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導演是一部電影的藝術與技術兩方面的最高領導人、最高決策人，以整個電影製作過程中的總監督，導演決定了一部電影應該怎麼製作、製作成什麼樣、選擇演員、選擇場景、特效效果以及整體風格，導演接受一個劇本後，這個劇本只是他拍這部電影的一個素材合集，不是製作行動的方案，這個方案需要導演根據劇本來親自策劃、落筆、形成一個新的可以遵行的導演直接可用的劇本，即分鏡頭劇本，那麼毫無疑問，在一個正常的電影製作團隊中，導演決定了一部電影拍成什麼樣，而不是編劇、不是製作人，更不應該是投資者。
如此，導演的學識、才華、信息掌控、及其個性，都將對其拍攝的電影產生直接的間接的影響，那麼一個從小生長在上海的導演和一個從小生長在北京的導演，其各自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特色，毫無疑問會對其製作的電影產生重大影響，這個道理和地域文化對一個作家寫的小說的影響大體上一樣，比如謝晉是浙江上虞人，從小受到東南吳越文化的薰陶，而張藝謀是陝西西安人，則必定深受西北陝西文化的影響，前者可能更細膩一些、浪漫一些，後者可能更粗獷一些、沉重一些，看看謝晉拍的《天雲山傳奇》、《芙蓉鎮》裡，他的這種細膩的浪漫的味道就較為明顯，而張藝謀《老井》、《紅高粱》等電影就明顯的顯現出一種大西北的粗獷、沉重，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讓謝晉去拍《紅高粱》，讓張藝謀去拍《芙蓉鎮》，那必定和現在你看到的《紅高粱》和《芙蓉鎮》的味道，也即風格、內涵格調，一定是大大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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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地域出生，對他的作品風格是有影響的。
許多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比喻成自己的孩子，那麼同理，導演也會把自己的影視劇當成自己辛勤培育的孩子。生物的後代都會在基因裡帶著先輩的印記，那麼這些作品，也會刻上導演的個人風格和烙印。
而一個人的出身、眼界、閱歷等等，無疑會影響到他的思想和行為，導演也會把這些對生活和事件的感悟，融合在自己的作品裡。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個人的這一觀點。以現在被譽為國師的張藝謀來說，出生在西北的他，骨子裡帶著陝西的豪邁和大氣。
由於他本人是攝影師入行，所以他對色彩和構圖的把握就相當專業。在他早期的作品《紅高粱》裡，那空曠的原野、一望無際的高粱地、充滿了原始誘惑的男人和女人在他的鏡頭下都那麼的讓人血液噴張。這是從小生活在西北的蒼茫大地上才會有的風格和眼界。個人認為他拍的幾部反映鄉野氣息比較濃重的作品比較出彩。
隨後的《秋菊打官司》、《老井》、《我的父親母親》、《一個都不能少》都是個人風格的體現，他曾經的生活經歷使他對這類題材非常熟悉，因此整部影片細膩，人物的內心世界探討得很到位。
《秋菊打官司》中，在張藝謀的導演和鞏俐的出色演繹下，秋菊這個農婦的執拗和堅持，讓人為小人物的信念感到悲情。而馮小剛導演、范冰冰主演的同類題材的《我不是潘金蓮》，相比之下就遜色很多。因為馮小剛還是更擅長於拍攝城市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因為他的經歷讓他熟悉並能把握許多細節的東西。而大導演的優勝比拼，都是在細節上體現出來的。
《老井》中人物的掙扎與困惑，只有張藝謀能把握得相當精準。
《一個都不能少》中魏敏芝和許多片中的演員完全生態化的演出，也只有對這類題材有相當自信把握的張藝謀才敢這樣做，而他給我們呈現的那個落後農村的世情百態，也是那麼的真實感人。
《我的父親母親》中，章子怡穿著的那個紅襖和臃腫的棉褲，在雪地裡奔跑的動作和狀態，只有在農村生活過、有這種經歷的張藝謀才能從細節上進行嚴苛的要求，把個人對生活的感悟恰到好處地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中。
