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在舊上海灘的白俄，給上海至今生活仍留下了深深烙印（多圖）

這個世界，有一些人因為歷史的原因，曾經猶如浮萍一般，四處飄蕩。他們有祖國，卻沒有國籍。十幾年前，由‘撕皮兒胳膊’導演，湯姆.漢克斯主演的電影《幸福終點站》，就用一種輕喜劇的方式演繹了這樣身份的一個人。

《幸福終點站》劇照

電影是輕鬆而詼諧的，結局亦是皆大歡喜的，然而回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那些‘浮萍’之人，生存環境卻是可憐又可艾的。沒有了國籍，就意味著沒有護照，沒有了法律意義上的身份，更不會受‘祖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保護。他們的地位比偷渡者還不如，偷渡者至少還有個國籍，被逮住了至少還有個原來的國家可以遣返，而無國籍者則是無國可歸，他們只有民族而無國家。無國籍者的處境無疑要比其他人艱難得多。

上海，一個因《南京條約》而開埠的國際都市，從一個漁村、鎮，縣城一路走來，到上個世紀初葉，已經是名聞遐邇的遠東大都市，被譽為‘冒險家的樂園’。同時，它又是各色人等可以棲身的地方。海納百川，讓上海從縣城成長為大都市的變遷中，多了寬容與胸懷。

上世紀初葉至中葉的舊上海外灘

上個世紀初葉至中葉，它便容納過三個民族的無國籍僑民：俄羅斯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

流浪的俄羅斯人當時上海被稱為“白俄”。而“白俄”這一詞其實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大批深恐不能見容於赤色蘇維爾政權的人向國外逃亡，相對於留在前蘇聯紅色政權下的“赤俄”或‘蘇俄’，歐美國家把那些逃亡者稱為“White Russian”（白俄）。從此便成為這些無國籍者的專有名稱。

沙皇的倒臺，讓那些白俄，尤其是舊貴族大批湧向歐洲各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也有相當一部分冒著凜冽呼嘯的寒風，穿越遼闊荒涼的西西伯利亞大平原，從海參威乘船渡海到中國的旅順登陸，分散居住在東北的各個城市，其中尤以哈爾濱為他們的聚居之地，因此至今哈市的許多舊有建築還保留著俄羅斯民族的建築風格。

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起，上海便已開始有從前蘇聯，歐洲或者東北移居來的白俄，但成規模的遷徙而來則是在30年代之後。自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日俄兩國已成為世仇。1931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強行侵佔了我國的東北。於是，住在東北地區的那些白俄的日子自然不會好過，便陸續舉家向南遷徙到了上海，這便使上海的白俄人數急增至三萬餘人。而這些‘浮萍’白俄對當時上海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乃至今天都餘音未絕。

逃難而來的白俄難民

這些白俄絕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馬斯南路（今思南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畢勳路（今汾陽路）、祁齊路（今岳陽路）那一大片狹長的地區之內。另有一小部分則住在公共租界範圍之內的虹口提籃橋地區，和猶太人群落一起成為國際混居區域。

至今在老盧灣和徐匯交接地區留下的，較為明顯的白俄紀念建築，那便是普希金紀念碑和兩座東正教教堂原址。

坐落在現在今天岳陽路、汾陽路交會處的普希金紀念碑，即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無國籍俄僑徵得當時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後集資建造的。曾兩次被炸燬，而後又按原樣重建，俄羅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訪滬時曾專程去碑前敬獻花籃。

兩毀三建的普希金像

坐落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上那座拜占庭建築風格的東正教聖母大堂。1936年由俄僑集資興建的，專供居住在周圍的同胞來望彌撒，當時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帶並無高樓，因此老遠便能望見那五座漆成藍色的圓形尖頂，尤其當傍晚被襯映在絢麗的晚霞中時更是好看。

它成為法租界這一地區中的一道景觀。以後隨著白俄在上海的消失，這座教堂也長期關閉。現在這棟建築物已經作為旅遊景點修繕開放。

襄陽南路新樂路口東正教聖母大主教堂

​另一座東正教堂在高乃依路（今皋蘭路）上，也是典型的拜占庭風格建築，規模雖較小但建造得十分精緻，那裡也隨著白俄的離開而關閉。近些年這個教堂幾易起手，分別成為咖啡館，酒莊之類的商鋪。（如果看地圖，不才陋居大約正處於這三個標誌中間位置，前後都不到千米應該）

上海皋蘭路上東正教堂

​從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以後的前蘇俄內戰伊始，‘浮萍’白俄們紛紛來到上海棲身。其中不乏是原來的貴族和領主，當然，大多隻是俄羅斯邊遠省份中的小貴族或小領主，更多的還是沙皇帝俄時代的資產者、官員、富農、軍官甚至士兵，其中很多是曾在內戰期間與紅軍打過仗的白衛軍官兵，在被紅軍擊潰之後逃到了中國，從此成了無國籍者。

