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太監是一個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的特殊職業，他們雖然作為皇帝近侍，手裡握著不小的權力，不過，他們卻也因為身體殘疾，可謂受盡冷眼。

他們因為從小失去了常人的種種，別說娶妻生子了，即便只是簡單的“敦倫”也享受不了，所以心理大多扭曲。

為了平衡這種心理，所以，他們往往會對權利和金錢特別熱衷。

唐朝的時候，太監的權利很強大，尤其是在唐朝後期，太監不但可能夠干涉和操控曹正，更有甚者，竟然可以自行廢立皇帝，簡直是權焰昇天。

唐宣宗時期的宦官馬元贄，唐武宗死後，他看武宗沒有立太子，便迅速迎立了李忱，即宣宗，這才開創了後來的“大中之治”。

自高祖李淵代隋立唐後，百廢待舉，幾代皇帝勵精圖治，先後開創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從高祖傳至玄宗，其間百餘年，皇帝一直是大權獨攬，是整個國家的核心人物。

但是“安史之亂”爆發後，太子李亨趁機藉助一場馬嵬坡兵變，倉促即位，迫使玄宗退位。可是，唐肅宗李亨背後勢力單薄，親信黨羽甚少，斟酌再三，終究覺得擁立自己的太監李輔國更值得信賴，因此對太監格外倚重，李輔國藉此機會坐大，演變到後來竟然干預到立儲大事。

肅宗死後不久，李輔國竟下令處死了張皇后，從此為唐朝太監專權埋下了禍根。

因為這次叛亂，朝廷元氣大傷，後來的皇帝對武將專權都非常忌諱，他們忌憚武將的同時，也只能把目光轉移到了宦官身上了。

可是相對而言，太監雖然陰險，但是他們由於身有殘疾，沒有後代，所以皇帝認為他們不會有謀朝篡位的野心。也將權利交給他們能夠更加安心，於是，自李輔國開始，禁衛軍，神策軍都由太監掌管。

“安史之亂”雖然平定了，可是藩鎮割據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宦官又得以趁機掌權，終使皇權旁落。

內有太監亂政，外有藩鎮割據，儘管宣宗竭力為子孫開創了所謂的“大中之治”，可晚唐的君主們依然是在頂著巨大的壓力維繫著王朝的統治。

對於這將傾之大廈，即使有明主現世，也無濟於事。

反觀明朝的太監，他們的權力雖然也很大，但是終究比不上唐朝時期的宦官。

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等都是一時威名赫赫的太監，他們或迎立皇帝，或被尊稱“九千歲”，完全一副權傾朝野的樣子，但是哪天惹皇帝猜忌了，再如何抵抗，最後還是會落得貶職甚至身死的下場，真乃“榮華昨日事，富貴已成煙”。

明朝雖然中間也出現了“靖難之役”、“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一度造成了明朝的權力真空，可是，當時國家的實權始終掌握在老朱家自己的手裡，所以太監之流也無縫可鑽。

朱棣“靖難”之後，雖然拋開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重用了宦官，可是，他也在提防著宦官，所以讓他們充當特務，看似威風凌凌，但也讓他們站到了除皇帝以外的所有人的對立面，皇帝也能隨時收回他們手中的權力。

魏忠賢曾是天啟一朝的“九千歲”，讓無數官員聞風喪膽，可是崇禎一上位，不也一句話便讓他身首異處？

所以，那些權傾一時的太監，在他們風光的外表下，遮蓋著的實則只是一副空殼。

為什麼同樣是太監，明朝的宦官卻遠不如唐朝的宦官，也主宰不了皇帝呢？

明朝可謂是別出心裁，開設了錦衣衛和東廠這兩個特務機構，讓他們相互牽制，相互制衡，即便宦官掌控著東廠，也不得不受到錦衣衛的鉗制。

明朝在制度上也有其獨到之處，內閣的產生不僅讓皇帝學回來偷懶，更是通過內閣讓宦官和文官集團形成了對立甚或衝突的局面。即便後來的皇帝給了宦官“批紅”的權力，可是“票擬”之權卻掌控在文官的手裡，所以，宦官仍然處於被制約的狀態。

