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真實的“朱高煦”：從靖難到叛亂，講述漢王的是是非非

（本文一萬一千字，引證較多，閱讀時間較長，慎點，有可能浪費閣下寶貴的時間。）

永樂大帝朱棣有三個兒子，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另外還有四子，名朱高爔，幼殤。

茲將朱高煦一生分為四個階段進行講解，此四個階段分別為：靖難之戰、永樂得寵、榆木川之變、宣德謀反。

靖難之戰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駕崩，臨終遺言，不準在外藩王進京奔喪，已經走到淮安的朱棣只得悻悻而回。有人說這是矯詔，其實不然，朱元璋向來謹慎，他把兒子們分封在外，諸王皆為中央藩籬，特別是燕王、寧王等擁兵邊陲，朱元璋擔心殘元勢力得知他駕崩的消息而扣關劫掠，所以不讓諸王進京奔喪，其意在於穩固邊防。

一年之後，即建文元年五月間，朱元璋駕崩週年，朱允炆恩准在外藩王各遣兒子入京弔祭，於是燕王朱棣派三個兒子同往南京，繼而同還。

關於燕王三子離京這段歷史，史料俱載，朱允炆已決意派兵至北京削朱棣藩，因擔心羈留其三子引朱棣猜疑，所以遣歸，但朱允炆旋即後悔。

筆者以為三人很可能是偷跑的，《明史》及《明史記事本末》均記載了三子北還的一段小插曲，即朱高煦盜舅舅徐輝祖善馬以歸，但《太宗實錄》未載。

如果三人是朱允炆遣歸，高煦何苦盜馬？況且，《明史. 高煦傳》又載：

（高煦）盜輝祖善馬，徑渡江馳歸。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擊殺驛丞，於是朝臣舉以責燕。

朱棣起事在即，遣三子入京，一為向朱允炆釋疑，一為藉此行窺伺南京虛實，三人歸反北京自然是越隱蔽越好，越快越好，沒理由大耍世子威風橫生枝節。史料載朱允炆曾下旨追還，但“追之不及”，由此可見，涿州驛丞很可能接到了截留三人的朝廷命令，三人自然不會束手就擒，於是殺驛丞而逃。

朱高煦之功，此番千里大逃亡當屬首功。為何？

朱高熾是個瘸腿胖子，而老三朱高燧時年只有十六歲，因此帶領兄弟三人逃出危機四伏的南京城，朱高煦責無旁貸。若不是朱高煦盜馬、殺驛丞，率領兄弟三人千里大逃亡，並最終平安回到朱棣身邊，則靖難之戰至少會出現變數。

谷應泰有言：

方太祖小祥（筆者：小祥者，週年之祭也）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於大內置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傅之禮義，四小侯就學於漢，即長安君入質於齊也。

朱允炆若以朱棣三子為質，以朱棣之狡黠，必不會束手就擒，也不會阻擋其靖國難清君側的步伐，但總歸有所掣肘。朱高煦之功，在於使朱棣免於投鼠忌器。若真如谷應泰之言，朱允炆置“百孫院”羈留朱棣三子，或許會再次上演“當分一杯羹”的故事也說不定。

不過畢竟朱高熾得以返回北京，朱高煦功不可沒，所以歷史上朱高熾多次為二弟求情免責，應當不全是杜撰。

《太宗實錄》並沒有記載朱高煦靖難戰功，這很正常，即便朱高熾不刪除實錄中的朱高煦戰功，朱瞻基也一定會。而根據《明史記事本末》記載，“燕兵起，高煦戮力為多”，筆者以為朱高煦之戰功當不在張玉朱能輩之下。

