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多年來，《萬曆十五年》及其作者黃仁宇，在大陸可謂紅得不可思議。以至於去年的名劇《人民的名義》熱播時，在鏡頭裡，高育良書記政務叢脞之餘，都不忘數次諄諄教誨大家要勤讀《萬曆十五年》。

黃氏風靡大陸數十年，不要說讀書界，在大眾中都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華人歷史學家。按理說，他應該被他所在的美國學術界奉為泰山北斗。可蹊蹺的是，早在1979年那個夏天，61歲的黃仁宇就被他所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辭退，瞬間失去了正當經濟來源，晚景淒涼。如果不是《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偶然爆紅，可以有些版稅收入可貼補家用，只怕春深冬寒，日子要更難熬吧。

關於他為什麼會被辭退的原因，這些年也有很多議論。以我的閱讀體會，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可能過度解讀了。實際上，1979年，作為學界小人物的黃氏，他的被辭退事件，並沒有那麼複雜。

黃先生1918出生。他學歷史是半路出家，學術生涯開始於知天命之年，甚至是誤打誤撞走上研究之路。他有生之年，在美國學術界，一直都是鬱郁不得志的小人物，著作至今也沒引起多大的重視，他當年的被辭退，也不過就是學海微瀾。

黃先生是國民黨軍人出身。曾經參與戰爭，一度做到中層軍官職務。1949年10月，他接到了退伍令，軍旅生涯宣告結束。那時的他，其實已經無路可去，臺灣沒有他的安排，大陸他又是敵屬營列不能回去，可以落腳的唯有美國。而要到美國定居下來，唯一的方法也是申請入學。於是，他得償所願，終得到密歇根大學接受，1952年9月入學，讀的是新聞學。因為英語不流利從事新聞業有障礙，不得已他只好改修中國歷史。就這樣，10多年後，半工半讀中，他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那時的他，已經近50歲了。這些歷程，他後來的自傳《黃河青山》都有詳細的回憶。可以說，圍繞他的一生，無論是國是家是個人，都是充滿困苦的。很多年前，我打開《黃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書中附錄的書桌的圖片，為了迎頭趕上，黃氏真的是學習非常刻苦。

1967年，經過亦師亦友的余英時推薦，黃先生進入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生活漸趨穩定，但是十年後的1979 年的3月27日，他還是接到晴天霹靂一般的消息，被告知裁員。通過《黃河青山》，我們所知道的是，關於解聘，校方給的解釋是“人事縮編所致”。

這個理由，雖然黃本人不同意，但應該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差不多是唯一的理由。對美國當代中國學研究狀況所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949以後美國政商兩界對大學漢學系投入大量資金，研究中國問題，直接動因是冷戰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解凍，這種強意識形態的研究投入已經慢慢縮減，像黃先生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就是個小學校，相當於我們的二三本，科系縮編迫在眉睫，像黃仁宇這樣的中國史教授被解聘是勢所必然，更何況他還不是“終身教授”，也不是什麼名教授。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很多他同時期的美國華人教授的自傳，諸如李歐梵的《我的哈佛歲月》、張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等書中得到印證。至於韓毓海在他那本亂侃的“奇書”《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說黃先生遭遇解職是因為他“說了毛主席的好話”，完全是沒有根據的突發奇想。

在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之後，黃仁宇從此流離在美國漢學界的邊緣。按理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他完全可以“改換門庭”，再到另一個大學教書，不至於要領低保過活。他沒辦法做到如此，也沒有大學拋出橄欖枝，確實還有一層原因在於，他始終都是學界的小人物，著作其實也一直得不到承認。