此外，明朝自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趁此收回了兵權。兵部與五軍都督之間相互制衡，擁有實權的文官卻沒有兵權，除了邊關的將領以外，更不用說太監了，真正控制軍隊的始終是皇帝。

只要兵權在握，皇權便會處於穩固狀態。

後來的嘉靖、萬曆即便數十年不上朝，朝堂依舊穩固。對皇帝來說，動太監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只要想動，文官便可以聞風而動地上書彈劾，又有錦衣衛的出手，軍隊也在一旁威懾，皇帝隨時可以將看似權傾朝野的太監一捋到底，讓他們風光不再。

唐朝宦官之所以能夠操控朝政，甚或廢立皇帝，原因便在於中央的兵權落到了他們的手裡。

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國力日衰，皇帝不能再向從前那樣號令天下。在代宗執政期間，西北的吐蕃來犯，直逼都城長安，代宗無奈逃離出京。趕來救駕的不是武將，而是宦官魚朝恩率領的一支邊軍—神策軍。代宗感動不已，重用魚朝恩，讓其掌管神策軍，並將神策軍作為禁軍的核心，從此太監開始掌握兵權。

如此一來，他們手中的權勢便會愈發盛隆，他們也可以愈發囂張跋扈，甚至可行廢立之事，讓皇帝成為他們傀儡。

明朝的宦官因為受到制度的約束，手中也沒有兵權，所以他們雖然處於政治的核心，但是始終掌控不了核心的權力，皇帝依然是整個王朝的主宰者。

所以，他們更多的是皇帝的玩伴，陪著皇帝鬥雞走狗，嬉戲玩樂，討皇帝d 歡心，獲得皇帝的信任，從而獲得一定的權力。

不過，這份權力從來便不會涉及根本——他們沒有人事任免權，沒有政治決策權，更沒有兵權。

所以，明朝時期的宦官只能成為皇帝的附庸，不能獨立於皇帝而存在，一旦脫離了皇帝的附庸這個身份，便意味著他們已經走到頭了。

唐朝的太監和明朝的太監，雖然都是太監，但從根本上講不是一個次元的存在。

唐朝歷史上，的確有很多權宦，從最早的魚朝恩、李輔國，到後來的仇士良、田令孜，唐朝的權宦數量要比明朝多。不過明朝的太監們知名度遠高於唐朝，什麼王振、劉瑾、魏忠賢，那都是太監中的太監，是大名人。

不過唐朝的太監相比於明朝，那權力真是大太多了。唐朝的太監為難皇帝不是一次兩次。唐玄宗退位後，曾經被李輔國數次羞辱，代宗繼位後，李輔國居然對代宗皇帝說了這樣一句話：

“大家內向坐，外事聽憑老奴”。

“大家”是唐朝口語中對皇帝的稱呼，李輔國的意思是，皇上你就往裡靠靠吧，外面的事聽我的就行了。

能跟皇帝說出這種話，說明唐朝的太監權力已經大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更諷刺的是，唐代宗聽完這句話，居然沒有任何辦法處理李輔國，最後不得不找了一個刺客把李輔國刺殺了。

之後百年中，太監對皇權也是屢屢挑釁，甚至出現了甘露之變中大太監仇士良指著皇帝的鼻子罵的事情。

而這種事在明朝，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明朝的太監，無論權力多大，都是皇帝的一條狗。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九千歲魏忠賢，那是中國歷史上太監製度的集大成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魏忠賢對天啟帝，不敢有半點的不敬。都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魏忠賢怕天啟帝處理他，嚇得肝膽俱裂，幾乎精神崩潰。