朱高煦曾兩次救朱棣於危難之中，一次白溝河之戰，一次是東昌之戰。

白溝河之戰是靖難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場戰鬥，這一戰擊潰了李景隆所率領的朝廷主力部隊，之後朱允炆便再沒能力組織軍隊進行大規模戰鬥。此戰標誌著燕軍從戰略防守轉變為戰略進攻。這一仗異常慘烈，上半場朱棣三易其劍三易其馬，被三創並射盡三服箭，僅得三騎逃脫，關鍵時刻朱高煦率軍趕到投入戰鬥，燕軍才由被動變為主動，並最終取得了白溝河之戰的勝利。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進抵高郵，此時前有長江天險，而江北渡船已悉數被焚，盛庸軍牢牢把持著制河權，江北又有大軍環視在側，而燕軍自正月出北京以來已連續作戰四個多月，疲憊不堪，朱棣心生退意，“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一舉擊潰盛庸軍，朱棣才得以南渡。正是此戰，朱棣說了那句名言，“勉之！世子多疾。”

從朱棣江邊彷徨來看，其對於朱高煦能否引北騎而來並不抱太大希望，由此可見，谷應泰評價朱高煦“不過桀驁不臣”並不準確，朱高煦能憑區區一人之力借來蒙古騎兵，試問有幾人都做到？再由南京盜馬、千里大逃亡、涿州殺驛丞，足以看得出朱高煦是一個有勇有謀且殺伐果斷梟雄。

永樂得寵

那麼朱棣到底有沒有想過傳位於朱高煦呢？

筆者以為“有”。

朱棣即位之後，諸王及朝中大臣紛紛上書請立儲君。按照朱元璋遺訓，當立長子朱高熾無疑，可朱棣一直推脫。他在等一個機會，等一個令朝臣無可反駁的立朱高煦為太子的機會。

永樂元年二月，朱棣即命朱高煦守備開平，並多次遣書相授機宜。一俟朱高煦在對抗殘元勢力的戰鬥中取得一場大勝仗，朱棣就可以藉機立高煦為太子。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蒙古各部族忙於內鬥無暇南顧，別說大勝仗，就連較大規模的犯邊劫掠都不曾遇到過。

無奈，朱棣只得於永樂二年四月冊立朱高熾為太子，封朱高煦為漢王。自此之後，朱高煦便在《太宗實錄》中銷聲匿跡了十年，直到永樂十二年正月才有記載：

漢王高煦還南京。去年冬，高煦請還，上曰：天寒，爾與從者皆不便，姑俟春暖。新歲，高煦申前請，上曰：朕欲至秋遣爾南還。高煦不應，遂命欽天監擇日遣之。

也正是由這則史料，後人引申為朱高煦長期藉故滯留南京不肯就藩。其“封國雲南不肯就藩”，最早載於《太宗實錄》永樂十四年三月：

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申命漢王高照往居青州，時高照奏願留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敕，曰：既受藩封，豈當長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可是，朱棣何時遣朱高煦就藩，其憚遠不肯行呢？後人以為是在永樂二年封王之後，筆者以為不是。根據實錄記載，永樂二年封王之後，朱棣命趙王朱高燧居北京備邊遼東，既然未遣趙王高燧就藩，為何單單遣漢王高煦就藩？又根據實錄記載，永樂十五年朱高煦封樂安時，朱棣曾對朱高熾說過這樣一句話：“吾今強狥汝意不去其爵，處之近畿之地，一旦有變可朝發而夕擒也。”於是有樂安之命。既然朱棣本意並不想把朱高煦遠封，為何遣其就國雲南？

實錄中刪除了很多關於朱高煦的資料，以至於出現了前後矛盾。

從永樂二年到永樂十一年，十年間朱高煦在幹嘛？史料無載，我們不妨推測一下。

從現有歷史資料來看，自永樂元年到封王，朱高煦一直在開平備邊，永樂二年召回京師，封王之後，朱棣命趙王高燧居北京備邊遼東，那麼此時朱高煦很有可能仍遣去開平備邊。永樂四年張輔、沐晟徵安南，朱高煦很可能也在軍中。

為什麼說朱高煦參與了徵安南呢？

永樂五年七月，徐皇后崩，朱高燧及永安公主、永平公主奉召入京，沒有朱高煦。

徐皇后是朱高熾、朱高煦和朱高燧生母，生母病逝，為何沒有下旨召朱高煦進京？那是因為，此時朱高煦遠在安南征戰，召之不及。

或許有人會說，朱高煦時在南京，所以不必召還，此正是朱高煦滯留南京的有力證據。這種可能是存在的，筆者也只是推測得出朱高煦時在安南，由於實錄資料刪除過多，筆者只能據徐皇后喪禮過程進行推測。