張宗昌的白俄軍團

這些白軍大約是在1914年歐戰爆發時被徵入伍的，經過七、八年的外戰加內戰，大多數人已被訓練成了戰爭機器，他們逃亡到中國之後的最好謀生之道便是當兵，因此其中許多人便投向山東督軍張宗昌麾下。張宗昌藉機成立起一支白俄軍團，配備大火力重炮和裝甲車，成為他在軍閥混戰中的一張王牌軍。這個白俄軍團在北閥戰爭中被國民革命軍擊潰之後，其中不少官兵輾轉到了上海，他們雖已不再能當兵，但有不少人仍舊過著拿槍桿子的生涯。

張宗昌的白俄軍團

一些中下級軍官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招去當了下級警官，雖然要受制於英國、法國、日本等籍警官，但在中國巡捕和廣大普通市民面前卻也能抖上些威風。

當時上海的兩個租界上已經成立起“萬國商團”，那是個由官方控制的民間武裝組織。這個民間武裝便是由外國僑民和“高等華人”組成，有各種輕重武器，團員執勤時穿制服，平時定期進行軍事訓練，而且也設有軍銜，自士兵直至上校（司令官），他們的職責是協助租界上的外國駐軍維持治安。當時公共租界上的商團人數要比法租界上多得多，分為英國隊、美國隊、意大利隊和中國隊。30年代初期，當更多白俄從北方遷來上海之後，公共租界的商團中又增加了一支白俄隊，全部由帝俄時期的軍人組成，他們集中居住在軍營裡，按月領取薪餉，完全服從租界當局指揮，因此實際上是一支僱傭軍。

流亡的白軍官兵們

​‘八一三’淞滬抗戰後，固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在謝晉元的率領下撤進公共租界之後，即被圈禁在膠州路上的一座公園中，便由萬國商團中的那支白俄隊擔任看守，因此白俄也更受到上海市民的鄙視。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綁匪橫行，常有富人或其家屬被綁勒贖的消息傳出，有的花了鉅款贖回了票，但也有送過贖款結果還被撕了票的，這便使那些沒有強硬黑白兩道後臺的有錢人惴惴自危，也給那些當過兵打過仗的白俄增添了覓職的機會，充當私人保鏢和公司警衛。

上海的白俄中除了中小貴族、領主和帝俄官兵以外，還有一些是知識分子和原來的商人。

在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帝俄時代的藝術家，他（她）們在上海已不可能再有機會登臺獻藝，但還能靠著自己的技藝在異國他鄉謀生。

於是上海開始有了教授芭蕾舞的教師，她們都是帝俄時代的芭蕾女演員，當時上海不少講求“洋派”的家庭紛紛把女兒送去學習芭蕾。中國第一代專業芭蕾演員大多出自那些白俄教師門下，其中也包括以後成為“大師級”的那幾位女舞蹈家。

圖與文無關，俄羅斯皇家芭蕾舞團劇照

​白俄聲學教師夏夏林在上海美聲唱法的歌唱界中曾是位著名人物，五、六十年代活躍在上海乃至全國舞臺上的一些男高音、中音歌唱家都曾是他的學生。據說他收費雖很高昂，但教授十分認真，要求也很嚴格，對造就那些學生起了很大作用。

還有一些音樂教師，專為中國孩子教授小提琴、鋼琴和其他樂器。

夏浮斯基是當時上海上層社會中很有名的人像攝影師。他在法租界邁而西愛路（今茂名南路）上開了一家攝影室，專拍藝術人像照片。雖然收費極其昂貴，但他拍出的照片確實大氣而漂亮。因此那些豪門、高官和財主家的太太、小姐們仍是趨之若鶩。他對自己的作品也從不粗製濫造，規定每天只接待二到四名顧客，因此有不少顧客必須事前預約並且等候上一段時間才能得遂所願。也是早期上海灘的‘飢餓銷售’的先驅了。

原‘喬奇’照相館

“喬奇”照相館，為白俄喬奇所開設，原在環龍路（今南昌路）上，1946年遷到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131號。1948年，喬其離開上海去澳大利亞，將照相館盤給顧永明，顧氏更店名為“喬士”，公私合營後遷至淮海中路831號，成了上海人都曉得的“人民照相館”。

不少白俄經商開店。當時霞飛路中段—帶，即從拉都路（今襄陽南路）向東至馬斯南路（今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業中心地段，而由俄僑開設的各種店鋪又佔了相當的比重，各類珠寶店、服裝店、飾品店、鮮花店、鐘錶店、呢絨店、漁獵用品店、西洋古玩店等應有盡有。

其中更多是和飲食有關的店家：俄菜館、咖啡館、糕餅店和酒吧。這些店鋪的業主不僅是白俄，在種族上還是原居住在俄羅斯境內的猶太族裔居民，他們在沙皇時代便一直受到歧視和迫害，十月革命之後，仍然受到歧視和排斥，為了尋求生存之路，他們才長途跋涉逃亡到上海來。他們與來自中東地區的賽夫拉迪姆猶太人和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有所不同，在上海仍被看作白俄。而他們給今天的上海留下了兩道坊間名餚，炸豬排，羅宋湯。也造就了至今全國仍獨有的調味品‘黃牌辣醬油’。以及老一輩上海人口中的‘羅宋大菜’這一名詞。