而魏忠賢看起來徒子徒孫遍佈天下，可是崇禎帝朱由檢，一個沒有任何根基的普通親王，上臺後僅僅幾個月就把魏忠賢給連根拔了，著名的太監劉瑾，明武宗消滅他只用了一個字條。

因為明朝的皇帝制度帶來的優勢太大了。

為什麼同樣是太監，太監和太監的差距就這麼大呢？

因為唐朝太監和明朝太監的權力來源不一樣。

明朝的太監，權力來源於批紅權。所謂批紅權，就是太監有權力替皇帝批准內閣的奏章。但這只是一個很虛無縹緲的權力，皇帝可以讓你批，也可以不讓你批，一切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間。

明朝太監的徒子徒孫也好，狗腿子也好，真正依附的都是那個替皇帝批紅的權力，或者說從根本上講還是依靠皇帝，而太監，只不過是皇帝隨時可以換下的代言人而已。

但唐朝的太監不一樣，唐朝太監的權力來源，是軍權。

如果瞭解唐朝歷史，就會發現，唐朝的宦官干政，是從安史之亂之後開始的，安史之亂以前從未有過類似記錄。

這個鍋，說到底怪唐肅宗。唐肅宗為了搞掉他老爹唐玄宗，因為沒有人支持他，不得不拉攏太監李輔國。後來唐肅宗當了皇帝，就自然而然的把兵權交給了最信任的李輔國，開了唐朝宦官亂政的先河。

安史之亂之後，地方藩鎮做大，唐朝朝廷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必須保證自己擁有一支強大的中央軍，也就是常駐在長安的神策軍，人數在十萬人以上。

那麼這支中央軍交給誰帶領呢？

很遺憾，是太監。

為什麼交給太監？就不能交給別人嗎？

自己帶領？不可能，一國之君去當軍頭，就沒有了任何當天子的體面。

交給皇親國戚？唐朝的皇室關係太不穩定，從玄武門之變開始，皇室內鬥就沒有斷過。弟弟殺哥哥，兒子逼父親、外甥殺嬸嬸等等。每次政變，這些皇親國戚都要拉攏神策軍，如果把禁軍交給他們，那政變不更加頻繁了？

交給武將？別逗了，地方藩鎮剛剛勉強消停下來，在中央又搞出來一個藩鎮？

交給文官？唐德宗還真這麼幹過。

唐德宗繼位初期，因為對太監非常反感，於是把禁軍兵權收回到自己手裡，交給了文官。

結果，幾年以後，關中地區突然爆發了“涇原兵變”，一夥亂兵在長安造反，萬分危機的時刻，皇上想找禁軍——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後來才知道，這些官禁軍的文官，為了撈錢而吃空餉，大部分的禁軍根本就沒有這個人，軍餉讓當官的貪了。而僅有的這些兵，也都是託關係上的名單，很多人都是長安的小商小販或者紈絝子弟，根本不在兵營。所以皇帝有難，禁軍沒有任何人來救駕。

後來亂兵殺進了皇宮，唐德宗實在沒辦法，一群親信太監們自己拿著武器，保護唐德宗逃出來長安。

“還是太監靠得住”——這是唐德宗當時的想法。

唐朝皇帝發現，太監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忠誠，不會造反。

太監不可能當皇帝，所以不可能造反。而且太監的服務對象只可能是皇帝，不可能另起爐灶，投靠藩鎮和文官的可能性很低（在前期）。把兵權交給太監，總不至於造反。對於皇帝來說，這就夠了。

但是，到後來，唐朝的太監們已經完全掌握了朝廷的兵權。他們發現，不是自己的權力來自於朝廷，而是朝廷的權力來自於自己了！

唐朝後期，朝廷勢力衰微，朝廷威嚴全靠禁軍在維持，也就是太監在維持。

這時候，唐朝的太監們自然就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朝廷的核心決策者，唐朝宦官的權力也就達到了巔峰。

不過，要說明一點——唐朝太監的權力雖然大，危害卻沒有明朝太監大。

為什麼呢？因為唐朝的朝廷就沒什麼權力，太監可以在朝廷裡亂政，卻折騰不到地方頭上。地方手握重兵的藩鎮們才不屌你長安的幾個死太監。而明朝不一樣，明朝是高度集權的政權，太監一旦把持朝政，危害是全國性的，因此才有全國到處修“生祠”的超級太監魏忠賢。

