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宧：策士的末路

民國元年（1912年）春，章太炎進京，見到了時任參謀次長的陳宧。晚年他撰自定年譜，稱陳宧“雅多奇策”，深得袁世凱信任，超過北洋宿將，隨之話鋒一轉，“人以袁公方孟德，是子則為司馬宣王矣，僕袁公者，必是人也。”大意是，如果把袁世凱比作曹操，陳宧就是顛覆曹家政權的司馬懿。劉成禺《世載堂雜憶》所記錄的版本，更加生動。話說章太炎一見陳宧，連連驚呼：“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翌日，此語傳遍京城。這到底在抬舉陳宧呢，還是把他往火坑裡推？反正陳宧由此恨上了章太炎，後來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京，正出在陳宧的設計。

章太炎有狂士風，好出驚人語，不過論陳宧這兩句話，卻非誇誇其談，如劉成禺所云，“人初以為太炎之偏執，後乃服太炎之神慧”。章太炎的慧眼，不僅看穿了陳宧的才具，還看穿了他的命運。

陳宧（1870－1939）

民國初年，陳宧固然談不上“中國第一人物”，卻堪稱中國第一流人物。袁世凱的人才庫，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將”之說，陳宧正是十五大將之一，然則他作為將才，不在衝鋒陷陣，有萬夫不當之勇，而在出謀劃策，決勝於千里之外，就此而論，把他劃入策士之列，亦無不可。

陳宧的謀略，高明到什麼地步呢？陳裕時與陳宧都是湖北人，一度還是好友，他告訴日本醫生矢原謙吉：陳宧是狗頭軍師型人物，民國可與其並論之善於幕後籌策、翻雲覆雨者，惟徐樹錚一人而已。在我看來，北洋時代，論將略，首推蔡鍔，其次徐樹錚。把陳宧與徐樹錚並列，自然是極高的評價。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記陳宧，大半篇幅，都在寫陳宧如何為袁世凱出謀劃策。其實陳宧並非北洋系出身，他本是文人，曾考中秀才和拔貢，三十歲那年，投筆從戎，在榮祿部下當兵；後來追隨錫良，在四川、雲南、東三省練兵；民國初年，曾短暫效力於黎元洪，當黎元洪被任命為參謀總長，遂保舉其為次長，到北京任職。黎氏本意，顯然以陳宧為代理，不料陳宧進京不久，便背叛黎元洪，投靠袁世凱。

陳宧得到袁世凱的重視與信任，與藍天蔚有關。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有一說法，叫“湖北三傑”，指吳祿貞、藍天蔚、陳宧三人。清朝末年，他們都是軍界最耀眼的新星，陳宧任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師長）之時，藍天蔚在他手下任第二混成協協統（旅長），說起來還是上下級。

辛亥年，吳祿貞遇刺於石家莊，藍天蔚率軍北伐，適逢南北和議達成，被迫撤回煙臺。袁世凱執政之後，派陶雲鶴攜十萬元到煙臺，解散藍天蔚的軍隊，結果錢花光了，三千藍軍依然在。無奈之下，袁世凱改派陳宧前往。陳宧憑藉與藍天蔚的交情及其手腕，未動分文，三天之內，遣散藍軍。袁世凱聞訊，向左右稱讚陳宧：“北洋軍中竟無此人。”從此陳宧進入了袁世凱的決策圈。

按劉成禺所述，1912年8月，孫中山進京前夕，袁世凱與陳宧夜談，縱論天下大勢，有劉備與諸葛亮隆中對之感。陳宧認為，時局重心，分為三處，一是北京，袁世凱統治，二是武昌，黎元洪坐鎮，三是南京，黃興指揮。三方各有聲勢，各有後援，近乎三足鼎立。他獻策“如何籠絡黎元洪，如何推倒黃克強，如何勾通各地軍人，如何芟除異己，有策略，有步驟，言之綦詳”。袁世凱聞之大悅，自言相見恨晚，此後遂倚陳宧為主角，大事必先與其商量，所謂文有楊士琦，武有陳宧。