至今幾個現在上海人依然熟知的品牌，如“信誼大藥房”、“正章洗染店”以及“西比利亞皮貨”，也都是當年“上海白俄”留下的產業。

​幾萬白俄，能從事上得檯面的人畢竟只佔少數，其餘大多數人討生活的路子還是有些不堪的。

當餐館侍者、看門拉門的、廚工。。。有些年老力衰者便拉著手風琴或小提琴在街頭賣藝乞討，所奏的樂曲大多是俄羅斯音樂家恰可夫斯基和羅姆斯基·柯薩柯夫等人的作品，有時也奏俄羅斯民歌，如《伏爾加船伕曲》等，濃郁的俄羅斯曲風每每飄蕩在租借的上空，都縈繞著這些人對故國家鄉的眷戀之情。

以前的上海有句老話“恨人富貴嫌人貧”。嘲笑貧窮，至今也是人群中的共同陋性。當時的上海人給那些白俄中的窮人起了個名稱：“羅宋癟三”，並且逐漸由貧窮階層引伸到所有白俄僑民。這稱謂成為了一種習慣，延續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後由於這稱呼有蔑視“蘇聯老大哥”之嫌，這才沒人敢這樣叫。而中蘇交惡後，這個稱呼又被鉤沉起來。

至於白俄中女性所從事的職業與男性同胞相比便愈見低下了。在餐館、酒吧等場所當女侍和在店鋪中當售貨員，是她們能找到的較好職位了，但由於僧多粥少，更多的人只能去當表演舞技的舞娘。而當舞娘也分成好幾等，較高者在小戲院或遊樂場裡表演，較次者則在低級夜總會或酒吧中演出，最低檔的便是在租界上某些隱蔽場所中跳脫衣舞，那就完全屬於色情活動了，按照當時租界的法例，是要受到禁止和取締的。

白俄女招待

除掉上述那些職業，也有相當一部分白俄女郎當了妓女，她們大多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在中國出生的。當時，兩個租界都不禁娼，只要向巡捕房申領執照，繳納捐稅便可以開設妓院，於是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陽南路）和亞爾培路（今建國西路）一帶開出了好幾家白俄妓院，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霞飛路上的霞飛坊（今淮海坊）裡，抗戰勝利後關閉，改成俄式西餐館。

上白俄妓院去的嫖客大多是住在上海的歐美僑民和外籍海員，中國人中只有極少數“洋氣”的人會到那裡去。那些妓院也分成等級，其中高等妓院中的“小姐”大多自稱出自貴族門第，是某某公爵、伯爵或男爵家的小姐，妓院中的鴇母也都自稱有貴族身份，是某某伯爵夫人或某某女男爵等。且不論這些身份是真是假，想到自己有可能和一位真正的貴族女郎春風一度，有不少男人都會趨之若鶩地登門尋歡的。

和上海以至全國的中國妓院一樣，那些白俄妓院也是由黑社會控制著的，不同的是控制著那些白俄妓院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本地的白俄黑社會人物。

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之間，上海確曾有過白俄的黑社會組織存在並進行活動，組織的名稱叫“俄羅斯總會”“上海俄僑自治協會”，會址在現在的汾陽路上。組織的頭子是帝俄時代的騎兵上尉蒙索洛夫伯爵。這個組織除了控制白俄妓院，向白俄開設的各種店鋪勒索“保護費”之外，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還依附於日本設立在上海的間諜機關“井上公館”，為他們在租界內蒐集軍事和政治情報，同時又販賣軍火，把日本軍隊廢棄不用的舊槍械和彈藥販賣給上海郊區的各股土匪。這個白俄黑社會組織在抗戰勝利後銷聲匿跡。

1949年後，留在上海的白俄們仍是照舊工作和生活。境況比之原先有所好轉，由於當時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需要儘速培訓大批會俄語的人員，不久便開辦了上海俄語專科學校，吸收了一批有文化知識的白俄進校擔任教師。

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之後，又遴選了一部分白俄分配到各校教授俄文，一批原來俄僑小學中的教員教起了中國的大學生來。

1955年，從前蘇聯傳來消息，前蘇聯政府開始允許當年那些白俄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凡回國者均可獲得蘇聯國籍。在幾十年的“浮萍”一般的浮沉艱難之後，一旦重獲迴歸祖國的機會，對那些白俄和他們的後代都無疑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因此，除了少數已嫁給中國人的女性，並且割捨不下家人的除外，大多數白俄開始陸續地成批迴國。僅僅年餘，上海那些原由白俄開設的店鋪有的關閉，有的則更換了業主和招牌，過去常在老盧灣和徐匯兩區街頭上見到的白俄也都逐漸消失了。又過了些年，這些曾經在上海‘漂浮’過幾十年之久的白俄也就逐漸塵封在老上海人的記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