後來張藝謀又嘗試了幾部商業片《英雄》、《十面埋伏》、《長城》等。但是個人覺得以老謀子的學識和閱歷，他不熟悉這些生活和領域，所以他的這幾部作品雖然場面宏大，氣勢萬千，但是就好比一個空空的架子，看著高大上，但是內裡比較空虛，只有形而沒有神。
《英雄》單薄的故事撐不起宏大的場面，裡邊刺客的轉變估計連秦始皇都難以預料吧！
《長城》也是這樣，在電影院裡被一系列大場面、大製作和特效震撼，但是一部影片看完了，出了影院之後，腦子裡對剛才看的這些宏大的場景竟然沒多少印象。至於講了個什麼故事，更是沒有什麼概念，因為只是在視覺和聽覺上被衝擊了一個多小時，但是觸及內心的東西，真的沒有印象。
在《十面埋伏》中，張藝謀雖然加強了對敘述故事，但還是沒有他熟悉的領域那麼出彩，觀眾鬧哄哄地看完了，只記得影片的色彩很美，景色很美，打鬥場面很美，章子怡的小妹很美，劉德華和金城武兩個帥哥真帥，其它的，無！
首先，我覺得應該是會有的，畢竟人是一個複雜的個體，有思想，會思考，就決定了人是站在世界的頂端
導演從小生活的地方，也就是所說的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習慣，生活習慣，以及一些地域的文化傳承，這些都是導演從小耳濡目染的，刻在了思想裡面的，不容易改變的，在作品中就會不知不覺的表現出來
不過如果我想如果導演隨著年齡，閱歷，知識量等的不斷增加，應該還是會對作品有一定的影響的，畢竟作為導演，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識儲備量是很多的，不然很容易犯一些低級錯誤的，當然，對於一些只是想要圈錢的來說可能就不適用了
一個導演對於一部作品的認知，和對於他想呈現給觀眾的意思，這些都是需要通過作品來傳達的，自然就會從自己熟悉的領域來表達，這樣就會有導演自己的風格，許多知名導演拍出來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風格，觀眾如果看的多了就會知道這個導演的作品質量
正午陽光 陳凱歌 卡梅隆……等等的導演，是不是一說出他們的名字來大家首先就會想到他們的代表作，片子的風格都是不同的
戛納電影節已落幕，期間，兩部來自中國的電影引起了一定的關注。一部是陝西籍導演刁亦男的新作《南方車站的聚會》。實際上，刁亦男已是戛納的熟人，早在2014年，其導演的影片《白日焰火》就曾斬獲2014年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
而另一部電影，則來自北京導演徐浩峰。其自編自導的電影《刀背藏身》在戛納舉辦了定檔發佈會。
而近幾年攜力作征戰國際電影節的中國導演，也並不只有刁亦男、徐浩峰。在今年二月份，導演王小帥的電影《天長地久》斬獲了柏林電影節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兩項電影節大獎。
通過梳理我們不難發現，來自中國各個地域的導演在國際影壇上都有所表現，陝西籍的導演，往往更容易走向國際化的大舞臺，山西籍導演作品備受觀眾青睞。此外，來自地方的新銳導演表現突出。憑藉《我不是藥神》獲得了第55屆金馬獎最佳新人導演獎的文牧野來自吉林。《地球最後的夜晚》入圍了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而該作品導演畢贛則來自貴州。
傳統王牌地區：陝西、山西、北京
陝西：鄉土情懷
陝西籍導演張藝謀，其導演的電影備受國際舞臺的青睞，也成為了將中國電影帶上國際舞臺的重要人物之一。從《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活著》，再到近幾年的《金陵十三釵》《長城》《影》，張藝謀電影的風格也在從鄉土風情一步步擴大為中國風。
而王全安的《白鹿原》，馮小寧的《紅河谷》，謝飛的《黑駿馬》等電影都成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鄉土風貌的一個窗口。
刁亦男作為新生代陝西籍導演，雖然不像前幾位的電影一樣具有濃厚的鄉土風格，但是其對於電影中人物的自我救贖則格外關注，不論是秋菊、田小娥、玉墨還是張自力，關注在社會的洪流中的自我救贖，成為了陝西籍導演共同點。
山西：現實中的小人物
和走傳統路線的陝西籍導演相比，山西籍導演更加現代，雖不會特意展現地域風貌，但是電影的整體風格北方特色明顯。
甯浩的《瘋狂的石頭》《無人區》《心花路放》電影整體風格較為粗糲，有一定黑色幽默的成分。賈樟柯的《江湖兒女》也承襲了其一貫紀實性風格，曹保平的《烈日灼心》，米家山的《頑主》，山西籍導演很少將小人物置於社會的洪流中，而是從小人物的自身入手進行剖析，展現對此類群體特有的人文關懷。
