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豬滿圈 血流成河'

明朝（1368年——1644年）是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朱元璋和他的子孫統治華夏二百七十六年。

歷史書一般是這樣介紹明朝的：元末民不聊生，爆發紅巾起義，朱元璋加入了郭子興的起義隊伍。後來，朱元璋所部迅速發展壯大，於1364年稱吳王，建立西吳。1368年朱元璋稱帝，國號為大明。因皇帝姓朱，又稱朱明，定都於應天府 [即南京] ；1420年他的兒子朱棣遷都至順天府 [即北京]，以應天府為陪都。明初歷經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國力強盛。中期經土木之變由盛轉衰，後經弘治中興、嘉靖中興、萬曆中興國勢復振。晚明因東林黨爭和天災外患導致國力衰退，爆發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明朝覆滅。明朝是繼漢唐之後的黃金時期。明代，無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清朝康熙皇帝對明太祖評價為“治隆唐宋”，《明史》評價明成祖為“遠邁漢唐”。

這些大都是文人的溢美之詞；他們有為明朝塗脂抹粉，歌功頌德之嫌；他們沒有把朱元璋當上皇帝后，誅殺功臣名將，大興文字獄，對自己的子孫大肆封賞，令其驕奢淫逸，荒淫頹廢的醜事兒寫出來。那樣就會讓後人明白，真正的朱家明朝是個什麼玩意兒了。有人說，那些昔日與朱元璋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都是“驕兵悍將”，依仗自己的戰功胡作非為，不好管束。太子朱標生性軟弱，朱元璋怕他死後兒子管不住這些大臣們，所以，才會羅織罪名，濫殺文臣武將的。這個說法有點道理，從史料看，朱元璋是個刻薄寡恩、心狠手辣的人。他稱帝不久就為自己的子女大加封賞，而對功臣的封賞卻相當慳吝；不排除他一是為子孫奢靡生活著想，二是防止功臣們把不滿撒在子孫身上，使子孫遭遇不測。電視劇有個情節，朱元璋把左丞相胡惟庸逮起來，剝光衣服綁在樹樁子上，任由太陽暴晒；並將蜂蜜塗在胡的身上，吸引蚊蟲叮咬，將其慢慢折磨而死。這種手段也只有刻薄惡毒之人能夠想得出、做的來。

有些文人為朱元璋殺功臣開脫，說朱元璋沒殺那麼多功臣，殺的功臣也是有罪的人。但在朱元璋殺的功臣如李善長、劉基、胡惟庸、藍玉、馮勝、宋濂、傅友德等人中，基本找不出他們犯罪實證，都是“莫須有”罪名。明朝開國元勳中，34個功臣名將被朱元璋殺掉了30個，只有湯和等寥寥幾人倖免於難；徐達發背癰[御賜]吃蒸鵝而死；劉伯溫由胡惟庸按聖意毒死；胡惟庸自己也以“擅權植黨”、“枉法誣賢”的罪名處死，遭受牽連者多達三萬餘人。胡死後，朱元璋趁機不設宰相一職，目的很明確，方便自己大權獨攬、獨斷專行。胡惟庸死了沒多久，又爆發了“藍玉案”，胡案是對文官下手，藍案是對武將動刀。藍玉“謀反”案涉及人數約一萬五千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胡惟庸黨追問，朱元璋將為自己稱帝立下不世之功的股肱之臣，七十六歲的李善長連同其妻女弟侄七十餘人一併處死。另有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人，都同時受胡惟庸牽連而死。

出於其極度卑劣的心理，朱元璋對於“僧”、“賊”、“光”、“禿”等再現他少年曆史瘡疤的字眼，非常敏感，為此他製造了無數個文字獄冤案。這場始於洪武十七年，終於洪武二十九年，長達13年的黑暗歲月，受害文人高達幾十萬。只要是上述“僧”、“賊”、“光”、“禿”等字的同音字，都認為是通假字，是居心叵測、罪不容誅。比如說“為世作則（賊）”的杭州人徐一夔教授被殺；說“聖德作則（賊）”的馬屁大王孟清被殺；說“睿性生（僧）知”的常州教育主官蔣鎮被殺；說“作則（賊）垂憲”的浙江教育主官林元亮被殺。後來“文字獄”發展匪夷所思的地步，說“體乾法坤”是暗示“發髡[古代一種把頭髮剃光的刑罰]”，禿子就是和尚，被殺；說“拜望青門”就是站在和尚廟門口發呆，被殺；說“遙瞻帝扉”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宮大門，而是看熱鬧，是八卦皇帝的是非，被殺；說“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盜”，被殺……

