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如何安插人手打入蔣介石侍從室？'

本文摘自《打入蔣介石侍從室》，夏繼誠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周恩來高瞻遠矚，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辦法打入到蔣介石那裡去

周恩來於1939年2月16日離開重慶，到浙、皖、贛、湘、桂視察了兩個半月後，於5月1日飛返重慶。

這時，重慶的政治氣氛已經逆轉，反共聲浪甚囂塵上。其原因是，1月間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會後散發了《異黨問題處置辦法》、《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祕密文件，加緊了反共活動。這次會議還決定設立作為黨、政、軍最高權力機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並規定“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這等於昭告天下：蔣介石要進一步強化他的獨裁統治了。

無論是前方傳來的消息，或是段伯宇從戰地黨政委員會獲得的情報，都表明國內政治局勢日益惡化，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反共事件不斷加劇。例如山東的秦啟榮部一手挑起了博山事件，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慘殺指戰員400餘人；河北的國民黨軍一部突然襲擊博野縣八路軍分區司令部，在安國活埋共產黨員多名，在束鹿包圍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連，殺害指戰員21人。

共產黨人和抗日軍民的血在流淌，反共的黑暗逆流在增長。周恩來面對這樣的形勢，憂心如焚。

但是，蔣介石出於爭取蘇聯、美國援助的需要，還不願和共產黨徹底決裂。他還要在表面上維持著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統戰關係。因此，如何影響蔣介石左右的進步分子，反對那些落後分子，特別是怎樣經過抗戰將領及有正義感的元老，造成進步的集團來影響蔣介石，就成為周恩來處理和蔣介石關係時的一個側重點。

一天，周恩來讓周怡通知段伯宇前來見面。

段伯宇老人向筆者詳細介紹了當年周恩來副主席接見他的情景。

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段伯宇父親段雲峰的情況以及他和蔣介石、李濟深的關係。

段伯宇簡要彙報了父親的歷史情況，說他老人家和蔣介石是保定軍校同學，同期不同班，但老人家和蔣介石合不大來，所以到重慶後也不願出來做事。他老人家和李濟深是陸軍大學同學，李濟深比他高一班。李濟深湯山蒙難時，他曾聯絡了一些陸大同學設法營救過李濟深。

說到這裡，段伯宇還熟練地背誦了李濟深在湯山被囚時寫的一首詩：“丟了將軍印，問渠何所之？湯山容憩影，獨坐靜敲棋。”又背了李濟深寫的七律《國難抒懷》給周恩來聽。李濟深的詩是這樣寫的：“國難方殷寇正強，存亡續絕費商量。可憐責任成虛負，到處遊觀沒主張。風景縱佳遊興減，江山依舊主無常。應知巢覆無完卵，幾度登臨幾斷腸。”

周恩來聽後，誇獎段伯宇的記憶力真好，還誇獎他作為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巡視員”對自己的頂頭上司瞭解之深。

段伯宇又向周恩來彙報說：“軍令部長徐永昌(字次宸)是我父親陸軍大學第四期的同窗好友，比我父親大一歲。那時我才9歲多，住在陸軍大學宿舍裡。他常到我家玩，有時晚上就住在我家。他很喜歡我。我還和他在一個被窩裡睡過覺呢!我從南昌來到重慶，先去拜見他。他問我見到了父母妻兒沒有？我說還沒有。他說你快去看看吧，你父母可叨唸你呢!你妻子病得不輕，帶三個孩子，不容易呀。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周恩來全神貫注地聽著，聽完後說，令尊陸大畢業，後在保定軍校執教，還當過段祺瑞的參謀次長，故舊門生不少，桃李滿天下。你的社會關係不少呀!今後你要和他們多接觸，主動和他們聯繫，做好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動員和推動他們共同抗日。還要通過他們去影響和推動蔣介石抗日。這對於克服目前的投降危險，制止國民黨的反共降日陰謀，具有重要的意義。

周恩來問段伯宇讀過哪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段伯宇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來又問，你看過三民主義的哪些書？有沒有看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