徐皇后崩於永樂五年七月四日，五日召還朱高燧及二位公主，禮部治喪葬禮，之後，喪禮就無緣無故地擱置起來，直到九月十六日，朱棣才命禮部造大行皇后祔謁太廟祭品及諡冊，十月十四日，即徐皇后百日之時，才正式舉行冊諡禮。

對比洪武十五年孝慈馬皇后喪禮過程，馬皇后崩於八月十一日，禮部十三日治喪葬禮，二十一日即舉行了冊諡禮。

馬皇后自病逝至冊諡禮成，僅十天，而徐皇后自病逝至冊諡禮成，用時一百天。

為何隔了這麼久？為何徐皇后病逝後，其喪禮無緣無故中止了兩個多月？

並非無緣無故，而是因為在等朱高煦奔喪回京，算算日程，兩個月時間，也差不多能夠從安南趕回南京。

恰在朱棣命禮部造大行皇后祔謁太廟祭品及諡冊之後第八天，即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遣送交阯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而朱高煦很可能就是在這天一起回京。

朱棣在九月十六日得到了朱高煦回京的準確日期，於是命禮部造冊，二十三日朱高煦入京，遂定祔謁太廟及冊諡日期，算起來離百日之忌也為時不遠，於是便把冊諡之日定在了徐皇后百日之期。

這個邏輯基本可以說圓，對或不對，全憑讀者朋友自己判斷。

朱棣北征

之後，朱棣多次對安南用兵，朱高煦很可能都有參與，並在用兵安南過程中與張輔結下了深厚友誼，所以宣德元年，朱高煦遣枚青入京密約張輔。

《明史》載“（高煦）既負其雄武，又每從北征，在成祖左右”。

但經筆者考證，確定有朱高煦參與的北征只有一次，即永樂八年二月，朱棣第一次親征漠北。

大軍出京之前，朱棣對留守工作做了具體安排：皇太子朱高熾留守南京，皇太孫朱瞻基留守北京，趙王朱高燧掌北京城防、夏元吉掌北京吏戶兵三部事以輔佐朱瞻基，實錄中獨不見對朱高煦的安排。朱棣即已對二子及皇孫均有安排，不可能把朱高煦撇在一邊，根據工作部署情況以及朱高煦本人能力來看，朱棣給朱高煦安排的工作應是扈從北征。

第二次親征是永樂十二年三月，這一次，朱高煦確定沒有扈從。實錄記載：

永樂十二年正月，漢王高煦還南京，去年冬，高煦請還，上曰：天寒，爾與從者皆不便，姑俟春暖。新歲，高煦申前請，上曰：朕欲至秋遣爾南還。高煦不應，遂命欽天監擇日遣之。上顧高煦曰：汝必欲去，世子宜留侍朕。高煦曰：亦欲以歸進其學。上默然，至是，陛辭，禮部尚書呂震奏諸司分官送之，上不答。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朱高煦為何欲還南京。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開平備禦郭亮奏，馬哈木兵至飲馬河，聲言襲阿魯臺，實欲寇邊，”朱棣遂決意親征，這便是第二次親征漠北。這一次，朱棣沒有讓朱高煦扈從，而是帶了好聖孫朱瞻基去塞外見世面。朱高煦因此怏怏不樂，請還南京，朱棣連續挽留朱高煦，高煦不應。

筆者推測，朱棣本意或許是命朱高煦留守北京，命朱高熾南京監國。但是朱高煦一意孤行返回南京，朱棣只得安排朱高熾留守北京，而彼時仍是首都的南京只能派大臣留守。高煦還南京時，朱棣默然，所以並沒有安排其具體工作，只是還南京閒居。

由於朱高煦此次率性而為打亂了朱棣部署，致使其被朱棣所厭，並漸漸失寵，而同時，朱高熾和朱瞻基父子二人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逐漸提高，正是經過這件事之後，朱高熾才真正坐穩了皇太子這把交椅。