黃仁宇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確實沒有過硬的學術著作可以在美國漢學界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學術能力、研究水準、著作價值一直飽受懷疑。他在專業化的漢學界，頭銜是明史專家，研究方向是明史，具體是明朝的財政稅收制度。在這個研究領域，他雖然有過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但是唯一真正的“學術著作”只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其餘像後來讓他在大陸聲名大噪的《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等，當時至今都沒被認為是“學術”。這是美國的學術體制決定的，他的同行史景遷搞得東西和他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史是偶然的例外，況且其名氣在美那麼大，黃氏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還在於，黃先生畢竟是30歲才上美國大學，40歲左右才開始學歷史，近50才進入漢學界之人，儘管很勤奮，終究論史學根基，還是比較薄弱，即便是後來出版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這樣的“學術著述”，黃氏的學問也依然受到質疑。無論是當時的西方漢學家，還是現在國內的明史研究圈，其實都對黃仁宇的明史研究不感冒。一般都認為，黃氏的書沒有達到一定的學術高度，書中概念表述有問題，用詞不夠精確，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經注我”，無論是角度、立場，還是結論、觀點，都存在很大的瑕疵。

所以，至始至終，黃先生都不曾有過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可以證明自己的學術水準和地位。比如，他的書屢屢受阻不能出版；比如1975年9月，他帶著書稿拜會時任耶魯大學的亞瑟·萊特，希望得到這位美國首席史學家的首肯時，儘管談了三個小時，人家也還是看不上他。

可以說，因為研究能力的不得承認，學術公信力的不足，也讓黃先生在被解聘之後，再也難找到其他的門路了。

當然還有一個狀況，是他軍人出身，性格執拗，不知變通，和當時美國漢學界“皇帝”費正清凶終隙末，讓他從此載難以翻身。可以說，儘管費正清和黃先生的解僱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和費的分道揚鑣，實際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後也是最大的奧援。所以葛兆光先生會認為這是很大的因素。

本來，費正清是很看重這位漢學研究的“外來戶”的。1970年的夏天，當黃先生在余英時推薦下，初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從事工作時，那個奇熱的下午，費正清還親自到黃的研究室，表示歡迎，讓黃受寵若驚，說是“未行弟子禮，先作幕上賓”。

此後的幾個月，費正清也非常熱心地幫助黃先生，甚至連英文寫作這樣的瑣事都費心指導。黃有一篇文稿錯拼十次，費用紅筆糾正十次，且仔細論述原委。當黃先生提出準備要寫一部有關明代財政的專書時，費給了他許多很有價值的建議。這些，都說明，費最初對黃頗有好感，對他的研究能力也有所認可。

但黃軍人出身，性格其實並不好相處。我自己，很多年前還聽起過一位國內史學老教授談到有關黃先生的一件逸聞。說是1980年代，黃先生曾回國，參加過一次國內的學術會議，他和黃有過接觸，印象極差。認為黃耍大牌，說話行事還是不改“軍痞”之態，比如動不動說粗話，比如大家座談，他是直接“葛優躺”直接將腳伸到茶几的，大陸同行都對他側目，基本都對他沒啥好感。這些說法，大概也不難印證黃先生可能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節，不大好相處吧。所以，也很快，他和費的“蜜月”期也只僅僅維持了幾個月而已，不管是學術分歧也好，還是性格問題也好，費正清都對他比較失望。1970年冬，黃先生交稿，費的答覆是，“我已經用盡了所能‘給你的’勸告了”。後來，黃先生曾寫信給費，但無隻字迴音。

可以說，和費正清的不歡而散，讓黃先生在美國漢學界失去了落腳的最後機會。數十年之後，黃先生回憶這段不愉快的經歷時，還用“悲憤交加”來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至死不能釋懷的。在他的回憶錄裡，他說“只想著要一吐怨氣”。

好在生活多少還是仁慈的，在落職的不久，他的《萬曆十五年》就在大陸出版，一炮而紅，威名至今餘烈，封神了。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他的一生，真是傳奇，亂世荒山中，可以牽出無數的話題來，一齊佐證歷史與歲月的殘酷，及深情。

感謝大佬們賜閱。會勉力每天都寫一兩篇隨感。歡迎關注、點贊、留言批評——雖然我是不會改的

最近的一些文章，又開始炒作黃仁宇被解聘事件。我這裡先闢幾個謠，然後再說明下背後的真實原因。

闢謠

1. 有人說黃仁宇是從紐約州立大學退休，英文維基就這樣講，不少媒體也採信了。

其實，維基是為尊者諱的說法，畢竟黃仁宇自己覺得這樣的事情很不光彩。但其實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不是屆齡退休，也不是提前領到養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Paltz，NewYork)所解聘。”