段伯宇回答說沒有，並說自己對國民黨不感興趣。

周恩來搖搖頭，不以為然。他對段伯宇指示說：“你在白區工作，天天和國民黨打交道，你不瞭解三民主義是什麼，那行嗎？為了做好工作，你今後一定要學習三民主義，要懂得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處在封建主義、異族統治和外國侵略下的中國，他提出革命應當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宗旨。在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孫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強調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強調民族的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應該說，新三民主義具有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國共兩黨的宣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現在我們搞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革命的三民主義是兩黨的共同語言嘛!但是蔣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義。我們不可能要求蔣介石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能要求他實現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新三民主義。所以在白區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學習三民主義，還要運用。只有這樣才能搞好工作。”

段伯宇聽了這一席話，有茅塞頓開之感。

周恩來問段伯宇對下一步工作有什麼想法？段伯宇回答說想到前方去打小日本。他說，我的老家在河北。八路軍在河北敵後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抗戰業績。作為一個燕趙子弟，他有責任到老家去拯救父老鄉親於水深火熱之中。段伯宇還說，自己在國民黨三十二軍幹過，又學過醫，即使不能手拿武器上第一線與鬼子拼殺，也可憑藉醫術為八路軍傷病員救死扶傷。

周恩來專注地聽完了段伯宇的想法，點點頭表示理解。但他卻不同意段伯宇到前方去。周恩來說，到前線去殺敵固然很光榮，但抗日救國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譬如在大後方重慶，可做的工作就不計其數。就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來說，大後方的工作並不亞於前線。這裡同樣也可說是前線，是抗日救國必不可少的戰線。你不是學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嗎，前方與後方的辯證關係難道你不懂得？我們在大後方，也是第一線嘛!

段伯宇望著周恩來睿智的面容，看到他那雙濃黑的劍眉時舒時張，那雙深邃的眼睛中透出思考的光芒，心想周副主席一定有重要的事要向自己交代。

周恩來略為沉吟後鄭重地說：“段伯宇同志，你父親和你本人在國民黨軍隊，特別是國民黨上層有不少社會關係，這是很好的工作條件嘛!你就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重慶，這裡的工作很需要你，你就留在重慶吧，這裡也是前線嘛!”

段伯宇立即表態說：“那好，今後一定在組織的領導下，在周怡同志的直接指導下好好幹。”

周恩來滿意地笑了笑，說：“好!好!”但他繼而又搖搖頭說，“不行，你光跟周怡，工作展不開。你應該自己想辦法找一條路子，到蔣介石那裡去工作。國共是敵對的，但現在黨希望與蔣介石有聯繫。我們從正面聯繫，你打進去後在地下聯繫。所以你要到蔣介石那裡去工作。”

段伯宇對此事先毫無思想準備，聽了後不禁連連搖頭，說：“不可能，我初到重慶，哪有什麼路子呀？”

周恩來笑了起來，邊笑邊說了一句俏皮話。段伯宇對筆者說，他現在已經記不得原話了，周恩來副主席的意思是：你想叫我替你找路子打入到蔣介石那裡去呀!你自己找個路子不行嗎？

段伯宇對周恩來說：“這路子很難找呀!”

周恩來又笑了笑，很和藹地說：“你是共產黨員嘛，共產黨員怎麼怕困難呀？”

段伯宇說：“我要想個辦法，叫他(蔣介石)把我調到他身邊去。”

周恩來說：“那好呀，你是不是想利用你父親和他(蔣)的老同學關係？”

段伯宇說：“我父親和蔣介石搞不到一塊，他連國民黨也沒有參加，到重慶後也沒有和蔣介石有過聯繫。即使利用這個關係，我還得要有自己的本事。我要轉一個大彎子，自己找路子。”

周恩來問段，你想轉什麼彎子，找什麼路子？

段伯宇說：“我想先報考陸軍大學，再想辦法打入到蔣介石那裡去。沒有這塊牌子，根本不可能捱得上邊。”

