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布落下，訓練場幻化成魔術的舞臺。

“是訓練用的球門，四邊光禿禿的，沒有球網。”卞軍說，“然後，就在球門四周罩上一層黑色幕布。”

守門員和門將教練分立球門的前後兩側，彼此互不可見。教練此時站上一張小矮凳，但不會高於球門，他開始從黑幕後面往前方扔球。而站在門前的守門員只看見不同形狀不同類型的球從幕布後面飛出來，有正常的足球、三角形的球，以及更小的網球。

“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失去了之前依賴的預判，這就鍛鍊了守門員的反應能力。”卞軍仍然記得這一幕給自己帶來的啟示，這是他在日本校園足球隊的一堂訓練課上看到的情景。

“卞軍啊，儂開差頭去啦？”

“前陣子有朋友打電話給我，‘卞軍啊，儂哪能回事？現在開差頭（出租車）去啦？’我被問得一懵。他叫我去網上看，說大家都在傳。後來這事被闢謠了，原來是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差頭司機。”

2006年離開申花後，卞軍很快結束了自己的球員生涯。在此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一頭紮在青訓裡。除了近年來偶爾和從前的隊友參加一些公益比賽和活動，幾乎音訊全無。“很多人的確不知道我在幹嘛，因為退役以後馬上去了最基層做教練，基層教練總歸是默默無聞的。開始是在閘北區少體校，就是培養我的地方，做了將近6年教練。後來自己也單槍匹馬搞過青訓，經營民辦俱樂部。”2017年，他加入英格蘭狼隊俱樂部，成為俱樂部中國區的青訓總監。近日在上海舉行的英超亞洲盃賽事，也邀請到狼隊參加，這也是這家老牌俱樂部和它背後的中資老闆復星國際第一次走近中國的球迷市場。

卞軍在申花這些年，也曾長期擔任主力。他承認，“踢到這個份上的球員，很少有真正下基層的，我們那個年代就更少了。”晨報記者和很多退役以及現役的中超球員聊過這個話題，幾乎沒有一個人表示出從事青訓的意願。“太苦了，錢也太少了。一個月兩萬塊不知道有沒有，誰肯去做啊！”大家還是傾向於在俱樂部做教練，哪怕不得不背井離鄉，至少一家老小的生活有了保障。

卞軍退役後有一些俱樂部聯繫過他，“當時中國足球的大環境是很不好的，所以你無論去哪裡都做不了什麼。這時候我開始對青訓感興趣，因為要真正改變中國足球，唯一的希望在於青少年。”

他給很多朋友打過這樣一個比方：中國足球是一棵大樹，國家隊是樹上開的花結的果。花開不好果結不出，很多人就去修剪枝葉，因為這是最便捷的方式，一廂情願地以為剪剪枝葉就能有改善。但這其實是樹根的問題，也就是青少年後備力量的問題。只有實實在在把樹根培育好，才能期待有朝一日開花結果。

投身青訓當然要拋開很多，第一位就是收入。十多年前一名少體校教練能賺多少？“還沒有普通事業單位高，不到萬把塊。”他在閘北體校帶的第一批球員是90年的，最後一批97年。有踢上職業足球的，主要在中甲和中乙球隊，但絕大多數球員最終走向了校園和社會。

“那幾年根本沒有小孩子踢球了，體校的招生情況很差。一個隊勉強湊到十來人，但訓練往往是到不齊的。碰到臨近考試了，連一套主力陣容都湊不全。”卞軍直到今日仍覺痛心，“即使在這樣的環境裡，還是出了一些人才，非常有天賦，如果好好培養完全可以成才。但最終被埋沒了，有很多因素，比如教練資質、比賽和訓練環境，以至於最後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水平。”

25年，全方位的差距

在體校做教練，不可控的情況畢竟多一些，無奈也就多一點。後來，卞軍嘗試依靠一己之力開辦俱樂部，“在球員小時候就把他們往正確的路上帶。”

但他發現個人的力量太單薄了，“精力達不到，而且到了某個時候，沒有一定的財力和好的資源支撐，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個人的能力太有限了。”這也是促成他後來和復星合作的關鍵因素，“他們的財力和資源完全沒有問題，董事長郭廣昌也多次表達過這個心願，希望將來中國國家隊裡能有我們狼隊培養的球員。”

