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開鑿的大同雲岡石窟

古代壁畫中的鮮卑重裝騎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路線圖

二千多年前，遊弋在中國東北、蒙古地區的“東胡”民族的一支——鮮卑人，從大興安嶺茫茫林海中的嘎仙洞孕育而出、耀然登世。

隨後，歷經遼闊蒙古大草原的盛樂鷹揚，在遊牧文化和農耕文明的襟帶平城碰撞，在拓跋宏的帶領下，以重塑大一統國家的雄心視野和前無古人的決心勇氣，對南下入居中原黃河流域的拓跋鮮卑族進行了史稱“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全面、系統的社會化革新壯舉。

從此，以血緣部落組織為紐帶的氏族主體轉化為地域性編戶住民，落藉為“洛陽人”。在政治結構和文化習俗上消除了鮮卑族與漢族的隔膜與族別界線，實現了多民族的大融合，對隋唐盛世的出現以及華夏多民族文化融合與形成，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譜寫了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第一部、鮮卑族從哪裡來？

提起鮮卑民族，人們通過《後漢書》等歷史文獻，只知道這是“東胡”的一支。原來匈奴人自稱為“胡”，對活動在匈奴東部的多支古老遊牧民族統稱為“東胡”，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演化出多個部落和民族分支，主要包括烏恆、鮮卑以及後來由鮮卑分化出來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禿髮、吐谷渾各部。《後漢書》記載：“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故鮮卑人屬於東胡族系。

可是長期困擾史學界的一個難題就是鮮卑族究竟發祥於何方？

1980年7月，長期探索鮮卑族源的米文平，在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大興安嶺北段頂峰東側，意外發現了鮮卑拓跋部祖廟石室——嘎仙洞，而石室內的石刻祝文雄辯地記載了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派人到大興安嶺北端鮮卑拓跋部發祥地祭祖一事。

石刻祝文與《魏書》記載基本相符，驗證了嘎仙洞就是《魏書》中提到的拓跋鮮卑祖先的“舊墟石室”，從而揭開了鮮卑拓跋部發祥地的千古之謎。

經考古發現，嘎仙洞位於大興安嶺北段頂峰附近，這裡峰巒層疊，古木參天。洞在峭壁之上，高20餘米，南北長90多米，東西寬27餘米。洞內西壁距洞口15米處，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摩崖銘刻。

嘎仙洞石刻釋文：

“維太平真君四年，癸未歲，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燾，使謁者僕射庫六官、中書侍郎李敞、傅雀，用駿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於皇天之神：啟闢之初，佑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應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邊。慶流後胤，延及沖人，闡揚玄風，增構崇堂。克翦凶刃，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來王。始聞舊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祖。綿綿瓜爪，時惟多祜。歸以謝施，推以配天，子子孫孫，福祿永延。薦於：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

尚饗!

東作帥使念鑿。"

由此得知，拓跋鮮卑族，早期活躍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北段）以嘎仙洞為中心的地區，他們在茫茫林海中洞穴而居，採集漁獵為業，石骨為器、刻木紀契，過著簡單、淳樸的原始氏族生活。大鮮卑山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鮮卑民族原始的野性和頑強的生命力。

位於大興安嶺的嘎仙洞

鮮卑族南遷融合之旅線路圖

早期鮮卑人使用的骨質箭頭

漢代時期鮮卑人使用的瑪瑙珠飾

鮮卑早期八位皇帝世襲表

東漢初年，北匈奴南遷，南匈奴保塞，拓跋鮮卑部為拓展生存空間，在首領推寅的率領下走出白山黑水的大興安嶺莽林，來到“大澤”（今內蒙古呼倫貝爾的呼倫湖）。

這是史書記載的拓跋鮮卑第一次南遷，也是拓跋鮮卑首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大澤時期，拓跋鮮卑逐漸脫離了傳統的漁獵、採集生活方式，利用草原優越的自然條件，逐水草而居，繁殖牲畜，發展種族，社會結構由氏族向部落聯盟轉化，開啟了民族交融的征途。

呼倫貝爾草原疆域遼闊，水草豐美，是遊牧的天然牧場。拓跋鮮卑人自南遷大澤至獻皇帝拓跋鄰，共有八代在大澤地區居住長達100年左右，騎馬射獵，遷徒畜牧，實現了生活方式由漁獵向遊牧發展的歷史飛躍。同時受漢朝的影響，陶器和鐵器的種類增多，尤其是鐵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部族實力日益增強。

拓跋鮮卑部落南遷大澤以後，長期保持著一種原始的樸野狀態，然而大澤土地荒闢，“未足以建都邑”。公元二世紀中葉，拓跋鮮卑部族在首領詰汾的帶領下，再次南遷，由呼倫貝爾出發，歷經“九難八阻”，通過“其形似馬，蹄聲類牛”的神獸引導下，抵達“匈奴故地”即漢代五原郡之地，在今河套北固陽陰山一帶。