周恩來點點頭，說：“那你就先在李任潮那裡幹吧!”接著，周恩來諄諄叮囑段伯宇，在白區工作遇到的困難會很多，工作方針就是在最不利的情況下，要盡力爭取有利的可能，並盡最大努力轉變為現實。還要及時向組織上彙報、請示，這是做好白區工作的關鍵。

周恩來的親切教誨，段伯宇一直牢記在心。特別是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誨人不倦的精神，使段伯宇深受感動，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仍記憶猶新，和筆者談起來如數家珍。

在周恩來這次接見段伯宇前後，重慶的反共、降日逆流有增無減。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和挑起反共事件，鎮壓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洶洶之勢。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於5月28日專門指示南方局，要求國統區的黨組織要更加緊密地加強與一切主戰愛國的進步分子及國民黨群眾的聯繫，與他們一起，共同進行反對投降派和反共分子的鬥爭，以達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

鑑於政治局勢不斷惡化，國民黨頑固派大肆破壞各地共產黨組織，周恩來主持召開南方局會議，要求各地黨組織迅速從半公開的形式轉到基本上是祕密的形式，要求黨員和黨組織都不得違反祕密工作的原則。在此情況下，段伯宇與周怡的聯繫亦更為隱蔽，以免暴露。

7月7日那天是盧溝橋事變兩週年，周怡通知段伯宇一起去朝天門參加紀念抗戰兩週年大會。會上宣讀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為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號召所有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反對頑固派對日本妥協投降，反對國內反共分裂。

散會後，周怡和段伯宇找了個隱蔽的地方，深入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和今後工作打算。

段伯宇彙報了最近從戰地黨政委員會了解到的淪陷區內國民黨挑起的種種反共磨擦事件。他說國民黨頑固派非常瘋狂，對八路軍、新四軍大肆進攻，殺害了我軍不少指戰員。看來，頑固派是想通過反共來達到投降日本的罪惡目的。

周怡認為段伯宇現在的公開職務很能起到掩護作用，通過戰地黨政委員會還能搞到不少情報，對黨是有利的。要段伯宇務必守住這個陣地，不要暴露，同時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周怡還提議段伯宇要爭取到前方去看看，實地考察國民黨頑固派搞反共磨擦的情況，多蒐集些證據，以利於對頑固派開展更有力的鬥爭。

段伯宇領會周怡這個指示很重要，表示一定要多蒐集一些實例，以揭破國民黨頑固派的造謠誣衊，使大後方人們瞭解事實真相。因為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

李濟深和蔣介石多年來分分合合，他看不慣蔣介石搞獨裁的那套手腕。早在1938年底，他就寫信給蔣介石，痛陳團結抗戰的重要性，規勸蔣“必須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甚至毫不諱忌地提出：“必須請毛澤東、周恩來、白崇禧、馮玉祥諸位，凡是主張抗戰的，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商量國家大計。”他到重慶主持戰地黨政委員會後，儘管一開始蔣介石就當面許諾他“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他越來越感到有一種受騙的感覺。再加上他親眼目睹蔣介石處處限制和反對共產黨、反對和消滅一切同情共產黨的進步分子乃至中間分子的種種倒行逆施，他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他甘冒風險，抽調戰地黨政委員會人員赴山東、河北等地，現場調查國共磨擦的情況，並指派以王葆真為首組成一個視察團，赴豫北、冀南進行視察和調查，多蒐集些材料，以便對蔣勸諫。

按照周怡的囑咐，段伯宇經過爭取參加了這個視察團。

王葆真是國民黨元老，早年留學日本時，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創辦的同盟會，1913年就當上了眾議院議員，後來又當過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他為人富有正義感，不滿蔣介石的獨裁政策，積極參加反蔣活動，是大後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祖籍河北，和段伯宇是同鄉。

