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Facebook的COO Sheryl Sandberg（謝麗爾·桑德伯格）可以算是商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了。她在《向前一步：女性、工作以及領導意志》這本書裡，鼓勵女性卸下職業面具展示自身的脆弱性以更好地與同事和客戶建立關係，同時又要自信地迎接挑戰，從而成為這10年企業文化變革的領導者。在經歷了喪夫之痛之後，她又把這幾年從痛苦中走出來的經歷寫成了《B選項：面對逆境，建立恢復力以及尋找快樂（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這本新書，想要告訴眾人，人生有時候根本就沒有選項A，面對逆境，你別無選擇。她的這種工作與生活不分開的態度不僅影響著Facebook的運作，而且也推動著Facebook的發展。《彭博商業週刊》最近的一篇文章介紹了她的做法是如何治癒員工和推動企業發展的。
今年1月的最後1天，大概20多位高光的Facebook用戶被邀請到該社交網絡位於加州Menlo Park的總部。在那裡，眾人被安排作在一圈顏色亮麗的椅子周圍，與公司的第二號人物，美國企業界的奧普拉，Sheryl Sandberg見面。因為一項叫做Facebook Groups的組織工具，這些客人建立了改變生活的友誼，他們被邀請過來可以向Sandberg提出問題。而她則堅持先要聽聽他們的故事。
這正是眼淚開始掉下來的時候。一位女性講述了一篇有關她努力當母親的Facebook帖子如何讓她領養了一位養子；兩位相隔大洋彼岸的女性分享了建立一個幫助不同膚色的女性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的群組如何讓她們兩個拉近了距離；一位因為一種罕見骨病失去了一條腿的達拉斯服務員，談了一個人幫助他籌措資金報名參加一支殘疾人足球隊的事情。身著寬鬆白色毛衣、牛仔褲以及靴子，一身加州內斂風格打扮的Sandberg，總是把身體前傾耐心地傾聽，給他們言語上的鼓勵或者擁抱。她告訴對方：“我喜歡這個。”2年前，當她意外失去了自己的丈夫David Goldberg後，她欣慰地看到，Facebook正在幫助其他人應對自己的困境。
他們在交流的時候，攝像機和話筒也會如影隨形，媒體的成員會在一旁觀看著。這項公開活動是慶祝Friends Day的一部分，朋友日是Facebook構思的一個節日，其可信性就像賀卡公司的“祖父母日”一樣可靠。但其實這不過是Facebook一如平常的又一個早上罷了，每天員工都會被鼓勵去跟同事分享自己的個人挑戰。這項活動也不會在去情緒化已經是許多企業文化特徵的氛圍中變得不合時宜，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Sandberg本人。
在Friends Day，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也會熱情參與進來，但當客人被問到這次活動哪一刻最精彩——是在Palo Alto的晚宴還是獲得產品建議的對話時，一位女性迅速回答道：“跟Sheryl拍自拍的那一刻。”
Sandberg要傳遞的開放與同理心這一信息也許會被人看成是自私的小噱頭。Facebook的COO鼓勵大家過度分享就像愛埃克森美孚推銷石油一樣。但由於她是商界最有勢力的女性之一，你是沒有辦法僅僅把她看作是一位Chief Emoting Officer（首席感動官）的。你還得看到Sandberg輔佐扎克伯格取得的成就——該公司的市值達到了4250億美元，是全球第五大公司，影響著其將近20億用戶的日常生活。她還有一個角色更加難以量化，那就是在朝著無需扮成男性也能取得勝利這一企業現實的長途跋涉當中，她是這10年領先的文化變革者。
10年前，Betty Friedan與Gloria Steinem等女權主義先驅指出，家庭範圍與職業範圍劃分的出發點是為了讓男性掌權。因為女性無法隱藏自己懷孕或者正在哺乳的事實，女性看起來就是不職業的樣子。只要工作當中看不到照顧小孩等家務勞動形式（傳統上認為這些都是女性的範疇）相關的問題出現，公共政策就永遠都不會改變，而女性永遠都不會成為政治決策的一部分。