北京：地域自信
馮小剛、婁燁、田壯壯、管虎、陳凱歌、姜文都是橫跨中國影壇幾十年的優秀北京籍導演，而在他們的作品中，無時無刻不透露出很強的文化自信。
馮小剛的《芳華》，管虎的《老炮兒》，姜文的《邪不壓正》《一步之遙》，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陳凱歌的《妖貓傳》從很大程度上都在通過電影去描繪自己心裡的某一個階段或者某一種世界，北京籍導演較少將人文情懷作為電影的主旋律，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展現上，這種自信和無畏的態度，就如同姜文在《邪不壓正》的採訪中說道的：“我就想拍一部我兒子能看懂的電影。”
後起新銳：上海籍
和傳統王牌地區的導演不同，上海籍導演近年來表現不俗，除了王小帥是導演系科班出身，其餘幾位代表導演兩位都是從別的領域轉型而來，但是這兩位轉型導演的作品，無論是從口碑還是票房上來說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和上海這個城市一樣，上海籍導演的作品也足夠的“新”。王小帥的《地久天長》採用時間線交叉跳躍的剪輯方式，講述兩個家庭因一次意外而疏遠，而相隔30年後兩家人再度聚首的故事。
而徐崢指導的“囧”系列則獲得了超高的票房，大膽的將黑色幽默運用到電影中，小人物生活的紛雜，無奈，嬉笑怒罵，徐崢的電影在輕鬆快樂的氛圍中總是透著一絲絲的譏諷。
而韓寒的電影則是反套路的雞湯，無論是《乘風破浪》，還是《飛馳人生》，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獲得屬於自己的歸宿。韓寒的電影一直都在表達一種“在路上”的狀態，一件件事情錯綜交織，沒有退路，只能向前。韓寒的作品表面上是叛逆的，反套路的，但實際上也是最普世的。
上海籍導演的作品沒有所謂的恢弘大氣和鄉土風情，反倒是在展現個人與生活的交融，一件件事情慢慢鋪展，絲絲入扣，雖然情節瑣碎，但也算的上細膩。
通過對不同區域導演的風格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國際的舞臺上，大家的關注重點在於中國特色元素，能夠展現中國某一時期的風貌，或者是獨有的人情世故，而這也是為什麼陝西籍的導演更容易在國際的舞臺上嶄露頭角。
而能夠在國內獲得較好票房和口碑，則往往是足夠細膩，能夠關注到小人物本身，與觀眾建立起共鳴的導演。真實、平淡、繁雜、無奈，當觀眾通過鏡頭看到這一切的時候，就已經與導演建立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模糊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對於觀眾而言是情感上的一種撫慰。
在華語影壇上，導演區域性的崛起讓我們看到了某一地域在電影產業方面潛在的文化實力。陝西、山西、北京、上海地區擁有良好的電影文化產業背景，為導演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但是近幾年出現的新銳導演，則不僅限於上面所提到的王牌區域。
畢贛來自貴州；文牧野來自吉林；《夏洛特煩惱》《西虹市首富》的導演閆非來自吉林；因《刀劍笑》獲得48屆臺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烏爾善則是一名來自內蒙的蒙古族導演，其導演的《尋龍訣》票房口碑雙豐收。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域的導演身上，或多或少都會有該地域的文化性格，而這些也通過電影作品展現出來。無論是粗獷還是細膩，深沉亦或輕快，這些導演都已經成為華語影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當然！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才！這是肯定的，環境決定一個人的成長。以及本土情節的潛移默化的滋養，地域文化影響是根深蒂固的！藝術人才的才能發揮是與故土人文的感情因素所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