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漢奸特別多？
在看完電影《1942》之後，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影片中日本軍官的對話實在耐人尋味，如果真的已經餓到沒有活路了，無能的政府在冷眼旁觀，那麼又會有多少人向日本人投誠呢？我們又怎能挺著飽飽的肚子站在道德制高點對那些僅僅是想要活下去的可憐百姓痛斥怒罵呢？
所以說，強盛的國力，能夠自給自足的物質基礎是道德不墮落的保障，強大安定的國家內部的叛徒遠遠少於弱小動亂的國家，美國的叛徒相對少，漢唐之時的叛徒比民國少，就是如此。
普通百姓想要生存的尊嚴，生活的基本保障，所以如果一個政府連這點都給予不了的話，是很難讓民心歸屬的。
如果百姓生活在一個富足安定的國家，有侵略者想要破壞他們的這種生活的話，那麼無疑近乎所有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拿起武器為了自己的家園反抗到底。
而如果局勢動盪，成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根本看不到美好未來的希望，那麼對國家內心沒有歸屬感也就很正常了。
大體來說，共同歸屬感是漢奸產生與否的關鍵，一個公正，富強，安定，讓所有階級都大體感到滿意的國家就是共同歸屬感強烈，所以叛徒就很少了。
上述這種漢奸屬於弱勢群體，是被迫選擇的，還有一種漢奸是那些上層階級，那是真正的可恥而不可饒恕，良好的教育以及從祖國那裡享受到的利益沒有讓他們有絲毫愧疚。比如汪精衛之流就是此種類型的典型代表。
其實仔細觀察歷史，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反而民族叛徒是很少的，儘管他們是非正義的侵略者，而我覺得這是由於他們當時擁有共同的民族信仰——為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德國/日本的偉大事業而奮鬥，在他們的價值觀中，關鍵詞是榮譽，奉獻。而不是金錢和享樂。
因為國家不是人民的。
自古這個都是國家是皇上的，皇上死了天下給他兒子，也輪不到別人家。一幫子胳膊粗大腿壯的人打來打去，然後城頭上插個旗子就說自己是天下之主了，你這種天下之主捱打關我什麼事兒？嘴上說的好聽什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骨子裡怎麼想的，事實上怎麼做的誰不知道啊？保你？憑什麼保你？你的天下與我何干？你當初靠胳膊粗大腿壯得的天下，你的天下有人來搶了你自己接著靠胳膊粗大腿壯去搞定，別來煩我，我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誰讓我活得下去我就投誰。矯情什麼？誰餓誰難受。一幫沒捱過餓的狗屁迂腐文人吃著皇帝賞的肉，當然可以有恃無恐的酸什麼氣節底線，吃飽了撐的才扯那些王八犢子。
有所謂的漢奸，除了說明這個國家不受百姓待見之外，什麼也說明不了。
不是歷史上漢奸特別多，而是孕育漢奸的文化至今還在。中國幾乎就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面對外國人時非常幼稚，對自己人完全不使用的道德操守，一旦面對外國人就會全使出來。
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對內殘酷、對外友善的變態心理？而且持有這種心理的人大多還不自知。這種心理其實與漢奸的產生有很大關係。為什麼會有這種心理，我分析一些原因供參考。