今天的女性CEO的女祖先組織女性成為一支直言不諱的力量，她們斷言，她們的問題是共同的問題，但這幾年來變化的節奏已經放緩。Sandberg通過自己引起轟動的暢銷書《向前一步：女性、工作以及領導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與Nell Scovell合著）以及非盈利的LeanIn.org已經接過了這面大旗，她鼓勵女性在網上團結起來，各自分享自己的奮鬥與感受來填補這些裂痕。Sandberg的核心管理思想非常吸引人：“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當中。”2012年，也就是這本書出版前1年，在母校哈佛商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她已經將這一鼓舞人心的心印傳達了下去。這個略微有點自我矛盾的想法一方面要求女性放下職業面具展示自身的脆弱性以更好地與同事和客戶建立關係，同時又要以在職場上取得晉升所需的自信去做事。
現在，隨著《B選項：面對逆境，建立恢復力以及尋找快樂（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這本新的帶有指導意義的回憶錄出版，Sandberg已經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將工作日遭遇的離婚、疾病乃至於死亡等挫折的痛苦從停車場的嚎啕大哭轉移到公司走廊、會議室以及董事會那裡。
在Sandberg成為一名寡婦以及讀小學的兒子和女兒的單身母親之後，她是脆弱的，脆弱到無法控制自己。她在接受採訪中說：“如果說在Dave死前我相信的是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話，那麼在《B選項》之後我學到的是你沒有選擇。當你的整個自我經歷不幸和悲劇時，那個自我就會撲到工作上。”
在這本跟沃頓商學院教授以及TED Talk的明星Adam Grant合著的新書中，她將自己失去親人的故事與從不幸中恢復的學術數據以及他人面對癌症、殘疾或者心理疾病的個人軼事編織到一起。書的題目源自她跟朋友，某個能源基金的管理合夥人Phil Deutch的一次對話。她在第一章《重新呼吸》中寫道，Deutch提出自己可以頂替Goldberg（Sandberg的已故丈夫Dave Goldberg）出席一次親子活動。Sandberg說：“但是我想要Dave。” Deutch挽起她的手臂說：“選項A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還是接受那該死的選項B吧。”回去工作後，激勵大家“接受那該死的選項B”的海報開始鋪天蓋地出現在園區裡面。
兩位朋友給了Sandberg一條鏈子，她用來將丈夫的婚戒串了起來，每天都要戴上。
Sandberg在倡導透明的Facebook裡並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但她的確有一間四周都是玻璃牆的個人會議室，會議室就位於那堆站立辦公桌與現代家居中間，裡面放著一張桌子。最近的一個週二，在開會間隙，她利用閒暇時間做了件許多員工都會做的事情：查看自己最新的Facebook帖子，也就是有關即將出版新書的一份公告的評論。跟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是，她要讀的評論有好幾千。
她突然被一條評論吸引住了，一位女性說她的丈夫在Goldberg過世1周後也去世了。Sandberg說：“她10天后就重新回去工作了，因為我也是這麼做的。我永遠也不希望任何人在47歲的時候失去丈夫。永遠。但鑑於這已經發生，我對她非常的感同身受。在那個早上之後，我感覺沒那麼孤單了。”
當談到這可能會給人以刻意的印象時她的臉上是那麼的誠懇。當她告訴對方數據或者下結論時，她的眼睛總是盯著傾聽者。那種語氣就好像在跟一位密友在交談，儘管作為強調所講東西的嚴肅性，她的話會以降調收尾。她的談話會有適當的停頓，為的是給吸收她的訊息提供機會。她還非常的有技巧。哪怕講的是已經說過的故事或者消化，同事和朋友依然對她能用新鮮的情緒和感染力再次演繹而感到驚訝。
