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2期，原文標題《電視劇中的父親為何總那麼弱勢？》

電視劇《虎媽貓爸》劇照（視覺中國供圖）

父親的缺席

我剛開始看《都挺好》的時候，以為它會圍繞姚晨飾演的蘇明玉展開，她剛剛去世的母親，以及兩位哥哥和他們各自的小家庭，不過是故事背景。這部家庭倫理劇設置了一個“重男輕女”的大前提，強勢的母親作為當家者去世後，原本很少聯繫的三個孩子聚到一起，辦喪禮的同時，有一個共同目標：解決父親的養老問題。意外的是，那位懦弱自私，還格外善於挑撥子女們間是非的父親蘇大強，不只成了電視劇的看點，也持續地為劇情提供推力。

姚晨作為女主角，另有一條敘述主線，講的是作為公司高管的她，如何應對危機，但觀眾的興趣顯然逐漸被“磨人、作妖”的蘇大強吸引。今年60歲的倪大紅演技精湛，他為角色設計了好幾個固定動作，用來強化他最明顯的“逃避”性格。比如，餐桌上吵起來了他就猛低頭扒飯，兒女到他房間裡跟他溝通，他又猛地一個翻身，留給他們一個蜷縮的後背。他有一系列鮮明的動機，最初是跟大兒子去美國，未遂，而後又以買房子為首要目標。耍脾氣，還是展露歡顏，都看兒女們是否滿足他的動機。

在他演繹下，蘇大強的確是個漠視孩子的父親，無論他們發生了什麼、經濟境況如何，他優先考慮的，還是自己過得是否舒坦。最厲害的是，他善於抓住時機在不同孩子面前說另一個的壞話，激化兄妹矛盾，渾水裡達到目的。這種完全無視“家和萬事興”的為人父母的態度，和現實生活中還真是不太一樣。乍看之下，這跟近幾年市面上電視劇裡的父母也大有不同。

電視劇《都挺好》劇照,圖為父親蘇大強與女兒蘇明玉在醫院“對峙”

中國傳媒大學的戴清教授研究電視劇多年，她頭腦裡有一張清晰的電視劇圖譜，導演、演員以及劇中角色和劇情，都能迅速在眼前交織成網絡。她為本刊列舉梳理近10年若干有代表性的電視劇案例：2009年趙寶剛導演的《我的青春誰做主》講的是一個家庭裡三位表姐妹的青春故事，其中有阻攔錢小樣去北京的母親，也有逼迫李霹靂去留學的母親，她們與上一代的衝突集中在母親身上。2011年的《裸婚時代》、2012年的《北京愛情故事》、2013年的《咱們結婚吧》等這些曾經的熱播劇中，雖然故事背景各不相同，年輕一代面對的阻礙，多半是母親，而父親總在其中扮演笑眯眯的和事佬。

再如《虎媽貓爸》《小別離》這一類將重點放在年輕一代的育兒大計上的電視劇，其中主導者仍然是母親，而父親呢，自己多半還是個孩子，有點怕老婆，又聽媽媽的話，樂衷於跟孩子打成一片，二人有時還會打個小配合，一致對外，敵人是處處限制他們的老婆/母親。即便往更早之前追溯，上世紀90年代的《咱爸咱媽》等劇，依然遵循女強男弱的基本規律。換句話說，父親的角色一直以來存在感都相當微弱。

以上幾部電視劇能夠佐證戴清的觀點，“女性角色在家庭倫理劇中本身就是占主導地位的，在家庭這個社會單元中，女性話語權一直聲音比較大”。

有了這些電視劇做基底，中國觀眾近20年看到的家庭倫理電視劇中，幾乎可以為父親形象勾勒出一組肖像圖。年輕一代女強男弱的小家庭中，女方當然是職業女性，最好是律師或者大企業高層，總之心志堅定且要強，賺得也多。不僅主外，還主內，對孩子的教育問題抓得很緊。這個家庭裡的衝突，多半由孩子教育或男人的中年危機引發。前幾年熱播的《小別離》和《虎媽貓爸》即是典型例子。