第一、周代施行分封制和全面等級制，所謂周禮其實就是規定了尊卑禮儀、規制規程以及各司職守。分封制就是等級制，包括奴隸制。這樣一來就打破了原有以血親為組織單位的建制，血親組織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組織形式，且都是血親，自然就有整體族群意識。周代打破這個以後，意味著民族意識消失了。由大族群變為小家族。於是人們開始需要姓氏了，所以個人擁有姓氏的起點是周代。在文獻記錄中可以發現有的人並沒有記錄他的姓氏，可見那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文化，普及率還不是全覆蓋。民族意識丟失意味著我只為自己和小家族負責。有尊卑，那國家是嘛玩意兒呢？楚人算是有家國情懷的了，屈原不也感嘆。楚人更多保留著周代以前的文化，自然會更多有家國情懷。孔子曾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讓他選擇，他選擇野人的禮樂。可見那個時代還能看到周以前的文化制度並不差。再後來帝王地位不斷抬高，家天下之下如何讓人有家國意識。
第二、周代那些個遊走於諸侯國之間的說客，大多數都是自我實現，並沒有幾個有家國意識，有故土意識。這些人不就是最早一批漢奸，漢奸的根本意思就是背叛者。今天把百家爭鳴抬得那麼高，事實上可批判性更高。後來很多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無論是區域性政權，還是全國性政權，都有一大批漢族能人為了自我實現投身到別人身邊出謀劃策、衝鋒陷陣。就連宋金對抗時，金軍被圍，有人出主意張榜懸賞破解方法，於是就有宋朝老百姓去獻策併成功帶金軍脫離險境。這些都只是為了自我實現，而不管整體利益的例子。這種漢奸其實是最典型的一類。
第三、周代百家爭鳴製造了兩大毒草，一個是諸子百家普遍的唯成功論，一切為了成功，一切可以不擇手段。這樣就導致後世中國一點點丟掉了古風和精神，丟掉了底線和靈魂，人們都玩陰的了。這種生態下，人際關係不僅複雜，而且非常惡劣。第二大毒草是孔儒實際造成的熟人文化，也就是人脈潛規則競爭。在這種競爭機制下，人際關係不僅暴露的是無底線，而且基本在所有的小群體裡天然就會發生惡鬥。因為人脈競爭，不就是攀附和打擊對手，論交情論利益交換，自然有的人一進入群體就在掃描誰是潛在對手，應該先拉攏誰打擊誰。沒實力的則成了變色龍，誰強幫誰。電影《讓子彈飛》裡最後姜文得出的結論就是誰會贏幫誰。所以殺了黃四郎替身，於是人們認為張麻子會贏，所以就棒他了。這種人際關係導致每個人都深受其害，尤其那些依靠這種競爭成功的，他們潛意識裡更加痛恨這個群體。看看現在這些商人，幾乎都是騙子和坑害民族的玩意兒。最恨中國人的就是中國人自己，這樣的心理產生更親近外國人，由此演變成漢奸心理一點都不奇怪。很多人反對孔儒，卻不反對人脈朋友圈。事實上他自己都沒有脫儒。
第四、痛恨現實引發的漢奸行為。有的人痛恨現世，於是企圖利用外人改變現狀。帶路黨就是這麼來的。所以心理上對自己的一律貶損，對他人的一律抬高。暴治時不懼怕異治，異治時不懼怕暴治。凡是有個度，這種心理很容易走向反面，變成漢奸。民國時代很多革命者變成了大漢奸，裡面有自我實現心理，也有痛恨意識的極端行為。
要改變漢奸普遍的現象，其實只有一個方法，讓健康的民族主義崛起。對百家爭鳴的惡果進行大批判。重新認識。重建精神世界。沒有別的路可走。
中國人狡猾。與我們的傳統文化分不開。我們長期受儒家思想的薰陶，講究仁孝禮信。孔夫子讓我們整個民族都臣服於他的理論當中。他就是一個大老師，我們就都是他學生。祖祖輩輩當了他五千年的學生。試想一下，有幾個學生真正喜歡老師？幾乎所有上過學的人十個有八個說“不喜歡。”我們中國人是壓抑的。心裡話沒有被真正釋放出來。我們都活得很累，從小被嚴厲教導，必須服從。從小就學會帶著面具過日子。
人性是複雜的，他真實得那一面必然要早晚用另一種方式展現出來。叛逆不可避免。不服從也不可避免。中國人是怯懦的。歷史封建的教導就是根源。不管哪個朝代，怎樣變遷，我覺得還是傳統文化的根源。
日本人沒有“投降”兩個字，投降就必須自殺。中國人沒有那個膽量，貪生怕死。日本人的字典裡沒有“偷”這個字。因為他們從來不偷。日本人的文化不瞭解，也不好評論。日本人殘忍，狠絕。沒有人性，變態，也讓人難以理解。
人就是矛盾體。都有其特徵。中國人漢奸多，也有其原因，不能一棍子打死。辯證地看問題吧。
沉重的話題。
我選一個 特殊的角度來闡述吧，不一定能夠全面回答這個問題，但的確是一個較為特殊的角度。那就是：文化漢奸的問題。