Sandberg說她成為辦公場所開放性的提倡者幾乎就是個意外。10年前，當她還是Google的高管時，她總是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7點。隨後她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她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忍受回到家孩子已經睡著的情況。她開始在上班的時候偷溜，有時候是在椅子上套一件夾克來裝模作樣，故意讓辦公桌的檯燈亮著，或者在其他辦公樓安排下午會議這樣同事就看不到自己離開了。這種詭計持續了好幾年。然後到了2012年，大概在Facebook IPO一個月之後，她向一位記者承認自己經常5:30就下班了。
好幾家媒體都報道了這件事。Sandberg擔心自己會挨批或者炒魷魚。結果正好相反，她的厚臉皮得到了其他職業女性的擁護。Yahoo法律團隊的女性給她送來了鮮花，上面留的卡片說她們也是5:30就偷溜了。Sandberg說：“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會引起那麼多的議論。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只有用斧頭砍死了某人才會引起更多的注意。’”
同年晚些時候，當她把《向前一步》的原稿交付出版社時，對方告訴她初稿很無聊。因為裡面盡是數據和調查，卻沒有任何有關她自己遇到職場方面的性別期望和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挑戰。Goldberg告訴她如果她不把自己寫進去的話沒人會看這本書。她開始重寫。Sandberg說自己並不想過度分享，但顯然市場有這樣的需求。
Goldberg去世後，她非常後悔那本書帶給她的名譽。她說：“如果我可以重新寫過《向前一步》的話，我會的，因為我不想活在公眾的注視下。但然後這樣的生活又太孤立了。”大家迴避她的凝視。互動變得不自然。她向扎克伯格透露說她感覺自己的辦公室友情正在消解。一天晚上，在上床睡覺前，她寫了1700多字，解釋自己正在經歷什麼以及她希望大家如何跟她互動。這開始只是一次宣洩的練習。她原先並不打算要發佈出去，但當她一覺醒來時，她改變了想法，把它發佈到Facebook上。在《向前一步》中，Sandberg承認自己在工作中哭泣，但這是她第一次分享如此個人的東西。那篇文章收到了74000條評論，有很多是來自認可她努力的同事。
當然，有人可能會認為Sandberg從加入Facebook，一家從讓大家展現自己生活中賺了幾十億美元的公司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踏上了這條道路。她和扎克伯格不斷被要求要以身作則。當Facebook提出類似Twiiter的策略，讓公眾人物可以開放檔案給不是好友而是粉絲的人時，Sandberg說：“我本來不打算這樣做的，扎克也是。”然後溝通主管Caryn Marooney告訴他們說，如果公司希望協調一致的話必須這麼做。Sandberg坦言：“我認為這項產品真的改變了我們。”扎克伯格也給了她極大的信任。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當Sheryl第一次來到Facebook時，她開啟了一項領導會議簽到的傳統。”所謂“簽到”是指來開會的每個人在正是開始談生意前都被邀請來討論個人的情感和職業狀態。“9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仍然在堅持這個。”
2014年，Sandberg主持了一次全員大會，討論分享個人故事與在Facebook這樣的地方工作之間的關係。她最後談到了公司文化以及員工個人如何為公司“讓世界更開放，聯繫更緊密。”的使命承擔責任的問題。然後她介紹了幾位員工，她現在把這幾位稱為是“走上臺分享了許多真正私密事情的一群人。那些事都是他們的親身經歷。”
負責協調Facebook與汽車業關係的營銷總監Stephanie Latham對此深有體會。最近才搬到Menlo Park的她經歷了悲喜兩重天：剛剛發現自己懷孕卻又不幸得了癌症。不願分享個人生活的她只把事情告訴了自己的團隊，以便後者提早為期不可預料的日程做好準備。很快，她的一群同事，其中包括一些她不認得的同事，就給她製作了一個視頻。Latham感動到留下了眼淚。