宦官之所以能夠貫穿中國封建王朝一生的最大原因在於：

沒有老根、沒有子嗣，無法形成行之有效的利益鏈。

這種人待在皇宮之中，無法染指皇帝的後宮妃子，也無法為家族利益謀利，因為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家族利益可言的。

唐朝宦官

唐朝宦官的強勢崛起得益於安之之亂。

安之之亂不僅僅給以後藩鎮之亂埋下了巨大的禍根，還將宦官這一物種帶到了權力舞臺上。對於宦官而言，他們可以說是皇權異化的產物，帝王的支持是他們生存在朝堂之上的唯一土壤。

安之之亂之後，唐中後期的帝王對於各地藩鎮和中央軍團不甚放心，於是便開始派遣宦官前去監軍，試圖讓宦官來染指各地藩鎮的權力。

到了後期歷代帝王出逃，往往這個時候能夠給與他們最大保護的不是那些各地的藩鎮，而是那些宮廷之中的宦官們，如此一來，唐帝王對於宦官開始有了一種極端的依賴。

從宦官監軍，到宦官掌握中央禁衛軍，這個漫長的過程是慢慢一步步在藩鎮之亂中演變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說宦官不僅僅是皇帝身邊的紅人，還是朝廷中央禁軍的直接軍事領袖。如此一來，宦官的權勢成為了唐後期最為獨特的一支力量。宦官的崛起又直接的影響著各地的藩鎮，因為各地藩鎮往往都有宦官監軍，這樣一來，宦官不僅僅掌握了中央的權力，還試圖在徹底掌握地方藩鎮的權力。

如此一來，地方上的藩鎮自然不幹，所以他們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誅滅那些掌管軍政大權的宦官們。地方藩鎮的矛頭指向了宦官，這些宦官又不想將戰火引到自己的身上，他們能夠選擇的便是地方上的藩鎮將領沆瀣一氣，共同架空帝王。

皇帝對於手握禁軍的他們自然無可奈何。

明朝宦官

到了明朝的時候，其實已經不叫宦官了，更多的成為是從一個太監的職稱，變成了對於明朝宦官的專用名詞。

明朝的宦官他們所能夠一來的也僅僅是代行皇權，真正的軍政大權並不在他們手中，而是在兵部和五軍都督府的手中。朝廷禁衛軍的統軍之權他們是無法染指的，這些太監即便是皇帝身邊的大紅人，他們能夠掌管的也僅僅只有廠衛。

但是廠衛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屬於監察機構，還算不上是軍事機構。

這樣一來，軍事領導權其實是和明朝的條件相互隔離開的。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的太監的下臺總是能夠輕而易舉的就能夠被皇帝扳倒。因為他們的權力都是皇帝所賦予的，失去了滋生權力的土壤，有沒有對於王朝的統兵之權，他們自然就沒有了反抗的能力。

即便是明朝的九千歲魏忠賢也一樣，魏忠賢的勢力滔天，手中握有東廠指揮權，和兵部的崔成秀連成了一條戰線，但是即便如此，魏忠賢仍然不能全部掌管兵部，因為這些權利是被帝王和太監們分離開來的。

所以，魏忠賢一旦成為了崇禎皇帝的心頭之恨，很快就倒臺，甚至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說白了就是一句話，誰握著權力的鑰匙，誰就可以無法無天。

太監這一職業，自先秦時期開始存在，當時的太監還不都是閹人，而到了東漢以後，太監就無一例外，都是閹人了。

太監沒有生育能力，皇帝不需要擔心太監奪權

自古至今，宦官亂政的例子簡直數不勝數，從大秦時期的趙高開始，東漢末年的宦官掌權，到唐中後期的宦官掌權，再到明王朝時期的宦官干政，官宦一般都是很容易得到權力的，這是為什麼呢？