公元三世紀中葉，神元帝力微率部“遷於定襄之盛樂”，後經拓跋猗盧建立代國，立微九代孫什翼犍在盛樂修建宮室，至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硅遷都平城之時，盛樂一直是拓跋鮮卑的政治中心。盛樂時期，經歷了力微、猗盧、什翼犍後，在拓跋圭時期進入了全盛，所控地域更廣，遊牧經濟有了飛躍發展，與其他各族的交往更加頻繁，尤其是大代政權的建立，對漢人士族的大膽任用，中原典章制度的借鑑吸收，拓跋鮮卑人的政治制度更趨成熟。

神元39年，拓跋力微盛樂“祭天”，並決定“與魏和親”，派其長子沙漠汗到魏國都城洛陽“且觀風土”，學習中原的制度和漢族文化，隨後與魏“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亡之後，西晉建立，力微仍與晉交好，漢族的商品經濟，先進文化日益影響著他們的生活習俗。

從今天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小壩子灘出土的“晉鮮卑歸義侯”金印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就印證了鮮卑族積極與漢族交好往來、鮮卑首領接受西晉政權封號的事實。

“晉鮮卑歸義侯”金印

“大代萬歲”瓦當

大同出土的北魏忍冬紋鎏金鉛鋪首銜環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由盛樂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定國號為“魏”，北魏政權正式建立，社會形制、生產方式等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由此拉開了統一中國北方的歷史序幕。

北魏進入了平城時代，統治者仿效中原政治制度，以皇權和官僚系統取代部落聯盟首領的推舉制，建公廟、築城池、修苑囿，逐漸走向了農耕定居的生活。北魏統治者憑藉強大的武力維護了西域道路的暢通，保障了相互之間的商使往來，為平城社會風尚注入了西域色彩。至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近百年間，平城迅速發展成中國北方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中心。

拓跋鮮卑入主平城之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接受漢文化薰陶，鮮卑文化不斷與漢文化碰撞、融合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平城呈現出一番“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景象，精美實用的陶器品，類齊全的餐具，風格各異的室內陳設，璀璨炫目的多元服飾，見證著鮮卑社會生活從簡單質樸走向精緻奢華。

拓跋鮮卑大事年表

大同出土的北魏人物紋金盤

北魏官員墓葬裡的車馬儀仗隊陶俑

鮮卑人的服飾承襲著草原民族“左衽窄袖”的傳統，男性服袴褶，衣長及膝，交領或圓領窄袖，腰繫帶，足蹬靴；女性著襦裙，緊身窄袖，長裙遮足，朔土苦寒，垂裙風帽更為實用。進入平城之後，中原服飾“右衽寬袖”的風格也逐漸出現在鮮卑人的生活中，拓跋燾曾感言：“國人皆著皮袴，何用絲帛？”而各類飾品點綴其間，精緻璀璨的耳飾、清澈鮮豔的綠松石、晶瑩剔透的珠飾，折射出平城時代的融合與繁華。

北魏平城是在秦漢平城縣的基礎上擴建而成，分為宮城、外城、城郭。宮城位於平城北部，宮殿櫛比，建築恢宏。外層坊間開巷，巷通街衢，規劃完整，佈局嚴謹。城郭外東設東苑、太廟；西置郊天壇、西苑、武州山石窟寺；北建北苑、鹿野苑；南筑圓丘、明堂等。平城作為北魏國都凡97年，歷六帝七世的開拓和經營，形成城郭周圍三十二里、人口上百萬、商旅雲集、使者絡繹的大都市。

平城時期，南北分裂，地方割據，政權林立，北魏拓跋政權九代居王，整軍經武。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後，國強軍威，北討柔然，西征夏國，攻滅北燕、北涼，統一北方。北魏對東晉南朝保持了軍事上的優勢，對峙江淮，威壓建康（今南京）。凜嚴的甲騎具裝，健碩的釉陶鞍馬，形象展現了拓跋北魏的雄壯軍姿。

鮮卑武士陶俑

鮮卑重裝騎兵展示圖

北魏政權的對外經略，既對其內部發展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也為對外交流創造了新的可能。平城時代是北魏歷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階段。拓跋燾時期，不僅統一了北方，其勢力還深入西域，加強了與亞歐的交流途徑，西域諸國商隊、使者紛至沓來，帶來了眾多具有異域風情的物產、工藝與文化，為平城增添了濃郁的國際化色彩。