《虎媽貓爸》源於導演姚曉峰的親身經歷。拍這部戲前後，他的孩子已經讀初中，此前的幼兒園和小學，每輪升學他們都經歷了擇校大戰，他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母親與父親在孩子教育問題上的價值觀落差，這使他對父親身份在家庭當中的缺失感頗有感觸。如果不是因為與孩子的母親分開，他認為自己大概率不會經歷後來對孩子上學的全程陪伴。“孩子初中前後的整整4年時間，我只拍在北京的戲，天天開車20分鐘送孩子上學”，利用早上這20分鐘，姚曉峰堅持與孩子溝通，二人逐漸形成的朋友關係令姚曉峰很自豪，他覺得這是他們上一代父親不可能做得到的。到了孩子上高中，他很容易就支持孩子做出的“去美國上高中”的決定。這個決定導致的下一個結果是，孩子收到了共計11所高中的面試，分佈在全美東西兩岸，父子二人於是踏上了冒險之旅。這段經歷促使他構思了《帶著爸爸去留學》，這部幾個月後將會播出的電視劇中，有一個一直以來很少被重點展現的人物類型：父親。

當然，電視劇行業自有它偏愛“母親”的原因。“電視劇都得‘話癆’，”姚曉峰說，“父親這類角色往往收斂，溫情脈脈，他沒有那種熾烈的東西，這就使得電視劇很難對他進行外化，所以你總是看到媽媽全是詞兒，而爸爸沒有詞兒。體現人物內心，需要為它提供輔助事件，而這類事件在‘父親’身上，就不能太狗血，但如果事件沒有爆點，又容易不好看。”《小別離》的導演汪俊也認同此觀點，他告訴我，有些戲份只有放在母親身上才好看。“母親可以作，你看《小別離》裡頭，海清一抬手就可以打兒子，衝突可以很激烈。這些激烈的戲如果放在父親身上，就會顯然很微妙。”

《帶著爸爸去留學》中孫紅雷扮演的父親，因為既當媽媽又當爸爸，所以比其他父親要多說一點兒，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父親形象與電視劇需求的原有衝突。即便如此，姚曉峰仍然認為，以父親為主角的電視劇，偶爾會出現，但遠不會成為未來的趨勢。

電視劇《我的青春誰做主》劇照（視覺中國供圖）

“弒父情結”的衰弱

再來看《都挺好》中的蘇大強。

他存在感縱然增強，源於孩子們母親的離世。女強男弱的家庭組合裡，蘇家顯然是被戲劇構造誇張處理了。不過，去掉枝蔓，剝離出來的這個家庭模型，仍然是女強男弱的組合。劇中使用很多細節，生動地描摹這個家庭裡相處模式，有幾個案例也被成年後的孩子們反覆拿出來講述，重溫傷痛。

一個是上中學的蘇明玉跟家裡要錢買練習冊，母親不肯給，與此同時卻偷偷給二兒子蘇明成2000塊錢，讓他去旅遊。蘇明玉跟她母親爭取這點小錢的時候，嘗試請她父親幫忙，為她說兩句話，本來在吃飯的蘇大強卻放下碗筷走到一邊，躲開了。

另一個是蘇明玉高考前立志報考清華大學，母親卻迫使她去上本地一所免費的師範大學，理由是家裡沒錢，女孩子也沒必要讀那麼多書；與此同時，母親又賣掉了家裡一間房，給二兒子結婚用。衝突爆發的時刻，蘇大強又選擇了遁走。每當家中吵翻天，蘇大強會在過道里面壁而立，用背影把自己保護起來，以免受到槍林彈雨的殃及。他的行事方針是，不當家，不做決策，需要站隊的時候躲起來。