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有一句俗話：“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往往用來描述抗戰期間，有一批曾經是有名的作家、學者、藏書家、記者、編輯、教師，卻在民族危難的時刻，有的與日本人勾結，有的出任偽職，有的為日偽從事文化宣傳活動，令人十分不齒。這批人，就是文化漢奸。人們對他們除了口誅筆伐之外，往往還會多一份疑問：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特別是有些文化漢奸，在晚清的時候，曾經加入同盟會，是反清的義士；有的在軍閥混戰期間，努力在戰亂中保存民族文化遺產；有的在袁世凱稱帝時，天天在報紙上專門批判，支持孫中山先生北伐；有的則在民智未開的年代，努力將大量數理化的教科書從國外翻譯到中國，推動中國的教育；還有的在日本入侵初期，堅決反抗日本侵略……但這些人，居然一個個，在日本全面侵華後，都落水了，附逆了，淪為了令人不齒的背叛者。
比如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周作人，曾那麼激烈的反抗卑躬屈膝的舊傳統，卻汲汲於出任偽職；
比如第一個爆料九一八事變的北京報人管翼賢，不僅在其主持的《實報》上連篇累牘的報道東北抗戰，還拒絕使用來自日本的新聞紙，卻在已經跑到香港逃出淪陷區的情況下，特地返回北平，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長，專門為日偽刺探抗日情報；
再比如何海鳴，他算是辛亥元勳，在清末湖北新軍中，曾組織著名的反清組織“文學社”，武昌起義之前他被湖廣總督逮捕，他就在監獄裡編戲詞大罵清政府，被判了死刑也毫無懼色，結果快要行刑的時候武昌起義爆發，他才倖免。後來，宋教仁遇刺，他又加入討伐袁世凱的勢力，曾在南京被擁立為臨時總司令，抗拒馮國璋、張勳的軍閥軍隊二十多天，成為傳奇人物。可他居然在1936年，在天津替日本人編報紙，淪為日寇的宣傳工具……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說，一個抗戰之前的親日派後來當了漢奸，大家不會奇怪；可一些不僅談不上親日，甚至還比一般人更有骨氣更有文化也更有見識的人也附逆，我們就不由得有些好奇了。為什麼？
我們不妨深入到這類文化漢奸的內心，去探求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類人。希望能夠以史為鑑吧：
一類是自詡國士無雙，要當政壇弄潮兒。
有一類文人，明明就是文人的水平，文人的見識，偏要自詡為國士。要在國共日偽的驚濤駭浪中當弄潮兒，自以為是大國手，能夠玩弄政局，結果卻是被他人的翻雲覆雨手所支配，淪為了時局的傀儡，名節全毀。
比如鄭孝胥，自己是著名的同光詩人，父親是咸豐進士，岳父是福建船政大臣，他自己是內閣中書，當過李鴻章、張之洞的幕僚，能力確實很強，一度令端方和岑春煊來搶他，最後擔任湖南布政使，也就是湖南省長。他還是著名的立憲派。總之，這個人確實有才，有能力，但更有野心。他在三十幾歲，清朝快滅亡的時候還寫詩：“一生負氣恐全非”，很是不可一世。所以，清朝滅亡，他成了遺老，他內心是很不甘心的。
所以，他才在後來瞅準機會，認為國民政府軟弱，日本強大，可以借日本的勢力來複興“大清”，於是千方百計慫恿溥儀去東北出任偽職，終於如願以償，而他也成為了偽滿洲國第一任總理。
可是，歷史還是嘲弄了他，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自己這個總理並無實權，而且很快就被迫辭職，他想回北京，日本人又不同意，最後死在了長春，傳言是被毒死的。他的兩個兒子也出任偽職，都在偽滿垮臺前死去，一個是暴死，一個是死於事故。可以說是很慘但慘有應得了。
這類文人往往陷得最深，出任的偽職也最高，但最後的結局也最慘。
第二類是上趕著要去當漢奸，唯恐附逆不及，當不了大官。