朱高煦封國雲南，最早應當是在第二次北征之後，即永樂十二年八月。

永樂十三年五月，朱高煦封青州，不去，十四年兩次被告發私造兵器，十五年三月封樂安，十六年九月被告發私賜軍官龍文服。至此，朱高煦在靖難之戰中拼死護衛，及數年備邊和征討安南，而在朱棣心目中留下的好影響，已消費殆盡。

永樂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兩次北征，朱高煦有沒有從徵不好妄下斷論，但根據永樂十三年之後數年來朱高煦的表現，其未參與扈從北征的可能性較大。而永樂二十二年第五次北征，朱高煦確定沒有從徵。

所以，《明史》載高煦“每從北征”，不實。

榆木川之變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朱棣駕崩榆木川。《仁宗實錄》記載：

太祖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棤，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殯殮庶為允當，眾曰諾，或有欲於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即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獲罪非輕。哀皆曰此良是，營等乃命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並遺命傳位之意，啟皇太子，雲等從之，既作啟，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 皇太子，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上嘉嘆良久，乃降敕獎諭雲。

《太宗實錄》、《明史.成祖本紀》和《明史.金幼孜傳》中的記載與此基本一致，只是沒有“或有欲於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這一節。《明史.楊榮傳》則記為“或請因他事為敕”，再就是《明史記事本末》中有這麼一句：時有議欲借他事齎璽書馳訃者。

綜合多處記載，再參照實錄，“欲於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這一節很值得玩味。

首先，有人慾“寫敕”給誰？其次，“請因他事為敕”中的“他事”究竟是何事？再者，是誰提出來“請因他事為敕”？另外，背後有沒有牽扯到三子奪嫡？

筆者以為，“齎璽書”的對象只能是朱棣的兒女們，絕不可能是王公大臣。“齎璽書”目的只有一個，召朱棣的兒女們來軍中，或赴京等候。因為“祕不發喪”，所以，“敕書”中自然也不能提朱棣駕崩的事，以防走漏，只能“借他事”相召。然而，既然朱棣已經駕崩，那麼何來“敕書”？所以，楊榮和金幼孜力阻用“敕”，因皇帝賓天，用“敕”則“詐也，罪不小”。這是一個非常擰巴的邏輯，大家仔細想想，應該能想明白。

朱棣駕崩的消息，除隨徵王公大臣中少數幾個人知道外，就只有楊榮和海壽馳訃皇太子朱高熾，除此之外一概保密。為何保密？擔心朱棣駕崩的消息散佈開來後軍中有變是一方面，主要還是不欲為朱高煦和朱高燧得知，以免引發三子奪嫡。

“祕不發喪”最大的受益者是朱高熾，可以確保他安安穩穩地繼承皇位。而“請因他事為敕”者，則不得不懷疑其動機，或許真有可能是為了擁立朱高煦或朱高燧也說不定。

那麼是誰動機不純而提出來用“敕”呢？肯定不是楊榮和金幼孜，也多半不會是御馬監少監海壽。那麼除了這三人及中官馬雲以外，還有誰知道朱棣駕崩，並參加了榆木川會議呢？

筆者推測至少還有三人：英國公張輔、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理由是，朱高熾即位後，八月即加張輔為太師，加陳懋為太保，九月加金忠為太子太保。之所以給三人加封，最大的原因即是三人在朱棣駕崩後穩定了局面，使朱高熾得以順利即位，有大功。

另外很可能還有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工部尚書理兵部事李慶。理由是，十月，朱高熾加柳升為太子太傅，加王通和薛祿為太子太保，加兵部尚書李慶為太子少保。或許有人會說，與柳升等一起加封的，還有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為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為太子少傅。