2. 有人說黃仁宇是因為考核沒有通過，發表數量不夠，教學情況也不理想。

這也是以訛傳訛的說法，主要是對美國教授制度不瞭解。當時，黃仁宇當時已經是終身教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為止，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一般稱為‘終身’教職。”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員，正常情況下就是鐵飯碗了。隨便做什麼研究，教什麼課。其中的理想，就是為了讓資深地教授，可以心無旁騖地追求自己的研究。當然，如果發生了重大學術違紀，學校還是可以開除的——當然黃仁宇也不是這種情況。

3. 還有人說，黃仁宇是因為得不到費正清的支持，所以才被解僱。

這就更是亂講了。費正清一個哈佛的教授，怎麼就管到紐約州立了。黃仁宇的學校雖然不咋地，相當於國內二三本吧，但再怎麼樣也是一個獨立運行的大學。而且，黃仁宇在歷史系供職，他是歷史系唯一東亞方向的教員；決定解僱他的人和東亞研究沒有任何瓜葛——事實上，他們也看不上東亞研究的教授。總之，費正清能量再大，和黃仁宇的解僱沒有直接關係。

那麼，為什麼黃仁宇遭到解聘呢？

黃仁宇自己講了，就是大學縮編了，美國史、歐洲史以外的人都不要了：

“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和我同期被資遣的還包括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而教非洲歷史、印度歷史，還有一位教日本歷史的資淺教師，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

也就是說，這個大學決定，不是北美、西歐歷史的教員，統統不要了。黃仁宇自然被裁員了。

這時黃仁宇已經62歲了，再找工作，再申請研究經費本來就比較困難了。這個時候，他發表數量不夠，和費正清等大佬之間的分歧，使得他很難再謀到一份教職。

其實黃仁宇之所以會被美國的大學辭退，主要還是與他自己的生平作為有關。我們不妨從黃仁宇的生平說起。

黃仁宇1918年出生於長沙。18歲以前，黃仁宇都是在家鄉度過，後來，他就讀於長沙很有名的一所中學。1936年，十八歲的黃仁宇考進天津南開大學工程系讀書。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黃仁宇沒有繼續讀他的工程系，而是決定去中央軍校讀書，成為一名軍人，保家衛國。1943年，黃仁宇加入了著名的中國遠征軍，開始在雲南同日本軍隊作戰。但不幸的是，他在緬甸的一次戰役中身負重傷。年輕時候的黃仁宇，本來打算成為一名職業軍人，發誓想做中國的拿破崙。可是，因為這次負傷，黃仁宇只好離開軍隊。

心灰意冷的他決定去美國繼續讀書深造。1964年，也就是黃仁宇46歲的時候，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之後，黃仁宇開始在美國大學裡教書。不過，因為黃仁宇早年當過軍人，上過戰場，這些經歷讓黃仁宇意識到，作為歷史學者，他的職責不能僅僅是給學生上課，還要注重歷史對現實的影響。所以，黃仁宇花費大量的時間，用一般美國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寫作方式，為報紙寫專欄文章，還四處到各地方為大眾進行演講。這些經歷，鍛鍊了黃仁宇的文字寫作的能力，所以，他晚年才能寫出《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這樣有份量的作品。

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黃仁宇花費大量精力寫專欄文章，就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去做歷史研究。因為長期沒有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1979年夏天，黃仁宇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解聘。已經61歲的黃仁宇瞬間失去了生活的來源，也讓黃仁宇在美國學術界抬不起頭來，被人歧視。

為了贏回尊嚴，黃仁宇加快了《萬曆十五年》作品的寫作，而且，他下決心要讓自己的作品既有思想，也可以吸引人讀下去。1980年，《萬曆十五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後立即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後來被翻譯引進中國，人們甚至把黃仁宇和寫《還珠格格》的臺灣作家瓊瑤相提並論，稱他是“歷史界的瓊瑤”，可見他的書流傳之廣。