對蘇大強作為父親的缺席，蘇明玉很多年後對其有一場振聾發聵的聲討。這場戲發生在病房裡，躺病床上的是蘇明玉，她被二哥打成重傷，後者因此被羈押在看守所。蘇大強是受兒媳婦一家之脅迫，來為兒子向女兒求情的。

面對質問，蘇大強回答：“實在是你媽太硬了，我能怎麼辦。”然而，微妙之處在於，蘇大強對這種強勢壓迫並非毫無思考，他有一套應對之法，甚至還偷偷記賬，這本賬簿後來也的確派上了大用場。這只是他善於“危機生存”的細節之一，事實上他對家中各成員的性格都有深刻的理解。醫院裡發生的這場討論，可以視作二人的一次大對決，蘇明玉原本一直以“逆子”身份自居，口頭禪是“我不是蘇家人”，這次她受的委屈甚於少年時期。蘇大強作為失職的父親失守於道德高地後，使出了能精準打擊明玉的殺手鐗，他說：“你跟你媽一個樣。”

電視劇《小別離》劇照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蘇大強的一切激化兒女矛盾的行為，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他在阻止下一輩成為精神同盟，於“父”這個地位，他有一種本能的捍衛。前半輩子，他受制於強勢妻子，讓渡了家庭中的父權地位，當他得以成為唯一的長輩，理所當然地“繼承”了那個位置。補償心理作用之下，蘇大強的狂野反彈還真不令人意外。只不過，習慣了蘇大強的懦弱逃避，和早就面目模糊的“父親”，蘇家三兄妹沒有意識到的是，母親死後父親起碼在心理上完成了屬性轉變。他仍然披著“懦弱”這層外衣，不妨礙他曲折但十分堅定地想要守住父權地位。

有意思的是，不同於上述倫理劇，有一批主旋律電視劇中，恰恰就為真正的強勢父親提供了表現空間。《激情燃燒的歲月》是其中典型代表，軍人石光榮獨斷專行，對孩子們十分嚴苛，長子石林尤其叛逆，父親希望他成為什麼，他偏反其道行之。然而該劇尾聲，石林還是回家跟石光榮行軍禮，二人和解。“他既是一個傳統父親形象，又摻雜了革命意志的延續和傳承。”戴清說，“影視劇作為大眾文化的表徵，它對主流意識形態有一種皈依，遵循這一訓導進入的軌道，就體現為對父親的敬服。”

也只有強勢父親，會激發子輩的“弒父情結”：表面上尊重你，實際上想幹掉你。

汪俊曾導演過老舍原著的《四世同堂》，這部電視劇裡有典型的父權結構，三代男人，總是祖父拿著柺杖在家中行使權力，年輕人憤憤不平。這類年代劇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往往揭露上一代的悲哀，知識結構已經過期，心理上居高臨下，現實中卻有巨大落差。當這個家庭當中的父親並不是高官或企業家等有經濟與權力地位的，基本上得聽母親的。“如果沒有權勢，對不起，你就是一善良的老頭兒。”《小別離》中即是如此，黃磊扮演的父親丟了工作，胸無大志，慈愛有餘但威嚴不足，“基本是母親的小鞭子在一直抽”。

汪俊因此認為，現代都市劇中父親形象最具普遍性的描述可能是“在夾縫中生存”，而這也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男性長輩原本樂於提供權威形象，從前知識凝固，他們尚有可為，而今無可奈何花落去，早就是需要向年輕人學習的時代了。與此同時，女性主義在部分人群中的崛起，自然也為父親角色衰弱提供助力。此消彼長的基本定律下，父權瓦解，有一部分以“母親”或“婆婆”的樣貌重新出現。比較一下《四世同堂》《激情燃燒的歲月》和《都挺好》，你會發現，時下的觀眾自然會對蘇大強這樣一位明目張膽以懦弱形象示人的父親感到新鮮，大家會由衷地感到，“我身邊就有這樣的男性長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