主要還是因為宦官沒有生育能力，歷代帝王，不管將權力交予誰都是不放心的，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威脅自己子孫後代的那個人，而宦官就不一樣了，雖然宦官能亂政一時，但卻不能亂政生生世世，宦官沒有後人，只能延伸權力，不能直接掌控權力，只能做代理帝王行使權力的人，不能直接成為帝王。

唐後期宦官權力巨大，幾乎為所欲為

大唐前期，對於宦官干政的事情還是比較牴觸的，但是到了唐玄宗時期，高力士的地位就比較高，但也僅僅是高一些。

唐朝的宦官真正權力的爆發期還是在唐肅宗去世以後，李輔國掌權，李輔國當上皇帝以後，可謂是權傾一時，幾乎是想做什麼做什麼，甚至是皇后他都可以隨意處決，皇帝的更換更是要經過李輔國的同意，可以說他為宦官專權開了一個壞頭，

李輔國之後，晚唐的宦官權力更是日益增大，主要還是因為唐朝的制度允許宦官當官，也可以執掌兵權，可以說他們出了宦官這個身份以外，幾乎普通人能擔任的職位他們都能擔任。

而皇帝也喜歡讓宦官掌權，藉此與文臣武將對抗，這才導致了宦官的權力大到無法想象。

明中期以後，宦官成為了皇帝的代言人

明朝著名的太監，想必不需要說不少人也都想起來了，魏忠賢，魏忠賢權傾一時，而為什麼他能權力這麼大呢？主要還是皇帝想要借他的手與朝臣對抗。

魏忠賢曾經大肆打壓東林黨人，說白了就是打壓官僚階級，明朝時期官僚階級的權力其實並不小，因為沒了宰相，所以不少職位的地位都是高了不少的。

皇帝為了與這些權臣對抗，自然要培養自己的爪牙，那就是東廠，東廠公公們雖然權力不小，但那都是在皇帝的授命下才掌握的權力，他們本身就像是狐狸，狐假虎威，實際上他們手中並沒有多少權力。

像是魏忠賢那種權傾一時的宦官，雖然權力一度達到了一人之下，但是換了一朝天子，他們手中的權力便再也無法調動分毫，被趕下臺是註定的。

說到底還是那句話，誰的手裡握著權力的鑰匙，誰就可以無法無天，明朝的宦官就直接擁有著權力，手裡有兵權，自然能無法無天，而明朝的宦官卻只是在皇帝的授意下掌權，一旦皇帝不滿意了，扳倒他們只是分分鐘的事情。

唐朝與明朝都出現過大太監權傾朝野的情況。可是，細細品讀就會發現明朝的太監諸如王振，劉謹，魏忠賢之輩權勢再大，也翻不出皇帝們的手掌心。唐朝則不然，像李輔國，魚朝恩之流，時有左右政局，擁廢君王的舉動。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差別在於這麼幾點:

1.外臣宦官的互相制衡。

唐朝大宦官重來不是勢單力薄的個人。他們往往在內朝呼風喚雨的同時還在外朝中扶持親信擔任外朝第一人宰相。雙方交相呼應，總能將事情做的有若"人心所向"。即使事情出現紕漏也能相互掩蓋，矇混過關。於是朝政大權便握在了這一夥人手中，皇帝也只能無奈的作為傀儡。

明朝則不然，皇帝總是刻意的營造一種外廷與內朝對立的局面。我想明朝長期保持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未嘗沒有激化朝臣宦官敵對的想法。再加上明朝取消了宰相制度。使得外朝行使權力不再能隨意集中在一個人手裡，而是分散再多個人手中。人多祕疏反而難以做大事。而且，雙方涇渭分明，權責劃分明確。最好的反例便是張居正與馮保一內一外徹底掌握了明朝朝政十年時光，除此之外再無特例。

2.宦官內部的權力制衡。

唐朝的大太監往往是一人獨尊。其他的全是他的徒子徒孫。所有宦官能掌握的權力不能掌握的權力全部控制在一人手中。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天長日久難免這些人會產生別的想法，眼中容不下別人。

