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葛有彥 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我的老家，在窟窿山下的北官莊，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鄉紳賣古樹興學
我們村裡的莊戶人家，崇尚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村史和葛氏家譜記載，清末葛有林 ，字鏡華，號仲芬，中“貢元”，掛“貢元”匾。
1929年，葛有林返鄉，與村裡的鄉紳喬慶堂、葛居楠、葛宏茂、葛居元等，組成校董會 ，興教辦學 。用葛氏老墳賣柏樹的錢作啟動資金，在清風庵（姑姑庵）裡，增建10餘間房，創辦了北官莊村小學，時稱濟源縣第十完全小學。
1938年春天，濟源淪陷前夕，學校停辦，歷時9年，對當地的教育事業，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學校的畢業生有不少人後來參加工作，成為部隊和政府高、中級幹部、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
我們的村莊，重視教育。解放後，村裡出地皮，出資金，出勞力，協助政府建立濟源縣三區北官莊完小、濟源縣第五中學（後為濟源縣辛莊公社高中）。
我們家裡，祖父沒有上過學，父親上過兩年小學，叔叔初小沒畢業，家裡人都盼著我長大了能上學讀書，我剛到上學年齡，叔叔就查字典給我起了學名，還在我的小草帽上寫了四個字“葛有彥記”，我很高興，又似懂非懂，拿著小草帽，跑到東院我五伯家顯擺，很神祕地給我五伯說：“五伯，我要上學啦，我有學名了！”五伯說：“你學名叫啥？”我說我叫“葛有彥記”，五伯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他笑什麼，後來長大了，想起來這件事，真是笑死人。
我和母親第一次照相
校牆“還我河山”
我1954年上學時，學校還是在姑姑庵裡。學校有兩個門，都朝南開，門外面是一大片空閒地。兩個門之間，是由原來唱戲的舞樓改成的教室， 臨操場的牆上，寫著4個大字“還我河山” 。
我剛上學時，走近校門口，就會看到那4個字，可以看出字是紅色的，已不怎麼紅，有些暗淡了，字寫得很大，但我還不認識是什麼字。
我就問班主任桑槐桂老師，是什麼字，他教我怎麼念，給我講，這應該是抗日戰爭時寫的標語，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的鄉土，我們中國人要趕走日本鬼子，要他們還我河山。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快10年了，標語還在牆上，歷史的痕跡太深了。
學院的西門，橫額是石刻的“北官莊完小”，進去是鐘乳石壘成的假山，山北面是大操場，最北面是一排兩個教室。
東門進去，是南、北院，最南是舞樓改成的教室，沿樓梯上，可進教室；南院東、西兩廂房是4個教室，北面是大殿改成的一個大教室。
大教室的東面一間房是教師宿舍，桑老師和3個教師就住在那裡，大教室的西面是一個套間，校長住裡間，外間是校務處的辦公室。
校務處和西廂房之間有著5米許的空地，通向西面操場，西廂房北牆上有黑板，常寫出學校日常事項的通知，還有公告欄，張貼重大事件佈告，如獎懲學生的決定，而期末考試成績張榜公佈，則要貼在校外，西門和舞樓教室之間的院牆上。
南院內樹立有一塊石碑，密密麻麻刻有許多字，我剛入學時還認不了幾個字，後來請教桑老師，才知道是“葛君仲芬德政碑”，碑文16個字：“墮廟建學，打破迷信，行仰為人，數著葛君。”
大殿改成的大教室南北兩門，連通南北院。北院北面是後殿改成的大教室，大教室西面是教師伙房，與操場北面的教室相鄰，東西廂房是兩層樓房，樓下住教師，樓上住外村來讀書的學生。
