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清官”的轉變：從“人以官清”到“永為濁流”

朱溫段文昌陳寅恪黃巢資治通鑑狄仁傑新五代史舊五代史李振政治歷史真鑑 2019-05-11

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曾引元稹為例，說明中唐的士人為了提升自身地位，以娶“名家女”及仕“清望官”作為重要的手段。“婚”的部分陳寅恪先生論述甚多，此處暫不提及。值得注意的是士人對出仕“清望官”的嚮往，和我們在唐初所看到的“官以人清”大不相同，此處我們可以稱此風氣為“人以官清”。

這個風氣的出現與制度的改變相呼應。從“長名榜”到“循資格”，唐政府為了解決在銓選上“雜色入流”，以及“員多闕少”兩大問題，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改革的原則為區分出身、按部就班。解決的方式就是先將每個開缺的官職列出，然後根據求官者的品位高下、年資多寡、考績優劣、出身高低等因素，形成“官資”，在根據官資的清濁與否，來決定該授與什麼樣的官職，以及“待選”的選數，所謂“區分清濁”。在當時的概念裡，能擔任清官的，表示是出身清白的士人，因此擔任清官者，地位也比“非清官”來的高，往往為士人所欽慕。

陳寅恪

與“清官”相對的，則是“濁官”。唐代濁官的概念源於魏晉，當時主要指一些專門的事務官，如醫官、樂官、胥吏等等，往往由“寒士”、“寒人”擔任。

唐代清官狄仁傑

這些職官能遷轉的範圍很小，往往在某一個職位上服務很久，仍不得升遷。唐代“濁官”的性質大體仍和魏晉時期一樣，由出身較低微的士人專任，且有世襲化的情形，本身就是個獨立封閉的遷轉序列。“循資格”之後，銓選上清濁分途的情形更加強化，出身較差的士人想任清官機會就越來越渺茫。

黃巢起義

“清濁區分”，使整個唐代的職官分成了“清”與“濁”。傳統士族因為不論在科舉或者蔭補，乃至於聲望都保有較高的優勢，久之形成清官為士族獨佔的情形，引起了“孤寒”、“小吏”對“清流”的不滿。這些“孤寒”、“小吏”既然無法透過科舉、蔭補的方式，遷轉到人人欽羨的“清官”，只好另謀生路。唐末天下大亂，更有不少人投身黃巢等人，種下了“白馬之禍”的原因。

“白馬之禍”的發生，可以說是“濁官”的“胥吏”對“清官”一次沈重的打擊。經過朱溫等人對清官報復性的屠殺之後，中古帶有門閥政治意味的“清官”制度，也隨著唐王朝的瓦解，被胥吏政治取代，與門閥一同消解。

唐末的“文吏”與“清流”之爭

唐代“清官”制度從“官以人清”變化成“人以官清”，由於低層士人能擔任清官的機會越來越少，只得以出任“胥吏”、“直官”、“伎術官”之類的“濁官”。這些人既然無法進入令人稱羨的“清官”序列，久之自然對朝廷感到不滿。晚唐的大亂，為他們提供了出頭的機會。

朱溫

天祐二年（905年）五月，朱溫於白馬驛殺朝士，史稱“白馬之禍”，可以視為“濁流”對“清流”的一次猛烈的反擊。《新五代史‧六臣傳序》說當時：

而《舊五代史》則記下李振勸朱溫大殺朝士的一段話，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情形：

李振是屢試不第的士子，朱溫出身對朝廷“清流”敵視的黃巢集團，這個集團聚集了許多應舉失敗的士人。“白馬驛之變”正是他們對朝廷“清流”反感的表現。

關於晚唐“人以官清”之後，如何獲得“清官”的位置，決定於科舉。然而，晚唐的科舉卻越來越獨厚權貴子弟，使得“清官”多為其所佔。其他出身“孤寒”者，由於沒有奧援，自然無法與權貴子弟們競爭，長期累積不滿的情緒。

唐代科舉

不同於日後的科舉考試，唐代科舉防弊並不嚴格，請託之風頗盛，能科舉及第的，通常都必須在考前“通榜”，得到權貴的欣賞才有辦法在考場出類拔萃。譬如《容齋隨筆》所言：

在這種情形下，權貴的“子弟”們本來就具有優勢，唐代的科舉一直由士族子弟佔上風。如王冷然所道：

要是“無媒無黨”，這些應舉士子也只好“吞聲飲氣”了。

由於科舉取士“門生”與“座師”的人際關係，容易成為日後在政壇彼此應援的人際資本。因此，該取什麼樣的人科舉及第，“子弟”、“孤寒”該以誰為優先，成為中唐以後政爭爭論的焦點之一。

及第

元和以後，由於科舉出身者在“清官”競爭中容易取得優勢，應舉的公卿子弟越來越多，請託之風也越來越盛，到了長慶元年（821），更發生錢徽複試事件，從此開啟了取“子弟”或“孤寒”的論爭。該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為朝臣請託，人以為濫。”、“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西川節度使段文昌攻擊。《資治通鑑》記載該事如下：

看起來，複試事件是因為段文昌、李紳所請託的人選未能為知貢舉的錢徽所取，引起段文昌等人攻擊“以關節得之”。而繼錢徽複試的王起等人，不敢自己取士：“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但這就失去要他“知貢舉”的意義了，“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不久，王起也離職他去了。

這次的複試事件凸顯了請託之風的盛行，權貴們請託科舉的行為，也引起了其他官員的不滿。錢徽之後，幾個知貢舉的官員都能公平取人，造成“子弟”及第人數的減少。如崔偃“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鄭澣也“選拔造秀，時號得人。”據吳宗國的研究，大和年間，共九年的進士只有十三人是“子弟”，“子弟”在科舉的優勢不再。到了開成年間，更進一步出現抑制子弟的情形。像開成元年到三年間（836-838）知貢舉的高鍇，《舊唐書》就說他“抑豪華，擢孤進。”到了武宗會昌年間，“放孤寒”更成為當時的一股潮流。

會昌三年到四年(843-844)，高齡84的王起再知貢舉，這次取士以“大放孤寒”聞名。吳宗國統計會昌三年及第進士的身份，無一人有顯赫門地。其門生稱頌王起“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鴛鴦不得名。”

《舊唐書．王起傳》也說：“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鑑徇公也。”大致說來，武宗時代“孤寒”藉由科舉入仕的情形頗為普遍。會昌時代當權的李德裕，也以“頗升寒素”為“孤寒”所重。等到宣宗年間李德裕被貶崖州之後，還有廣文諸生惋惜，作詩云：“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宣宗即位以後，“子弟”在科舉中的勢力又再次抬頭。宣宗為欲重振貞觀舊貌之雄主，用人多重名臣之後。如貞觀名臣魏徵之後魏謩，便因耿直敢言，有乃祖之風而為宣宗所重。而元和年間的舊臣之後，大多受到重用，“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又如大中年間的掌權的宰相令狐綯，引起皇帝重視與他是憲宗時宰相令狐楚的兒子有關。《資治通鑑》記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