另據資料介紹，朱元璋做事之刻薄歹毒冠絕古今，他把那些所謂的貪官汙吏[大多是他自己認為對他皇位或子孫未來有威脅的人]抓住以後，進行剝皮實草，即剝完皮，挖出內臟，再用野草填滿，在鬧市展示，折磨而死。朱元璋的子孫都繼承了它的殘忍刻薄。他死後，惠帝即位，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出任翰林侍講及翰林學士。燕王朱棣“靖難”造反，揮軍南下京師。惠帝亦派兵北伐，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朱棣殺進京後，文武百官多見風轉舵，投降燕王，唯有方孝孺拒不投降，結果被捕下獄。明崇禎《寧海縣誌·方孝孺傳》、《明史紀事本末》等大量文獻都記載，朱棣將方孝孺下獄後滅了十族。歷史上有很多皇帝殺大臣“誅滅九族”，而方孝孺一案加上了同學、門生、朋友一族，被滅十族，受株連被殺者847人（另有說法是873人）。“誅滅十族”一事，全世界也就老朱皇帝家能幹得出來，天下獨一份。

後來，明朝皇帝為了維護它的既得利益，設置了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這些機構，就是皇權“絞肉機”的運轉系統。“絞肉機”在運轉的過程中，不僅不停地製造著冤假錯案，讓無數人死於非命，而且其維持運轉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但它又不得不加大成本維持運轉，否則皇權壽命就會終止，最終吞噬掉皇權本身。從有關史料得知，朱元璋的後代共100多萬人，在明末被起義軍幾乎殺了個精光。這也從另一面證明了朱家明朝是多麼荒淫無道，多麼不得人心。明朝末年，經過兩百多年的繁衍，“皇族”即朱姓子孫已發展到100多萬人，成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也是“最幸福”的群體。他們從搖籃到墳墓都由朝廷負擔；只要是皇族後代，從一出生就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所有消費、所有供需均由朝廷特供；10歲起就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朝廷再發給其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但他們仍嫌不足，利用皇族身份，勾結商賈，壟斷行業；搶佔良田、土地、森林、礦產等稀缺資源；揮霍財富，窮奢極欲；納妾淫婢，強姦民女……

當然，他們為了子子孫孫享受既得利益，對民眾的不滿和怨恨也倍加防範。明朝通過中央高度集權和在地方設立“軍區”（軍區首領由王族擔任），建立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等特務組織的方式，試圖來維護朱家江山永不變色。錦衣衛是明朝專設的蒐集軍政情報的機構，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設立的“拱衛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儀仗和侍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改置錦衣衛。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地方機構叫鎮撫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將錦衣衛廢除。明成祖朱棣登基後又重新設立錦衣衛，並由北鎮撫司專門處理詔獄。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錦衣衛主要職能為“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也有參與收集軍情、策反敵將的工作。其首領稱為錦衣衛指揮使，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直接向皇帝負責。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親國戚，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東廠，即東緝事廠，是明代的特權監察機構、特務機關和祕密警察機關。明成祖朱棣在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東廠是世界歷史上最早設立的國家特務情報機關，其分支機構遠達朝鮮半島。

明朝中後期，錦衣衛與東西廠並列，活動加強，常合稱為“廠衛”。 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併為宦官干政大開方便之門。到了明末，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賢，終於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無賴出身的魏忠賢，萬曆時為宦官，侍奉皇孫朱由校，得其寵幸；由校繼位後，將魏忠賢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在宮內挑選出會武藝的宦官，組成一支萬人武裝隊伍，作為羽翼；在外收羅齊楚浙黨為主的官吏作義子走卒，人稱“閹黨”。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五彪”，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他秉筆批紅，掌握朝政，從首輔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遷削奪；他握有軍權，可隨意任免督、撫大臣；他還掌管經濟大權，派親信太監總督京師和通州倉庫，提督漕運河道，派稅監四出蒐括民財。“內外大權一歸忠賢”（《明史·魏忠賢傳》）。他出門的車仗，形同皇帝，所過之處，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歲。閹黨和無恥官吏還競相在各地為他修建生祠，一祠堂耗銀數萬乃至數十萬兩。建成後，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論死。魏忠賢專權時，廠衛特務更是空前囂張。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他自任東廠提督；錦衣衛的都督，則是他的乾兒子田爾耕。廠衛勾結，大興冤獄，殘害異己官吏，勒索錢財，暴虐百姓。“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僇[同“戮”]，甚至剝皮、刮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魏忠賢肆虐專政七年，使明末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潰。

西廠，全稱"西緝事廠"。明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與東廠及錦衣衛合稱廠衛；任命太監汪直為提督，其權力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各地。西廠成立，本來只是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為了升官發財，拼命構置大案、要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西廠在全國佈下偵緝網，主要打擊對象是京內外官員，一旦懷疑某人，事先不必請示皇帝，就立刻予以逮捕。接著就是嚴刑逼供，爭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對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會被西廠以妖言罪從重處置。到了憲宗的孫子武宗繼位後，西廠與東廠雖然都由劉瑾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劉瑾又自建了一個內行廠，由本人直接統領，其職能與東、西兩廠一樣，但偵緝範圍更大，甚至包括東西廠和錦衣衛。一時間，錦衣衛、東西廠、內行廠四大特務機構平存，緹騎[錦衣衛屬下人員。穿紅色軍服的騎士，泛稱高官的隨從衛隊]四出，天下騷動。明朝皇帝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四大特務組織的目的是維護其統治，結果卻造成人心浮動，人人自危。這些特務組織不僅沒有為皇帝們的江山穩固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權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構陷好人，打擊異己，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增加了更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而且其利用手中特權，大肆擴張自己的實力，耗散了更多的朝廷銀兩；在腐敗朝廷和各地封王貪得無厭的同時，使朝廷財政雪上加霜，日益捉襟見肘，致使後來，朝廷連鎮壓農民義軍的錢糧也拿不出來；它們與各地封王勾結，製造了無數奇冤大案，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促成加快了朱明王朝的末日來臨。

