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死了一隻羊》導演萬瑪才旦：我不只是做侷限在藏族這個族群的電影

文 ︳「影視獨家」 蘭之馨

藏地文化是萬瑪才旦電影創作的一個底色，是他故事生根發芽的基礎。

在萬瑪才旦看來，藏區是一個充滿傳奇的地方。而在更多其他人看來，萬瑪才旦也是屬於藏區的一個傳奇。

1969年，萬瑪才旦出生於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一個村子裡。除了每個月一兩場的露天電影，這是一個與電影毫無關係的村子。但萬瑪才旦很小就喜歡上了電影，他在村裡上的小學，那個年代放映最多的革命題材露天電影就是他最早的電影啟蒙。

2003年，萬瑪才旦從短片《靜靜的嘛呢石》開始電影編導工作，至今已自編自導6部長片電影。直到今天，家裡人仍然對他的工作不甚瞭解，只知道他是拍電影的。藏地的電影院線並不普及，網絡和DVD在這裡是更流行的觀影方式。人們對電影文化知之甚少，甚至在他家鄉人眼中，電影和電視是一樣的。

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中，萬瑪才旦最終仍是走上了電影創作之路。更令人驚奇的是，由他起頭，帶動了鬆太加、拉華加等一批藏地電影人的崛起，多年來製作推出了一系列優秀藏語影片，電影錄音師德格才讓首部個人執導的長片電影也已經在做後期。

發生在藏地的這一獨特現象，業內人士稱之為“藏地新浪潮”。

不難想象，萬瑪才旦的導演之路並非一蹴而就。當上導演之前，他的經歷很是豐富，在工作與求學之間反覆切換。從州師範專科畢業後，他當過小學老師，領了4年的99元月工資，這在當時的他看來不是小數目。

但後來，不安於命運安排的他還是放棄了穩定工作，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學，學習藏語言文學。也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人與狗》，從此有了作家身份。

大學畢業後，萬瑪才旦先當了幾年公務員，後來又讀了藏漢文學互譯專業的碩士。多年來，萬瑪才旦外在的處境和身份一變在變，唯一不變的是都與電影關係不大，但他對電影的喜愛和熱情一如當初。

終於，2002年，他遇到一個基金資助大量藏區項目，於是趕緊抓住機會寫了一份學習電影的申請書，很快便得到資助，到北京電影學院學習電影。雖頗多曲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萬瑪才旦每一步看似無關的個人突破，都將他進一步引向了電影創作的世界。

電影創作是團隊作業，開始學電影的萬瑪才旦找到了同樣對電影感興趣的鬆太加和德格才讓。“鬆太加是學畫畫的，我就建議他去學習攝影；德格才讓以前做音樂，我就建議他去學錄音；拉華加高中畢業後就想學電影，考上大學都不想去讀，想到他太年輕也沒積累，我就建議他先上大學學文學，再到電影學院學習，之後他跟著我做執行導演，然後才真正拍電影。”就這樣，藏地電影人在他的穿針引線之下逐漸有了規模。

拍攝短片《靜靜的嘛呢石》時，萬瑪才旦還是個一無資源、二無經驗的新人，帶著DV和幾個同學直奔老家艱難摸索。如今，藏地電影在全國範圍乃至國際上都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萬瑪才旦個人的第六部長片電影《撞死了一隻羊》也在先後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馬影展等多個電影節的提名和獎項後，於今年4月26日在全國院線上映。

▍相比寫實，傳奇和荒誕是他更為熟悉的

《撞死了一隻羊》距離他的上一部影片《塔洛》上映已有3年，電影是在2017年拍的，年底完片，去年參加了一系列電影節，院線上映的檔期就排到了今年4月份。

萬瑪才旦透露，《撞死了一隻羊》劇本早就寫好了，只不過後來《塔洛》先有了投資，就被擱到了後頭。最後，王家衛的澤東電影投資了《撞死了一隻羊》。原本澤東電影找到萬瑪才旦時是想拍一些藏族題材的電影，看到《撞死了一隻羊》已經是通過立項的成熟劇本，於是決定先拍這一部，由王家衛擔任監製。

相比之前《靜靜的嘛呢石》《老狗》《尋找智美更登》《塔洛》等電影的寫實性，萬瑪才旦這回的新電影充滿了荒誕色彩。他表示，這不是刻意的創作風格的轉變，相反，它充滿了偶然性。

在藏區，傳奇和荒誕很是普遍。相比寫實，這些反而是萬瑪才旦更為熟悉的。他剛開始做電影時受到的現實條件限制較多，可選題材範圍很少，其中現實題材是比較容易實現的。而實際上，他並非是專做現實題材的導演。

看他的小說作品，甚至會發現與電影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差：寫實相當少，內心感受更多，經常帶有魔幻、荒誕性質。

