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婚姻觀，正面臨著新的挑戰。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婚姻觀，正面臨著新的挑戰。
圖片來源 東方IC
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數據，從全國範圍來看，2018年結婚率僅為7.2‰，這個數字創下了近十年來新低。從不同省份的差異來看，經濟越發達地區的結婚率越低，2018年全國結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為倒數第二，廣東、北京、天津等地的結婚率也偏低。
這屆年輕人怎麼了？從事30多年人口學研究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結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於結婚人數的結構性減少。與此同時，全社會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房價高企、就業競爭激烈，以及年輕一代“獨性”更強等原因，也都成為年輕人結婚路上的“絆腳石”。
越來越晚——
初婚年齡創史上新高
北大博士學歷、身高1米72、在高校任教，於曉楠從小到大都是眾人眼中的“天之驕女”。可隨著她的年齡邁過30歲直逼35歲，她明顯注意到父母對女兒的自豪感開始持續下降。他們發動一切關係給家裡這個“黃金剩女”安排相親。曉楠苦笑著說，“可能爸媽覺得好不容易攥了一手好牌，卻要砸在手裡了。”
在高校裡，大齡未婚女青年並不少見，很多人經歷了從本科、碩士到博士的求學路，當終於走上了很多人羨慕的“人生巔峰”後，環顧四周卻發現自己的人生同行者所剩不多。
於曉楠覺得自己對另一半的要求並不太高，“起碼要能跟我聊得來吧，要愛讀書吧。”她自己家境不錯，父母已經給她買了車，準備了房子，甚至發話說，“如果男孩子對你好，房子車子都可以不要”。
但曉楠覺得婚姻應該要勢均力敵，“兩個人各方面條件要差不多，這樣彼此心裡都不會失衡，兩個人的三觀也不會差距太大”。
“人們都覺得高校里人才濟濟，但我入職後發現，其實很多優秀的男老師早就‘名草有主’了。”於曉楠經歷了多次相親後發現，雖然看上去學歷高、工作也體面，但因為年齡偏大、自身要求也較高，加之交際圈很小，在高校找到合適對象的機會也大大減少。
“現在的平均初婚年齡是有史以來最高的。”原新說，最新統計全國平均初婚年齡25～26歲左右，其中城市達到26～27歲，農村大約在25歲。
從全國來看，目前結婚年齡集中在24歲～30歲之間，這部分人出生於1989年～1995年，而這幾年的絕對出生人數本身就較前幾年在減少，“結婚的人少了自然結婚率就下降了，這是一個基本原因”。
上海市婦聯公佈的《改革開放40年上海女性發展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分別為30.3歲和28.4歲，比10年前分別提高了5.0歲和5.4歲，與歐盟平均水平持平。據江蘇省民政廳去年1月發佈的數據，2017年，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為34.2歲，其中女性34.3歲，男性34.1歲。
究其背後的原因，在於全社會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現在高校中，本科、碩士學歷的女性已經佔一半左右，博士階段女性佔比接近40%。”原新說，推遲婚齡、晚婚晚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
這兩年，團天津市委推出服務青年婚戀交友的品牌活動——“青春有約 津彩團緣”，場場火爆。團天津市委青少年發展和權益保護部部長張靜華說，每次網絡報名啟動後，入場券就被一搶而空。總有沒報上名的家長主動給他打來電話，請求把自家孩子塞進去，“多數都是學歷高、收入高，同時年齡也高的‘三高’女青年”。
一組數據直觀地說明了女性婚姻觀的變化：1990年，30～35歲的女性中，未婚只佔0.6%，而到今天，未婚佔到7%；而35～40歲的女性未婚佔比則從0.3%增長到4%左右，“都增加了10倍以上”。
近日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呼籲修改婚姻法，將男女法定結婚年齡下調至18歲，以此來挽救持續走低的結婚率。原新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會產生實質性的效果。目前婚姻法已經規定了，大學期間只要達到法定年齡即可結婚生子，但現實情況是，作出這樣選擇的人依舊是極少數。
主動“剩”下——
“獨性很強”的年輕人
1981年出生的劉豪是很多人眼中的優質“剩男”。
劉豪家境殷實，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區擁有3套房產，其中兩套是“一位難求”年年看漲的“頂級”學區房。他有一份國企的穩定工作、沒有不良嗜好；天天健身，擁有同齡人中難得的完美身材。
劉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長相、溫柔的性格、和諧的家庭。“聽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我給他介紹3個女孩，都無疾而終。”他的表姐氣呼呼地說。
第一個女孩比較靦腆，兩人見面後聊了幾句，女孩就開始時不時地低頭看手機，劉豪覺得要麼就是對自己沒興趣，要麼就是沒什麼禮貌，頓時沒了好感，相親現場變成了兩個人面對面玩手機。
跟第二個女孩見面後，雙方都跟介紹人表示對彼此有好感，互留微信繼續聯繫。結果，那個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讓劉豪抓狂，“有時候隔一天才回覆。”劉豪約她週末出來玩，女孩回覆，“我愛睡懶覺，週末一般都要睡個大半天，晚點再約。”幾次下來，劉豪有點生氣，“怎麼她只考慮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的感受呢？”
劉豪和最後一個女孩聊得挺愉快，結果約會了沒幾次就分手了。原因是女孩養的狗生病了，兩人在給狗治病上發生分歧，吵了幾句，劉豪覺得自己一片好意沒人領情反被埋怨，女孩覺得男生在現實中說話態度粗暴，跟微信聊天簡直不像一個人，最後不歡而散。
他的表姐評價說，“別看他都38歲了，其實還是個沒長大的孩子。”而他自己倒也覺得無所謂，每天下班先健身，回到家父母把飯菜都做好了，晚上打打遊戲，跟朋友微信聊聊天，“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啊”。
