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的抉擇和魏晉名士的真相｜讀嘉

蘇則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由上至下，從左至右分別為榮啟期（春秋時代隱士）、阮咸、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

竹林七賢，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據說他們“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竹林”，取義自佛教著名的“竹林精舍”（Venu-vana）。故先有“七賢”，然後附會上“竹林”，並非是說七人真在竹林下游談（參見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清談與清談誤國》），考慮到當時名士的流行稱號（一般都以“數字加美稱”二字定名，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和思想風尚（晉時佛教思想廣為流佈），可備一說。

一、竹林七賢的不同形象：藝術家乎？罪人乎？

魏晉名士——特別是竹林七賢，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歷史人物。他們本身，可以說也是非常具有話題性的人物群體。凡是讀過《世說新語》和他們的詩文的，恐怕很少有人不被這些名士的個人魅力所觸動。其中的佼佼者，如嵇康、阮籍，他們的魅力，是本於個人氣質，而現於舉止、言辭甚至神態外貌的。例如山濤曾這樣評價嵇康：

“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即“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①（意思是：嵇康的人格就像孤鬆那樣傲然獨立，而他喝醉的時候，也像是傾倒的玉山那樣風姿英偉）。

王戎評價嵇康：

“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②（氣度弘雅，喜怒不形於色，按《晉書》，阮籍也是如此，這是魏晉時代名士共同追求的修養。

當然，嵇康的風範氣度最集中的體現，還是他面對死刑的態度。嵇康是被司馬氏集團以“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負才亂群惑眾”這種類似“思想罪”的口袋罪名處死的。在他臨刑東市的時候，有數千太學生為他請命。但嵇康本人面對帝國統治者妄加的極刑，“神色不變”，一如往常，只是索取古琴，彈奏了一曲《廣陵散》。彈奏完後，他嘆息道：“袁孝尼（袁準）曾經請求向我學習這首曲子，我不肯傳授。從此之後，《廣陵散》也就成絕響了。”③隨後從容赴死。

和這些名士的風度魅力同樣有名的，當然還有他們可以說是非常怪異的言行舉止。例如劉伶喜好喝酒，任性放縱，有時在家裡赤身露體，有人見了，自然不免責備他。而劉伶的回答竟是：“我把天地當做我的房子，把屋子當做我的衣褲，諸君為什麼要跑進我褲子裡來呢？”又如阮籍，他聽說步兵校尉的職位空出來了，而步兵營儲存著幾百斛酒，就請求調官去做步兵校尉，彷彿任職只是為了喝酒一般；阮籍又喜歡自己隨意駕車，不走正路，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就痛哭而返④。

個人魅力和怪異言行的奇妙結合，就使得後人很難準確理解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對於他們，一般流行的觀點和評價有兩種。第一種是說，這些名士是自覺的文人、藝術家。用現代的話來說，他們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人物，因此不執著於世俗的道德功名。而他們出人意表的行為和與眾不同的風度，體現一種把生活藝術化的生活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行為藝術。當代網絡上還有一個流行的比方，說“竹林七賢”是魏晉時代的“男神天團”，把這些名士比作今天的娛樂明星和偶像。

竹林七賢在現代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圖源：朕說文化）

而另一種評價則恰恰相反。這些論者認為，魏晉名士痴迷清談，而清談的內容，要麼是雞毛蒜皮的互相吹噓，要麼是不切實際的玄學討論。而結果就是，正經的國計民生沒人來討論，重要的社會責任沒人來承擔了，最後就造成了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天下大亂的慘狀。

這兩種評價的立場可以說是完全相反，但它們在一個問題上是一致的：它們實際上都認為，魏晉名士和他們的清談是主動脫離現實，迴避世事的。魏晉名士在他們眼中，主要都是呈現出一種“藝術家”、“玄學家”甚至“娛樂明星”的形象。只不過前一種評價從正面去讚美魏晉名士的藝術自覺和生活態度，而後一種，則是站在相反的角度，去批判這種藝術自覺和生活態度脫離現實、迴避責任的消極方面。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魏晉名士真的從來就是不關心現實世事的藝術家或者大眾偶像嗎？

二、名士和清談的源頭

把魏晉名士理解成純粹的藝術家和大眾偶像是不準確的。這種理解進入了一個很常見的誤區，這就是把當代的時代背景不假思索地移植到了古代。我們首先要指出的是：在魏晉及之前的名士群體中，“為藝術而藝術”是並不存在的思想潮流，純粹的藝術也並不是士人的普遍追求。