我們設想一下，假如黃仁宇在61歲的時候，沒有被美國大學解聘，可能他的《萬曆十五年》還要拖延很多年才能出版。黃仁宇的經歷告訴我們，人的一生很長，我們不能在乎一時的得失，只要一個人願意朝著一個方向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目標，總有一天，他能有所成就，贏得大家的尊敬。我想這也是黃仁宇坎坷的一生，可以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美國大學有句話，叫：“不出版就出局”或“不發表就發黴”。黃仁宇先生就對這句話有很深的感受，他就是因為這個受到了“奇恥大辱”，那就是被大學解聘。

據黃仁宇在自己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後來爆得大名的《萬曆十五年》一書1979年12月才被耶魯大學出版社接受，此時他已被任教的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解聘半年多了。

這是為什麼？是黃仁宇的學術水平不行嗎？不，這是因為距黃仁宇1974年底在美國麻省劍橋出版《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已經5年多了，期間他一直沒出書。按照美國大學的FTE(Full Time Equivalent) 考核來說，這是嚴重的不合格。此前黃仁宇出版過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但那些偏門的學術論文發行量極少，據黃自己說，他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只賣了850本，哪像在中國一賣就幾萬本的成績。

這5年中，黃仁宇不是沒寫書，他還是很勤奮的。他寫了一本《中國並不神祕》的著作，渴望能在出版後吸引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充當教科書；可是，他失望了，他找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人出版。他把書稿寄給中國學權威費正清，希望費正清能寫篇序，促進此書的出版。可是，費正清說，“我比較希望你請杜艾特·柏金斯寫序”，等於變相拒絕了給他寫序。

1976年，黃仁宇著手寫作《萬曆十五年》一書，他自認寫出了新意，可是在出版時又遇到了麻煩：商業出版社覺得這適合大學出版社出版，大學出版社又覺得這內容應該由商業出版社推出。所以，直到1978年6月份他被解聘時，這本書仍未出版。

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冷戰導致中國歷史還不是熱門學科，美國大學生們選修了黃仁宇的課程，但去上課的寥寥，黃仁宇不得不挨個給學生寫信，勸他們要麼別選修，要麼人按時來。當時的大學生正是自由主義思想盛行，誰聽他的呀。

那麼，惡果來了。一，黃仁宇已經5年沒出版過著作；二，黃的課程很少有人選修。按照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的FTE考核規則，得分很低，所以黃仁宇被解聘。

黃仁宇通過黃苗子把《萬曆十五年》推薦給中華書局。經過審查和潤色，《萬曆十五年》中文本於1982年5月在中華書局出版，初版就印了275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轟動了海峽兩岸。黃仁宇的思路和文風，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學術書籍寫作風格，可謂功不可沒。

由一本書的暢銷所引發的思考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中國可算是家喻戶曉了，對於不少中國人來說，這本書“卡夫卡式”的夢幻筆法，既讓他們讀來頗感輕鬆愜意，也滿足了他們對明代歷史的好奇心。

（《萬曆十五年》穩居噹噹網歷史類暢銷書榜首）

而伴隨著這本書的暢銷，本書的作者——黃仁宇也走進了人們的視線當中。

俗話說，每一個人光鮮亮麗的背後，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隱情。黃公也沒能例外，因為就在《萬曆十五年》這部書於1976年問世的前夕，黃公被他所任教的紐約大學分校辭退了。

而更讓他感到苦惱的是，當他試圖詢問原因時，對方含糊其辭的加以回絕。那麼黃公為什麼會被美國大學辭退呢？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美國受到了“石油危機”的影響，國內經濟不景氣，所以才要進行裁員。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筆者認為，黃公之所以會遭遇教育生涯的“滑鐵盧”，與他個人也有很大的關係。而通過其回憶錄《黃河青山》與葛兆光等大師的解讀，我們逐漸找到了答案。

（葛兆光先生）

考核不過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大學，對任教教師多采取一種較嚴格的考核制度，在這項考核制度中，既有對教師的科研成果作出一定硬性要求的內容（例如在一定時間內要發表幾篇論文，寫幾本書等），也有定期調查學生對教師的評價來作出黜用抉擇的相關規定，而黃公毫無例外中招了。