這就要說說梁鴻志，他是福建人，是清代大學者樑章鉅的後人，是一個極為聰明，過目不忘的大詩人。他和鄭孝胥不同，鄭孝胥倒是始終忠於溥儀，忠於“大清”，妄想利用日本復國。而梁鴻志則一直就是一個全無氣節，恃才浪蕩，又天天想著當大官的官迷。民國初年，他投靠段祺瑞，組織安福俱樂部，為民初的各類政壇醜聞貢獻力量；段祺瑞垮臺，他失去政壇依靠，就貪汙了三百萬大洋去天津當了寓公；抗戰前夕，他已經定居上海，因為有錢，又有過一段比較輝煌的政壇經歷，所以還成了名流，蔣介石曾請他上廬山談抗日的事情，結果蔣介石大失所望，對戴季陶說：“這個人是小政客，沒什麼作為”，結果，這句話恰好被梁鴻志聽見。梁鴻志對蔣從此恨之入骨。
於是，等到抗戰爆發，華北、華中紛紛成立偽政府時，他就開始活動，謀求高官，最終在1938年偽中國民國維新政府成立時，他迫不及待去當了“行政院長”。等到汪精衛成立偽政權，他又相當偽行政院長，結果沒有撈到，當了一個監察院長。
當了偽政府的高官，但又沒什麼實權，他就繼續在上海花天酒地，吟詩作賦，倒騰古玩字畫。可以說壞事做了一籮筐。等到抗戰勝利，他被逮捕，關在監獄裡還在寫詩，把自己和歷史上的高士作比，醜態畢露，最終判處死刑。
梁鴻志這個人和他的名字截然相反，完全沒有梁鴻之志。他是典型的投機分子，官迷。這樣的人，大概算是天生的漢奸吧。
再比如小說家張資平，一度是非常暢銷的“性”小說作家，但是因為格調庸俗，後來被讀者拋棄，人也窮了，又不甘心，已經跑到了廣西大後方，又特意回到上海，成為汪偽政府的文化漢奸。
第三類，則是貪財好色，主動當漢奸。
人有了弱點，就會被別人利用。漢奸也是如此。
這裡要說一個黃秋嶽，80年代，署名黃秋嶽的一本書《花隨人聖庵摭憶》在上海影印出版，不知道這個人這本書的，會驚訝於這套書很快就銷售一空，很多知道的可以說是競相購買。
黃秋嶽，也是一個文化漢奸，他這本《摭憶》為什麼如此暢銷？因為這本書啊，可謂是民國排名第一的筆記，記錄了四十多萬字，把從甲午戰爭一直到他死之前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大事的祕聞，都記錄了很多。價值極高。更重要的，是他文筆清麗簡秀，極為優美。這本書因為他是漢奸的緣故，舊版很少，多少人花了半輩子都找不到，所以後來重印，才會一時洛陽紙貴。
這樣一個大才子，詩人，筆記家，怎麼做了 漢奸呢？
因為他雖然每個月有千元的鉅額收入（一千多大洋，都可以裝備一個連了），可他在上海養了一個寵妾，其他的小老婆也有幾個，自己還要養家，生活又奢侈。於是，就被日本人攻陷了。
日本人為什麼要攻陷他呢？因為，他的本職工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機要祕書！所以，他實際上是給日本人當了間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37年7月，國民政府本來要偷偷封鎖吳淞口，然後將長江上的日本軍艦全部炸掉。結果會議剛開完，當晚日本軍艦全跑了。一查，當時會議上除了那些高官，只有黃秋嶽了。於是黃秋嶽被抓，8月份就被槍斃了。
黃秋嶽不僅自己是漢奸，兒子也是，父子倆是同時被槍斃的。
所以，貪財好色，也是會當漢奸的，不僅當日本人的間諜，也當其他國家的間諜。
第四類，則純粹是混口飯吃。
這類人，不是不知道當漢奸可恥，也不是不知道人要有氣節，但是，或是由於上有老下有小，或是由於自己實在窮的過不下去了。不得已，當了漢奸。
比如上面我提到的何海鳴，就是後來退出政界後，窮了，要靠賣字為生了。所以，日本人來找到辦漢奸報紙，他就去辦了。
等五類，是被日本嚇破了膽。
回到當時的環境，有許多人也知道不應該當漢奸，但是對抗日徹底沒有信心，覺得投降比不投降要好，早投降比晚投降要好。
比如著名翻譯家錢稻孫，可以說是近現代中國第一流的日文翻譯大家，他的父親是著名外交家，浙江省第一個圖書館館長；母親是詩人，是第一個出版國外遊記的知識女性；叔叔是錢玄同，是堅決抗日到死的著名學者；侄子是錢三強，是新中國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可就是這樣一個人，身為當時清華大學 圖書館館長，被日本嚇破了膽。
在日本侵華前夕，他的觀點是日本一定會征服中國，中國必敗；但是，日本的統治不會很久，可能幾十年就會崩潰。所以，還是先投降吧。
日本侵華後，他主要是作為文化、文學方面的漢奸，和周作人很像。抗戰勝利後現實被判刑，新中國成立後主要從事翻譯工作，1966年 ，他被XX毆打致死。
