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首次向全世界通報了5個十分罕見的危及生命的病例，並把此症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也就是如今人們所說的艾滋病。此後的30年中，艾滋病始終處於法律、道德、倫理和醫學爭論的核心位置。時至今日，出現了世界首例艾滋病患者被治癒的病例，雖然有專家稱這例治癒的病例不具有普遍性，但除了給予艾滋病病人更多的關愛，我們還應該對艾滋病的醫療前景心存樂觀。
近年來，以艾滋病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也不斷湧現，如顧長衛導演的紀錄片《在一起》和電影《最愛》，都體現了對艾滋病病人的人文關懷。今天，讓我們來回顧1993年美國法律類電影《費城故事》，它講述了一名法律工作者患有艾滋病，並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為維護自己權利頑強抗爭的故事。這部電影標誌著好萊塢不再逃避現實，正式向氾濫美國的艾滋病宣戰。
上映的電影《最愛》直面艾滋病病人的感情生活，片中男女主人公勇於衝破世俗的歧視，實現心靈與肉體的真正結結合，感動了無數觀眾。這讓我聯想起了1993年的美國電影《費城故事》，它講述的也是艾滋病病人的故事，但可貴的是它引導我們從法律的角度對生命、對愛情、對個人權益進行的思考。
◎生命因抗爭而璀璨還是因脆弱而動人
片中湯姆·漢克斯飾演的律師安德魯·貝克特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行為不幸染上了艾滋病。而他就職的律師事務所在全城可謂數一數二，能進這樣的律所實屬不易，而且他深得上司賞識。可就在他事業不斷上升的時刻，艾滋病的症狀在他身上顯現，上司絲毫不顧情面，故意設計圈套將他辭退。安德魯從此走上法庭，不顧自己病弱的軀體，為維護自己作為受害者的正當權益而戰。
安德魯碰到了難題：這家律所聲名在外，很多律師唯恐避"艾"不及，根本不願接手他這樁棘手的官司，面對必死無疑且死期指日可待的安德魯，其他律師何必自尋煩惱。
這一切都通過丹澤爾·華盛頓飾演的喬·米勒的反應展現出來。喬在自己的辦公室接見了前來請求他幫自己打官司的安德魯，後者很坦然地告訴他一切，可是喬的笑容凝固了，他退後幾步，並驚恐地看著對方觸碰過的辦公桌上的東西、看自己剛與對方握過的手，他甚至跑到醫生那兒詢問這一切會否被傳染。
喬顯然是那種明哲保身的人，妻子剛為他生了個女兒，百般疼愛女兒的他無比小心地防備著外來"病菌"的侵入。可以發現，生命的個體尚在群體中發光發熱時，誰都覺得你是一把手、領導的得力助手，可是一旦你觸犯了"戒條"，淪為傷風敗俗的典型，一剎那所有的榮譽和讚賞都會離你遠去，那時你便孤身一人。
電影試圖藉助弱小力量來抗議權威，一顆行將消亡的生命之火忽然間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安德魯的官司最終打贏了，而他卻因病與世長辭。在家庭弔唁會上，他童年時候留下的影像資料在電視屏幕上滾動播放著：生命到底是因抗爭而璀璨，還是因脆弱而動人？
◎社會性的死亡超過了身體上的病痛
安德魯所受的歧視不僅因為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這麼簡單。眾所周知，艾滋病傳播的途徑有3種：母嬰、性交及血液傳播，其中男同性戀者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自從1981年6月美國確認第一例艾滋病以來，時至今日已有2500萬人死於此病，另有3400萬人感染。電影中律所的老闆之所以厭憎安德魯，最大的原因是他是個同性戀，因為公司裡同樣得了艾滋病的一位女同事並未被辭退，她是通過輸血傳染的。這種區別對待讓安德魯無法接受。
在安德魯和喬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美國聯邦法律中明文禁止歧視傷殘人士，且艾滋病也屬傷殘範圍並受法律保護。“不僅僅因為病者身體上的限制，還因為受到社會人士的歧視，更精確地說，這種社會性的死亡……這種死亡超過了身體上的病痛。”