因為，自經余英時先生等指點撰成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後，黃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發表過有影響力的學術研究成果，而黃也隱約感到了這樣一種危險。但命運似乎又為他打開了一扇門，機會來了。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他與費正清的相識之後，當他結識了中國史研究學者費正清教授後，經過一段時期的交往，費決定幫助黃。於是，在費等人的幫助下，他們為黃爭取到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資金支持，但他必須拿出相應的“東西”來。

黃自然積極準備，他用兩年半的時間仔細閱讀了《明實錄》，並作成了關於明代財政研究的書稿。但是，他有關明代財政的研究並未得到費的認可，這件事也最終不了了之。這些書稿未能及時結集出版，而高校考核的大網也趁勢收緊了。

（黃公晚年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黃為書稿找不到出版社而焦慮時，學生們又“造起了黃公的反”。黃所執教的大學中，學生們不僅對中國史課程內容興味索然，還難以理解其晦澀的“大歷史”等理論和分析方法。

筆者認為，這或許與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有關，但它們的確使黃的處境更加艱難了。這場風波沒過多久，黃便遭遇了失業的挫折。所以，學術成果未達標與學生抵制的共同作用，無疑是黃被辭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跟費正清等沒搞好關係？

葛兆光先生在閱讀《黃河青山》的過程中，認為黃之所以被辭退，與他和費正清等存在極大的學術分歧有關。

（“中國通”費正清先生）

黃認為，在與費等共事過程中，他發現其分析問題多喜採用“顯微鏡式”的研究視角，而缺乏“宏觀的眼光”。但黃認為，自己的研究方法，則在二者之間找到了極好的平衡。黃既關注上層政治體制的運轉，也重視底層社會與上層的互動。黃期望用“數目字”來管理社會，以避免過多的資源被浪費。這些觀點或多或少都與費等產生了一定的衝突，而費對黃有關明代財政研究的一系列觀點的反對便是這種分歧最好的反映。

（這些曾被費等冷落的書稿，後彙集成了《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

於是，這種學術上的分歧逐漸波及到了生活，雙方關係出現了降溫，而這種降溫也影響到了其上司對黃的考核，所以在葛兆光先生看來，這也是一間接之作用力。

黃“說了毛主席的好話”

韓毓海教授在他的大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中曾提及，黃公遭遇解職之辱是因為他“說了毛主席的好話”。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的確，黃在《我相信中國的前途》等書中曾多次闡明自己對當下中國進步與開放的信心。

（韓著《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書影）

而在黃的其它一些研究或隨筆中，也不乏有他對於中共組織動員機制的讚歎。可是，筆者認為，黃對中共的認識等，本身還是其“大歷史觀”研究方法的一種應用，這種研究方法的運用與其支持不支持中共的政策無關。換句話說，“說毛主席的好話”這一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學術上的分歧，所以韓這一觀點還需具體看待（但不管怎麼說，韓的觀點畢竟豐富了我們對於黃被解職這一事的認識，韓的研究也對我們進一步瞭解黃的治學特點意義極大）。

參考文獻：黃仁宇《黃河青山》 三聯書店 2013年6月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三聯書店 2006年6月

葛兆光《黃河依舊繞青山》——《本無畛域—書評七篇》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1月

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九州出版社 2011年11月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很簡單，他不符合美國大學的要求。

在美國，任何行業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也會有不斷的考核。

以美軍招收新兵為例，想要進入部隊，就必須進行一個考試。然後，根據分數的高地，給你區分具體的崗位。以海軍為例，核動力艙的維修士兵分數最高，炊事兵、理髮兵分數最低。

同時，和美軍簽訂4年合同以後，定期就有嚴格的考核，無論男女老幼都必須參加，上到五星上將，下到普通大兵。如果考核不及格，就是降級甚至趕出軍隊，一切應該享受的退伍福利也就沒了。