就像有人說的那樣，當朱家朝廷達到最無恥的亢奮狀態之時，終於，算總帳的時候來了——和他們的殘暴有得一拼的李自成、張獻忠兵鋒所至，皇族幾乎沒人能活下來；他們享受兩百多年的狂歡盛宴，原來並不是免費的。朱元璋是歷史上最冷酷的皇帝，他對百姓、對大臣、對故交、對妻妾都殘酷無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孫面前，他卻滿面慈祥，溫柔體貼得無以復加。為了確保子孫們生活幸福，他絞盡了腦汁；設置錦衣衛等特務組織就是為了維護其子孫的“幸福生活”。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兒子都封為親王，包括他剛剛一歲的最小的兒子。他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法律約束，不歸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次於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見了都要“伏而拜謁”。

百姓們在死亡線上掙扎，朱元璋卻給自己兒孫們制定了極高的俸祿標準：皇子封為親王后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需要都由朝廷特供。同時，將地方最賺錢的行業，由皇族壟斷；天下最好的土地越來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葉以後，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皇族佔有土地面積卻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景王、潞王在湖廣等地莊田多達4萬頃，福王莊田2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3萬頃。吉王在長沙，有地七八十萬畝，長沙、善化兩縣田地的40%也歸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皇族的窮奢極欲和皇族人口的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晉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87萬石。河南周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69萬石。湖廣楚王府，由1萬石增長到25萬石……國家財富分配中，權貴們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從明代中期開始，各地的長官吃驚地發現，他們本地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財政收入為152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為312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84萬石，而需要供給王爺的是192萬石。以中華之地大物博，竟然成了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老朱這一家一姓的荒唐場景。不僅如此，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他們不顧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有利可圖，皇族就會通過向皇帝恩准或者巧取豪奪的方式，搶佔到自己手裡。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賜給福王兩萬頃土地，本來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盡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佔最好的良田。所以史書說，有明一代 “佔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

許多地方的收稅權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佔有河泊所26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皇帝命令，把黎城縣一年的商稅劃給他。通過種種巧取豪奪，皇族們集聚了天下最多的財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陝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擁貲數百萬”。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1060所……壟斷集團暴利滾滾的直接後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頓。因為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成為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為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至於強搶民女之類的經典橋段更是俯拾皆是。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為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山民王朱企禮在武岡州“前後奪民妻女無算”。武邑王在父喪期間“居喪無禮，置酒作樂，召妓者歌舞，極諸淫縱，內使諫者，輒非法拷掠，或觸其怒，以石鼓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等等。雖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們絲毫不予理會——拼命享受，作為對列祖列宗提頭血戰的回報。兩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 high到極點，終於到了巔峰。

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不界定權力邊界，不限制權力背後的附加值，權力就變成猛獸，不僅吞噬民生，也會反噬利益集團自身。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後，朱元璋的子孫們突然發現，他們的“豪宴”不僅僅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肥豬滿圈的時候，也就是血流成河的時候。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們，是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據太原總兵姜鑲親見親聞，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燬，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崇禎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後，李自成軍“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這四百餘人都是晉王一系的高級皇族。接著，因為“恐（中低層）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6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4000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倖免。姜鑲在啟本中說：“雲（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綜計以上數次，李自成軍僅在山西一地，就殺掉朱姓子孫10000多人。

山西一地僅是縮影。李自成以“不嗜殺”聞名，而張獻忠軍本以玉石俱焚為特長，所到之處，諸王掃滅。與眾不同的是他在殺法上常有新創意。崇禎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陽，執襄王朱翊銘於南城樓。朱翊銘跪地乞生，張獻忠賜給了他一杯酒，說：“吾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接著“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屍於火”。惡徒張獻忠殺朱，能殺出各種花樣來，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俘獲楚王朱華奎。這次，他想出了另一個新花樣——活沉西湖，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明皇族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積累了太多的民憤。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不得不以朱家自己這一代人的鮮血和生命，為自己，也為以前數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賬。侵吞利益越多，代價越高，想想“福祿宴”[福王朱常洵與幾條鹿一起被活燉熬成湯了]，就知道皇帝老朱家是多麼遭人痛恨。

（文章來源：大道 榮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