這二人中，呂震不可能在場，因為在朱棣駕崩前兩日，呂震先已奉命回京；夏原吉更不可能在場，因為他早在永樂十九年就已下獄，朱高熾即位次月才從獄中釋放並復官。

或許有人會說，這幾人加官進爵，並非因“祕不發喪”穩定局面，使朱高熾順利即位有功。好吧，再接著剖析一二。

第五次北征，朱棣命柳升領中軍，張輔領左掖，王通領右掖，鄭亨領左哨，薛祿領右哨，陳懋、金忠領前鋒。這七大領軍主帥，朱高熾加封其中六人為三太，唯獨沒有鄭亨終，而且鄭亨一生都未獲加封。這說明，加封六人為三太，絕不是因為從徵漠北之功。

這是為何？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朱棣宣佈班師，“自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七月十八日朱棣駕崩，中官馬雲、楊榮、金幼孜、張輔等召開榆木川會議。七月二十九日，“龍轝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由此可見，鄭亨錯過了榆木川會議，至少在武平會師之前，鄭亨並不知道朱棣已經駕崩。

加封三太的六人，不論資歷還是戰功，都不如鄭亨，其中金忠資歷最淺戰功最少，他是永樂二十一年才歸順朱棣，因其為蒙古王子得以封伯。

而鄭亨以靖難之功第一批封侯，又五次扈從北征，卻未能加封三太。朱高熾即位之後，鄭亨也並沒有坐冷板凳，而是繼續以總兵官身份鎮守宣府，這說明，不予鄭亨加封三太，並非因過失而致。

所以，種種跡象表明，張輔、陳懋、金忠、柳升、王通、薛祿六人加封三太，不是因扈從北征有功，而是因擁立朱高熾即位有功。

鄭亨點背，朱棣安排兩路大軍回師，一路親率，一路由鄭亨統帶，可見朱棣對鄭亨的重用和信任，可是鄭亨卻因此錯過了榆木川會議，由此錯過了擁立之功，錯過了加封三太的絕佳機遇。

不得不說，之後朝堂之上多次出現群臣爭相擁立皇帝的現象，皆是受到此次朱高熾大封擁立功臣的影響。

言歸正傳。

參加“榆木川會議”的十一人中，已有張輔、陳懋等七人加封三太，楊榮、金幼孜“祕不發喪”力阻“請因他事為敕”，少監海壽馳訃皇太子，這十人可以說是鐵桿太子黨，不會動機不純而提出來用“敕”，那麼就只剩下一人，即太監馬雲。

由於明史資料中所記載的宦官資料實在太少，筆者無法為馬雲進行完整畫像。遍查史料，只有《太宗實錄》中有三處確鑿無誤的記錄：

第一次，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四，即朱棣召見楊榮、金幼孜，二人誇讚皇太子，“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太宗實錄》中將“馬雲”記錄為“雲馬”，尚不知何故。

第二次，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朱棣駕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祕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

第三次，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初三，“皇太子遣諭大營五軍總兵官及隨徵公侯伯等，奉護大行皇帝龍轝必恭慎周密，到京之日論功行賞，諭隨駕內官馬雲等亦如之。”

自此之後，實錄及各種明史資料中均再也查不到有關馬雲的記錄，好似憑空出現又憑空消失一般，就好像“馬雲”出現在實錄中，專門是為了朱棣之死。而且之後任何可資查找的史料，均沒有關於內官監太監“馬雲”的記載。

另外《太宗實錄》中還有兩處疑似是關於太監“馬雲”的記錄。

第一次，建文元年七月，朱棣率軍攻打宋忠，“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

第二次，建文元年八月，朱棣率軍攻打真定，“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

有人說這兩處的“馬雲”，即是永樂九年任大寧都司指揮使的馬雲。

很明顯兩個“馬雲”不是一個人。建文元年七月時，徐祥已是千戶，四年六月任都指揮，九月封興安伯。建文元年七月攻打宋忠時，馬雲即與徐祥共同領兵八千，而且馬雲的名字排在前面，怎麼可能到永樂九年才任大寧都司指揮使？至於張玉、譚淵、朱能輩，都是靖難功臣，朱棣即位後，三人皆有勳爵，而馬雲在靖難之初便與三人並列，為何靖難後沒有封爵？所以此人很值得推敲。