明朝則不同，宦官的權力被分為不互相統屬的幾部份。比如幫助批閱奏章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和掌管特務機構東廠的督公，次一等的大太監更是有數位之多比如司禮監秉筆太監以及御馬監的大太監。幾方常常互相攀比，時有對抗。而他們誰能略勝一籌全賴皇帝聖心獨裁。所以這幾方不會想著威脅君權，反而只會一心巴結皇帝。所以，權傾一時的劉謹和魏忠賢才會一道聖旨便身首異處。這是有一大堆替換者在後邊虎視眈眈。

3.政權的穩定及兵權的分散。

唐朝出現宦官亂政全部是在安史之亂後。此時的唐朝中央政府處於風雨飄渺之中，權威逐漸下降。各地藩鎮大多隻想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少有忠君報國的想法。即使中央發生宦官廢立皇帝。只要還是李家人當皇帝，這些藩鎮都是可以妥協的。而且，他們應該還樂見其成，畢竟越妥協他們獨立自主的權力越大。兵權方面，中央徹底掌控唯有神策軍，偏生這支部隊從唐肅宗開始便掌握在宦官手中。其他軍隊都是藩鎮私兵，僅在維護自己利益時出動。

明朝則非常好運氣。除了靖難之役，未曾出現過太嚴重的政治危機。即使有小的困難也總有肱骨之臣站出來力挽狂瀾。所以整個明朝的政治環境基本穩定。至於兵權，明朝前期採用衛所制，兵馬分散於各地。後期採取募兵制，各省均由各省總兵掌管。從未出現一人掌控天下兵馬的情況。所以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來各地的勤王之師。

4.思想鉗制做的到位。

明朝時期，朱元璋首開八股取士。等到宣宗朱瞻基的時候，乾脆在皇宮大內開設"內書房"邀請大學士為一些年輕宦官授課，講的都是些忠君體國任勞任怨以及八股文。而是否是內書房出身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後是否能身居高位。所以明朝的那些大太監們也早已經深受八股的影響。很難有反抗君權的行為。

綜上所述，明朝的閹禍未曾造成大的影響。主要原因是明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更加完善，政局穩定以及思想鉗制到位。

唐朝宦官的可怕已經到了令人驚悚的地步。後世往往說安史之亂後宦官才崛起，實際上，唐朝宦官真正起來是在玄宗時期，代表人物是不太知名的楊思勖，正是此人的幾次軍事行動奠定了唐朝宦官囂張跋扈、殘忍詭詐的面貌。明朝宦官與之相比無異於小巫見大巫，而且顯得十分猥瑣醜惡，遠不如唐朝宦官那樣權勢熏天。

一、開元盛世的陰影

臨淄王李隆基誅殺韋氏之時，楊思勖以內常侍身份深度參與，李隆基以之為爪牙，稍後又賦予兵權，命其征伐南方叛亂。楊思勖作為第一位掌兵的宦官，其所作所為令人驚恐不已，《舊唐書》載，此人殘忍好殺，一旦掌握兵權，就開始擘畫內侍系統的權力格局。他第一次帶兵平叛就搞了個“京觀”，第二次出兵即殺了3萬人，第三次出兵殺了2萬且又築“京觀”，第四次殺了6萬且喜歡剝頭皮……可見此人之可怕，一般的武將也遠遠不如他的軍事才幹和秉權好殺的性格。更有甚者，楊思勖為玄宗誅殺亂臣時，極盡殘毒，內給事牛仙童竟被他挖心斷肢，又“割肉而啖之”。因此他深得玄宗皇帝信任，爵封虢國公，加驃騎大將軍，80歲才壽終正寢。

《舊唐書·宦官》：楊思勖，本姓蘇，羅州石城人。……思勖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爪士，……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詔思勖將兵討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樑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勖又統兵討之，……，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瀧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鉅萬計。思勖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剺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懾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勖殺之。思勖縛架之數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餘。

此後的高力士、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權力已經大過節度使，但凡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等事務，宦官皆為皇帝代理人，以至於“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當安史之亂後，太監正式掌握神策軍兵權，成為唐朝權力格局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系統，政治、經濟、軍事上，皆為舉足輕重的利益集團，其權勢自然能夠廢立天子，唯有藩鎮能夠與之一較高下。

