中定位，大體呈45度角朝向東南，“正好介於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建築模式之間”。玩味學者們的文字，似乎在說這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文化妥協與融合，其中有深意在。但我寧可將其理解為在基本尚東的基礎上，對地勢地形以及周圍山體、河流的被動適應，那個45度角，沒那麼玄奧。
如蓋山林先生所言，敖倫蘇木古城內的地表遺物雖然多屬元代，但並不能表明現存的建築廢墟也都是元代的。城內現存的90多處建築臺基，多數是明代藏傳佛教的寺院遺址，至於應屬元代的趙王府、王傅府（相當於相府）、德寧路治所等，位置大多難以確認。考古部門能夠做出明確判斷的，仍是大體框架：分佈在古城東北部和南部的高大建築臺基，多為佛塔或寺院遺址；西北部為官署集中分佈區域；而城外東部則是手工業作坊區，諸如冶煉、燒磚、製陶都在那裡進行。
黃文弼發現王傅德風堂記碑的位置，位於古城中部偏東，且靠近南城牆，那裡有一處很大的院落遺址。王傅府既相當於相府，理當設在王府所在，因此，這處院落很可能是王府遺址。1974年，蓋山林帶領的考古隊在此處進行清理試掘，結果出土的多是藏傳佛教遺物。這表明，它是一處明代藏傳佛教寺院遺址，與王府無關。
日本學者江上波夫曾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之間，三次造訪敖倫蘇木古城，分別在1929年、1939年和1942年。1990年5月，83歲高齡的江上波夫重訪敖倫蘇木古城，對陪同考察的中國學者說，他在1939年曾經見過王傅德風堂記碑，當時石碑已經斷作三截，他做了拓片，還拍了照片。“這次來，就是想再看看這塊碑，但是現在已不見了。”
敖倫蘇木古城東北部有一座高大土臺，高約4米，寬約15米，長達32米，在遺址區內眾多廢墟中，顯得鶴立雞群。我手腳並用爬到土臺上，只見臺上臺下遍佈殘磚碎瓦，無疑曾是某座宏偉建築的一部分。1990年5月，江上波夫在這座土臺附近反覆尋覓，竟然找到一塊刻有植物花紋的磚頭。江上波夫很興奮：“這塊磚上的植物圖案，純屬羅馬花紋。”稍後不久，他們又找到一個高約15釐米的石獅頭。江上波夫認為，這種石獅頭是歐洲王室寶座兩邊扶手所用裝飾物。這兩件意外發現的遺物，使江上波夫確信，眼前這座建築遺址就是那座被中外學者關注、尋找多年的羅馬教堂。
對這座羅馬教堂的描述，見於意大利人約翰·孟高維諾於1305年寫給羅馬天主教教皇尼古拉四世的信札中。1289年，約翰·孟高維諾受教皇派遣，先走陸路至印度，再循海路遠赴中國，1294年抵達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鐵穆耳的接見，並獲准傳教。
彼時中國北方的草原地帶，自新疆至內蒙古，基督教之聶斯托裡派已盛行多年。這種教派，中國稱之為“景教”。由於教義上的差異，羅馬天主教會一直視聶斯托裡派為異端。唐朝初年，聶斯托裡派自波斯傳入中國，唐武宗時被禁。到了遼金時期，景教再度興盛，在西北各民族中廣泛傳播，前面提及的乃蠻部、克烈部以及汪古部，都信奉景教。1933年，拉鐵摩爾到訪敖倫蘇木古城，在廢墟中發現了包括景教徒墓頂石在內的一些景教遺物，他據此寫作了《內蒙古的一座景教廢城》一文。雖然拉鐵摩爾對墓頂石與建築遺址關係的判讀不無問題，但稱敖倫蘇木古城為“景教廢城”卻無不妥，古城附近發現的兩個景教徒墓園共計數十座元墓，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既然景教徒眾多，城中景教寺院廣佈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這座景教之城中，為什麼會出現一座規模宏大的天主教堂呢？
約翰·孟高維諾的信札詳細說明了其中原因：
此邊有稱闊裡吉思(佐治)王的景教徒，乃系印度僧拍萊斯脫約翰之苗裔。餘來此地結交為友，彼受餘之教導，竟離景教而覺悟了天主教的真理，遂阪依改宗，甚至充當了天主教會的役僧。在餘舉行彌撒時，闊裡吉思王著王者之服而為參與典禮，因此景教徒眾以闊裡吉思背叛景教而加以非難和攻擊。但是，闊裡吉思說服其部眾，不僅使其歸天主教，而且建立了壯麗莊嚴的教堂，為了神的榮光，為了聖者三位一體，為了教皇而命名為“羅馬教堂”, 而這位闊裡吉思王竟於六年前遺下其幼兒而昇天。其幼兒今年方九歲, 而王族中諸兄弟凡從闊裡吉思王入天主教者, 皆視為異端分子而加以取締。