經筆者考證，此兩處記錄之“馬雲”是個太監，與朱棣駕崩時實錄裡三處記載的太監馬雲是同一個人。另據其它關於中官的史料表明，靖難之初確有不少太監充實到軍隊中參與征戰，比如鄭和、王彥（即狗兒）、侯顯、亦失哈等。這些太監在實錄中均記載了了，而太監馬雲卻出現在靖難之初的實錄記載中，這說明，此“馬雲”在靖難之初便非同一般。

從朱棣“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來看，馬雲乃內官監太監，朱棣駕崩馬雲在側，說明其地位應當與王彥、侯顯、黃儼等相當，甚至高於他們。那麼此“馬雲”為何人，應當呼之欲出。

明朝時的太監往往都有別名，比如王彥又名狗兒，江保又名進保，張信又名張童兒。所以筆者大膽測測，此“馬雲”可能就是鄭和。鄭和父名“馬哈只”，人稱其姓氏為“馬”，“馬雲”既是鄭和原名。史官寫作“馬雲”並不為錯，在明史資料中，同一個太監的不同名字經常交叉著出現在不同年份的實錄中，或者變換著出現在不同的史料中。

或者，因鄭和在朱棣駕崩時“欲於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做了如此這般不甚光彩的事，後人寫實錄，為了不損鄭和形象，所以諱稱“馬雲”。

雖說此番推測缺少有力證據，但至少有兩點確鑿無疑：一是榆木川之變時“馬雲”任內官監太監，而永樂時期升內官監太監的只有鄭和一人；二是朱高熾即位之後，立即無緣無故地詔停了自永樂二十二年正月開始的下西洋準備工作，次將鄭和貶為南京守備太監，而在這之前，朱高熾已任命王景弘為南京守備太監，而後又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於內則與內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鄭和之任，只是掛名而已。

囉囉嗦嗦寫了這麼多，其實就是為了把“馬雲”和朱高煦扯在一塊，從而坐實“馬雲”，或者說鄭和，名為“欲於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實則是召朱高煦前來軍中奪嫡。

“馬雲”，或鄭和，與朱高煦是出生入死的戰友關係，靖難之戰多有交集，鄭村壩一戰，兩人皆立有卓著戰功，特別是鄭和，因在此戰中保駕有功，賜姓為“鄭”。

宣德謀反

《仁宗實錄》記載：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朱高熾在位一年而崩，朱瞻基即位。不得不說，朱高煦對他這個侄子相當忌憚。《明史.高煦傳》載：

成祖（朱棣）嘗命同仁宗（朱高熾）謁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時宣宗（朱瞻基）為皇太孫，在後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失色。

或許因被解縉誇為“好聖孫”，朱瞻基相當自負，從這則典故也可以看得出來，朱瞻基是一個不肯屈就並且睚眥必報的性格，朱高煦瞭解他這個侄子，因此內心非常惶遽，所以，朱瞻基即位後，朱高煦上書討巧，試圖扭轉其在現任皇帝心目中的形象。

洪熙元年秋七月戊辰朔，漢王高煦、趙王高燧，遣指揮康良、葛昇奉表賀即位；

七月十三日，漢王高煦陳奏國利安民四事；

宣德元年春正月十五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

筆者也是相當驚訝，一代赳赳武夫朱高煦，居然在朱瞻基甫一登基，即上奏言利國安民事，可見朱高煦是多麼迫切地想要扭轉固有形象。據實錄記載，朱瞻基當時看了朱高煦的利國安民四事疏，相當驚喜，命有司施行，並復書謝之，而後對左右言說：

永樂中，皇祖（朱棣）嘗諭皇考（朱高熾）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即是舊心已革不可不負從也。

轉過年，高煦便反了。

按照以往慣例，如果有人密奏藩王謀反，皇帝必命太監和大臣前往查看，並召藩王至京面質。可是，朱瞻基聽說朱高煦意欲謀反後，即未遣人查看，又未召其進京面質，僅僅根據風聞和密奏，便篤定認為朱高煦要謀反，頗為蹊蹺。

朱瞻基所認定朱高煦謀反的依據為：

一、廷有出使者還言於上，曰：漢王謀反。

二、已而軍民上高煦反狀者益眾。

三、高煦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為內應。青至太師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縶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而山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所屬府州縣及真定等衛奏皆至。