電影《撞死了一隻羊》由次仁羅布的《殺手》和萬瑪才旦自己的《撞死了一隻羊》兩篇短篇小說改編而來。

《殺手》講述一位殺手搭上司機的卡車去報殺父之仇，等見到仇人後卻放棄了，司機知道後在夢中替他殺掉了仇人。小說《撞死了一隻羊》講述卡車司機在路上撞死了一隻羊並設法超度此羊的故事。改編後，電影將兩個故事融合，呈現一個因一宗復仇事件而引發的關於救贖和放下的故事，具有東方神祕氣質。

《撞死了一隻羊》是在可可西里拍的，劇組50多人，拍了30多天，一半以上時間在公路上拍攝。萬瑪才旦透露，拍攝過程中沒有特別的阻力和困難，大家都有比較清晰的目標，也有資金保障，不過因為在可可西里拍攝，吃穿住行條件都比較艱苦，而且還有高原反應，劇組必須配備醫療人員和足夠的氧氣瓶。

“有一個年齡稍大的化妝老師剛進組幾小時就昏過去了，當天就送回去了。”萬瑪才旦說，“真的會有生命危險，我因為很長時間沒有去了，一開始也有反應，但慢慢就適應了，有些人就適應不了。”

在可可西里拍電影需要找相關部門批准，即便批准了，保護區也規定一些地方不讓進入。《撞死了一隻羊》裡有很多公路戲，萬瑪才旦希望電影裡見到的都是老的土路，這在今天很是難找。劇組從西寧出發一路找了兩週多，才找到那種實際不長但拍出來顯得很長的路。

影片中，觀眾看到司機的卡車行駛在風沙之中。萬瑪才旦透露，這風沙是專門等來的。“司機撞羊之後與殺手第一次相遇，需要一個很大的風沙來營造氣氛，有風沙跟沒風沙效果完全不一樣。我們等風的間隙就拍點別的細節，風來了就拍風沙。風在刮的同時，劇組很多人在旁邊揚土，有時還要一邊揚撒土一邊用板子加大風的力量。”要藉助大自然的力量來達到想要的效果，這是萬瑪才旦選擇在可可西里和冬季進行拍攝的主要原因。

▍改編加進了很多原小說沒有的元素

2006年，萬瑪才旦在《小說選刊》上初次看到《殺手》便很感興趣，但短短几千字用來改編電影篇幅略少，一般一個電影劇本需要一箇中篇小說的容量，於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撞死了一隻羊》。“它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發生在路上的故事，都是關於一個司機的故事。”

兩篇小說都有想要解脫的內核。“小說《撞死了一隻羊》中，司機撞死羊有負罪感，有宗教壓力，需要得到救贖。小說《殺手》中，復仇對殺手自己而言也是一種包袱，最終需要放下，亦即解脫。”

在萬瑪才旦看來，《殺手》的故事比較單調，加入司機撞死羊的經歷後，觀眾可以藉此想象、補充殺手的心路歷程，讓兩個人物形成互補。而且小說《殺手》原本就荒誕，改編以後更加增強了荒誕感。

該片改編成分比較大，加進了很多原小說沒有的元素，在電影節放映之後，人們紛紛猜測殺手和司機可能是同一個人。對此，萬瑪才旦表示，他創作的起點就是小說《殺手》。《殺手》有先鋒小說的味道，具有多義性，但電影需要面對更廣泛的觀眾，所以他在電影化過程中作了一些處理。

比如，殺手和司機共用同一個名字，都叫“金巴”，而“金巴”也是現實生活中司機扮演者的真名。角色重名，一方面增加了荒誕感，另一方面增強了多意性。影像方面，從殺手金巴報出名字之後，兩位金巴在同一畫框裡時每人總是隻有一半的臉。

為了加強這種多意效果，茶館部分的戲也作了刻意的設置，兩位金巴先後從茶館的同一個方向出現，坐在同一個位置，他們目中所及都是一樣的，就好像經歷了同樣的時空。

為此，茶館部分的戲也拍得最辛苦。“每一場的氣氛、每個光線都得做得非常到位才能達到那種效果。旁邊人的狀況，他們說的話、做的動作都得接上，刻意做到同步。而且茶館裡的人都是群眾演員，拍起來就更難，需要花更多時間。”萬瑪才旦說。

影片結尾處，司機金巴在夢境裡殺人是一種救贖。“夢裡殺人不是真正的殺人，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施捨，它以佛教的慈悲觀念為基礎。”萬瑪才旦表示，即便是為了報殺父之仇，殺手殺人也有壓力，而仇人曾經作惡亦有罪惡感，唯一的解脫就是被殺。

司機在夢裡殺死殺手的仇人，殺手得以放下，而仇人也得到了解脫。《殺手》小說裡只寫到司機夢裡殺人，電影改編後作了更具象的處理——司機穿上了殺手的衣服，這也是在暗示也許殺手金巴就是司機金巴的另一面。