製作視頻的事傳到了Sandberg那裡，她鼓勵Latham在Facebook內部的女性領導日會議上分享她的故事。Latham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這遠離了我的舒適區，但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必要去做的。”
這個情節聽起來就像Dave Eggers那本暢銷的驚險小說《圓圈》（小說已經改編成電影剛剛發行，主演是湯姆·漢克斯和Emma Watson）的一個場景。小說中，作為思想控制的前奏，一家Facebook式的公司員工受到了蠱惑，讓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完全透明。但在現實生活中，Latham的故事結局不是背叛和謀殺，而是在公司內部網絡流行起來。來自同事的迴應都帶上#FBFamily的標籤，隨後又打印在藍色橡膠腕帶上面在園區裡面傳遞。現在，Latham不僅治好了癌症，而且女兒也健康出生了。她把這一切都要歸功於Sandberg，正是有了後者的幫助，她才在工作中找到了一個支撐她的社區。Latham說：“她就是以身作則的榜樣。”
員工從邁進公司大門的那一刻起就被反覆灌輸要在同事當中充分地進行分享。新員工會被人力部門邀請加入一個Facebook同事群，公司希望將來團隊的每一個人之間都能成為好友。員工之間的協作都是在Facebook Groups之內進行。里程碑和失敗，以及Faceversaries（員工開始在Facebook工作的紀念日）都會公佈到網絡上。這些都是神聖的事件，像過生日一樣，會收到同事成百上千表示祝賀的帖子，而員工本人也會寫點東西，回顧自己學到了什麼，同時打上幫助自己實現這一點的老闆和同事的名字標籤。
今早發表了這篇帖子之後，我感覺沒那麼孤單了。
許多同事發現這種辦法可以釋放自己。2016年2月，工程總監David Ferguson面向Facebook的全球員工網絡發表了一篇帖子，裡面解釋了為什麼接下來的星期一她會以女性的身份來到這裡並起名叫做Deb。去年9月，多元化總監Oscar Perez發文談了自己作為一個拉丁男同的生活，並分享了他父親成為美國公民時他的思考。Sandberg說：“你以為坐下來談論自己的生活是在浪費時間，不是的。其實這是在節省你的時間，因為讓大家有機會討論實際上是有幫助的。”
Facebook大力倡導透明以及個人分享的價值觀是因為這家公司知道這對公司業務也許是非常好的。但Sandberg效應現在已經在並未利用大家溝通迫切性的地方出現。通用汽車公司的CEO Mary Barra在Facebook上發文討論了女性賦權的問題。Sandberg的另一位密友，沃爾瑪超市的CEO Doug McMillon，在社交網絡上以個人郵箱來回復客戶的投訴。今年這家零售巨頭的CEO第一次出現在了自己的商業廣告裡面。（為什麼我要分享？因為我對一起共事的人感到自豪。）
這是在Sandberg啟發之下的後現代營銷——通過充分分享來強化與客戶聯繫的一次企業嘗試，在之前的時代這種做法被認為是不合時宜地。寫過一本有關Facebook的書的Mike Hoefflinger之前是Facebook的員工， 他說：“這讓我們更加信任他們，或者起碼更瞭解對方，久而久之這對於歸屬感是有利的。”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Kellie McElhaney教授說：“更年輕的這一代人真的很渴望這種真實性，這種脆弱性。”她認為在這場遊戲中Sandberg目前是領先的。“當我跟這些最有勢力的女性一起出去閒逛時，她們給人的感覺就像機器一樣。”她說起了又一次無意間聽到兩位女性高管對比了自己的驗血結果，為的是看看自己的睪丸素水平如何。在一大堆循規蹈矩講領導力的書籍當中，已經有一批新的冒出來，這些書許諾可以教會如何贏得可信性，並且宣稱研究表明，具備可靠性的高層管理者影響力更大。
Sandberg甚至在跟華爾街的對話當中也運用了這種軟實力。在Facebook的收益報告發表之後，她的團隊幫助她收集廣告主有吸引力的奇聞異事，來說明公司的用戶定向工具的用處。她會把這些故事裂成清單放在身邊，用來在季報發佈時舉行投資者電話會上的舉例。她說：“在收益電話會和進行所有溝通時這一切都是有意為之的，因為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事情。”
