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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蘇聯發動遠東戰役，攻入中國東北。8月15日，在東北的日軍向蘇聯紅軍投降。隨後，這些軍人中的戰犯被關押在蘇聯西伯利亞。1949年，斯大林提出將這些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國。 圖為向蘇軍投降的日本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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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969名戰犯被移交給中國，關入撫順戰犯管理所。撫順所後又收押4名戰犯，加之太原關押的136名，當時中國共關押日本戰犯1109名。圖為1955年11月，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訪華團參觀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們進行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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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批戰犯，有人指示：“對他們要採取革命人道主義的改造政策”。圖為在一次文藝表演上，日本戰犯伊藤孝一（左）和笠實（右）吹奏立笛和尺八。伊藤孝一曾任察哈爾盟張北保安隊司令部指導官，參與制造“萬全慘案”。笠實曾任山西省臨汾縣公署財務輔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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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求在生活上對這些戰犯懷之以柔，在生活上給予充分的優待。要求管理人員尊重戰犯人格，嚴禁打罵體罰等汙辱行為。圖為1956年，戰犯岡本鐵四郎在畫畫，他已經畫出30多幅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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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待最重要的是在伙食上的優待。1960年左右，正處於經濟困難時期，戰犯伙食標準沒有降低，雞鴨魚肉管夠吃。管理所還給戰犯安排了營養師，允許戰犯與日本的親屬進行通信、會見，並積極提供方便。圖為日本戰犯古海忠之的家屬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和親人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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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所裡設立醫務室和專職醫生、護士，定期為戰犯們檢查身體，有病及時治療，還幫助他們鑲牙、配眼鏡、安裝假肢，還有澡堂和理髮室，定時讓戰犯們洗澡、理髮。此外，戰犯管理所經常組織開展文娛、體育活動。圖為1956年日本戰犯在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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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之以柔的目的是感化“魔鬼”，為思想改造創造好的條件。管理所在迫使戰犯認罪上採取了學習反省、坦白檢舉和偵訊三個階段的措施。在偵訊階段，少數將校級戰犯不肯低頭認罪，尉級戰犯紛紛起來揭發。圖為日本戰犯在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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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判之前，這些戰犯的命運實際上已經決定：一個不殺。其中原因比較複雜，一份由廖承志帶領的偵查處理日本戰犯領導小組起草的文件指出，“證據主要靠自供與互相檢舉的材料”，“證據不全，蒐集的材料不夠有力，如果他們翻供時就辦法不多了”。圖為在瀋陽審判戰犯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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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訴審判，多數戰犯還是要釋放的。對起訴審判的戰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圖為1956年6月19日，瀋陽，戰犯鈴木啟久、藤田茂、上阪勝、佐佐真之助、長島勤、船木健次郎、榊原秀夫、鵜野晉太郎接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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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犯長島勤供述，從1942年4月-7月，“殺害抗日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逮捕了抗日軍970名、和平人民250名”，在作戰中殺害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採取很多刺殺、斬殺、斬首等手段，常常殺害俘虜。圖為1956年，長島勤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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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45名戰犯被判處8至20年有期徒刑，刑期一律從被俘之日起算。武部六藏曆任關東軍總長、日本企劃院次長、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但因身患重病，在判決第二天即被釋放。圖為1956年7月，軍法中尉婁玉向武部六藏宣讀法庭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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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判刑的1017名戰犯，被“從寬處理，免於起訴、即行釋放”，分三批送回日本。1956年6月21日，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第一批日本戰犯宣佈免予起訴決定書，這批戰犯於當日釋放。圖為工作人員把免予起訴決定書發給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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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審判中，日本甲級戰犯共28人，其中7人被判處絞刑，後來有14人被合祀于靖國神社；乙級、丙級戰犯5416人，其中937名戰犯被處以死刑；新中國誕生後，接管和關押的日本戰犯1109名，分別關押在撫順、太原兩地，1956年共45名戰犯接受新中國的審判，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