什麼是“士”？這個字眼在現代被泛化了，基本可以用來形容所有成年男性，如“文士”的士，“士卒”的士，但我們要清楚，這個字眼首先脫胎於先秦封建貴族階層。而不論是在哪一個古典社會裡，承擔政治責任都是貴族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社會要求和自我要求（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要求，並不是說每個貴族都能做到這一點）。貴族固然需要其他領域的修養和興趣，但這些興趣最終還是為政治理想服務的。

所以按照先秦古典儒家的理解，《詩》、《樂》也都屬於六經的範疇，是要和政治、社會發生關係的；回望西方古典時代，也是如此，更具世俗性的古羅馬自不用說，即使是在貴族興趣更為廣泛的古希臘，按照柏拉圖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政治，哲人最終要去承擔城邦的統治（《理想國》），按照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觀，其他學科都服務於政治學，政治學可以為整個城邦追求善，因此體現了更高層次的善（《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一卷，三）。古典貴族對政治的重視，並不是後人經常理解的那種對名利的熱衷，而是對責任和理想的追求。

“儘管這種善於個人和於城邦是同樣的，城邦的善卻是所要獲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滿的善。因為，為一個人獲得這種善誠然可喜，為一個城邦獲得這種善卻更高貴，更神聖。”（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

漢魏時代的帝國專制雖然深化了，但貴族政治遺風尚在，士人的最高理想普遍仍是實現政治和社會理想。有部分史家論證曹魏士人已經有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傾向，主要依據的是曹丕《典論》裡的幾句話，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們說：這句話說明曹丕已經把文學提高到了和經國大業（政治）一樣高的地位上，所以文學從此獨立了。其實不然，因為對這句話更確切的理解應當是：“文章是（關乎）治理國家的大事，也是萬代不朽的盛大事業”。其背後的政治理想是顯然的。曹植的文學地位比曹丕更高，但仍然認為辭賦文章不過是雕蟲小技，他真正的個人理想，還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⑤。

所以我們說魏晉名士、魏晉名士，他們首先是古典時代遺存下來的“士”。他們的文章言行，即使以文藝玄理為主題，往往也要和政治、社會發生關係，這是作為士人遺存的傳統使命。我們只要聯繫當時時代背景細讀，就能夠發現這一點。例如竹林七賢中阮籍早期的文章《樂論》，談論的主題是音樂這種藝術，但其目的卻歸結到安定民眾、改造風俗的社會理想上（“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阮籍早期又寫過《通易論》，主題是講周易玄理，但思想仍然歸結到聖人治理社會，讓“天下皆得其所”上面。

又如在魏晉名士清談中佔一大頭的人物評論，並不是像許多當代人理解的那樣，只是類似於在社交網絡上互相點贊，或者像脫口秀這樣抖抖機靈而已。在科舉制度之前，官員任免還不完全掌控在帝國中央手中，官員多從地方推舉、選舉而來。因此地方士人輿論對帝國政治的影響和制約，比當代人想象的要強得多。就如東漢末年，汝南許氏兄弟發起的月旦評這樣的活動，是當時名士通過輿論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一種方式。當代人由於失去了這種輿論和社會環境，因此往往失去了理解古人的能力。

如著名的東漢名士，“八俊”之首、“天下模楷”李膺，“三君”之首、“不畏強禦”陳藩，即是通過察舉和選舉出身，他們本人亦通過品鑑士人的途徑提拔後進，通過地方輿論制約黑暗的宦官政治。東漢士人的清議，是魏晉名士清談的前身。

再如魏晉之交，部分名士鼓吹老莊之學，其實也不全是無所為的。西晉統治者司馬氏是儒教出身，宣揚名教，強調“以孝治天下”，其實只是借用儒教為統治工具，實際所做（如篡逆之事）往往和儒家精神相反。嵇康好友呂安性格剛烈，有“濟世志力”，因被姦汙了自己妻子的惡兄呂巽誣告毆母不孝，便被流放邊郡，最終竟被收捕殺害。在這種背景下，嵇康、阮籍等人倡導老莊、推崇自然，可以說是對佔統治地位的司馬氏意識形態的勇敢抗爭，譬如索爾仁尼琴之於前蘇聯和斯大林，並不是毫無現實意義的。所以陳寅恪說：清談一事，雖為空談老莊之學，而實與當時政治社會有至密之關係，決非為清談而清談，故即謂之“實談”亦無不可⑥。