當時袁世凱的幕僚，如楊士琦、趙秉鈞、樑士詒等，都是足智多謀之人，堪稱智囊，不過他們的智謀，更多應用於政治、經濟，對於軍事，則屬外行。至於“十五大將”，如大名鼎鼎的北洋三傑龍虎狗，可練兵，可帶兵，卻不以智謀見長。唯有一個徐樹錚，正在陸軍部作司長，可惜他忠於的是段祺瑞，而非袁世凱。陳宧應運而出，恰好填補了袁世凱人才庫的巨大空缺。

不過，劉成禺的記載，不無紕漏。陳宧與袁世凱密談，發生在8月，然而早在5月，黃興便辭去了南京留守職務（按毛注青《黃興年譜》：5月13日請辭，5月31日獲批），江南的軍隊，在其辭職之前，便已分流。陳宧所論天下三分，其實只有二分，如果一定要配以三足，不妨加上經略西南的蔡鍔。

劉成禺說，陳宧為了取消南京留守府，首先“陰使金錢，特派機密，造成南京大兵變，並於報紙宣傳，謂黃留守無控制南中軍隊能力”；其次遊說黃興的部下陳裕時、黃寶昌等，讓他們勸黃興假意辭職，他則請袁世凱慰留，這樣必能增強黃興的威望，便於治理南京的亂軍，不承想假戲真做，當黃興致電辭職，袁世凱立馬照準，中計之後，黃寶昌追悔不及，愧對黃興，“削髮為僧，閉關以死”。

假如這番話屬實，陳宧的智謀，的確可稱高明。只是，4月11日夜，駐紮在南京的贛軍俞應麓部兵變，劫掠白門橋、太平橋一帶商戶，並未發現有人幕後指使——即便有人在幕後指使，那也不會是陳宧，4月13日，他才正式到北京參謀本部上班——純粹出於軍餉不濟，軍隊的伙食由乾飯改成稀粥，後來連稀粥都不能保證，以致士兵譁變。經此一變，留守府總參議李書城感慨“我才認識到有兵無餉的危險”。與此相應，一個月後黃興請辭，最大原因即“軍餉無法維持”。

根據袁世凱頒佈的《南京留守條例》，留守府的經濟權歸於中央財政部，人事權歸於江蘇都督，掣肘之意，一目瞭然。黃興申請軍費，不是被敷衍，就是被剋扣，這正構成了他辭職的主因。其辭職電雲“蓋為國家制度計，統一政府既經成立，斷不可於南京一隅，長留此特立之機關，以破壞國家統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內憂，因以乘隙而起……”其中“南北人士，互相猜疑”一句，可謂他的心聲。

逼迫黎元洪入京，正是陳宧的傑作。如劉成禺所述：

南京二次革命告終，同盟會各省兵力解散，黨人盡走海外。修改約法，設參政院。陳宧謁袁曰：“對付武昌之時機至矣，掃武昌如掃落葉耳。”乃獻議曰：“世界副總統無領兵者，美國副總統為上議院議長，今宜請黎入京，行參政院議長職權。各省底平，亦無須副總統坐鎮，派一統兵大員足矣。”此說為各方所讚許。宧派人齎密函告黎，勢已至此，黎無如何。段祺瑞隨函南下，黎即夜走劉家廟來京，無一人知者。有親隨上車，宧所派人持令不準入，聞者皆曰：“陳二庵（陳宧號二庵）押解黎宋卿（黎元洪字宋卿）來京。”

解決了黎元洪與武昌問題之後，陳宧為袁世凱獻上了西南四省——這塊土地，對袁世凱政權而言，近乎國中之國，始終鞭長莫及——的處置之法：

“桂方陸榮廷，名位雖高，實具前清大員氣味，出身綠林，無遠志也；總統籠絡以最高禮遇，召之必來，能派一與陸極相善大員，為桂民政長，桂可無憂。”

“黔方劉顯世，為憲政派人，黔士多梁啟超黨人，樑已在京，原主張君主立憲，大總統隆重啟超，黔事自無問題。”

——陳宧獻策之時，貴州都督應為唐繼堯，劉顯世官居軍務部長，此後蔡鍔進京，唐繼堯回雲南接班，其職位留給了戴戡，劉顯世出任護軍使，執掌貴州軍權，不過無論戴戡還是劉顯世，都是梁啟超一系，陳宧的判斷大抵無誤。

“川方胡景伊，已有妙法使彼與川中革命黨人相水火，來往諸事，宧已佈置萬全，川事可皆問計於宧。”