司機殺人這一夢境段落很巧妙地利用了湖邊的倒影。“這個段落很重要，我們一直在想怎麼拍。司機做夢的地方就是最初撞到羊的地方，像一個輪迴。剛好那邊有一個很大很美的湖，我們在拍攝過程中就注意到了倒影。司機靠著車輪胎睡著後，鏡頭就往下搖，慢慢變成了一個倒影，倒影裡你可以看到他脫了自己的衣服，再穿上殺手的衣服……這就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入夢過程。”

電影中出現過3個版本的歌曲《我的太陽》：一開始司機車上播放的藏語版本《我的太陽》；司機本人唱過一版；最後在司機殺人的夢境裡，觀眾聽到的是意大利語版本《我的太陽》。

這3個版本都是電影改編過程中加進去的，有現實基礎，也有增強荒誕感的需要。原來，很多年前萬瑪才旦聽過藏語版《我的太陽》，深覺荒誕，印象深刻，而且跑青藏高原的路又長又荒涼，司機一般都會放音樂。“就像做夢，可能夢裡有人在講法語，你不懂法語，但夢裡好像你完全能聽懂他在講什麼。電影夢境段落放了一首主人公完全聽不懂的歌曲版本，就是為了加強這種荒誕感。”萬瑪才旦說。

夢境段落裡還有一個特別的鏡頭——飛過的飛機。在萬瑪才旦的理解中，殺人、報仇會一代代延續，循環往復。在電影中他希望個體覺醒，終止這種循環，避免後代一直生活在仇恨裡。“司機金巴終止了這種傳統。他第一次抬頭看天空時看見禿鷲，象徵那種傳統，等再次抬頭時看見有一架飛機飛過去，暗示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此外，平常去可可西里可以看到諸如藏羚羊、野犛牛等很多動物，但在電影中，萬瑪才旦刻意讓所有鏡頭都不帶到這些動物，也是為了營造在一個很荒涼的地方突然撞到了一隻羊的荒誕感。

▍只有人性的東西才可能是世界的

創作小說和電影互有助益，萬瑪才旦從2000年開始學習電影后，文學作品也跟著有了明顯變化，而多年小說創作的敘事方式和意象處理方式也影響到了他的電影創作。

萬瑪才旦寫劇本很快，有了興趣和感覺之後，用不了幾天就能完成。寫《老狗》劇本時，他是先有了想法就去實地考察，還沒寫劇本就把演員形象定下來了，然後根據當地場景一週就寫完了劇本。

《撞死了一隻羊》是先寫了劇本，再去找演員。“電影跟小說不一樣，有現實的制約，有些東西你寫出來可能實現不了，所以你就要想方設法作一個處理。達到目的的方法可能很多，但你要從中找到最適合的，再把它落到實處寫出來，可能更有效。”萬瑪才旦說。

如今，萬瑪才旦寫小說少了，不會為了發表文章或者得到稿費之類的需求去寫，甚至寫完就完了，發不發表都不再重要。他說，到了某個年齡段，看很多事情就跟之前不一樣了，狀態自然也會放鬆下來。如今，他平時的生活工作節奏更多是順其自然。

焦慮也不是沒有。“隨著成長、老去，記憶中小時候的很多東西都漸漸在模糊，甚至曾經的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溫暖關係也因為很多因素而變得疏遠。”萬瑪才旦說，“時代在變化，很多東西在消失，就像母語，許多許多年之後也許就沒有了。這是一個讓人想起來就覺得很悲傷的事情。”

萬瑪才旦曾經讓上高中的兒子休學一年，去一個寺廟學校學藏語。他說，因為兒子從小生活在城市裡，這個民族的語言、文化包括生活習俗等都在離他遠去，而且他會覺得越來越陌生。“讓他去學習藏語藏文，有點像在搶救某個非遺文化，再不搶救就來不及了。他一開始也比較抗拒，但過了一年之後，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甚至不太想回來。”

更多的時候，焦慮是沒有用的，只能順其自然。創作本身之於他也是一個發洩焦慮的出口。“就像司機金巴一樣，他撞了羊，然後給它超度，他心裡的結就解開了。創作也有類似的作用。”

藏地文化是萬瑪才旦電影創作的一個底色，是他故事生根發芽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如果沒有佛教文化的土壤，司機金巴撞死了一隻羊後又揹著羊去超度這個行為就會很荒誕，不成立。

文化各有特色，在萬瑪才旦看來，一部好的電影需要做出不同文化的共性。“我不只是做侷限在藏族這個族群的電影。像《塔洛》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的身份困境，它是關於更廣泛的‘我們’。做一部當代電影，除了要有特色，還需要更多的關於人性的東西。因為只有人性的東西才可能是世界的，不然你的電影只能侷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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