在這封從元大都寄出的信中，約翰·孟高維諾詳細講述了他與汪古部首領高唐王闊裡吉思結交併促使其改宗天主教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並不順利，約翰·孟高維諾以闊裡吉思遭到“非難和攻擊”簡略言之，實際的情況可能要嚴重得多。來到中國第一年就使具有久遠景教傳統的汪古部轉向天主教，並在汪古部首府建造了壯麗莊嚴的羅馬教堂，這自然是約翰·孟高維諾東方傳教事業的一大成功，但“非難和攻擊”也暗示了這種成功的倉促和脆弱。四年之後，闊裡吉思與西北叛王篤哇作戰，被俘，身死新疆，那些被迫皈依天主教的人們隨即重新信奉景教。
闊裡吉思修建的羅馬教堂，是整個東亞地區第一座天主教堂，在約翰·孟高維諾的描述中，它如皇宮般美好。但是闊裡吉思一死，這座教堂隨即廢棄。十餘年後，另一位西方傳教士返國時路過敖倫蘇木古城，已經找不到任何與天主教有關的痕跡。
從古城中出來，天色已是黃昏。在荒草瓦礫間奔走半日，出了一身大汗，身體的不適感已然全無。此時烏雲終於消散，夕陽又一次把草原抹得金黃，較昨天更加絢爛，如此景觀愈發映襯出敖倫蘇木古城的寂寞荒涼。返回百靈廟途中，腦海中忽然蹦出幾句詩來：
敖倫蘇木古城
廢墟和遺忘之地
歷史的影子
被一陣雨點打溼
一萬個士兵的軀體
從草間站起
像一群遊動的綿羊
眺望穹蒼
在歷史上，敖倫蘇木古城曾是蒙古大軍重要的後勤基地，阿剌海別吉以監國公主的身份在此施政，為西征的成吉思汗管理遼闊的大後方。據說，她曾經組建一支多達數千人的女子部隊為其護衛；而古城內外的駐軍，也必定為數不少。
元朝滅亡之後，敖倫蘇木古城失去了首府的地位，但並未廢毀。由於其勾連南北東西交通的戰略地位，在明代一度成為蒙古封建主的政治、宗教中心。16世紀後半葉，藏傳佛教廣泛傳播於內蒙古高原，敖倫蘇木古城又成為山北草原上最早的藏傳佛教中心之一。為了興建寺廟，人們把城內的許多建築拆毀，重加利用，甚至城外景教墓園中的墓石也被拉進城來。就這樣，興盛一時的景教之城變成了梵樂聲聲的藏傳佛教之城，一種信仰悄悄抹去了另一種信仰的痕跡。
敖倫蘇木古城可能最終廢毀於清初，但究竟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毀了它，沒人說得清。
毋庸置疑，敖倫蘇木古城最輝煌的歲月在元代，尤其是13世紀後期。事實上，那也是整個世界最令人心動的一段歲月，東方與西方的文明交流隨著馬可·波羅、約翰·孟高維諾等人的來華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兩個人留給後世的文字中，都曾提及汪古部以及那位改宗天主教的高唐王，但他們是否去過敖倫蘇木古城，難以確知。兩人不曾謀面：馬可·波羅1275年來到中國，1291年離開；約翰·孟高維諾1293年踏上元朝的土地，1328年終老於大都。
在這一堆年份中，我們應該記住1275年。
這一年，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進入中國，而一個名叫列班·掃馬的景教徒和他的弟子馬古思從大都出發，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長路——師徒二人很可能都出自汪古部。列班·掃馬的去路，恰是馬可·波羅的來路，這一來一去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關聯，只能猜測。5年後，在巴格達，36歲的馬古思傳奇般地成為全世界景教的領袖——宗主教馬·雅伯拉哈三世。列班·掃馬繼續西行，他可能是元朝歷史上唯一一個到達西歐的中國旅行家。他到過巴黎。
在羅馬，景教徒列班·掃馬得到了新任教皇的接見和禮遇。這是1288年。一年之後，這位被稱作尼古拉四世的新教皇，把方濟各會會士、未來的汗八里（即元大都）第一任天主教大主教約翰·孟高維諾，送上了前往古老東方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