圖為在山西大同出土的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

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石雕帳座

大同出土的波斯銀幣和連珠紋五銖金幣

大同出土的玻璃小缽，帶有中西交流的濃郁色彩

第二部、北魏為何從平城遷都洛陽？

北魏孝文帝作為一位有雄才大略、長遠眼光的傑出政治家，他敏銳發現，地處塞北的平城地理位置相對偏僻，且土地乾旱寒冷，糧食產量有限，不能滿足都城大量人口的生活需要，並不適合作為規模較大王朝的都城。

而拓跋宏自幼傾慕漢族文化，他從小由身為漢人且知書達理、聰明果斷的祖母馮太后撫養，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對漢民族的文化極其崇拜。

孝文帝曾感慨：“……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甚為難。崤函帝宅，河洛王裡，因茲大舉，光宅中原。”

加之平城是“用武之地”，北方少數民族（柔然等民族）很容易對平城造成威脅。

而地處中原腹心地帶的洛陽，沃野千里，人口密集，文化發達，早在漢朝就已經是上百萬人口的城市了，而定鼎中原更能為統一全國打下基礎……這些諸多有利因素無疑對北魏孝文帝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遷都到黃河流域漢民族的心腹地區，放棄遊牧生活轉為農耕民族，作為遊牧民族出身的鮮卑上層許多人很難一時適應，朝堂上下一片反對之聲。

於是，聰明睿智的孝文帝便運用了一個“假南征，真遷都”的“曲線遷都”計劃。

他假意出兵伐齊，便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率領30萬大軍南下，一路浩浩蕩蕩，從平城來到洛陽，恰巧此時遇見秋雨連綿，道路泥濘不堪，行軍極為困難，許多鮮卑貴族將領本身不願伐齊，便打起了退堂鼓。

孝文帝抓住這個時機鼓動大家道：“南征計劃已經發布全軍，我們也已興師動眾，如果半途而廢，豈不叫天下之人笑話？既然諸位都不想繼續南征，那就乾脆把都城遷到洛陽吧！”

許多官員儘管不贊成遷都，但是聽說可以停止南伐，“兩權相害取其輕”，只得勉強同意了遷都洛陽。

太和18年（公元494年），一直將中原視為文化正統的孝文帝，為加強對中原的控制和籠絡漢族上層地主，便將國都正式從平城（山西大同）遷至洛陽，開啟了北魏洛陽時代。北魏洛陽城再現宮闕巍峨、佛寺林立、商賈雲集的繁華場面，成為六世紀聞名遐邇、昌盛一時的國際性大都市。

遷都洛陽

第三部、孝文帝漢化改革如何加快了民族融合進程？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以其堅定的決心，極大的勇氣，打破狹隘的民族偏見，繼續推進社會變革，革除舊俗，接受先進的漢文化。通過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漢姓、定族姓等措施，掀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改革運動。

譬如他為了進一步消除與中原文化的隔膜，下詔改姓，一方面為皇室宗親和部落大人確立漢姓，即“八氏十姓”和“三十六族九十二姓”，這些後姓氏後來通稱為“河南洛陽人”；另一方面積極鼓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禁斷鮮卑同姓婚姻的陋習，這些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孝文帝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厲行新制，從語言、服飾、籍貫、姓氏、婚婭（指有婚姻關係的親戚）等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在中原開啟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高潮，北魏洛陽時代揭開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燦爛輝煌的一頁，成為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太和19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並在洛陽北邙山親選墓地，“九王帝族”、“勳舊八姓”和其他內入的“餘部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都埋在邙山。邙山北魏墓葬區規模宏大，西至紅山鄉楊家村，東至孟津送莊鄉西嶺頭村，北至孟津，南達洛陽市區以北的邙山南坡，整個墓區東西長數十餘里，南北寬十餘里。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洛陽邙山的北魏宣武帝景陵

孝文帝改革使北魏面貌煥然一新，臻於鼎盛。所謂“禮俗之敘，粲然復興；和洛之間，重隆周道"，順應少數民族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的兩大歷史潮流，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繼承沿用西晉的洛陽城址，北魏洛陽城由宮城、內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組成，總面積約100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宮城正殿為“太極殿”，提現了“建中立極”、“君權神授”的政治理念，是中國都城由“多宮形制”，向“居中單一宮城形制”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北魏洛陽城集秦漢、魏晉都城之大成，又新修築外城郭，從而發展成為外城郭、內城和宮城三城制都城，以太極殿為核心的都城單一建築軸線、單一宮城居中南向、主殿太極殿居中的佈局，以太極殿為大朝、太極東西堂為常朝的東西堂制度、中心正殿前設三道宮門的“五門三朝”制度，開啟了中國古代都城佈局和宮室制度的新時代。

拓跋鮮卑統一北方，遷都中原腹地洛陽，結束了中國北方混亂局面，吸收、融合了漢民族和邊疆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開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也吸引著西域各國人民的歡附，一時間中原地區成為先進文化的大熔爐，制度、經濟、宗教、藝術等各方面都呈現出令人驚豔的新面貌，北魏洛陽時代，經歷了民族大融合之後，新的文化因子在漢文化中孕育，轉變為強盛隋唐帝國的基礎。

