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朱熹《春秋》觀發微 | 張立恩

朱熹《春秋》觀發微

張立恩

西北師範大學哲學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初一日壬寅

耶穌2019年5月5日

作為宋學之集大成者，朱熹遍注群經，然獨於《春秋》未有成書，是以清季以降，論《春秋》者多以朱熹《春秋》說在《春秋》學史上地位不高。如周予同稱：“朱子之在《春秋》學史上，實無地位之可言。”

晚近，隨著經學等相關學科研究的深入，學界對朱熹《春秋》說之評價有所改觀，如宋鼎宗指出，朱熹《春秋》說“予後儒之影響，極其深遠”，而曾亦、郭曉東則反思周氏之說，以其說“稍嫌武斷，殆未深考南宋以後《春秋》學之主流也”。誠如其所言，朱熹《春秋》學於後世《春秋》經說實有不容忽視之影響。而對於其《春秋》學之認識，首要的就是其《春秋》觀。

在這一問題上，宋鼎宗、趙伯雄、羅軍鳳等前輩學者多以朱熹主《春秋》為史，無一字褒貶之說，然此說實有未盡之處。朱熹在《朱子語類》及《四書集註》中皆有論及《春秋》之語。綜考其語，可見其《春秋》觀。

反思漢唐《春秋》學主流

眾所周知，褒貶凡例之說肇端於公榖，造極於兩漢，流播於晉唐，實為由漢至唐《春秋》學之主流。

晉人範寧（字武子，339—401）《春秋榖樑傳序》論其效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巿朝之撻。”即便是崇尚以事說經之左氏古文學，亦不摒棄褒貶經說，晉人杜預（字元凱，222—285）《春秋左氏傳序》稱：“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東漢以降，公榖式微，左氏獨興。晉唐《春秋》學者在繼承左氏古文學史學趨向的同時，亦承繼其褒貶方法，最為典型的個案即極為推崇《左傳》的劉知己（字子玄，661—721），其既稱“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而又以“《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中唐時期，以啖助、趙匡、陸淳師徒為代表的新《春秋》學風潮興起，解經“雜採三傳，以意去取”。

宋儒延續其風，如孫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等人雖擅逞意說經，但在解經方法上，亦皆不廢“例”法，是以《四庫總目》稱其“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羊》《榖樑》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榖樑》法”。

對朱熹而言，以褒貶說經則有厚汙聖人之嫌，他說：“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是以在教導弟子如何讀《春秋》時，朱熹明言“只如看史樣看”，並在《語類》卷八十三中反覆申明《春秋》無褒貶、據實直書的觀點。

其之所以採取這一立場，是因為在他看來，“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基於上述立場，朱熹在三傳當中尤重《左傳》，主張“《春秋》之書，且據《左氏》”，因為《左傳》“據實而書”，於史事見大義。

然而，朱熹並不接受左氏家以孔子為史家、《春秋》為史書的觀念。按照左氏家如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的說法，《春秋》“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則《春秋》是史書，孔子是史家，但這與朱熹對孔子和《春秋》的理解是相沖突的。

對朱熹而言，孔子是理想人格化身的聖人，而《春秋》為經是無可懷疑的，此由其在《語類》中對《春秋》之為經的反覆申說即可看出，且其明言《春秋》大義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

可見，在朱熹眼中，《春秋》是經，但可以像看史那樣去理解《春秋》。他認為這一說法的理論根據在於，“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鑑戒爾”，“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

再度認同褒貶說

朱熹反對以褒貶凡例解《春秋》，而褒貶凡例說的實質是將經文用語的差異視為孔子個人意志的體現，所謂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那麼，對褒貶凡例說的摒棄也就意味著否定了經文之辭與孔子意志的關聯。因而，對朱熹而言，證成《春秋》為經就成為一個嚴重的理論問題。

實際上，朱熹也意識到了這一理論風險，所以當其弟子蔡元定（字季通，1135—1198）以充分發揮了文辭褒貶風格的朱熹自己的著作《通鑑綱目》為例質疑朱熹有關《春秋》的上述說法時，朱熹又表示《春秋》確有孔子之意，所謂“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卻妄為之說，不得”。

而在回答另一弟子徐兄有關《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時，朱熹則承認《春秋》為孔子“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而在註解孟子所云“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時，朱熹還引用了《公羊傳》中“其辭則丘有罪焉爾”一語，並注稱：“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表現出將聖人之意與經文語詞相關聯的意圖。

不僅如此，在註解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時，朱熹先引述胡安國《春秋傳》的解說，而後下己意：“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而胡安國的註解是繼承了漢儒趙岐（字邠卿，約108—201）以孔子為“素王”的說法，所以朱熹實際上等於承認了為公羊家所稱道的“素王”之說，所以清代今文家皮錫瑞（字鹿門，1850—1908）稱讚“《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由此可見，朱熹並未完全放棄以褒貶說經。

事實上，朱熹確曾聲稱：“《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慾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並在分析僖公二十八年經文“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時指出：“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

綜上，朱熹基於對聖人觀念的重新理解，提出《春秋》無褒貶，據實書之的觀點，但因這一理論無法證成《春秋》之為經，因此，他又表現出對文辭褒貶說經的某種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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