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鎮工農路178號。
透過鏽跡斑斑的圍欄望去，殘破傾頹的廠房，藤蔓爬滿的牆體，恣肆瘋長的雜草……。真不敢相信，眼前這殘敗狼藉如同廢墟的地方，曾有一個顯赫的名字：上海第三十五棉紡廠，崇明島上最大的企業。當初機器轟鳴、紗錠飛轉，紡織工人像潮水一樣進進出出的盛況，早已被歲月沖刷得斑駁不堪。
從當年油印的《堡鎮鎮志》和手寫的廠志，老紗廠人的口述和鎮上老人的記憶中，逐漸還原出上棉三十五廠的前世今生，見證了它的輝煌，亦看到了它的衰落。
如今荒草蔓延的上棉三十五廠
前世今生
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堡鎮們，習慣把上棉三十五廠稱為紗廠，因為它的前身是由崇明縣的民族資本家杜少如與上海營造商姚錫舟於1919年合辦的大通紗廠和1932年建成的富安紗廠，曾經是崇明地方工業最早、規模最大的企業。
杜少如又名杜廷珍，世居崇明南堡鎮萬壽橋南大街。祖父杜涵如經商兼行醫術，父親杜化如經營花布業，由於家道衰落，杜少如15歲輟學，到外沙（今啟東市）黃景裕花布莊當學徒，遂成了做花布生意的裡手。崇明當時是棉花產區，年產量約二十萬擔左右，由於本地沒有紗廠，大量棉花只能銷往外地，而機制紗全靠外地進口，花賤紗貴，使崇明的資源和利潤滾滾外流。於是杜少如萌生在崇明開辦紗廠的設想。1919年11月，他與上海營造商姚錫舟合作，招募股金64萬銀元，選擇堡鎮大通河南購地一百畝，置紗錠10800枚，400匹蒸汽引擎1臺及配套設備，成立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興建大通紗廠。1922年4月16日，大通紗廠建成投產，年產棉紗萬餘件，原料均為崇明所產的棉花，產品就地銷售,十年中紗廠生產蒸蒸日上。
早期的紗廠
1932年間，日商在上海紛紛開設紗廠，實施經濟侵略，致使粗紗銷路大受影響。加之姚錫舟和杜少如之間業務觀點不同，因利害關係終有齟齬。杜少如便與王清穆另外籌建紗廠，擇地大通紗廠南側，富安橋東，佔地70畝，招募股金50萬銀元，興建富安紗廠。
1938年3月13日，崇明淪陷後，大通紗廠董事會鑑於財產難保，與意商洋行簽訂契約，把大通紗廠改為意商開利洋行崇明紗廠，1939年3月，日軍強行接管，更名為鍾淵紡織株式會社江北紡織第五廠。
崇明淪陷後，杜少如舉家遷居上海，日軍曾先後兩次到上海找上門，要杜少如出任偽職，並對杜少如軟硬兼施，威逼其簽字，強要富安紗廠和日商合作，杜少如一概拒絕，全部員工離廠。但日軍最終還是強佔富安紗廠。
1943年7月，日寇在侵華戰場上節節敗退，汪偽政權將大通、富安紗廠“發還”原主，兩廠交回時，紗機只能開數臺，紗廠實權仍操在日商手中。抗戰勝利後，兩廠才得以恢復舊觀。
在很多老人的記憶中，解放初期，大通、富安紗廠旁有兩條同名的橋，其中富安橋中間是活絡鐵板，用鋼絲繩及齒輪手工搖動，便於木船不放下船桅通行。由於當時紗廠工人家大部分沒有鐘錶，所以在交接班時兩個廠均按汽笛，例如早上六點交接班，在五點拉三響，五點半拉二響，六點拉一響，聲音可傳到幾裡之外。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棉紡織行業兩次行業性改革，大通、富安紗廠經過數次合併劃歸，1956年7月，兩廠合併為“公私合營崇明紗廠”，首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實行企業民主管理。1960年，劃歸上海紡織工業局，1966年，按當時市屬國營紡織廠序數排列，改名為國營上海第三十五棉紡廠，簡稱上棉三十五廠。
上棉三十五廠曾經輝煌一時
穿越時空的“紗廠記憶”