二、明朝宦官只是奴才

明朝宦官總體上只是皇權的附庸，明太祖建國後已經基本上框定了宦官的權力空間，主要承擔一部分情報工作（刺事），可以說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永曆帝才開始擴大內侍系統的權力，“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明朝士大夫也往往引用唐朝宦官事蹟勸諫皇帝，因此明朝宦官的權力並不是太大，遠不如唐朝那樣是一個強大的權勢集團。

《明史》所見宦官囂張的最高峰，大約是萬曆帝時期。那些宦官四處為虐，《萬曆野獲篇》甚至記載太監強姦婦女的怪事。即便如此，仍可以看到，明朝宦官主要是皇帝的工具，用以斂財和制約官僚集團。就算最強大的魏忠賢，也只是通過監察權來恐嚇百官，最多能形成一個派系，不可能在皇權之外形成獨立性很強的權力集團。另外，明朝宦官也沒有出現唐朝楊思勖、仇士良那樣可怕的人物。

《明史·葉釗傳》：……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逵妄報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革東廠，移為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詿誤，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

根本原因是權利來源不同。

唐朝後期的宦官可是掌握著兵權的，神策軍就在他們的掌控之中。毛主席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同樣適用於古代。

唐肅宗時期的大宦官李輔國，是第一個當上宰相的宦官，權傾朝野。

曾對唐代宗說：“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

大家指的就是皇帝。

李輔國為何能囂張到如此，追根溯源還是因為唐肅宗李亨。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倉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壓後陣安撫百姓，遂與玄宗兵分兩路，北上靈武。

至德元年，在李輔國的勸說下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遙尊在四川唐玄宗為太上皇。

就事論事，李輔國在唐肅宗稱帝這件事上，是立下過汗馬功勞的。

並不是每一個李唐子孫，都像唐太宗那樣神勇果敢，英明神武的。

唐肅宗的性格有些軟弱，因此把好多政事都交給李輔國，其中就包括軍隊的管理。這才開啟了唐朝宦官掌握軍隊的先河。

你會說，為什麼非要把軍隊交給太監呢？難道李唐皇族，李唐朝廷沒有人嗎？這還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把軍隊交給皇族成員，極度不放心呀，自玄武門之變以來，在李唐家族，弟弟殺哥哥，哥哥殺弟弟，叔叔殺侄子，母親殺兒子，侄子殺嬸子，侄子殺姑姑，各種亂殺，所以這條道路肯定不行。

把軍隊交給將軍，專業人關專業事，不行，安史之亂各個節度使擁兵自重，朝廷難道在中央要培養一個節度使？

把軍隊交給文官，試過了，也不行呀，文官還真不是管軍隊的人才。

最後只能把軍隊交給宦官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能有後代。

所以，唐朝後期宦官之禍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可以掌握皇帝的生殺大權。

明代的太監，再厲害也只是皇帝的一條狗，因為他們的權利來源就是司禮監的批紅權。

比如很有名的九千歲魏忠賢，最後還不是被崇禎上位後幾個月便一鍋端。

唐朝文官集團尚未成型，導致宦官集團一家獨大。明朝文官抱團，宦官受到了極大制約，無法一手遮天。

宦官與節度使奪權的唐朝

因為唐朝的相權被削弱了，科舉制度剛建立不久，仕紳文官集團還處於初級階段。唐朝前期到中期，權利主要在皇帝與關隴貴族之間，誰大誰小而已。但安史之亂後，關隴貴族被消滅殆盡，各地節度使開始尾大不掉，重新收攏權利的皇帝不得不培植宦官勢力來對抗和平衡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

但由於此時的文官集團既無組織，也無紀律，讓宦官集團開始在朝堂一家獨大，和地方節度使形成兩房對峙的局面，皇帝被架空成了傀儡，所以此時就出現了宦官專政殺皇帝的事情。但宦官再厲害，也無法抵禦節度使的鐵騎，這種畸形的權力分配註定了唐朝悲哀的結局。