“把年輕球員送出去”，以此為指向，中國足球已經做過多次摸索。在“健力寶”的圈養模式以失敗告終後，還有過幾次改良的嘗試，但屢試屢敗。而以個人身份留洋，風險係數更大。“球員不光是要送出去，而且要保證送去的地方真正有利於他的成長和提高，否則就僅僅是換個地方訓練而已。我們現在所做的是挑選一些比較有天賦的球員，根據他們年齡、身體、技術特點各方面作個評估，找一個適合他發展的平臺。首先這必須是一個可控的平臺，保證球員可以出來的。除了狼隊，我們在亞洲、南美和歐洲其他國家都搭建了一些優質的平臺，確保球員的後續培養和出成績。”

卞軍介紹，自己現階段的主要職責就是在中國地區選拔一些優秀的苗子，並將他們送到公司海外的平臺進行培養。他強調，“不是大規模的批發行為，也不會把球員送出去就算數，而是會確保他們同時接受足球之外的教育培訓。”

作為中國地區的青訓總監，卞軍在過去兩年時間裡將學習和考察的重點圈定在了日本足球上。“我幾乎每個月都要去日本考察，每次呆上一個星期左右。”日本四十多個縣裡他跑了一大半，實地考察了幾十所學校和俱樂部。

現實讓人沮喪，“1992年，我第一次去日本。當時是作為少體校的球員，和日本高中聯賽的冠軍球隊打比賽，戰績一勝一負，可以說我們當時和日本差距並不大。2017年我加入復星，再去考察日本的青少年足球，吃了一驚。25年過去了，我們和他們是全方位的差距。”

日本球員這樣練過人

去年日本高中生聯賽決賽，卞軍來到了現場。“6.5萬名觀眾，這是什麼概念？比我們中超聯賽的球迷還多。至於這場冠亞軍決賽的水平，我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國內U23球員和他們踢，不一定踢得過。”

這只是日本足球全面繁榮的一個側影，“1996年，日本足球教父川淵三郎提出‘百年計劃’的時候，裡面很多目標都被認為是痴人說夢。但是短短二十多個年頭，它們正在被一個個實現。日本女足已經比預定時間提前四年獲得了世界盃冠軍，他們的青少年足球也正在各個年齡段取得全面突破。日本足球的成功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領悟，最讓我觸動的一點，是他們在一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的這份耐心和堅持。川淵三郎已經退休很久了，但他的繼任者沒有推翻他的大綱，他們繼續在沿著他的思路發展日本足球。

本年度日本高中生聯賽冠軍青森山田

卞軍身邊有很多日本隊球迷，大家平時常聚在一起討論日本足球。“我跟他們說，大家都只看到日本隊比賽的精彩，而忽略了他們背後的付出。我們都知道日本球員腳下快，技術好。但這是為什麼？他們在訓練中有哪些針對性的練習？這要靠深挖背後的東西。中國隊和日本隊所呈現出的比賽內容差距很大，但是在訓練中，兩者的差距更大。”

他以守門員的日常訓練為例：

“在日本很多球隊裡，守門員在訓練中是要當後衛練的。他們也有一部分時間接受門將特訓，但是其餘時間，他們和普通隊員一起進行相同內容的訓練，日本門將的腳下技術是這樣提高的。他們怎麼練門將反應？用塊黑布把門框蒙起來，看不見門了，守門員和教練分別站在門的前後方，但彼此看不見。教練就站在凳子上，拿著各種球不定時往前拋。守門員既不知道球從什麼方向來，也不知道飛出來的是什麼球，他沒有預判了。一開始肯定接不住，反應沒有這麼快。但時間長了，反應就練出來了。你說這種訓練手段很先進嗎？只不過蒙塊布而已，關鍵看你有沒有心。”