西廂房北牆與教師伙房之間是空地，北院和西操場相通，東廂房南牆和連接南北院的那排房之間，也是空地，有一棵大樹，還有一眼水井。
青年教師被拔“白旗”
我們村的孩子，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可以不出村讀到小學畢業，而鄰近的三裡五村，有的沒有學校，有的沒有五年級。南面的古楊樹莊沒有學校，休昌村只有一年級到四年級。
我上完初小，升五年級，已經到了1958年。古楊樹莊和休昌的李吉昌、胡俊海、李榮花、李英豪、李寶貴、尚新中、尚明英等10多個同學，也來我們村上高小。
我們升五年級後，又過了幾個月，就開始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食堂了。
我記得，是一個晚上，學校組織我們去辛莊唱戲的舞臺那個大院裡，參加公社工農業放衛星、大辦鋼鐵誓師大會。
開始是公社書記講話，接著是表決心的上臺發言，想不到的是，後面開成了拔“白旗的”的大會 。
我們小學隔壁的縣五中，一個青年教師被拔了“白旗” ，受到點名批判，說他不參加大辦鋼鐵”，對大躍進有牴觸情緒。
後來我聽人說，實際情況是，他老家是東面哪個縣的，他母親生病了，他提出請假回去看望母親。那時候，什麼都不正常了，母親生病也不能回去看看。
我上小學
女教師跳河自殺
開完誓師大會，成年人都去大辦鋼鐵了，我們這些小學生，就在班主任曹修吉老師的帶領下，揹著鋪蓋，去休昌、裴村、蓮洞參加秋收，那時叫大協作，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教室的地上。
秋收結束後，又去到更遠的苗店，參加修建公路大會戰。開始是挖土，用籮筐往高處抬，墊路基，後來又到幾路裡遠的南河攤抬沙子。
冬天夜裡，很冷，我們很多學生睡覺都不脫衣服，老師給我們講，穿著衣服睡，影響血液流通，更冷，但我實在是怕一鑽進被窩時那個“涼”，到了也沒脫過衣服睡。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天清早，我們聽說有一位女教師，夜裡在我們抬沙子的南河灘，跳河自殺了。
這位老師姓郭，不是我們學校的，但我認識。1956年春節前，蓮洞我大姨家表哥結婚，我那時上二年級，期末考試後，已經放假了，母親帶我去參加婚禮。
下午回來的路上，出了蓮洞村，我們就遇到這位老師，一起同路走，我們回官莊，她去辛莊。
我從母親和她說話中，知道了她是教師，孃家是辛莊村，在王寨那邊學校教學。她說話很和氣，問我上幾年級了，喜歡什麼課，還問我期末考了多少分。
我說喜歡語文，語文考了99分，不怎麼喜歡算術，只考了90分。她鼓勵我好好學習，還說小學是打基礎的時候，不管喜歡不喜歡，都要學好。
我覺著她是為我往好處學，記住了她的話，還問她怎麼稱呼，她說姓郭，分別時，我說，謝謝郭老師，再見！
二年級下期，學區會考，統一安排監考老師和考場，我們到王寨那邊的考場考試，我又見到監考的郭老師，向她問好，她給我說，考試不要緊張，沉住氣，用平時學到的知識答題就行了。
1957年春節後，開學沒上幾個月課，老師們都去縣城開會了，學校放假半個月，可半個月過去了，沒開學，一個月過去了，還沒開學。
記不清過了多少天，終於開學了，老師們回來了，我們學校的校長苗向榮和於純陽老師被劃成“右派”，辛莊鄉還有一些教師被劃“右派”，郭老師也在其中。
1958年冬天修公路大會戰時，我又見到她。聽說和她一起抬籮筐的，是一個人高馬大，有點兒“二”的假小子，把籮筐很往她那頭推，撞著她的腿，踉踉蹌蹌走不成路。
她是“右派”，改造對象，還要接受批判，只有忍氣吞聲，她受不了超負荷的重負和屈辱，不堪那無休止的批判和痛苦的折磨，在夜裡跳河自殺了。
這樣的老師，和藹可親，怎麼會被劃成右派呢？她這樣的老師，怎麼就受難被折磨，無法活下了去呢？
珍貴的紅薯面窩窩頭