“所餘者，滇方耳。滇方蔡鍔，梁啟超弟子，其人具革命性質。蔡，湖南人，滇中軍隊，則滇人領之，宧已派人與唐繼堯、顧小齋（即顧品珍）各擁軍權者接洽。所派範熙績等，皆唐、顧日本士官同學，而最親密者。滇軍有違言，蔡鍔必不安其位，大總統特禮遇之，蔡必入京，感戴大總統。蔡鍔去而唐、顧以滇人握滇權，滇人亦感激大總統。於此，則中國各省定矣。”

事後來看，陳宧對西南局勢的剖析，完全當得起“穩”“準”“狠”三字。一定要挑刺的話，則對雲南，略有誤判。蔡鍔雖是湖南人，到雲南時間不長，然而他在滇軍之中，威信極高，難以動搖，1913年10月離滇赴京，出於自願，與雲南人的排擠無關。當然，倘把時間往後拉三年，我們不得不佩服陳宧的眼力：1915年底，蔡鍔回到雲南，舉兵反袁，唐繼堯並不十分配合，反而常拖後腿，導致護國軍在四川屢屢陷入血戰與絕境。

陳宧出謀劃策，袁世凱依計行事：籠絡陸榮廷和梁啟超，將蔡鍔調虎離山。唯有四川一地，遲遲無果。1915年3月，陳宦親自出馬，率北洋軍三個混成旅入川，以參謀次長身份會辦四川軍務；5月，被任命為四川巡按使；6月，被任命為成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自此成為封疆大吏，雄踞天府之國。

這是陳宧仕途的巔峰時刻，反過來看，其人生由盛轉衰，恰也始於此。他的最大缺陷，如陳裕時所云：“……在不能為帥，一出任方面大員，即窘態畢露，進退失據矣。”說白了，陳宧這個人，只適合在幕後，不適合到臺前，只適合當參謀，不適合當將帥。與他相似的人物，在古代，是馬謖，在民國，如蔣百里。

這背後，除了眼高手低、紙上談兵之外（譬如陳宧向袁世凱獻策之時，顯然低估了四川的複雜局面，高估了自己對四川軍政兩界的影響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多謀之人，往往寡斷。作為參謀、軍師，寡斷不是什麼大缺點，主帥自會決斷，這甚至是後者的專利，不容前者染指；當他們被頂上前線，或者坐鎮一方，智謀再多，卻不能殺伐果斷，反倒瞻前顧後，舉棋不定，必將貽誤戰機，此刻，他們的多謀，近乎是一種重負，倘若少一些思慮，少一些算計，憑藉血氣與勇氣，也許能殺出一條生路呢。

陳宧的寡斷，還與其政治立場與性格相關。說到政治立場，其實他沒有什麼立場，不像蔡鍔忠於國家（共和），不像徐樹錚忠於個人（段祺瑞），他所忠於的大概只有權力，誰的權力大，誰的前景好，他就投靠誰，有奶便是娘。如果權力之爭，強弱分明，那麼不難抉擇，如1912年他棄黎元洪而投袁世凱；但是，1916年前後的中國，局勢相當混淆、焦灼，竊國與護國兩派勢力相持不下，則使他難以取捨，只能觀望。加之他的性情，以滑頭著稱，一貫左右逢源，兩面討好，最終表現出來的卻是依違兩可，首鼠兩端。這已經不是不能決斷，而是不敢決斷。

當寡斷者被迫決斷，對於相爭的某一方而言，往往是最壞的時刻。1916年5月22日，陳宧通電宣佈四川獨立，給予袁世凱致命一擊。樑士詒的親信鄭洪年告訴劉成禺：“陳獨立電至，袁方食饅頭，每饅切為四，樑（樑士詒）至，已食其三，乃問樑，陳究如何，樑以不至如此對，袁乃盡食之。與樑同閱來電，樑瞠目，袁拂袖而起，遂起病。”所謂“送命二陳湯”的典故，大抵由此而來。章太炎預言“僕袁公者，必是人也”，於此應驗。

陳宧親袁而反袁，前後表現都非常惡劣。赴川之前，他向袁世凱辭行，“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去嗅袁世凱的腳，表態道：“大總統如不明歲登極，正位中國，陳宧此去，死都不回。”袁世凱答：“一切照汝策畫，決正帝位。”

