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並非是一個頑固的文化保守派，但是他是一個刻苦己身的道德主義者，堅守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克己修身，用北宋張載的話來說，大概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當一個人憤怒時，怒氣全發是很容易的，而忍氣含怒是困難的。
隱忍比爆發，更需要勇氣和超強的意志。捨己，無我，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傅雷的一生都企圖通過道德和知識來提升自己，他深信庸俗的人生是不足以過的，人生需要激情和熱情，他的一生都保有中國傳統文化人的堅守和不懈，他是剛如鐵，當政治的暴風雨來臨的時候，他遭受重創，在他看來，這是過於他所能承受的，他選擇不為瓦全，寧為玉碎。
在家書中，他多次勸告兒子要謹言慎行，在語言上尤其要謹慎，特別是涉及到政治和宗教的問題時，最好避而不談。在字裡行間，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藝術人格，不得不依附於政治的權威，在自我與政權之間，他已經放棄了自我的獨立，而向政權俯首。
他坦言，自己十幾二十歲的時候，鬥爭的精神是很強的，看到自己的同學在五卅慘案中被慘殺，奮起反抗，充滿了鬥爭的情緒。“以後卻一帆風順，在社會上從來沒有受到挫折，更沒有受到壓迫；相反的，因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剝削人的地位，更不會對社會制度有徹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憑著單純的正義感反對腐敗的政府”，“我深深地感到，無仇恨即無鬥爭，即無革命。”
他認為自己已經穩妥順利，再無大的苦悶和矛盾，所以，無需鬥爭。
他放棄了鬥爭，選擇了順從，在學術和藝術追求上，他已經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在家書裡也用自己的順從來勉勵兒子，要推崇領袖，要心繫祖國和人民。
作為一個受中國傳統思想薰陶長大的知識分子，他有一份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齊家、治國、平天下，對政權忠心，對領袖推崇，對國家負責，是他作為一個文化人的自覺行為。
說到底，他是一個士。
他有著士的中正和平，淡泊樸實，他有苦悶，但是更善於自我安慰和滿足於現狀。他認為道德的自我完善可以帶給自己寧靜有序的生命狀態，帶來理想的生活。
他孜孜追求，修身致知，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但是並沒有換來生命的安寧。
他在家書中所極力推崇的中華民族的寧靜淡泊的性情，是基於文人滿足於現狀的美好幻想。他認為西方的基督信仰所生髮出來的生死觀是病態的，其造成人心中的苦悶程度要比中華民族的生死感慨所生髮的大得多。
“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於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而誘惑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一這個因素。”
但是他萬萬想不到，人生所面臨的災難與遭遇，比他所認為的“極可怖的幻象”還要真實，他被批被鬥被打被凌辱，人性的尊嚴被踐踏在腳底，蕩然無存。自古以來，士可殺，不可辱，風雲突變完全超出他所能承受的範圍，他甚至找不到敵人是誰。
他用赤子之心所創造的世界轟然傾倒，他也沒有力量再造一個世界，他只能選擇幻滅。
他寫好遺書，交代好後事，留下自己和夫人的火葬費用，在地板上鋪上棉被，防止踢凳子的聲音驚擾他人，然後，他和夫人雙雙自絕於世。
人生的苦悶和矛盾大到一個程度，不是人可以承受的。傅雷低估了其嚴重性，我們也低估了其嚴重性，且是大大地低估了。
極可怖的，不是幻象，而是人生的真相。
赤子可以創造一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經不起現實的打擊。
是的，赤子不會孤獨，只是會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