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錢鍾書與陳寅恪晚年詩文爭論之關係'

陳寅恪晚年詩文爭論發生在1984年到1985年間，地點是香港《明報月刊》，爭論雙方為時在美國的余英時和時在廣州的劉斯奮（當時署名馮衣北），爭論過程向為學界熟知，此不具論，本文僅對錢鍾書與此爭論的關係做一推測。

香港《明報月刊》當時國內一般看不到，多數人知道這場爭論發生在1986年7月以後，當時花城出版社將爭論文章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公開出版。當時信息傳播手段尚屬傳統時代，論爭雙方對彼此真實背景缺少了解，難免猜測。余英時後來許多文章提及此事，似嫌求之過深。從目前已公開披露的史料判斷，這場爭論在很大程度上難說是一場有意組織的批判活動，而是由個人興趣巧合引發的一次爭論。從時代背景觀察，當時是中國社會少有的開明時期，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發生批判活動的時代條件難以成立。

陳寅恪晚年詩文爭論發生在1984年到1985年間，地點是香港《明報月刊》，爭論雙方為時在美國的余英時和時在廣州的劉斯奮（當時署名馮衣北），爭論過程向為學界熟知，此不具論，本文僅對錢鍾書與此爭論的關係做一推測。

香港《明報月刊》當時國內一般看不到，多數人知道這場爭論發生在1986年7月以後，當時花城出版社將爭論文章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公開出版。當時信息傳播手段尚屬傳統時代，論爭雙方對彼此真實背景缺少了解，難免猜測。余英時後來許多文章提及此事，似嫌求之過深。從目前已公開披露的史料判斷，這場爭論在很大程度上難說是一場有意組織的批判活動，而是由個人興趣巧合引發的一次爭論。從時代背景觀察，當時是中國社會少有的開明時期，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發生批判活動的時代條件難以成立。

《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它——與余英時先生商榷》

一般認為爭論起源的關鍵人物是胡喬木，但目前我們在有關胡喬木研究中還沒有發現關於此次爭論的相關回憶或原始文獻，比如具體批示、文件等，只能間接依賴零散史料來判斷這場爭論。如果這場爭論是有組織或有預設的批判活動，它應當發生在中國大陸，文章應當刊在國內主流報刊，以中國政治運動起源的一般邏輯推測，也應當有會議記錄或上傳下達的通知及文件一類史料存世，但目前還沒有發現此類文獻。

劉斯奮2015年10月29日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採訪，說此事是因為他父親劉逸生給他看了當時的《明報月刊》，而這期《明報月刊》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顧問王匡從北京帶回的，本想請劉逸生寫文章反駁，但他已沒有精力寫，問劉斯奮是否願意，劉斯奮覺得反駁並不難，便答應下來。劉斯奮回憶說：“由於我當時只是個無名之輩，文章寫成便交給我父親代轉，對於王匡其實是向胡喬木請纓，同時此事還涉及錢鍾書先生等情節，我是事後才知道……文章發表之後，始終未見有參與論辯的文章出來。倒是錢鍾書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認為‘劉文甚好！’”劉斯奮在這次採訪中還提到，1988年在廣州參加“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的季羨林同意他的意見，並告訴了他當年北平學人撤離的一些舊事逸聞。

依劉斯奮回憶，我們知道此事是王匡在胡喬木處看到《明報月刊》並談起文章曾引起種種議論，答應回廣州組織迴應文章。王匡是高官，但本人文史修養很好，胡喬木和他談論陳寅恪舊詩，自在情理中。1962年胡喬木曾在廣州見過陳寅恪，留下那段關於陳著出版“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和“出版有期，蓋棺尚遠”的答問，胡喬木對余英時文章有看法，按常理一定先在北京找人迴應，沒有合適人選，恰好遇到王匡來訪，才有後來馮衣北的文章。余英時後來回憶說，1983年底，中國社科院有位明清史專家訪問耶魯大學，這位專家曾向他索閱《明報月刊》，余英時說：“在他訪美前，社科院院長鬍喬木曾有意讓他出面寫反駁我的文章，只有在他應允以後才能將那兩期的《明報月刊》交給他。他婉拒了這一任務，因此也失去了讀我原文的機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4頁，臺灣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版）書中還透露，《明報月刊》的編輯說過，當時劉斯奮的文章均是通過香港新華社轉交的，轉交前還曾在北京週轉過半年。

如所周知，胡喬木本人對舊詩和新詩均有興趣，他當時和錢鍾書關係也近。余英時回憶1978年來中國大陸訪問，在社科院座談會上談《紅樓夢》研究，曾當場聽到錢鍾書說“喬木同志”的意見如何如何（同上書18頁），可推測胡喬木和錢鍾書的交往，自然有可能聊過《明報月刊》的事，並有意讓他來寫回應文章。因1978年和1979年，余英時在北京和美國已兩見錢鍾書並時有書來信往，錢鍾書自然不可能再寫商榷文章。在胡喬木看來，再沒有比錢鍾書合適的人選了，可惜錢鍾書未能滿足胡喬木的願望，這才有王匡約劉逸生這回事。劉斯奮說“涉及錢鍾書先生等情節”以及後來錢鍾書還致信王匡認為“劉文甚好！”，恰說明錢鍾書瞭解此事的前因後果。

汪榮祖《槐聚心史》中有一處提及此事。1988年6月，他在廣州參加紀念陳寅恪的學術會議後到北京見錢鍾書，汪榮祖說：“錢先生垂詢廣州陳會經過後，謂陳先生不喜共產黨，瞧不起國民黨，既有遺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並重申前說。我問馮衣北究系何人？答稱據知馮原姓劉。”（見該書13頁，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雖然汪榮祖見錢鍾書在《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它》一書出版後，但此書當時影響有限，而錢鍾書答汪問甚詳，足證他明白此事內幕。劉斯奮說錢鍾書曾在致王匡信中認為“劉文甚好”，雖僅此一言，可知錢鍾書給王匡寫過信，而以往我們未見錢王有何交往，錢致王信，說明他確與此事有關聯，而劉斯奮見過此信。今天學界傳言，錢鍾書信已落入廣州一收藏家手中，可惜一般人還無緣得見。

此事發生近半個世紀，已屬歷史事件。胡喬木、王匡和錢鍾書也已故世多年，他們生前沒有留下相關回憶（至少沒有公開披露），所以追蹤一切與此相關的史料線索，為以後中國當代學術史寫作奠定史料基礎，還不能說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