四、御史李浚亦自樂安間道詣京，白其事，蓋高煦與指揮韋達、韋弘、韋興、千戶王玉、盛堅、李智、知州朱恆等，數年以來日夜謀議於樂安城中，造軍器、火器，籍州民丁壯編為行伍，破州縣獄出死囚而厚養之。

五、已而，山東軍民告變者日集闕下。

六、高煦遣百戶陳剛齎奏，言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謂上（朱瞻基）不當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過，遂斥二三大臣為奸臣，而指夏原吉為首，並索誅之，末為危語以撼朝廷。又為書諭京師公侯大臣，指斥乘輿，索誅奸臣，造誣飾詐極其詆譭，且言已分兵守要害以防奸臣之逸。

以上六條謀反依據，前五條都只是風聞，並沒有給出真憑實據，所以朱瞻基只是“命整飭兵備，而猶未決意討之。”直到高煦遣百戶陳剛齎奏到京，即上列第六條依據，朱瞻基才做出了了發兵平叛的決定。

大家看朱高煦這封奏疏所言諸事是不是很眼熟？幾乎和朱棣靖難時所提出的“清君側、靖國難”如出一轍。前事歷歷，任誰當皇帝都不會坐等再一次“靖難之戰”的發生，於是朱瞻基當即決定發兵平叛，管朱高煦是不是真要謀反，就憑他欲學乃父朱棣清君側，便有足夠的理由定為謀反，雖然大家都不便說出來，但均心照不宣。

那麼朱高煦是不是真想謀反？

筆者以為，肯定有反心。常言道“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麼不想做皇帝的藩王豈是好藩王？其實每一個藩王心中都有一個不可磨滅的皇帝夢，一旦機遇成熟，哪個藩王不想坐到金鑾殿上？

朱高煦的皇帝夢已做了很多年，靖難之時，朱棣便勉之曰“世子多疾”，過去爭儲失敗，而今皇帝新立皇位未穩，正是大好時機。所以，朱高煦遣枚青入京聯絡張輔，但其意在於窺伺時局以決定謀反與否。不成想，過去的老戰友絲毫不留情面，直接將聯絡人縛送於朱瞻基。

其實，即便朱瞻基皇位未穩，也並非朱高煦“清君側、靖國難”的大好時機。

第一，建文時，能征善戰的老將所剩無幾；而宣德時，朱棣五徵漠北所培養出來的軍事將領正值當年，士兵也是屢經征戰經驗豐富。

第二，建文削藩觸動了諸多藩王的利益，諸藩王樂見朱棣成功；而朱瞻基對各路藩王均賞賜甚厚。

第三，朱棣靖難之前亦曾長期征戰邊塞，手下有一批死心塌地且有作戰經驗的少壯派軍事將領，這批人急於出頭；而朱高煦已有十四年之久不在行伍，身邊沒有熟悉軍事的基層將領，而熟悉軍事的基層將領他又不熟，所謂能打的人沒想法，有想法的人不能打。

第四，朱棣藩國在北京，城池堅固、地域廣闊、資財厚實；而朱高煦封地僅樂安一隅，地貧民脊，城池小而薄，不足為守。

所以，朱高煦謀反的過於牽強。朱高煦雖為一階赳赳武夫，但長期跟隨朱棣征戰，其是否具備謀反條件，應該有這個分辨能力。他之所以遣枚青入京聯絡張輔，不過是窺伺虛實，以為張輔是多年前老戰友，向他打問打問局勢摸摸行情而已，並非是要拉張輔一起謀反。再說，張輔有謀反的必要嗎？正如解縉為李善長辯護所說，即便張輔協助朱高煦謀反成功又能怎樣？張輔已是當朝武臣第一，名望、資歷、勳爵、財富要什麼有什麼，朱高煦當了皇帝又能多給他多少？