段伯宇奉命率領一個先遣小組打前站。

臨行前，段伯宇到紅巖嘴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怡請示彙報。在此以前不久，周怡告訴他說要去西北出差，在此期間叫他暫時不要聯繫，要他堅守崗位，照常工作。到了八路軍辦事處一問，周怡尚未返回，段伯宇內心悵然。八路軍辦事處接待他的同志叫他就根據周怡同志的交代，根據黨的政策相機行事。

段伯宇約了原三十二軍幹訓團的張桂芳同志帶五個人先行。他們一路歷盡艱險，先到了第一戰區司令部，又從孟津渡過黃河，經沁陽穿過壁立千仞、兩馬不能並行的天井關，又經晉城、陵川、合潤出太行山，輾轉到了林縣冀察戰區司令部，會見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

鹿鍾麟是以馮玉祥為首的西北軍的風雲人物，屢任要職。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鹿鍾麟首先率部入城，任京畿警衛司令兼第一師師長，驅逐清帝溥儀出宮。爾後他又奉命迎接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先生去世後他又負責安排國葬中的警衛工作，受到了廣泛的稱讚。

馮玉祥和奉系擁戴段祺瑞執政。段祺瑞任命劉汝賢(竹波)為參謀本部次長。劉汝賢和段伯宇的父親段雲峰私交甚篤，邀請段雲峰出任參謀本部科長。段雲峰臨離開保定前，父子倆有一段親切的對話。

那是1924年。一天，段雲峰叫在河北大學讀書的段伯宇請假回家。進門後，父親對兒子說：“我要到北京去。”

兒子說：“爸，你到北京去幹什麼？現在時局這麼亂，你在保定軍校教書不是很好嗎？”

父親說：“劉竹波當了參謀次長。他年紀大了，叫我去幫幫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對劉汝賢的印象不錯。他在天津覺民中學讀書時，劉汝賢是學校董事會的兼職董事長。劉是老同盟會員，主張富國強兵，反抗強權，洗雪國恥。他每學期都要親自給學生講課，講甲午戰爭，講日本侵佔旅順大連的屈辱史，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極大地激起了學生的愛國激情。因此，段伯宇聽說是劉竹波叫父親去工作，也就不再攔阻，只是問：“爸，你願意去嗎？”

段雲峰說：“馮玉祥這個人不錯，腦子裡有國家，有民眾，有士兵。他手裡有部隊。他擁戴段祺瑞出來幹，我也幹。還有國民三軍的總司令孫嶽，他也是保定武備學堂和陸軍大學的，還是高陽人，是同鄉嘛，這個人也不錯。希望你在學校裡好好唸書，別的不要管。”

段雲峰到北京後，按照自己“幫助劉竹波整頓整頓”的想法，協助劉竹波主管本部事務。後來劉竹波升任參謀總長，段雲峰也升任為總務廳廳長，並代理參謀次長，直至1926年離職。

鹿鍾麟其時也在北京，還被段祺瑞任命為兼職的京師警察總監，兼管北京的市政警衛事宜。

鹿鍾麟見了段伯宇後，問了他的身世、經歷，很高興，顯出一種親近感，並和段伯宇拉起家常，興致勃勃地告訴段伯宇，這個地方與日軍作戰犧牲的人很多，現在給犧牲的人蓋了一座很大的廟，還蓋了一些房子，吸收烈士的子弟來讀書。像你們那時的覺民中學一樣，吸收了一些同盟會先烈的子弟。

段伯宇從鹿鍾麟的談話中，知道他本人沒有什麼力量。鹿鍾麟感嘆地說，他的號令出不了門口，管不了事。言談中似有不少苦衷。

鹿鍾麟於1938年6月走馬上任之前，通過馮玉祥的接洽，在武漢曾會見了周恩來。周恩來向他介紹了河北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戰形勢，希望他到任後能推動合作抗日。但鹿鍾麟到任後，卻侈談什麼“不允許第二政權存在”，到處收編民軍，將他西北軍的老同仁石友三任命為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其時石友三已和日軍暗中勾結。鹿鍾麟還借國民黨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不斷掀起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1月下旬，朱懷冰率部向八路軍挑釁。12月6日侵佔八路軍根據地邢臺、內丘以西地區，殘殺抗日軍民，激起人民的極大義憤。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軍從太行山東出，橫掃國民黨頑軍，一舉殲滅朱懷冰九十七軍大部。鹿鍾麟和朱懷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縣、磁縣地區。