第六類，確屬年少糊塗，或是完全不懂政治，稀裡糊塗當了漢奸，或是隻知道文化的優劣，不知道是非，不認為當漢奸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
這一類，確切的說是這幾類，但是可以歸為一類，是因為這批人缺少政治意識。與上面那些熱衷於政治，還要當弄潮兒的屬於兩個極端。這一類是稀裡糊塗當了漢奸，後來發現不對，提前跑出來的也有；覺得當漢奸又不做壞事，“坦坦蕩蕩”活了一輩子的也有。
比如龍榆生，他是中國現代最有名的詞學研究大家，今天市面上到處是他的書。抗戰爆發後，他想著自己只是一個學者，不參與政治，就留在了上海，過的很艱苦，在多個大學授課，本想著就這樣熬過去。沒想到因為他名氣太大，被汪精衛看上了，沒和他商量就對外宣佈龍榆生單位偽立法委員。這一下子，龍榆生就變成漢奸了。
不過，在此期間，他利用職務之變掩護抗日人士，還通過學生與地下黨取得聯繫，是做了貢獻的。
再比如冒鶴亭，他的先祖是明末抗清義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闢疆。可他原本好好的，又是詩人又是學者，也不缺錢也沒什麼政治頭腦，居然他在40年當了漢奸，當了汪偽政權的立法委員，江蘇偽政府行政督察專員。真是令人大跌眼鏡。
想來，他或許就是那種對政治沒有什麼敏感，所以稀裡糊塗當了漢奸的人吧。不過，他畢竟家世顯赫，抗戰勝利後也沒有坐牢。而且他與國共的高層都很熟，他的兒子去了延安，和毛很熟；他和周的伯父是同榜的舉人，五十年代周還去看望他。所以，他一直活到1987年。
這樣的文人漢奸，其實是大多數。但不管怎樣，這些都成為了他們的人生汙點。
如果不是這些汙點，他們後半生的命運或許會好過些，歷史對他們的評價也會更高。而這大概就是所謂以史為鑑吧。
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對於他們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二是中國人才過剩，在任何時代都似乎一樣。
這裡要說的，是一些在偽滿洲國任職的“漢奸”的故事。無意為他們洗白，只是想告訴大家，也許歷史並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模樣。
所謂的偽滿，是指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利用溥儀在東北建立起“滿洲國”傀儡政權。“滿洲國”名義上奉行君主立憲政體，以“滿洲國國務院”為最高政務機關。“國都”為“新京”，即現在的長春。當時的“新京”市區面積80平方公里、人口121.7萬，超過東京(都市區人口)，號稱亞洲第一大都市。
在這個城市裡，有著許多的偽“警察”。他們維持著交通秩序，保障著治安。一邊奉命搜捕救國會成員，一邊又悄悄地放這些人一條生路。他們雖然為日軍當局當差，被人戳脊梁骨地罵成走狗、漢奸，卻始終有著各自的不容易，還有著自己不肯放下的堅持和底線。
曾經擔任過偽“警察”的法學院畢業生蔡西坤在《滿洲警務生涯憶往》中寫道：
“我在‘滿洲國’高等官考試中行政科和司法科都通過，但在謀職上我必須在這兩科中做一選擇……我在京都帝大求學時學的是法律……在錦州當警佐一年以後……我因成績優異，升為事務官，奉要派我去當司法課長，我知道這之前已死了三個司法課長，自忖這個職務不好做，一再推辭……得以留任高級警佐……到處去巡視，相當辛苦……我待人也不錯，沒有得罪人。”
和老舍《我這一輩子》中的那個巡警一樣，這些被傳統敘事模式描述成的“走狗”和“爪牙”，其實都不過來自於普通的家庭，有著平凡的家境需要供養。雖然他們中不乏仗著權勢欺凌弱小之輩，但也有不少人懷有惻隱之心。
評書藝術家單田芳曾經在自傳中寫過自己在“滿洲國”的童年：當父親因為涉嫌“通敵”被日本人抓走之後，母親和他趕緊去找正任奉公隊大隊長的鄰居謝明宇。
“當時人們管派出所都叫小衙門……謝大爺把我爸從裡面領出來了，他拍著我爸的後背說：‘下次可千萬注意啊！幸虧這日本人我認識，我在他面前保證你是良民，他才答應把你放了，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啊，快回家吧！’我爸又再次千恩萬謝，帶著我回到家裡，嚇得幾天睡不好覺。”