所以，此時的朱高煦並沒有充分做好謀反準備，準確地說是未做準備，或者說沒來得及做準備。三點證據：

一是朱瞻基命太監侯泰前往樂安查探，侯泰回京後力言高煦無反狀。後人以為侯泰被朱高煦嚇到了，所以不敢據實彙報，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即便侯泰被朱高煦嚇到，他回到北京還能再害怕不成？添油加蠟告上一狀，不是正好報復朱高煦嗎？又或者以為侯泰已被朱高煦收買。還是解縉的邏輯，此時侯泰已升為太監，是宦官中的最高級別，即便朱高煦謀反成功，難道還能封爵不成？再說朱瞻基本就非常寵信宦官，因此侯泰沒有投靠朱高煦的動機。

二是高煦投降後，並未從樂安城中搜出謀反證據。關於這點，實錄中的解釋為，“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毀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人常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這一段記錄，不過是為搜不到朱高煦謀反證據而強作解釋，實在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三是朱高煦不戰而降。朱高煦不是不戰，實在是毫無準備，無一戰之力。朱瞻基大軍一到，立即砌封樂安四門，樂安城小而薄，兵少食乏，圍不足十里，卒不過萬餘，拿什麼對抗朱瞻基親征大軍？實錄記載，朱瞻基在行軍途中曾問顧左右，猜測朱高煦有何動向。左右有猜朱高煦進攻濟南的，有猜朱高煦進攻南京的，而朱瞻基以為不然，他說：

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況大軍將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

濟南的確難攻，當年朱棣靖難時就沒有攻破濟南城，最後只得繞道而走。據實錄記載，“高煦反，欲先據濟南，令千戶盛堅潛往說榮，使開門效順，榮從之”。既然山東都司都指揮使靳榮樂意開門相迎，那麼朱高煦為何沒有佔據易守難攻的濟南城？因為高煦確實無暇去佔。

昔日朱棣將朱高煦徙封樂安時曾說過：處之近畿之地，一旦有變可朝發而夕擒也。

北京至樂安，朱瞻基親征大軍計程十日便到，所以一俟發兵京師，朱高煦便沒有充足時間去佔據濟南，更不用說攻取南京。就在朱瞻基發兵京師的那一刻，朱高煦敗局已定。

若是朱高煦提前佔據濟南，以城堅壁厚的濟南為根據地，一邊堅守一邊派兵襲取南京，則勝負在誰尚不可知。所以說朱高煦並沒有做好謀反準備，或者說朱瞻基沒有給他準備時間。

從朱瞻基親征軍兵力也可窺見一斑。

此次平叛，並沒有從其它都司衛所調兵，全是京營。從扈從將領來看，從徵軍隊為薛祿所領行在左軍都督府下轄在京六衛，柳升所領行在右軍都督府下轄在京三衛，張輔所領行在中軍都督府下轄在京四衛，吳成掌南京後軍都督府，費瓛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二人俱領親軍二十二衛部分軍士。如此算來，朱瞻基親征大軍當不足十萬人。

朱瞻基決意平叛用兵時，張輔曾主動請纓，言“願假臣二萬卒，保為陛下擒之。”由此可見朱高煦兵力之單薄。

想當年朱棣靖難，建文帝先後發兵愈八十萬之眾，並且仍在動員各地都司衛所向南京輸送兵力。如此對比來看，朱瞻基並沒有把朱高煦當做真正對手，從而也側面反映出朱高煦擁兵不足，並沒有為謀反做好充分準備。

種種史料表明，朱瞻基早就有意除掉朱高煦，從即位起便開始謀劃這局棋，一切盡在掌握，利用朱高煦進京聯絡張輔這件小事，先是打草驚蛇，逼迫朱高煦做出不理智的行動，從而給足了平叛藉口，而後趁朱高煦猶豫不決之際，迅速出師一鼓作氣直搗樂安。

朱高煦，實有謀反之心，但彼時卻並無謀反之實，起初也並無謀反之意，他是被朱瞻基逼迫而倉促造反。

明朝有一個奇怪現象，即郡王或藩王或隕位皇帝本無奪位之心，但手下人或王公朝臣們，往往上下攛掇爭儲爭位，目的不外以擁立之功換取頂級爵位和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