和劉豪一樣，這些眼下本該進入婚姻生活的年輕人，恰是獨生子女一代。原新認為，這些年輕人生來就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表現出“獨性很強”的特點。
這種特點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並不等同於自私，我們看到在國家遇到災難等困難時，很多90後年輕人特別踴躍捐款捐物。”他認為，這些年輕人身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追求舒適、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們有享受當下、只對自身負責的生活態度。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關愛別人以及對家庭的責任心等。
通信方式變化和娛樂方式的多樣性，都在加劇這種“獨性”。在這個一根網線就能聯通全世界的時代，通信方式越發智能化，反而導致人們面對面的溝通越來越少。外賣文化的興起讓吃飯不一定需要有人陪伴，只需要手機點一點飯菜就能送上門。
原新從近幾年高校招聘面試中發現一種趨勢：一些人的簡歷特別優秀，用郵件溝通也非常順暢，可一到面對面環節卻判若兩人，表現出沉默、少言。原新說，這種人際溝通的障礙放到談戀愛中必然成為硬傷，“不談，怎麼戀愛啊？”
與此同時，現代生活娛樂方式也越發多樣性，特別是在大城市裡，有無數種選擇可以填補空餘時間。這也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一種感覺：不一定非要有家庭，才能享受家庭帶來的生活樂趣。
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顛覆了人們“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整個社會也在走向包容，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眾所接受。不結婚也並不意味著沒有同伴，大家已經見怪不怪，“過去人們在小集體裡還有道德約束，現在越是大城市越開放，誰也不管誰。”
被迫單身——
房價高、就業壓力大、生活成本高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畢業，在上海一家保險公司工作了5年，工作業績考核的壓力大得讓他喘不過氣來。他努力工作攢錢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上海房價飆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數字讓他望而卻步。
更讓他覺得高不可攀的，是上海姑娘的擇偶標準：有房、有車、有穩定工作，還有一點更重要——上海戶口。
在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北京兩個國際化大都市，戶口問題成了一些年輕人邁向婚姻的一道坎兒。
自稱北京大妞的郭美潔從小就被父母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咱家不缺房、不缺錢，找對象就找北京人。用她爸爸的話說，哪個老北京家裡沒有幾套房？找個北京人，離父母近，小兩口根本不需要奮鬥就吃穿不愁。
33歲的郭美潔上大學時就獲得出國交換學習的機會，讀完研究生回國在一家外企駐中國總部工作，剛入職時月收入就有兩萬多元。她常和好友去吃飯、逛街、購物，一有假期就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自己生活得挺好，不能因為結婚降低現有的生活品質吧？”
婚姻的門檻隨著中國城鎮化程度的提高，無形中也在水漲船高。經濟發達地區生活成本相對較高，房價飆升更讓越來越多年輕人“望婚卻步”。無房、無車、無錢都成為婚姻的羈絆。這些經濟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輕人必須積累一定的財富才能考慮婚姻。
財富積累的背後，就業競爭也愈發激烈。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雖有所減少，但中國依然處在勞動力供給的“高原平臺”上。每年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依舊保持在9億人以上，直到2040年勞動力人口依舊不會低於8億人。這意味著，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而激烈的就業競爭，也導致了婚姻的推遲。
與此同時，中國快速發展的大城市吸引了2.88億農民工來到這裡尋求發展機會，他們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超過半數。如此龐大數量的年輕人在中國的版圖上流動著，這種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結婚的概率，壓縮了他們談戀愛的機會。同時，選擇結婚意味著必須負擔起養育孩子的生活成本，這也促使他們的結婚率下降。
此外，原新還提到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問題。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長達30年時間累積了3000萬以上的“剩男”，“從婚姻的角度說，這批人天生就缺少相對應的另一半”。
如果婚戀市場有“鄙視鏈”的話，那麼大多數“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處於“鄙視鏈”的頂端；而“剩男”則往往是學歷和收入都較低，處於“鄙視鏈”的底端，這兩組人群從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
團中央網絡影視中心2018年曾發佈過一份《當代青年群體婚戀觀調查報告》，調查顯示，對於“如果一直沒有找到理想的結婚對象，您會怎樣？”的問題，69.53%的青年選擇繼續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會選擇結婚；15.61%的青年選擇“保持單身”；有9.34%的青年願意“降低擇偶標準”；僅有5.52%的青年選擇“將就結婚”。
面對結婚率一降再降的現狀，不少專家認為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沒有必要過多擔心。在原新看來，無論是晚婚還是不婚，都是年輕人從自身實際出發作出的選擇，社會應多尊重，給年輕人更多選擇空間。
來源 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