這種制度，讓美軍大兵時刻保持一定的鬥志和水平。

軍隊如此，大學當然也是這樣。

對於大學教授來說，有最低程度的三項要求：論文數量、出版數量、學生對老師的評價或者選修課的數量。

但黃仁宇寫書是不錯，學術方面就差了，教課更是不行。

從提交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以後，黃仁宇常年沒有什麼高質量論文出版。

就出版來說，必須是學術性著作，而不是小說或者通俗著作，所以黃仁宇出的書都不算。

更倒黴的是，黃仁宇講課能力不強，學生上課感覺枯燥乏味，對他評價不高。

於是，根據美國大學的考核標準，黃仁宇就被取消了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三流大學）終身教授的職務。

美國不是中國，不會開個後門，送個禮就有辦法，人家管你是誰，考核不達標就完蛋。

最後送一個小故事，給大家樂一樂。

金庸原本被劍橋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但是他想要申請攻讀一個真正的博士學位。校方告訴他不用了，因為榮譽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比校長還要高，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讀博士。但是金庸不同意，還是堅持攻讀一個博士學位。既然如此，校方就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由二十多位教授審核他的論文題目。

金庸最初打算從匈奴問題入手，因為中國學者認為在漢朝時，衛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兵敗，就遠走歐洲。但西方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匈奴實在東亞、西亞和中亞獨立發展出來的一個民族。二十多位教授當中有一位正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用匈牙利語發言，金庸只好說自己不懂匈牙利語。教授說這些資料已經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薦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個問題。”金庸說自己因為年齡問題，恐怕有心無力，只好放棄這個題目。

金庸又想到寫一篇有關大理怎樣成為一個國家的論文，讀過《天龍八部》的人估計都有這種印象，覺得金庸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且他還是大理的榮譽市民，他覺得西方學者對大理方面的研究應該瞭解不多。但是二十多位教授聽完金庸報題後，其中一位嘰裡咕嚕說了很多話。

金庸又說聽不懂，教授說自己講的是藏文：“本來南詔立國是靠西藏的力量來扶持的，所以大理等於是西藏的附屬國。後來唐朝的勢力擴張過去，才歸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關係是很深的。”金庸既然不能用藏文來查閱資料，只好打消研究大理國的念頭。

選來選去，金庸的博士論文選定了寫安祿山造反，導師選定的是研究唐史的專家麥大維——貌似這個題目不用再去學一門語言才算完事。他論文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從來不講傳統，按照傳統講皇帝的皇位應該傳給嫡長子的，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哪個。說白了就是槍桿子裡出政權，誰兵權在手，就是誰能做皇帝。麥大維贊同他的基本論點，說你這個意見可以寫，儘量找點歷史根據。外國論文好像跟中國論文沒有關係的，不像中國大學這樣糊弄了事，他們寫論文，一定要有歷史根據，不能主觀臆斷，需要鑽故紙堆，閱讀整理大量的文獻資料，尋找論據。所以金庸的論文寫的很辛苦，閉門寫了兩年多時間才完成。

李懷宇訪問金庸，問了這個問題：“大家都覺得奇怪，你已經過了八十歲，為什麼還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金庸回答：“因為劍橋大學有學問的人多，教授雖然只研究一種學問，但是一門功課很複雜的問題他都瞭解。”寫小說只是玩玩，想要做學問，問題就很多了。

看到這個問題，突然想到現代幾位文人、學者在美英的學習、工作生活。

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庚子賠款從清華赴美的聞一多，畢業典禮時，一般都是男女學生並列去領畢業證，可是卻沒有一個白人女性願意攜手中國留學生。梁實秋在美國遭遇車禍，儘管並非責任方，依然被判付170美金的罰款。

老舍也是這一時期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講師，飽受歧視。《二馬》應是錐心之論。

這些尚未成名的受此待遇也就罷了。六七十年代，張愛玲在美國兩所高校短期任職，一是1967年在賴氏女子學院翻譯《海上花列傳》，很快職位不保；一是在柏克萊加州中國研究中心，一年期滿遭解僱，生活再度陷入困頓。她的失業和黃仁宇其實有很大相似處，都比較閒雲野鶴，都觸及冷戰期間中美禁忌，都沒有與上司處理好關係，性格都偏怪異加清高自許、目下無塵。