從苗店修公路回來，已經快過春節了。1959年的春天，我記得一天下午，我們學生正在參加勞動，用籮筐往麥田裡抬土雜肥，聽說我們學校新調來一個老師。
第二天太陽落山時，我舅家的表哥來我們家看望我母親，我才知道原來新調來的老師，就是我表哥，他送畢業班，教六年級語文，和我們班主任曹老師，住一個房間。
他對我影響很大，我後來喜歡歷史和文學，與他的引導有很大關係。
1959年的冬天，我已經是六年級了。教我們語文課的是李子玉老師，課講得很好，他說興趣產生於知，你對哪門功課知道的多了，越是會有興趣。
為了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每週一次作文課，還規定每週寫一篇週記，要求我們把週記當作文來對待，交給他批改。
我喜歡作文，一次交了三篇週記，李老師大加表揚，還作為範文在班上唸了，我學習更有興趣了。
我們班裡，古楊樹莊的李吉昌、胡君海，作文、週記，寫得更好，李老師把李吉昌的《新西遊記》，胡君海的《和星星作伴的人們》，作為範文在班上唸了，我很想向他們學習，怎麼會有那麼豐富的想象力。
1959年冬1960年春，生活已經比較困難了，我們村食堂裡多是用玉米軲轆作的人造澱粉摻紅薯葉，熬的稀湯，肚子總是餓。
古楊樹莊，人少地面寬，比我們村好一點，他們來上學，會帶食堂蒸的紅薯面窩窩頭，總算是正經糧食作的。
李吉昌和胡俊海，和我關係很好，下午來到學校，上課前還有2個小時，李吉昌、胡君海常約我去學校外，到北面的打穀場上。
我們在穀草堆裡，晒著太陽，說課外書裡的故事，交流寫作文、週記的想法，他們還會把紅薯面窩窩頭分給我吃，那時的情景，深深地刻在了腦海裡。
我想，三國有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好夥伴對我的情義也不淺啊！
我（右一）和小學同學
“幾何公理狗都知道”
1960夏天，我和李吉昌、胡俊海、李榮花、李英豪等同學都考上了濟源五中，和我們原來上的小學，只有一牆之隔。
上初中一年級，有2個班，學生是從沁河兩岸考過來的，我又結識了李正森、魏思輦、李天瑞、李道中、郭孝重、張啟文、郭社香、李寸平等同學。
我和李吉昌、胡君海、李正森、衛思輦等同學，都是好夥伴，還一起去縣城照過相，這也是我去的最遠的地方，可惜當時的合影沒有留下來。
我上小學時喜歡語文，雖然也想學好數學，但一直培養不出興趣來。初中學幾何，聽了李國聰老師幾節課，就吸引住了我。
他給我們講幾何公理：兩點之間，線段最短。他說：幾何定理是需要證明的，證明以後才能用；但公理不需要證明，可以直接用。為什麼呢？
他說：我舉一個例子，你手裡有一根骨頭，遠處有一條狗，你把骨頭往地下一扔，狗看見了，它會怎麼跑過來撲向骨頭呢？
他稍作停頓，讓一個同學回答，這個同學說，狗會一下子竄過來，一直不停地跑過來。
李老師說：對！狗一定是直著跑過來，決不會繞著彎兒跑，這說明什麼呢？兩點間最短的是線段，是直的，這種道理，連狗都知道，對於人類來說，自然就不用再證明了。
李老師的課，講得很有趣，我也喜歡上了這門課，第一次幾何考試，我考了全班第一，李老師就借給我數學課外書看。
我看到他講的狗的故事，原來是課外書裡講的啊，我就喜歡看數學課外書了，李老師還讓我作課外書裡的題，星期天讓我都到他那裡，給我批改，詳細講解。
初中時，李老師給我的數學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後來到1978年高考時，我報考文科，考了402.5分，其中語文73分，地理74分，政治81.5分，歷史86.5分，俄語64.5（不計入總分）；數學考了87.5分，在我5門課中最高，給我拉了不少分。
我一直很感念李國聰老師，還有故鄉小學和初中的老師們。
同學被精簡退了學
我們一起上小學的同學，有的沒考上中學，有的考上了，記得我村考上的有10多人：傳山、家偉、宏國、自清、自淦、祥寶、國興、玉蓮等。考上的同學中，後來的情況，祥寶和國興有些相似，都因父親的問題受了影響。