具體又如嵇康的許多文章，看似只是談談玄理、翻翻歷史舊案，其實和陳寅恪先生的許多史論一樣，是有現實影射的。如嵇康寫《太師箴》，核心思想還是反對儒家名教、崇尚老莊自然。但他對於儒家崇尚的堯舜先王仁愛之治，依舊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這篇文章裡，嵇康主要譴責的是後世的帝王——也就是他那個時代的統治者。他們“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將天下人的天下化作了一己私產。古代的刑法、禮教本來是用來懲惡揚善的，現在卻被統治者用來脅迫賢者，這種邪惡政治的結果，當然是古代歷史上“亡國繼踵，古今相承”。最後嵇康這樣寫道：“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於驕淫。”（做帝王的不要自以為強大、唯我獨尊，真要這樣做，就必然不會有好下場）誰都看得出，這是對當時帝國最高統治者的警告⑦。

另一個例子是嵇康的《管蔡論》。西周開國的武王姬發死後，周成王年幼登位，周公當國攝政。周王室貴族管叔和蔡叔疑心周公有篡位的意圖，於是起兵反叛，遭到周公誅滅。周公是孔子所宗奉的聖人，因此管叔和蔡叔在儒家傳統中基本是反面的形象。嵇康則為他們翻案，稱管叔、蔡叔都是忠臣，“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只是擔心周公篡逆，這才起兵⑧。這不只是“嵇叔夜另說古代史”，要顯得自己特立獨行，獨具慧眼而已。當時以周公輔政自稱的正是他們未來要篡曹魏的司馬氏，而當時也有部分曹魏的忠臣在地方起事，被司馬氏誅滅全族的。嵇康讚美管叔、蔡叔，實際上是表達對司馬氏的抗爭和不滿。

淮南三叛，由於曹魏後期司馬氏奪權專政，使得掌握軍事重鎮壽春的統帥先後發生三次反抗司馬氏的兵變。明人張採《漢魏別解》：“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司馬執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對，叔夜盛稱管、蔡，所以譏切司馬也。”

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在魏晉名士及其作品中，像嵇康這樣的人物和《管蔡論》、《太師箴》這樣的文章，還是越來越少了。大多數士人開始選擇明哲保身，不問世事，去發一些無關痛癢的議論，去寫一些“歲月靜好”的文字——雖然我們都能明顯感覺到，魏晉的政治時局是江河日下的。這個風氣變化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帝國統治者在思想輿論方面的高壓。如在東漢時，士人以輿論品評人物，是可以做到不避權貴的，但到了魏晉時代，以思想言論獲罪者甚多，像阮籍這樣的士人領袖，也不得不謹小慎微，只討論一些抽象的玄理，避免具體涉及某個人物。我們前面介紹了阮籍的部分早期著作，如《通易論》、《樂論》，不難看出他關心社會的本心。《晉書》也指出，阮籍本來是有濟世之志的，但是很不幸活在了魏晉這個扭曲的時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士能活下來就已經很不容易，於是他只好不問世事，以縱酒為常態。⑨

在這種大的政治環境、思想環境和輿論環境下面，我們就看到了竹林七賢各不相同而多少有些獨特的生活處世態度。而這些生活處世的態度，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光譜，基本囊括了古代華夏士人（當然還是相對較好的那一批）在帝國高壓下不同的人生選擇。我們也可以從這個光譜裡窺見古代士人風氣變化的趨勢。現在我們就來分別考察。

三、反抗和投誠：異路上的竹林名士

嵇 康 （約224年－約263年，字叔夜）——自不用說，他就是名士中全不妥協、始終反抗的代表。他的不妥協和反抗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堅持拒絕出仕，不願為司馬家族效力；另一方面，他通過思想文字，表達對司馬家族及其意識形態的否定和諷刺。司馬昭想要禮聘他為幕府屬官，他就跑到別的郡去躲避徵辟。依附司馬家的名士，司隸校尉鍾會前來拜訪他，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在離開尚書吏部郎的職位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不惜與他絕交，因為他非常清楚，山濤舉薦自己實際上是奉司馬家的意旨的。所以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連列“七不堪”、“二不可”，號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都和司馬家族撕破了臉皮。所以這封信明著是寫給山濤的，但實際針對司馬氏集團，因此司馬昭聽說嵇康寫了這封信後，極其憤怒⑩。而這也埋下了嵇康被司馬氏集團殺害的伏筆。