胡適晚期在美國也是窮困潦倒，懊悔當年沒有儲蓄的習慣，終日以茶葉蛋為主食。後來連圖書館館長的職務也沒有保住，他還維持著自己一貫的紳士風度，將工作事無鉅細地交接給後來者。張愛玲在回憶胡適先生晚年的文章時，也是流露出對他蒼涼運命的惺惺相惜。

縱觀黃仁宇被解僱一事，茲以為和以下幾點相關：

首先，它是中美關係的陰晴表。黃仁宇以《萬曆十五年》聞名，其意義在於影響了國內人文學者的研究。他開啟的研究範式緣於個人的歷史經歷及後來的美國深造。在《黃河青山》這部個人回憶錄中可知，黃仁宇是中央大學的學生，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中國遠征軍是世界二戰中的一個格局，啟動於1942年，中美英三方聯動，那也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飛虎隊、史迪威，這些都是熟悉的歷史名詞。西南聯大也有很大一批學子作為翻譯官加入遠征軍。它可以抵扣學分，而且美方還為參加遠征軍的中國大學生提供求學深造的便利。但是，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動，《別了，司徒雷登》，留在域外的華人境況非常不佳。

其次，與黃仁宇的個人研究領域有關。作為人文學者尤其是歷史學者，它很難像工科一樣保持中立，而需要闡述個人立場。在冷戰思維下，美國各個基金會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稍不謹慎，即會觸雷。作為冷門學科，研究基金本來有限，處理各種糾雜的關係也非常不易。

知識分子個人的原因。目前國內也有不少流走的學者，體制內的問題古今中外皆然。黃仁宇個性有很大的問題，雖然在國外受教多年，其實思維模式還是脫不掉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至於所謂沒有通過高校的各種考評，沒有專著之類的，個人認為對一個教授而言，都只是藉口。國外教授本身就是終身教職了，如不出意外（性侵、剽竊之類）。

一

黃仁宇是那種穿越在幾個時空中的人，也是一個和時代錯位的人。他在他的那個年代，註定是不合時宜的。

黃仁宇年輕的時候是一名遠征軍新一軍的軍人，30歲開始進入美國大學學習，40歲才開始學習歷史，50歲剛剛開始歷史研究。

黃仁宇的過往經歷，註定他不可能是一個傳統歷史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不管是歷史學的方法論還是論證結構，包括基本資料，他都和當時世界主流的歷史研究方向格格不入。

黃仁宇也沒有碰到現在的這個互聯網自媒體時代，這讓他在當時的聲音沒有辦法傳播得更遠，他在當時的歷史研究圈子裡面，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邊緣學者。

二

黃仁宇能夠進入紐約大學分校進行教書十幾年，這與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是分不開的。紐約大學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學校，相當於我們國內的二本和三本。

黃仁宇在當時也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歷史研究學者。當時美國大學對一個學者的評定標準和現在中國對一個學者的評定標準差不多都是比較僵化的。

1979年3月，黃仁宇被紐約大學通知被解僱。其實理由也很簡單，聽他的課程的學生數量不夠，他出版的著作數量也不達標。相當於現在大學裡邊評比教授緊急標準的論文發表數量差不多。

當時黃仁宇一家都陷入了生活困頓之中，他曾經找同事、找學校、找工會、找自己的老師，甚至最後去找失業救濟處。

三

黃仁宇曾經對美國的制度大加讚賞，他認為美國的現代理性化體制是最完美的，然而正是這樣的體制，差一點埋葬了他的才華。

正像現在我們在反思中國的高校體制培養不出來大師一樣，黃仁宇對當時美國的高校體制進行了反省。他堅持了自己的方向，認為必須從更高的層次上去理解中國為什麼不能走向現代化。

黃仁宇就停止了找下一份工作，專注於自己的研究。他慢慢明白了，在西方的學術體制裡，對中國如何現代化沒有人感興趣，西方的學者更願意直接把西方的體制搬到中國去。

其實在黃仁宇的骨子裡，他不是在研究歷史，而是在研究現代中國，如何讓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這讓他和傳統的歷史研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始終沒有被美國主流的歷史研究界所認可。