祥寶家在葛祠堂的東面，他父親是鄉糧食收購站的幹部，那時的收購站就在我們村葛祠堂裡面，和祠堂正房隔開，北面的一個小院，臨著二道街，收購站的門朝東開，我們從南街去上學，就要從收購站的門口經過。
祥寶的父親是幹部，家裡生活條件好，我們班的同學很羨慕他。我們上小學5年級時，他父親和一個女的好，被開除回家了，他在學校裡也抬不起頭來。
聽人說，後來他父親被汽車撞了頭，有淤血，住了醫院。出院後，還不規矩，胡說八道，做出格的事，有人把麥秸放在碗裡端給他。祥寶也覺著還丟人，初中一年級時，休學了。
國興的父親當過解放軍，我們上小學時就聽說已經是炮兵排長了，部隊駐在大上海，小學二年級時，國興跟著媽媽去看他父親，回來後穿著一道藍一道白的海魂衫，我們班的同學們羨慕極了。
小學時，國興學習很好，五年級時他父親已從部隊轉業回縣裡，在醫院裡當領導，院長、書記都幹過 ，權力很大，家裡生活條件更好。
1961年前後，我們上初中二年級時，國興的父親出事了，和醫院的一個護士好，不知因為什麼事，這個護士喝安眠藥自殺了，國興的父親被關起來了。
當時正遇到中學精簡調整，因為他父親的事情，學校也不讓他上學了。
我記得我們班和國興一起被精簡，讓退學的還有一些同學。有的同學是因為家裡成分問題，有的是因為前輩在國民黨政府或軍隊幹過，或是在村裡當過保長。
家在裴村的一個同學，聽說他爺爺是濟源縣第一批公費留洋學生，縣誌都有記載的，家裡解放前在開封有大生意，也和國興一批，被精簡了。
對這些同學來說，多不公平啊，硬是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力……
1963年我初中畢業
臨危救人
文革中我的同學在紅薯窖裡被“悶”死了，地主成分的同學救出了好幾個村幹部和群眾。
我家斜對門的福堂，比我大1歲，我們一起上小學。
桑老師給他起學名葛家光，他奶奶說，這個名字不好，咱們葛家就淨光光的？他給老師說了以後，商老師又給他起名葛家賢。
小學畢業後，他在村裡務農，種莊稼是一把好手，可惜的是好人不長在。
1969年，我第一次從西藏回家探親時，聽我母親說，福堂和他父親去北地取紅薯。
福堂準備下紅薯窖去，在紅薯窖口就聞到裡面氣味很大，給他父親說，紅薯窖裡很難聞。
他父親脾氣很暴烈，也比較倔，不容置疑地說：“那紅薯就不要啦？”當然，生活不寬裕，這一窖紅薯不要了，全家人吃什麼？
福堂很順從地下去了，但下去就上不來了，他父親見他下去沒動靜，叫他也不應聲，大聲呼喊“救人啦，救人啦！”
當時是文化革命時期，葛有山（小學、初中都比我高兩屆）是村幹部，組織人下去救福堂。
下去幾個人都沒上來，有山也下去了，也沒上來，沒人敢再下去了。在這危急的時候，是南街的安國趕來了。
安國也是我小時候的同學，他比我上學早一年，沒上中學，在家務農。他家是地主成分，處境很不好。
文化革命開始時，造反派讓他父親在村裡遊街，還要讓他姐姐遊街，有人說怕他姐姐想不開尋短見，就讓他父親替他姐姐又遊了一次街……那時的人都瘋了，這是在幹什麼啊！
安國趕到後，他讓人用繩子拴住他的腿，把他吊下去，他把先下去的人，一個一個拉了上來，福堂被拉上來時，已經沒氣了，沒被救過來。
從這件事情後，村裡幹部群眾都對安國刮目相看，再沒人敢歧視他了，後來他在村裡紙廠工作……
在我的故鄉，有我的親人，有我讀書的小學和中學，還有我一起上學的小夥伴們。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從我們村裡第一個考上清華大學的喬義算起，考出來的大中專學生有100多人，這也得益於我們村注重教育和那濃厚的學習氛圍。
我的小夥伴們，有些人走出來了，有些人留在了村子裡，無論在哪裡，他們有自己的業績，他們都在我的心裡，故鄉的許多人和事，都留在我兒時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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