鮮卑漢化姓氏表

北魏宮城正門閶闔門

北魏洛陽城平面圖

北魏洛陽城四夷館平面圖

第四部、北魏時期佛教造像為何達到藝術巔峰？

北魏時的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而北朝所見佛教圖像、造像樣式、信仰內容及造像形態等特徵，基本上都在北魏形成典範。

平城時代的佛教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巨大發展，佛教造像的興盛離不開北魏以國家為主導的佛教政策與徙民政策。這一時期，成為後來“世界文化遺產”的雲崗石窟、龍門石窟相繼開鑿，並有聞名遐邇的少林寺，鞏義石窟等開鑿建造，可謂寺院林立，造像薈萃。

北魏時期的洛陽城，“昭提櫛比”、“法教如林”，佛教空前昌盛，可謂是沙門信徒的極樂世界。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胡靈太后等皆禮佛，上行下效使得貴族公卿爭相趨附。《洛陽伽藍記》記載：太和19年遷落至永熙三年約40年間，洛陽佛寺已多達1367所，胡僧3000多人，一時間“金剎與靈臺比高，講殿共阿房等壯”。鑿石窟，造佛像，出現了龍門石窟、鞏義大力山石窟、澠池鴻慶寺石窟、偃師水泉石窟等眾多石窟寺。後人由衷稱讚：中國佛教之盛，莫比於北魏；中國佛教之美，莫盛於洛陽。

01洛陽龍門石窟

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矗立於洛陽南面的伊河兩岸。龍門北魏佛教造像更多的是秀骨清像之漢風，少了許多雲岡早期的健陀羅藝術因素。當時的古陽洞、賓陽洞等洞窟都是北魏王室貴族發願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集中反映了北魏王朝舉國崇佛的盛況、北魏時期高超的雕塑藝術水平。

北魏開鑿的龍門石窟

02雲岡石窟

古稱武州山石窟寺，位於大同市城西16公里處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開鑿於北魏平城時代，距今已有1600年之久。酈道元《水經注》首描述其盛況雲：“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一公里，現存大小石窟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餘尊，堪稱中國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紀世界雕刻藝術的最高水平。

雲岡石窟被譽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與藝術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早期開鑿的曇曜五窟，其雕刻技藝繼承並發展了漢文化的優秀傳統，吸收並融合了古代印度健陀羅、秣菟羅藝術的精華，創造了精湛獨特、聞名世界的藝術風格。

北魏開鑿的雲岡石窟

03鞏義石窟

鞏義石窟西距洛陽約44公里，位於鞏義市城區洛河北岸的大力山腳下，是北魏皇室開鑿的一座石窟，孝文帝太和年間創立了寺院，宣武帝時開始鑿石為窟。現存南北洞窟5座，開鑿於北魏晚期。鞏義石窟現存數量眾多的“禮佛圖”浮雕群像，乃是全國石窟中所罕見的北魏浮雕藝術精品。

北魏開鑿的鞏義石窟“帝后禮佛圖”

04禪宗少林寺

少林寺位於登封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於嵩山腹地少室山中，故名“少林寺”，始建於北魏太和19年（公元495年），是孝文帝為了安置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與都城洛陽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釋迦牟尼佛第28代徒菩提達摩來到少林寺，他在跋陀開創的基礎上，廣收信徒傳授禪宗，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公元536年）傳法于慧可，從此禪學在少林寺落跡流傳，不斷髮揚光大。

北魏建造的禪宗祖庭——少林寺

05六世紀世界最高的人工建築——永寧寺木塔

永寧寺位於北魏洛陽城裡城南郊，白馬寺東南約兩公里處，始建於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陽城內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永寧寺中心建築為九層木塔，據史書記載，木塔高“四十九丈”，摺合今天147米，相當於50層樓的高度，比舉世聞名的埃及金字塔還要高，是六世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最高人工建築。

今天，在塔基周圍廢墟發掘出土了大量彩繪泥塑佛、菩薩、弟子和供養人殘件，其塑形之美，比例之準確，情態之傳神，雕工之細膩，世所罕見，尤其是一件長25公分的“北魏佛面相（殘片）”， 猶如殘缺雙臂的維納斯一樣，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而沉穩神祕的微笑，更是讓它擁有了“東方的蒙娜麗莎”的美譽頭銜，堪稱中國古代泥塑藝術的傑作，散發著永恆、迷人的藝術魅力和光彩。

北魏建造的永寧寺木塔模型

北魏泥塑佛面（殘片）

龍門石窟研究院收藏的北魏佛像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北魏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