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的，除了這些“忠奸難辨”的偽“警察”之外，還有任職於“滿洲國”的文官們。他們接受教育，在偽滿治下長大，甚至在日本拿了學位，身份更是徹底錯位。
例如，畢業於九州帝大任職於滿洲國司法部的林鳳麟，在回憶錄寫道：
“日本為方便治理滿洲，必須制定滿洲國法律，因此設立一‘法典制定委員會及民事法典起草委員會’，主修‘滿洲國’法典，內容包含憲法、六法全書、民事、刑事法的制定等，我即廁身於委員會中，參酌各國法律及當地的風土民情，負責民事法典的編纂工作。”
另一份材料裡響應道：
“記得當時‘滿洲國’的六法全書為林鳳麟和歐陽餘慶兩人編的，比日本的六法還要進步。因為他們兩人將六法全書與日本法律合併比較，留下適合‘滿洲國’的條文，去除不合時宜的部分，所以是一部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全書。”
可以看到，這些文官在認同感上已經發生了動搖。而他們能做到的，是把“政務”和“任務”因時適宜地做好。對於他們，我們當然恨其糊塗，卻恐怕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們的學識、努力和素養，並沒有大的問題——只是身於錯的時世，經歷錯的人生罷了。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薩沙個人認為是奴化文化和官場文化導致的。
上層社會的官場文化
中國的上層社會，是所謂官場文化。什麼是官場文化，可以看武俠小說鹿鼎記。韋小寶身邊所有官員都是通曉官場文化，無論滿族漢族。所謂官場文化，就是放棄所有的道德理念、所有的是非觀念，一切為了升官，而升官的目的就是為了撈錢。
升官的手段是兩個，第一就是必須一味巴結上級，因為上級的肯定，比如皇上的肯定，就是一切。至於老百姓是無足輕重的。第二就是利益輸送，必須給上級和下級，尤其是上級撈好處，這樣形成利共同體，才能保證升官。
官場文化決定了，本質上上級只是一個符號，滿人漢人日本人其實沒有本質不同。只要日本人同樣給權給升官，那麼做漢奸接受日本人統治也是沒有關係的。
下層社會的奴化文化
至於奴化文化更厲害。唐宋元明清，歷任統治者使用文化和制度手段，讓老百姓成為順民。
順民就是沒有是非觀念、自私自利、只管自己不管國家、只管生活不管大義。
滿清搞得最成功，老百姓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鴉片戰爭英軍和清軍開戰，老百姓在一幫默然旁觀。直到三元里老百姓祖墳被英國人挖開找財物，還調戲婦女，這才拼了。
抗戰很多敵後也是這樣。比如註明的地雷戰海陽縣，全縣人口幾萬人，駐守的鬼子才三四十人。
這幾萬人如果願意反抗，咬也把鬼子咬死了。但根本沒有這個意識，只顧自己生活，不管政治。
直到鬼子殺到頭上，姦淫擄掠了，這才火了，組織游擊隊搞地雷戰。
當下國人提到漢奸莫不深惡痛絕，漢奸在當下簡直就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這是經過抗日神劇洗禮後的“漢奸”理念和對待漢奸的手段。（歡迎關注我的頭條號：歷史三日談）
在抗日戰爭初勝的那段時間歷史上，其實人們對於漢奸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尤其是普通人，根本沒有當下的義憤填膺，在他們眼裡，一句話正合適――活著，就好！
當然，經過抗日神劇的演繹，似乎整個漢奸群體，不但名聲不好，下場也普遍較慘，平日裡經常說的聽的一句“狗漢奸”早已深入人心。
但這只是對錶象的描述，而且這樣說其實都是在侮辱狗，狗最講究“忠誠”，而“漢奸”二字基本上等同於“忠誠”的反義詞，牆頭草、勢利眼、有奶便是娘才是他們本性的寫照。
但同時也反映了一些問題出來，那就是一日為漢奸，就永世成為別人的狗，所謂狗腿子是也！
即得不到對手的認可，也得不到同類的尊重。 一般的小漢奸尚可隱姓埋名，背井離鄉的做一個隱形人，像汪精衛這樣的大漢奸，其本人祖墳都被人炸了。