趙孟頫書《與山巨源絕交書》。此文以絕交書而流傳為千古名文，是世界文學史上少見的例子。嵇康在這封信中，真誠展露了自己接續古代士人傳統的高潔人格：“內心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我從前讀書的時候，聽說有一種既能兼濟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總認為是不可能的，現在才真正相信了。有的人生性對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絕對勉強不來。）

阮 籍 （210年—263年，字嗣宗），則是魏晉名士和竹林七賢中對帝國當權者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代表。所謂不合作，是說他並不能像嵇康那樣直白地表示諷刺反對，但他能夠退而求其次，儘量不為司馬氏效力。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阮籍作為傳統士人的一員，最初是有入世抱負的。但為了避免和他所厭惡的當權者發生關係，阮籍採用了一種佯醉賣痴的態度。例如司馬昭為了兒子司馬炎——也就是未來的晉武帝——向阮籍求親。阮籍大醉六十天，不給司馬昭開口的機會，這才回避了此事。鍾會多次問阮籍時事方面的問題，想要根據阮籍的回答給他栽點罪名，但阮籍都用醉酒搪塞過去了。但這種拖延的策略，終究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阮籍死前幾個月，朝廷官員要給司馬昭寫勸進表，要阮籍執筆，阮籍又想用老辦法醉酒推脫，沒想到這次這些走狗上門來索要勸進表了，阮籍只好現場寫完了事⑪，這雖是不得已，但也可以算是阮籍人生少見的一個汙點。

在嵇康的反抗態度和阮籍的不合作路線在帝國政局中都走不通的情況下，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的選擇，顯示了魏晉名士對專制權力無可奈何的投降。向秀是嵇康的好友，嵇康喜歡打鐵，他在一旁充當助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在嵇康被誅殺之後，向秀不得已入朝為官。司馬昭假惺惺地問他：“聽說您有隱居的志向，為什麼現在還是到這裡來了呢？”向秀只好委曲求全，否定自己過去的理想：“隱士都是一些狷介之士，沒有領會聖主明君的心意，我並不嚮往他們。”司馬昭聽了非常開心⑫——這已經是士人精神上的屈膝了。但向秀總體上還是投降而不投誠，雖然他最終選擇入朝為官，但並不主持具體事務，只是尋找一個容身之所而已。不但如此，向秀還用曲折含蓄的筆法，為我們留下了對生平好友兼帝國思想犯、政治犯嵇康的懷念之作——《思舊賦》，這在當時和後世都是非常少見的。

“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最後兩句是說：人生命運無常，自己餘下的生命，也不過是在寸陰之間而已——這可以說是帝國時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最普遍的無奈和悲哀的人生觀了。

向秀《思舊賦》以極為含蓄的筆法表現了對故友嵇康、呂安的懷念，暗示了對黑暗政局的不滿。何焯《義門讀書記》稱譽此賦“不容太露，故為詞止”。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文網的高壓，就會理解此賦創作的不易，畢竟在帝國曆史上，有許多文字獄甚至會株連表達同情的人。

劉 伶 （生卒年不詳，字伯倫）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酒精愛好者，他屬於竹林七賢與魏晉名士中的逃避派。逃避的原因，除了嵇康、阮籍、向秀他們也具有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是：他本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相對其他幾人本就較為低下，因此更少受到傳統對士人責任和形象的要求束縛。所以嵇康、阮籍也縱酒，但仍可以說是“半醉半醒”，保持風度，劉伶就是酩酊大醉，不顧一切了。嵇康、阮籍反抗禮法，主要針對的是忠孝這類帝國意識形態，但在信義風度方面，他們還是保持了士的標準。而劉伶則不然，他在妻子的要求下，對天發誓不再喝酒了，結果一轉頭又背棄了誓言。一次他喝醉了，和某人吵了起來，對方生氣地捲起袖子、揮起拳頭就要打他。劉伶卻從容說道：我這雞肋一樣的身體不配做您拳頭的靶子。這種低聲下氣的軟弱做法是傳統士人不能接受的。

又如，前面我們提到阮籍作窮途之哭，這主要是為了表達內心對時局的不滿和憤懣，但劉伶的做法更為極端，他是常常坐著鹿車，帶一壺酒，派個僕人扛著鍬跟著，吩咐說：“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了吧。”——這抒發的與其說是不滿和憤懣，不如說是一種全無所謂的情緒。但這種全不關心的逃避態度，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非常吃得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逃避的、無所謂的態度做法，在當時的環境下，反倒可以幫助他們保全自己的性命。⑬