日本球員的過人是怎麼練的呢？“明明是一塊11人制的標準場地，然而90%的時候，一支球隊二、三十名隊員始終集中在球場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區域裡訓練。剛看到的時候想不通，後來意識到原因了。如果一名防守隊員站在離你三公尺以外的地方，你拿球以後他來搶，這是很好擺脫的，因為有足夠的空間。但幾十個人擠在一片狹小的區域，像澡堂池子一樣的人挨著人，你想過掉盯防的球員是不是就很難了？平時的訓練有意識地加強過人難度，時間一長，到了比賽場上，就很容易過掉對手了。我們說日本球員腳下技術好，這種日積月累的訓練內容就是原因之一。”

反觀中國球員，“我們訓練的時候，11個人場上站好，一腳一蹚30米。到了比賽的時候，哪裡來這麼大空間給你蹚啊？還有我們一直說的中國球員停球差，為啥差？應該怎麼針對性地進行訓練？光讓他練停球有什麼用？在沒有對抗的情況下，沒有對手壓迫，停球很容易的。但比賽就不一樣了，旁邊有人逼搶。所以平時訓練的時候就要派水平更高的人去防守，逼他學會在高壓下進行停球。”

缺乏競爭害了中國球員

卞軍所提到的這些，是中日球員在技戰術素養上的差距。而在對於足球的思想態度上，差異也許是更鮮明的。

日本人口約為1.3億，在日本足協註冊的球員約150萬人；中國人口大約是日本的10倍，但根據國際足聯最新數據統計顯示，註冊球員僅為70萬出頭，是日本的一半。

“這意味著中國球員缺少競爭。”卞軍說，“日本隨便一個校園足球隊，最少的在100人左右，平常的150人左右，最多的在200人左右。他們再根據人數分成ABCD這些組別，A組是最好的。我有一次去看一支打到日本全國第二名的球隊訓練，200名球員就在一片標準足球場一半的區域裡訓練。我開始還以為他們是條件差，後來知道這一方面是教練在訓練球員在狹小區域裡的過人，另一方面就是培養大家的競爭意識。”

卞軍前往大阪櫻花俱樂部取經

一個球隊由200人組成，這意味著同一個位置可能有20名球員去競爭。稍微有所鬆懈，立馬有人頂掉原先主力的位置。“我以前在體校帶球員，一堂訓練都湊不夠一套主力陣容。你人少了，訓練質量沒有辦法保證，球員水平也沒有辦法提高。所以我一直給俱樂部和青訓機構的建議就是，不管你有多少人，必須讓一個位置上的球員形成競爭。競爭有利於球員成長，缺乏競爭會害了球員。”

後來他在日本看到的，也印證了他先前的話。

“讓球員產生競爭的心理，這樣他們就不會下意識地找一些客觀藉口為自己開脫。我們球員輸了比賽總歸怪天氣、怪場地、怪裁判，要麼怪隊友。日本沒有球員會從客觀方面找原因，他們覺得這個不是導致輸球的最關鍵原因，而往往習慣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也是他們始終在進步的原因之一。”

成績越好的球隊越艱苦

深入實地以後，卞軍的所見所聞不斷打破他之前對於日本足球存在的很多誤解。

“我們以前總是想當然地以為，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在發展足球上一定是靠拼命砸錢。但其實他們條件是很艱苦的，其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就拿場地說，日本很多學校的場地都是沙場，中國現在要再找一塊沙場不太容易了。像煤渣場啊黃沙場這些，這都是我們小時候踢球的場地，但在日本至今隨處可見。”

有些學校硬件設施很好，漂亮氣派的教學大樓，附帶多功能體育場館。“我就想，你這麼漂亮的樓都蓋了，難道翻一塊場地翻不起嗎？”他後來瞭解到，這裡面其實是有兩層原因。“一是他們要培養青少年球員不找藉口的習慣，讓球員懂得客觀因素是永遠存在的，但它們不會決定自己的發揮和比賽的輸贏；第二，日本人覺得黃沙場對球員的關節起到緩衝保護，因為軟。如果沒有條件鋪設天然草坪，與其選擇人工草坪還不如黃沙場。”