當然，也有一些漢奸充分發揮牆頭草的特點，一嘴吃兩家，即幫日本人做事，也幫如戴笠般的人物辦事。
混的好的還能在緊要處力挽狂瀾，通過洗白程序，把自己變成打入敵人內部的臥底，狗漢奸搖身一變成了抗日英雄，名副其實的大功臣。
還有一些人甚至繼續作威作福，因為當時普通人對於漢奸的概念遠沒有經過這麼多年抗戰神劇洗禮的國人那般深惡痛絕。
在他們看來，當漢奸也不過是無奈之下的一種選擇，螻蟻尚且頭上，別人刀架脖子上了，也不能怪有人就當了漢奸，對普通人來講，命比啥都重要。
比如說杜月笙，在抗戰期間殺漢奸無數，在抗戰後，對於自己弟子的投敵就表現出了極大的諒解，認為自己當年是跑了，不跑的話也得當漢奸。
沒辦法，平民老百姓沒有這信念那主·義，國難只要不當頭，只要不影響一日三餐，或者不那麼影響，天塌下來有高個頂著。
“漢奸”一詞出現應不遲於元代胡震編纂的《周易衍義》，指漢朝的奸臣。後來衍生為狹義跟廣義兩種意思。
狹義上來說是背叛中國利益的的人，廣義上擴展為不僅陷於出賣漢族利益，而是出賣本國利益的人。
從狹義上來說，“漢奸”只有中國才有，而你問“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漢奸特別多？”，漢奸本就是中國獨特產物，難道其它國家還有漢奸？
從廣義上來說，就是出賣本國利益的人，應該換一種說法叫“賣國賊”。
二戰期間，日本侵略我中華大地，就是因為有一大批的賣國賊，才使得日本能以那麼少的人控制中國大部分地區。中國可能是賣國賊出現最多的國家把。
而打擊賣國賊最嚴格的國家當屬法國，戰後除奸也超過十萬人，男的隨便打殺，女的扒光衣服遊行。
那麼中國為什麼會出現賣國賊最多勒？
1、人口眾多。
泱泱華夏大國，人口數以億計，基數擺在哪裡，想不出賣國賊都難。
2、中華朝代的變更頻繁，都說一代君王一批朝臣，在利益的趨勢之下，每朝每代都會出現賣國賊，累計起來當然數量龐大。
3、中國歷史上要說賣國賊最多的時候，還是二戰之際，“偽軍”的存在，估計也是史上賣國賊正規化，軍隊最大化唯一存在的事情。從封建社會向另外一種社會轉型之間，不同於朝代的更替，而是社會制度的更迭。思想空前活躍，沒有固定統治者，歸屬感變若，為了達到每個人不同的利益，自然賣國賊也多起來了。
4、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往往對於賣國賊的懲罰力度較高，作為典型處理，大肆宣揚，起到震懾作用。在我們思想裡，賣國賊之所以這麼多，國家的大力宣揚也是一個關鍵因素
5、賣國賊一般都是自我思想主意比較強，要當賣國賊也要有當賣國賊的資本，無論是人脈，社會影響力或者能力，一般都是上上者，所以一旦發現其是賣國賊，造成的社會影響比較大，也是我們相信賣國賊多的一個因素
因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特別講究“華夷之別”和“忠”，所以很多時候，把違背這兩種情況的人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但是，在國外，他們不看得那麼重。就算外國那些人，違背了這類思想，也不會特別受到嚴厲的譴責。外國人眼裡，只有叛徒，很少漢奸。
但是我們傳統文化裡，還會把叛徒分類，分成叛主，叛國，叛族。
一開始，春秋那時候，華夷之別沒那麼明顯，所以有叛徒沒漢奸，可是隨著後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開始出現叛國和叛族。
例如，到了宋代，叛國這種叛徒就開始被經常提及。
到了近代，叛族，就是背叛自己的族類就開始被經常提及。
因為越往後，華夷之別的思想越深入人心。在以前，頂多你是叛國，到後來你就變成叛族了，漢奸了。
還有就是，越往後，族類的分界越明顯，越受到重視。中華民族這個名稱出現以後，更加把叛族和叛國等同，漢民族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所以越來越瞧不起叛族的人，也就是漢奸賣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