劉伶在史料中形象鄙陋，而在《酒德頌》把自己理想中的“大人先生”（其實就是自我寫照）和“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對立起來，部分暗示了他個人的出身和自我要求較低。

阮 鹹 （生卒年不詳，字仲容）是阮籍之侄，又與阮籍並稱為“大小阮”。他的事蹟比起竹林七賢的其他六位，要略少一點。從已有的材料上看，他身上兼具阮籍和劉伶的特質，一方面，他和他叔叔阮籍一樣，對帝國官方持不合作的態度，而在另一方面，劉伶式的逃避主義在他身上就比在阮籍身上更重了。歷史上關於他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用大甕盛酒，圍坐豪飲，一群豬也聞香跑來飲甕酒，而阮咸竟和豬們一起喝起了酒⑭，這種極端的做法，其實也是有自甘墮落、自汙求全的意味的。

但還有比投降或逃避更糟糕的，這就是投誠。竹林七賢中的山濤（205年－283年，字巨源）和王戎（234年－305年，字濬衝）就屬於這一類。他們入仕為官，為司馬氏集團的統治出了大力。在司馬氏集團的著力扶持下，他們達到的官位也最高，最終都坐上了三公之位（司徒），遠在竹林七賢的其他五人之上。山濤和王戎不是一無是處，但他們僅僅保留了傳統士人某一小部分的品質，而更重要的氣節風骨，在山濤和王戎身上，已經很難看到了。

比方說，人們（包括山濤的妻子）公認：山濤的才華不如嵇康、阮籍，但也認為山濤的氣度更佳，但因為山濤缺乏氣節風骨，所以他的氣度，往往體現在對於人物和時事多做讚美歌頌，少做甚至不做鍼砭，這讓他容易被大眾接納認可，但大家也因此不明白山濤具體的長處又是在哪裡⑮。王戎公認的長處，是他的精明才智（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王戎小時候“道旁苦李”的典故），但因為他本人缺乏氣節風骨，所以他的精明才智主要被用到勾結權臣自我保全，以及晝夜算計，為自己積攢個人財富上面，顯得吝嗇、詭詐、不負責任，因此往往遭到時人的鄙薄⑯。

王戎為人十分吝嗇，他和他的夫人徹夜算計自己的財富，好像總是覺得不夠一般。他家裡種了許多優良的李子樹，李子又大又甜，所以在賣李子前，把所有李子的核都挖出來，鑽上一個孔，生怕別人得到優良品種的種子。

正所謂“薰蕕不同器”（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個器具中），所以很自然地，同為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和這兩位終究還是發生了衝突。山濤早年選擇隱居，嵇康和他關係很好，但後來他逐漸在功名場中越陷越深，終於導致了兩人的絕交。嵇康在絕交信中諷刺他說：“您老遇事善於應變，對人稱讚多而批評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狹窄，對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罷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阮籍則當著其他竹林七賢，稱王戎為“俗物”，總是讓自己覺得掃興（《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嵇（康）、阮（籍）、山（濤）、劉（伶）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這不是偶然的，嵇康、阮籍和山濤、王戎的衝突和分裂，其實體現了傳統士人群體在魏晉時代的不同人格和道路選擇。

四、帝國對士人的閹割

以上，就是竹林七賢的基本生平和道路抉擇。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去分析：從不同人物的橫向維度上看，竹林七賢中，最配得上“魏晉風骨”，最配得上士人稱號的嵇康，不但沒有實現他的社會和政治理想，反而最終遭到了帝國專制者的謀殺。在人格上略遜嵇康一籌的阮籍，也只能用裝瘋賣傻、縱酒度日的方式才能多少保住自己不合作的立場。而即使如此，他最終還是不免被專制統治者綁架，做出違心之舉——嵇康的反抗和阮籍的不合作都不能維持，劉伶這樣自甘低微的逃避主義反而廣為流行，山濤王戎這樣擁抱黑暗、和黑暗和解的投誠派反而盤踞高位，這又是中央帝國曆史上常見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劇情。

從時間的縱向線路上看，“七賢”之名，和過去抗衡宦官政治的漢末“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一脈相承，可以說是部分接續了東漢地方士人以思想輿論制約帝國專制的傳統。嵇康是“竹林七賢”的發起者和中心人物，而他高潔的人品、峻急的文風和獨立的思想，也最為接近漢末士人。司馬氏對嵇康的誅殺，其實意味著竹林七賢的解體。向秀由此選擇投降司馬氏、入朝為官。我們考察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幾人——如阮籍、山濤、王戎等——從早年到晚年的人生軌跡，也體現出了從高遠的志向、高潔的品格和機敏的頭腦，被專制政治和思想輿論控制逐漸壓制、玷汙和改造的過程。這體現了帝國對士人的精神閹割。