他在現場觀摩的一場校隊比賽也讓自己震懾。

“一支隊分AB兩組踢，一組球員踢完了到場邊觀看剩下的比賽。當隊員們把球鞋脫下來的時候，我發現他們襪子上全是補丁。不是一兩名球員，而是絕大部分球員，你想象得到這種場面嗎？在中國，一雙襪子下雨天穿兩次沒有彈性就扔掉了。日本球員的條件確實是非常艱苦的，但這不會成為影響他們進步的因素，這也是我非常感觸的。”

日本高中生聯賽的王者之師，也是培養出最多職業球員的青森山田高中，位於常年積雪的北海道。卞軍去考察過，“一年裡面有半年在下雪，每天訓練前，隊員自己剷雪，一鏟就是一小時。剷雪真的是個體力活，鏟完雪還要再訓練兩、三個小時。日本球員的體力是真的過硬，他們正式訓練前都有個8公里跑，跑完面不改色心不跳，接下去繼續訓練。”

日本校園足球一圈跑下來，他最大的感觸就是：成績越好的球隊，條件越是艱苦。

條件好了，熱情卻下降了

日本的校園足球是這樣一種情況，同樣，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也盛行“節儉主義”。

“日本聯賽的球員收入普遍都不高，這裡面牽涉到一個限薪的問題。日本足協對俱樂部有一個財政方面的要求，俱樂部在三年內連續出現虧損的話，哪怕第一名都將被取消准入資格。所以不能瞎投資，也不會給球員亂開工資。他們就是要營造這個氛圍——你要賺錢可以，出去賺，往高處走，去國外聯賽賺大錢。”

球員一旦成名，便被國內環境‘逼著’遠走他鄉。“他如果憑自己能力在歐洲聯賽站穩腳跟，這樣水平提高的同時收入也上去了。國家隊再把他召回來為國效力，提高日本國足水平。你看日本去年參加世界盃的陣容，幾乎全部是在海外聯賽效力。所以他們是把聯賽打造成專門培養後起之秀的舞臺，而不是球員賺錢的舞臺。中國的情況正相反，球員踢到中超就能賺上大錢，比國外很多五大聯賽的俱樂部薪水更高，他們就沒有留洋的動力了。他們不走，後面的年輕人也頂不上來。”

中國為發展足球投入的財力非常大，到了恐怖的程度。申花可以為一名沒有頂級聯賽出場紀錄的99/00球員開出500萬以上的簽字費。而在恆大，一名梯隊的年輕球員也可以輕鬆賺到百萬年薪。這樣的待遇條件已經不亞於世界頂級球會，但中國足球的水平卻在持續下滑。

“我們現在為年輕球員創造了優越的條件，但這不是取得好成績的必然條件。”卞軍說，“我和日本球員接觸下來，發現一個有意思的情況。他們一場比賽結束以後坐大巴回基地，可以就這場比賽聊一個通宵。我們球員比賽結束，打遊戲可以打一個通宵。為什麼條件越來越好了，但我們的年輕人對於足球的熱情反而下降了？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7月15日，卞軍度過了自己42歲生日，頭髮日漸稀疏。“說不介意外表是假的，但再瀟灑的人總有衰老那一天。所以我試圖不去太過在意外表，在我這樣的年齡，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這是我更關注的。對於外表，我自己盡力就行了，遺傳的也沒啥辦法。”

為了進一步瞭解日本足球和文化，他正在自學日語。“我是一旦做什麼事情就比較喜歡鑽進去的人，其實我每次去日本考察，公司也派翻譯，但我覺得能掌握語言的話，對開展工作更容易點。”他包裡隨身帶著一本日文語法書，自己手機裡也下載了學習日語的APP。

“上海的公共交通越來越方便，我現在不大開車了，總是坐地鐵。一上地鐵就打開APP，現在已經能背下五十音圖了。我想，無論年齡多大，學習一點東西總歸沒錯的。”

他希望通過努力，能幫助更多年輕球員走出去。“2006年離開申花後，其實我聯繫過一家澳超俱樂部，條件都談好了，但後來因為家庭的原因，遺憾地錯過了這次留洋機會。這是我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現在我所做的，有一部分也是為了彌補當時的遺憾。我希望年輕的球員出去走一走，鍛鍊一下，不管成功失敗，對於整個人生來說是很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