四

有人說，黃仁宇的被解僱是美國社會的恥辱，是一個一流學者給三流大學解僱，其實這個也是談不上的。當時的黃仁宇在學術圈裡邊是沒有地位的，加上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很狹窄的領域。

按照當時美國大學的評定標準，黃仁宇確實是不達標的。當然我們站在現在的歷史評價角度，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就像梵高的作品，在生前沒有得到認可，死後卻價格暴漲一樣。

就算是放在現在，黃仁宇的著作也是非常受爭議的。有不少歷史研究學者認為黃仁宇的研究成果是被高估的，至少不是正宗的歷史研究成果。

正像我們大陸人最熟悉的《萬曆十五年》中的人物一樣，所有的一切都是飽受爭議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對黃仁宇的爭議，也許還會持續上百年，甚至更久。

害死人的KPI？

隨著《人民的名義》的熱播，高育良再次捧紅了《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而作者黃仁宇也又一次走入了大眾的視野。現在，大家對他的評價是教授、學者、大歷史學家，但是，大師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時候，今天，就說說黃大師被學校辭退的故事。

1976年，在後來大名鼎鼎的《萬曆十五年》出版的前夕，紐約大學分校將黃大師掃地出門。

理由有這麼幾條：

1.教的課無足輕重，可有可無。

黃大師在美國教中國歷史，當時還是冷戰時期，真是冷門中的冷門，這門課有它不多，沒它不少，屬於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偏門。學生們也是這麼看的，學這麼課也許是想混幾個學分而已，據說黃大師慘到要請學生喝咖啡聽課，但學生都不來上課的地步。

2.學校考核達不到。

美國大學對教授的考核實行大數據管理，按照聽課的學生數量、專業背景和課時數來考核，黃大師這種邊緣課程根本達不到及格線。再加上，那幾年黃大師處在學術爆發期的前夜，也沒有什麼能拿的出手的學術作品，人家資本主義不養閒人，給他下了逐客令。

3.人際關係沒處好。

美國人雖然不像中國人這樣講關係，但也是門派林立。黃曾經在費正清主導下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研究員，但是，他們搞不到一起，當然，他們是君子之爭，主要是學術分歧。後來，兩人關係轉淡，費是學術權威，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黃的上司對他的考核。

4.與主流研究格格不入。現在大火的《萬曆十五年》，你說他是學術著作吧，既不是斷代史，也不是專題論文，文體上也不倫不類，不夠嚴肅。所以，這本書寫完之後，沒有人願意出版，直到5年之後才最終問世。實際上，黃大師的研究當時並沒有得到美國主流歷史學界的承認，即使後來《萬曆十五年》獲得了連續兩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但這也沒有幫助黃大師再獲得教職。

他的書在國內火起來，也是藉助改革開放的東風，他的研究更適合中國人的趣味，也就是“以史為鑑”，而不是“求真”。黃大師屬於半路出家，46歲才獲得博士學位，他在大陸紅起來時已經79歲了，3年後，他就去世了。

1.他的宏觀歷史解讀法（大歷史觀）在西方史學屆屬於新鮮事物，而且是草根特色的非主流，雖然有利於解讀大洲級的中國歷史，卻很難被主流學術認同，所以達不到論文出版的指標，他又不願意妥協，認為西式的糾纏細枝末節無法看透中國歷史

2.他為人過於正直，他教授的東方史，應該屬於好混學分的冷門，選學的也大多是混學分混日子的亞非拉權貴或者精英子弟，怎麼樣的水平可以參見中國大學裡的洋垃圾……但他又不打算糊弄學生，總以自己國民黨的親身經歷，告訴這些學生:“美國學生不好好學習，最多失業，你們的國家花大價錢讓你們上學，是為了你們這些未來的總理和部長能治理好國家……你們混日子未來可能被反政府武裝吊死……”——結果這些學生混子不但沒聽進去，乾脆不來了……他的教學任務也完不成了

總之，除了華裔移民的不容易，性格決定命運也是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