文官與宦官互相制約的明朝

與唐朝不同，明朝時期科舉制度已經運行了幾百年，積累並形成了文官集團，在關鍵的節點，比如何宦官對峙時，文官就會抱團，甚至集體辭職來要挾，沒有了文官，朝廷可是會癱瘓的，宦官也只有無奈妥協。所以你會發現權力滔天如魏忠賢，也不能說殺誰就殺誰！更不要說皇帝了。

因為唐朝太監有兵權，明朝太監掌握不到真正的兵權。

接下來宋安之大概來說說。

唐朝中後期開始，藩鎮林立，中央朝廷式微，而中央朝廷能直接控制的軍隊是神策軍。

但神策軍的兵權是在太監手裡，加之外面藩鎮林立，那些節度使才不會管朝廷之事，所以自然是太監一家獨大，肆意欺主了。

而明朝太監呢，雖然兵權很大，諸如可以監軍、鎮守、提督京營等。

但大家要搞清楚，太監的兵權並不完整，因為同太監一起掌握兵權的還有武將（總兵官、總督）和文官(巡撫），三方彼此之間是互相牽制，最後均聽命於皇帝。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差距，所以唐朝的太監可以隨意廢立皇帝，而明朝的太監卻做不到。

至於深層次的原因呢，宋安之在頭條號文章中特意分析寫過，跟唐玄宗有很大的關係，有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哈【唐朝太監可以隨意廢立皇帝明朝太監卻不能，原因在於兵權控制力度 - 今日頭條】https://m.toutiaocdn.com/item/669451914208451022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58709566&req_id=20190524225246010152021220115B20A&group_id=6694519142084510222&tt_from=copy_link&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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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錟錟，本文1009個字，閱讀時間大約3分鐘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唐朝後期混亂的因素之一的宦官勢力，唐文宗除了著名的牛李兩黨的黨派之爭之外，另外一股勢力就是宦官階級。

唐朝後期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而且內部也有派系。朝官與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當時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對峙之說。但由於宦官所處的有利地位，朝官們不得不與之接交。當時牛李兩黨中的朝官，對宦官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3種。

一種是與宦官中某些人關係較為密切。當時宦官也會扶持一些文官，幫助入相位，如李宗閔。使其能夠與牛黨的牛僧儒並列抗衡，幫助排擠政敵李德裕出朝等等。

如李宗閔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人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並列顯秩，排擠畋敵李德裕出朝。

第二種是雖然不與宦官同流合汙，但也不敢直授其鋒，公然抗爭。

牛僧信就屬於這一類型。敬宗時，宦官王守澄專權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只是求外出為官，避禍自安。宋申錫謀除宦官事洩被貶，牛僧儒又愉偷地在文宗面前辨白，表露出不苟同於權闖的政治立場。

第三種則是對宦官進行程度不同的鬥爭。如令狐蔻、李固等人就屬此類。

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間的矛盾鬥爭，來擴展和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很清楚，牛李黨爭激烈多變之時，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內部政敵間的角逐，無暇旁顧宦官的專權。大宦官王守澄歷久不衰，與此有很大關係。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與內廷(宦官)之間的關係，形容為反襯關係：外朝愈見其動，內朝愈顯其靜；外朝轉靜，內廷則可能要動。而近半個世紀的外朝變動，自然給內廷宦官的不動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時期與機遇。為了給自身的發展贏得時間，創造機遇，宦官們自然曉得如何使朝官們鬥爭不已。這不能不說是“牛李黨爭曠日持久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年唐文宗在面對牛李兩派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曾十分感嘆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這不能說不是他一時的由衷之言。問題是，他和他前後的皇帝一樣，在有此感嘆的同時，又希望在包括朋黨紛爭的各種力量的矛盾之中，鞏固自己的皇權。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黨之爭中，生命操縱在宦官之手中，國土分裂於藩鎮割據之中，最後，王朝滅亡於這些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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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錟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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