我們按照時間線索來看，魏晉名士其實是傳統貴族在貴族政治已經消亡之後，在專制時代留下的精神倒影。本體毀滅之後，倒影也無從維持。這是魏晉風骨成為絕響的緣故。但即使是這樣一個精神倒影，也足以使之後中央帝國產生的大多數文人士大夫感到相形見絀。山濤確實幫助了司馬氏，但是他依舊保護了老友嵇康的遺孤；劉伶、阮咸確實自甘汙穢，選擇同時躲避士人的權利和責任，但他們仍然絕沒有去充當專制者的鷹犬爪牙。

隨著專制深化，優汰劣勝，士人人品骨氣也直線下滑，魯迅有一句話可以用來概括大多數後世文人的精神品格：“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狗）”。

在竹林七賢當中，王戎是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最鄙陋、最自私、最無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一個。他實際上預示了西晉（和中央帝國）未來名士的個人品性和命運走向。諂媚的走狗將戰勝正直之士，自輕自賤、自私自利的逃避主義將成為主流價值觀。《晉書》用一種不無誇張的筆法，描繪和諷刺了西晉末代名士首領王衍的可悲結局——巧合的是，王衍本人就是王戎的堂弟：

眾人共同推舉王衍為元帥，但他因為賊寇紛起，恐懼不敢擔當，推辭說：“我年少時就沒有做官的慾望，隨波逐流選補官吏才到了今天的職位。怎麼能讓我這樣不具備才能的人擔任元帥呢？”不久，他果然被羯族首領石勒打敗並俘虜了。王衍對石勒說，他從年少時就不參與政事，希望這次能免受處置，還趁機勸石勒稱帝。石勒大怒：“你聞名天下，位高任重，年輕時就入朝為官，直到滿頭白髮，怎麼能說不參與政事呢！使西晉破亡、風俗敗壞，正是你的罪過。”石勒於是讓左右扶出王衍，在夜裡推倒牆埋殺了他。王衍臨死前，回頭對人說：“唉！我們這些人雖然比不上古人，但假使過去不推崇浮華的清談，合力匡正挽救天下，還可以不至於到今天這步田地。”⑰

將西晉滅亡主要歸罪於名士清談，是中央帝國的傳統輿論。如蘇軾《讀<王衍傳>》雲：“文非經國武非英，終日虛談取盛名。至竟開門延羯寇，始知清論誤蒼生。”

但是這段悲劇的歷史究竟給我們留下一個什麼教訓呢？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去譴責中央帝國的知識分子：“先秦以來再無大師，東漢以來再無名士”。我們也可以輕易地去譴責魏晉時代的社會風氣：“新一代的魏晉人越來越自私自利了，他們不承擔社會責任，不關心國家民族，只關心他們自己”。但問題在於：無論是社會風氣還是士人風骨，都是要有社會基礎的，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試看當時的政治環境，允不允許士人有風骨？試看當時的社會基礎，允不允許士人獨立自由？那些真正有骨氣的，不是被司馬氏打壓和害死了嗎？古代專制暴君在統治的盛期，一味打壓閹割士人和民眾，到了他們的統治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卻指望著士人們突然長出骨氣來為他們對抗外敵，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天底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呢？

注 釋

① 《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

② 《世說新語》德行第一。

③ 《世說新語》雅量第六：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劉孝標註引《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鹹與共別。康顔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絶也。”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④ 均見《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

⑤ 《曹子建集》與楊德祖書：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⑥ 參見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清談與清談誤國》

⑦ 嵇康《太師箴》：先王仁愛，湣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於驕淫。

⑧ 見嵇康《管蔡論》，管叔、蔡叔事蹟也可參考《史記·周本紀》。

⑨ 《世說新語》德行第一：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⑩ 《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松之注引虞預《晉書》：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

⑪ 《晉書》列傳第十九：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⑫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諮嗟。《晉書》：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⑬ 劉伶事蹟均見《晉書》列傳第十九。

⑭ 《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⑮ 《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世說新語》賞譽第八：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⑯ 《晉書》列傳第十三：（王戎）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遣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⑰ 《晉書》列傳第十三：及（司馬）越薨，眾共推（王衍）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