而在中國，2006年3月1日起實施的《艾滋病防治條例》和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均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享有平等就業等權利作了明確的規定。尤其是就業促進法第30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更是對用人單位因傳染病原因對應聘者進行就業歧視的行為加以禁止。
在這些明文規定之下，雖然就業等權益受到侵犯時，艾滋病患者可以用法律來與之抗衡，但是無形中所受的歧視卻無處不在，尤其是在愚昧落後的偏僻農村，就像顧長衛在《最愛》裡展現的那一群人，在“熱病”包圍中，最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無休止的冷眼和嘲笑，在那種情形下，最可靠的還是最愛之人的體溫。
這一點在《費城故事》中亦有點染。導演試圖將同性戀者作為普通人群來對待，而這種態度的呈現則通過喬的眼睛，喬一開始非常痛恨這一人群，可後來他參加了安德魯組織的化妝晚會，他看到了這一群人相親相愛、和睦相處的一幕，尤其是在安德魯生命的最後，他的那位同性愛人還對他不離不棄、始終陪伴左右，這一摯愛場景深深地感染了喬。
◎一個有愛的國度是會讓所有人"生而平等"的
這部電影之所以在費城拍攝，亦有它不平凡的意義所在。費城是美國的歷史名城，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具有重要地位，1774年至1775年兩次大陸會議的召開，通過了《獨立宣言》，它標示著北美洲13個英屬殖民地宣告脫離大不列顛王國而獨立。傑斐遜曾寫道：《獨立宣言》是"籲請世界的裁判"。自1776年以來，《獨立宣言》中的原則就一直為全世界人民傳誦。美國的改革家們，不論是為了廢除奴隸制、禁止種族隔離，還是提高婦女權利，都要向公眾提到"人人生而平等"。
在這樣一個遍地喊著"人人生而平等"口號的城市，發生不平等的事件，是可恥而不能被人原諒的。這種正義性的存在，使得影片無形中具有了一股力量，像片中一閃而過的華盛頓的青銅雕像，它除了象徵該城市有著悠久獨特的歷史外，還標示著為維護公民的平等權益而保駕護航。
導演沒有一味地去煽情，而是從人性化的視角來展現生命與權益之間的矛盾，他甚至搬弄了一些藝術手段來剖析人物的內心世界，比如安德魯和喬在舞會後的交談。安德魯用飽含深情的語氣，向喬詮釋正在播放的歌劇片段。那是著名女高音瑪麗亞·卡拉斯演唱的《安德里亞·塞尼亞》，其中高潮部分是最感人肺腑的一段：當卡拉斯飾演的女主角面對母親慘死眼前的慘狀時發出的哀婉之聲："活下去，我就是生命。天堂就在你的眼中。在你周圍全部都是血和泥嗎？我是聖潔的，我是救贖，我是上帝……從天而降，要讓大地變成天堂。我就是愛！我就是愛！"
此時影片導演用俯視近景和暗紅色燈影的虛化來凸顯人物的精神狀態。安德魯的生命已然危在旦夕，或許我們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猜想，如果他沒有得艾滋病，而是繼續一帆風順地在律師事務所擔當重任，打贏一樁樁官司、獲得一次次讚賞，他會不會停下腳步審視自己的生命？他會不會被這段歌劇激發得熱淚盈眶？也許並不會。然而當他成為了弱者，當他認識到生命的短暫，或許就會拋開一切，深切地體悟到所有活著的美好。
要從根本上消除對艾滋病病人的偏見和歧視，得從醫學和文化上改變人們的觀點，法律保障了這些邊緣人群的權益，卻無法改變他們受歧視的命運。當我們一次次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勇敢地現身說法，出現在大學講堂和社會公益性質的論壇時，為他們的膽識稱好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在潛意識中培養自己對弱者的同情心。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法律的日益健全，這些疑難病症終有一天會迎刃而解，就像今天，離美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已過去30年，藥物治療拯救了500萬艾滋病病人的生命。2011年5月12日，一個國際研究合作組織---艾滋病病毒預防試驗網絡還試驗成功了一種藥物，能阻止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內的自我複製。
時代在揮舞著進步的旗幟，希望總是變得越來越清晰，相信一個有愛的國度是會讓所有人"生而平等"的，這也是《費城故事》告訴我們的真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