堡鎮曾是崇明的工業中心，而紗廠又是當時堡鎮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家企業，“廠興鎮興，廠衰鎮衰”成了最好的印證。那時候，許多家庭都是兩代人、甚至三代都與紗廠有著不解之緣，他們出生在紗廠、成長在紗廠，工作在紗廠。
我的奶奶、外公、外婆、大伯父、母親、姐姐、堂姐都曾是紗廠的職工。
奶奶解放前就在紗廠做工。因為纏小腳的緣故，家裡人都稱她為小腳奶奶。奶奶在外沙（今啟東）本家時的名字叫陸其芬，小腳是在楊家做童養媳的時候纏的，嫁到周家後更名為周桂芳。當時紗廠招募女工的時候要求不能纏腳，纏了小腳的奶奶為了能夠進紗廠，可謂費盡心機，一次不成，二次不成，最後第三次改了名字才進得紗廠。大通、富安兩廠被日本人佔領期間，對工人工資重行分等定級，一般工人月工資只能買到四升玉米和二升大米，還得扣除雜稅，生活相當困難，工人每天做工12小時，有時竟長達16小時。廠志這樣記載當時工人的境遇：工人們忙個不停，每天到最後二、三小時，完全處於極度疲乏的強制勞動中，病倒、暈倒、發痧。中暑、軋傷、軋死等事故時有發生。下班後，拖著疲勞的雙腿，走出車間，還得排隊，七彎八角地擠進“九曲橋”，接受稽查員和抄身婆一個一個搜身。冬天捱到最後已凍得嘴脣發青。那時，南工廠還造了許多碉樓，很多工人都在他們的密切監視之下。纏著小腳的奶奶就是這樣，每天長時間站立操作機器，其艱辛茹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解放後，紡織工業是國家的支柱產業，作為國營大單位的上棉三十五廠，無疑是年輕人最嚮往的地方。大伯父便是其中一位。1954年4月，聽說紗廠招工，他毫不猶豫報了名。當時進紗廠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僅要求嚴格，還要考試，那一年，大伯幸運地成為招工進廠的66名工人之一。1961年，他從紗廠投身從戎，1977年從部隊復員後，又回到了上棉三十五廠，先是在機修間，後來調到總務科成了一名幹部。大伯除了在部隊的十六年，他的人生大部分時間與紗廠血肉相連。
堂姐初中畢業後考上了三十五廠紡織技校，那時候能考進紡織技校意味著畢業後能直接進廠工作。但是大伯更希望她能讀高中，通過人脈疏通好了關係，只要她不讀技校就可以轉到民本讀高中，但堂姐還是一心讀技校。畢竟，八十年代進紗廠還是件讓人自豪的事兒，出門遇見熟人說起來，對方的反應幾乎都一樣：“紡織廠好呀，工資高！”
外公和外婆也是從舊社會紗廠過來的。按照當時的政策，雙職工退休後，其一名子女可以頂替進廠，母親是長女，自然而然頂替外婆，成了一名讓人羨慕的紡織女工，戶口也從農村轉成城鎮居民，這讓她的三個姊妹羨慕嫉妒。母親在紗廠一直工作到退休，因紗廠開始走下坡路，不得不提前十個月退休，但比起那些最後不得不下崗的4050來說，還是幸運很多。
姐姐初中畢業後沒有考上紡織技校，後來招工，在三十五廠與臺灣人合資的聯福棉紡織廠工作了九年。媒人在給她介紹對象的時候，提到對方的工作，竟然也是這個廠子裡的工人，真是天作之合。最後他倆在三十五廠轉型調整時，雙雙下崗。
他們都是平凡普通的一員，但他們卻是這家有著九十多年曆史的紗廠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三十五廠已經成為一段歷史、一種懷念、一種情結，成為他們難以忘卻的記憶。
廠子真是“杜透杜也”
“工農路把紗廠一分為二，分別是北廠區和南廠區，約二百米長的“三十五廠路”將兩個廠區貫通。廠子真是‘杜透杜也’（崇明話大得不得了的意思），配套的職工子弟小學、紡織技校、醫院、電影院、圖書館、招待所等一應俱全，像那個年代多數國營工廠一樣，緊挨著廠區，職工公寓、家屬區隨之拔地而起。所以，當時的向陽新村都抵得上半個職工新村了。現在困擾人們的房子、票子、醫療、教育等問題，在那時候都不是問題，都由廠裡一手包辦了。職工進廠後就能分上宿舍，在廠醫院看病基本是免費。孩子生下來45天就放在廠託兒所，然後是幼兒園、子弟小學、初中、技校，如果願意還可以頂替父輩進廠上班。這裡就像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小社會，將計劃經濟下的管理體制、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發揮運用到了極致。”