曹汝霖見證了這一幕，後來告訴劉成禺：“此種嗅腳儀式，歐洲中世紀有對羅馬教皇行之者，陳宧在大庭廣眾中竟能出此，官僚所不為也。”章太炎亦云：“陳宧將不能與袁共始終乎？無論如何諂佞之人，事出常情，大事既去，必生反噬。陳宧恐遠離都門，為世凱北洋舊人所傾軋，藉此深固袁之寵信，實有戒心矣，能始終忠於袁世凱乎？”

再說反袁。在一干反袁者中，論與袁世凱的親密度，無人能比陳宧，他人反對袁世凱，只是反對，陳宧反對袁世凱，則屬背叛。而且陳宧宣佈四川獨立的通電，聲明代表四川省與四川人“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這麼絕情的措辭，當時獨一無二。

民國初年，古風猶存，時人論爭，講究“公誼不妨私”，如馮國璋與段祺瑞，分別代表直系與皖系，直皖戰爭，殺人盈野，血流成河，二人的私交卻不差。陳宧把矛頭直指袁世凱個人，則犯大忌，從此為人所不齒。後來段祺瑞執掌內閣，懲辦帝制罪魁，追索陳宧，堅稱若不把陳宧列入通緝名單，他人皆可不必懲辦。其對陳宧的厭惡，可見一斑。段祺瑞如此，曹錕亦然，故而北洋時代，陳宧再無翻身之地，只能擔任一二閒職。

馮國璋（右）同段祺瑞合影

陳宧晚年，曾對好朋友鄧之誠說，自己本不贊成帝制，一心擁護共和，遭小人構陷，百口莫辯；他與袁世凱之間，不是他忘恩負義，而是袁世凱不仁不義，猜疑他、陷害他，欲置之於死地：“宧猶忠於世凱為盡死力，一旦獨立，舉國驚詫。諸不快宧者，遂騰詆宧為背世凱，實則世凱深忌宧，防之彌甚……”“大抵世凱雄猜，而宧負命世之才，終至差池。然知宧才者，竟莫世凱者矣，也不知委曲，遽謂宧背德。宧之為德於世凱多矣，而世凱背之宜其及也。”洗白之意，昭然若揭。

這是一說。另一說，可見矢原謙吉《謙廬隨筆》。矢原是日本醫生，懸壺北京，常去陳宧家為其眷屬看病。據其記載，陳宧於“……洪憲事平後，隱居北京東四，徒留辮以自娛，儼然遺老，似頗欲令世人信其背袁之故，種因於其對清室之念念不忘也”。有一天，陳宧夫人突患急性胃炎，請他前去診治，行醫期間，他看見“有人默然穿堂而過，辮髮垂垂，眾皆肅立致敬”，陳宧的姨太太魏三姑娘告訴他：“這就是將軍。”至此他才相信陳宧果然留有辮子，傳言屬實。

對照這兩種說法，你會發現，哪怕遠離權力，賦閒在家，陳宧依舊兩面三刀，一面說忠於清室，一面說忠於共和，誰知道他的真實想法呢？也許這就是策士的本色。

1917年1月，陳宧被北洋政府授予明威上將軍，此時他正值盛年，卻被迫進入退休生活，在貧困與寂寥之中，了此殘生。其晚年事蹟，最值得記上的一筆，與章太炎有關。

1936年6月，太炎先生去世，陳宧寄上輓聯：“囊括大典，整齊百家，否歲值龍蛇，千載脩名君比鄭；人號三君，國推一老，抗顏承議論，世間北海亦知劉。”上聯將章太炎比作鄭玄，下聯比作孔融，而以劉備自居。《後漢書》雲，孔融為黃巾賊所困，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劉備驚道：“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隨即發兵三千救之。陳宧用這個典故，呼應當年章太炎稱他為“中國第一人物”的故事。

此後他在北京，常對人說：“太炎雲歿，世間無真知我陳某為何如人者，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彼陸朗齋（陸建章）謂得章太炎作一篇文字，勝過用十萬兵馬，猶輕視太炎耳；我則謂太炎一語，足定天下之安危也。”抬舉章太炎的真意，則在抬舉自己，足見他的落寞，以致無聊。三年之後，他便相從章太炎於地下，享年七十歲，去世之時，“貧無一錢，故舊資之，始成殯殮，妻子猶甘飢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