在Frank Gehry 設計的Facebook 20號樓裡，Sandberg公開發表有關個人生活的帖子，並且號召她的同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當中。
如果公司的新產品Workplace取得成功的話，Sandberg式的管理將證明其可擴展性。不同的硅谷初創企業都已經嘗試想建立工作版Facebook；流行的辦公聊天服務Slack現在的估值已達38億美元。Faebook對此的迴應是提供標準新聞流的一個辦公友好版——以及給員工在該社交網絡上消耗更多時間提供一個正當的藉口。其早期採用者包括了星巴克、Viacom以及新加坡政府等。
Sandberg新書引起的關注對於Facebook來說正當其時。該公司現在正是迫切需要人性化的時候——在規模和影響力已經大到難以想象的此刻，從犯罪分子如何利用Facebook Live作案，到促進極端主義的滲透，乃至於縱容假新聞的泛濫令部分人把特朗普的當選歸咎於它的身上，Facebook在若干前線都遭到了猛烈襲擊。
奧巴馬當政期間，硅谷精英還可以安心享受著自由主義的氛圍；但突然之間，他們就扮演起了濫用H-1B簽證，縱容恐怖主義的全球主義者的角色。2016年，在被問到是否願意接受第一位女性司令官的一項政治任命時，支持希拉里競選總統的Sandberg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有人懷疑她收到了暗示。今年在政治上對於Sandberg來說似乎也像是選項B，而她並沒有拼命抗爭。在她沒有為女性的那次示威遊行寫點什麼之後，女性掌門的技術博客Pando Daily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文章，指責她的沉默是Facebook“不遺餘力巴結特朗普主政的世界”的證據。Sandberg承認自己本該發表那篇文章；然後又給計劃生育委員會捐了一筆錢。
在被問到如何決定公開發表什麼東西時，她說：“我跟大家一樣。我關心自己關心的問題。我關心女性。我關心恢復力。”她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有關“大事情”的文章上面，比如Goldberg去世之後她為母親節做的事，當時她討論了《向前一步》受到的質疑，因為這本書認為所有女性都可以向前一步，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現實，比方說工資低的單身母親。現在她解釋說自己已經痛苦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那就是即便能得到很多錢和幫忙，單身母親想要向前一步也是很難的。隨著新書的出版，Sandberg已經做好準備去面對新的批評聲，這一次的目標將是她的個人選擇。小報已經對她的約會生活指指點點了。但她說，每個人對於某人應該如何面對悲傷都有不同的想法。
Sandberg來到Facebook已經有9年的時間——她說“對於任何人去任何地方來說這都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但即便她的名字經常跟迪斯尼CEO、加州參議院等高層角色聯繫在一起，她說自己哪兒也不去。她說法的風格一如既往，總是有數據和花絮來佐證。她說，研究表明，在經歷過死亡之後，人們往往願意去做對自己生活有意義的事。而現在她認為自己在Facebook的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有意義得多。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家公司現在已經富可敵國——在這裡能讓她產生的影響力也許比去當政客還要更多。除了鼓勵員工之間開誠佈公的溝通交流以外，她和扎克伯格已經實施了更長的喪親計劃，並且為經歷生活不幸的員工提供更加靈活的時間安排，如果這樣的政策推廣到其他公司的話，對於所有那些工作規定的脆弱性不失為一種實在的彌補。在談到呆在Facebook不走的意圖時她說：“我要跟最好的朋友去做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我覺得現在我正在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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