“當年紗廠到底紅火到什麼程度？鼎盛時期廠裡有職工五千喲，看看下班就知道了，上千人從門口湧出來，整個工農路滿滿當當都是人”。說起當年的情景，大伯臉上泛出些許驕傲。
母親的“光榮歲月”
1997年12月，母親從上棉三十五廠光榮退休。她珍藏著兩隻印有“工廠是我家，安全靠大家”、“廠興我榮，廠衰我恥”標語的搪瓷杯，那是她在退休時留下的珍貴物件，上面的標語，可以說是刻在老棉紡人心中的信仰。
然而，紡織女工的辛苦又是眾人皆知的。廠裡流傳甚廣的一句話“前紡髒，細紗忙，布機姑娘跑斷腸”，講的就是布機車間擋車工這個最忙最苦最累的崗位，母親曾在這個崗位上一干近十年。擋車工做的事就是完善織布機沒完成的細節，比如處理斷線、串線、打結等。工廠進入生產旺季時，人手緊，一名檔車工至少看管四臺織布機，機器一開，八小時不停機，細紗接頭、粗紗接頭……趕上出紗不好，八小時不吃飯不喝水是常事。一個班下來，在機器間來回巡視跑動的距離差不多十公里以上。
因為工作太苦，那時候，她們最希望拉電。那時，全崇明的電都是從堡鎮的發電廠輸送的，電力供應不足的矛盾很突出，因而常常拉電，每當看到車間裡的紅燈亮起，工人們便一陣歡呼。這樣可以歇息一會兒。但是，儘管停電，生產任務還是要完成的，怎麼辦？只能通過延長時間來完成。
紡織廠大多是女工，為了趕進度，生了孩子的女工，一般都是產後兩個月不到就去上班了。孩子沒人帶，就要放到廠裡託兒所，大人上班，孩子也跟著一起去上班了。那時候，哺乳期的女工，每上八個小時的班可以喂兩次奶，上半班半個小時，下半班半個小時。媽媽說我也是半歲不到就被送到託兒所裡了。放在豎chuan裡，哭得聲嘶力竭，還是硬下心來往車間趕。
儘管工作非常辛苦，她們這一代紡織女工們，把全部的熱情傾注到工作中去。她們在飛速運轉的紡織機前勤勤懇懇、飛梭走線，用自己的青春和勞動創造了上棉三十五廠的奇蹟。 這也許就是信仰的力量。當年，即使最普通的崗位，大家都兢兢業業，他們的思想都很單純，在廠子裡就應該好好幹活兒，拼命地幹，就要把生產任務完成好。車間裡堅持“四班三運轉”工作模式，早8點、下午4點和晚上12點為交接班時間，大家都堅持出滿勤，幹滿點。整點接班時間，一線女工都會提前20分鐘到達工作崗位，做準備、搞清潔，有條不紊。因此，每天工作10個小時都不會喊累，那是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當時形勢非常好，銷路也好，生產出來的產品都不愁賣。廠裡也從三班三運轉變為四班三運轉。”大伯回憶，“為了抓產量，機器24小時運轉。午工人去吃午飯時，就讓辦公室的人員頂上，中午擺梭半個小時還有2毛錢的補助。” 回憶過去，大伯父依然心潮澎湃。
上棉三十五廠的建設者中，不只是崇明本地人，還有來自一江之隔援建的上海人。他們很多都是當時在崇明的知識青年，1968至1970年，由上海市區數批“老三屆”同學190人到廠當工人。1973年上海市東風、紅星、長征等農場調青年200人到廠，他們都具有初、高中文化，一進廠便成為生產中的骨幹。工廠給他們安排宿舍，他們也和本地職工打成一片，難得週末才乘船回上海。每逢過年過節，船票非常緊張，為了能夠解決職工回上海的難題，廠裡工會就會單位出面集體購票，一買就是幾百張。居住市區的青工從1986年起陸續調回市區。如今，緊挨著三十五廠路的幾幢五層宿舍依然孤零零矗立在那兒，只是早已人去樓空。
曾經這裡忙忙碌碌，現已人去樓空
電影院、醫院、學校、冷飲券
在堡鎮中路247號，曾是三十五廠電影院所在地，放電影，職工大會、文藝演出、集會等都在這裡進行。如果時光倒流三、四十年，這裡可是堡鎮街上最為熱鬧的地方。
1952年10月，崇明紗廠投資興建了有930個座位的工人電影院，是崇明地區最早的電影院，它的建築面積有1000多平方米，建築呈中軸對稱，典型的蘇聯式風格，有二十多級臺階拾級而上，內牆面是做成毛刺狀的水泥面。當時電影院的設備簡陋，坐的全是靠背竹椅子。據說電影院首任售票員姓施，放映員叫張同希。
三十五廠電影院的規模和相隔不足四百米堡鎮大會堂差不多，平時也對外售票放映電影，但放映頻率比起堡鎮大會堂就差遠了。每當廠裡包場給職工發電影票時，必定會也惠及全鎮其他居民，有些人家會把多出來的電影票送給熟悉的人，於是，到了晚上電影快開場時，四面八方彙集到影院門口的人們大多都能碰到熟人。
據老職工回憶，八十年代在這裡曾看過“人做戲”，記得是上海公交系統來崇明的慰問演出，節目有黃永生的“人民售票員”、“五分錢”、“三個老頭儕姓劉”，和另一個郵電部門的演員表演的“為人民利益”，讓他們第一次領略了“上海說唱”、“浦東說書”、“單口相聲”等曲藝節目。
印象最深的還有大廳正門上方有個霓虹燈，經常是顯示紅色的“滿”字，表示票賣完了。不過就算滿了，還是通過熟人帶進去，就是沒有座位，只能站在兩側的走道里。
1995年前後，隨著上棉三十五廠日漸沒落，電影院終於被無情的轉讓，房子還在，只是換作他用，先是改建成了保齡球館，到了2000年左右，保齡球館因經營慘淡，再度易主，先是供銷社的“金葉”超市，現在改為“華聯”超市，成了“大賣場”。
時光如流，每每從這裡走過，我都會用戀戀不捨的目光凝望它，心中湧現出別樣的情感：一切都顯得那麼遙遠，又好似在昨天。如今，人們再也不需要集中到文化宮和俱樂部參加活動了。但是，那些年在工人文化宮活動的熱鬧景象還是給人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坐落於工農路7號上棉三十五廠醫院也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它是上海紡織系統600多家企業唯一的廠辦職工醫院。《崇明縣誌》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上棉三十五廠醫院的前身為大通、富安紗廠診療所。1956年，該院有職工31名，病床24張，設中醫、西內、外、婦科藥房及化驗、手術室等科室。1984年增設泌尿、心電圖、超聲波等科室，全院建築面積1700平方米，有職工95名，病床66張。該院技術力量較強，50年代初，外科即開展下腹部手術，長期承擔堡鎮、向華地區天花粉和雷佛奴爾注射中期引產及醫療任務，併為本縣培訓300生餘名實習醫生、赤腳醫生和保健員。
1991年，我在民本中學讀高中，有好多同學是從三十五廠職工子弟小學畢業的，這所學校與紗廠也是頗有淵藪的。1946年2月，大通、富安紗廠聯合創辦職工子弟小學校，設一至四年級兩個複式班，有教師3名。1947年新建校舍兩幢，改名為大通紗廠職工子弟小學校。1956年，大通、富安兩廠合併為公私合營崇明紗廠，該校定名為崇明紗廠職工子弟小學校。1966年9月易名為上棉三十五廠職工子弟小學校。學校50年代教學質量較高，高年級畢業生絕大部分考入中學。60年代重視體育教育，校男子乒乓代表隊屢獲縣賽冠軍，1975年獲郊縣小學乒乓賽總分第一名。1983年和1984年，連續兩年獲縣航模競賽一等獎。
當年三十五廠的技術骨幹倪師傅，現在成了孤獨的守門人
廠區的古樹，盎然的守候
“位於崇明的原上棉三十五廠的一棵巨大香樟樹，近日被當地綠化部門發現。這棵香樟樹生長在三排現已廢棄的廠房夾縫中間，樹高19米，胸徑5.9米，冠幅南北長27米、東西長30米，樹徑及冠幅創全市之最，估算樹齡至少500年。除了這棵香樟樹外，周邊還發現了廣玉蘭、白玉蘭、羅漢松，初步估計樹齡都在百年以上。據介紹，這是近五年來，上海首次發現古樹相對集中的區域。”
2013年1月7日，《東方早報》的這篇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然而，已經關閉了近八年的三十五廠大門緊鎖，謝絕參觀，無法進去一睹這棵香樟樹王的英姿。我試著從鄰近的高樓俯瞰廠區，儘管滿眼荒蕪，但是“香樟王”的樹冠還是直入眼簾，這棵500年香樟樹可謂是獨木成林，圓滿的綠色樹冠在屋頂上方高高地散開。
上棉三十五廠的香樟樹
儘管滿眼荒蕪，但廠區裡面縱橫交錯的小路依然綠意盎然。其實，這裡，早在很久以前便處處都是綠色了。廠區的主幹道兩邊，百花盛開，比公園還漂亮。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棉紡廠是崇明縣內最大的企業，崇明縣內沒有什麼公園，而棉紡廠內的綠化是當時最好的，香樟樹所在的地方是原來的輔料車間，所有的廠房都是繞樹而建，幼兒園也就建在附近。不過，當年的棉紡廠對外界相對封閉，因此，很少有人瞭解樹木情況。
廠子雖然已經關閉，但是，這裡的樹木依然保持著盎然的生命力，彷彿在等候，等候著三十五廠涅槃重生的那一天。
廠子已關閉，這裡的樹木依然保持盎然的生命力
告別輝煌
“1984年，市屬上棉三十五廠有職工3867人，是全縣規模最大的工廠”。那時候，正是棉紡廠最為鼎盛的時期。
織布機的織針不斷編織的同時，時間亦無聲流逝。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於受到紡織大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這個年利潤曾達千萬元的中型紡織企業，經濟效益逐年滑坡，並於1996年滑到了低谷，全年虧損達996萬元。嚴峻形勢面前，廠黨政領導曾積極探索降本止虧的路子，一度止虧為營。但是，依然積重難返，上棉三十五廠的生產效益每況愈下，開始壓錠減產，紡織工人們一批一批迴了家，廠子也一部分一部分地萎縮、關停。2007年，曾經萬千榮耀上棉三十五廠終於還是走到了歷史盡頭。機車間飛速運轉的最後一部織布機，戛然停下。
“這好幾千工人的廠子，說關閉就關閉了。”講到這裡，大伯皺眉、搖頭、嘆氣，充滿了不解，“很多老職工對廠子的感情特別深，好多工人都流淚了，那些都是好好的設備，都是我們辛苦建立起來的。看著這個廠慢慢垮掉，真有說不出的痛心” 回到現實，他心中有著莫名的感傷。
爬滿綠植的牆體，依稀可見當年的繁榮
作為一個老三十五廠人，大伯雖然沒有目睹它的誕生和成長，但卻歷經了它的輝煌和衰敗。歷史如流，時光如梭，如今，很多像他一樣有著濃濃紗廠情結的人，每每經過工農路那個熟悉的大門時，總忍不住多看一眼，甚至久久佇立，那段遠逝的日子，在他們的心中，始終鮮活而生動。
可以說，上棉三十五廠的歷史，就是崇明紡織行業的歷史，它的興與衰，也恰恰印證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句老話。因為有了上棉三十五廠，才有了崇明工業發展的濫觴，其近九十多年的年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史的縮影，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和社會意義。若干年後，這裡可能是鱗次櫛比的高樓，會比過去更加熱鬧，這裡的居民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全是原來的“老三十五廠”，他們不再可能有過去的人們那種經歷，一切都在消退。
然而，即使這樣，我相信，在這個鎮的一角，仍然會找到它的位置，記住它的名字：上棉三十五廠。
破敗的廠房裡，新綠破土而出
來源：《風瀛洲》雜誌
歷史如流，時光如梭，上棉三十五廠的輝煌和衰敗，也是崇明幾代人的記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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