段伯宇在前方親眼目睹了國民黨頑固派進攻八路軍，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蒐集了不少確鑿的證據，於4月回到了重慶。他一路上都準備著把看到的真實情況當面向李濟深彙報，誰知到重慶後才得知，蔣介石害怕李濟深反對他，已將李“放逐”到桂林，叫李當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還規定他在作戰上沒有指揮權。無奈，段伯宇只得向戰地黨政委員會中將高參王志剛作了彙報。

但是，國民黨頑固派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們慣於“豬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慣於血口噴人，誣衊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實事求是的報告材料遭到了頑固分子的忌恨。戰地黨政委員會新任祕書長晏勳甫惡狠狠地斥責段伯宇：“吃國民黨的飯，為共產黨說話。”下令將他關了禁閉。

筆者告訴段伯宇老人，就是這位晏勳甫，1949年初任武漢市代理市長期間，祕密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策動，在解放軍渡江時光榮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榮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貢獻，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剛也於1949年起義，任過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

人，是會變的呀!反動的可以變為進步，反共的可以變為擁護共產黨。因為真理在共產黨一邊，而大多數人最終是服膺真理的。

回過頭來再說段伯宇。他被關了禁閉。特別是李濟深調走了，他在戰地黨政委員會是很難存身下去了。不久這個機構也被撤銷。沒有了公開職業作掩護，下一步怎麼辦？段伯宇犯了難。

這時重慶的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皖南事變剛剛過去，國民黨在大後方到處搜捕共產黨員，力圖將國統區內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全部摧垮。特務遍地，狼犬滿街，白色恐怖瀰漫，正像郭沫若在一首詩中所說：“彷彿在空氣裡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這樣險惡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於1941年5月接連發出《關於大後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於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強調指出：“國民黨統治地方的黨部堅決採取長期埋伏、蓄積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把黨和群眾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會習慣、政府法令與合法組織(如保甲、聯保等)的方面，去進行與群眾聯繫的長期埋伏工作”。

富有地下工作經驗、善於對付白色恐怖的周恩來，早在1940年8月從延安返回重慶後，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開的會議上提出：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只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過去有的做法過於暴露，國民黨就是要我們暴露。千萬不要因為建立了統一戰線，就忘記了國民黨的反動性。要把黨的工作轉到地下去，儘量避免組織被破壞。後來周恩來還特別要求，通過各種社會關係進入國民黨軍政機關的共產黨員，要做到“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汙。

周恩來還特別強調黨的各級組織之間、黨員與組織之間，必須實行單線聯繫。例如郭沫若等都是以高級民主人士的身份進行活動，他們的黨的關係只有周恩來等極少數領導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軍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接上黨的組織關係後，一直和周怡單線聯繫。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對今後工作有過種種設想，他是多麼想聽聽黨組織的指示呀!

這時，“八辦”已搬至重慶郊外化龍橋紅巖嘴。這裡原先是個果園農場，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約5公里。周恩來副主席平時也住在這裡。各地黨組織的人員通常都是到這裡來和南方局及八路軍辦事處聯繫工作。

皖南事變發生前後，國民黨特務對我黨南方局和“八辦”的監視和封鎖變本加厲，越來越嚴密。特務機關在高處修築了工事，機槍的射口對準了院子，望遠鏡把院子裡的一切活動看得清清楚楚。化龍橋鎮不大，才幾十戶商店和住家，而特務機關設立的祕密監視點竟有十幾處，偽裝的小吃店、雜貨鋪、修自行車攤等，五花八門。有一個照相店，樓上的窗口就是祕密拍攝“八辦”院內活動的攝像點。

段伯宇曾經悄悄地多次去過化龍橋，可是面對特務的嚴密監視和封鎖，難以安全進入“八辦”。有一次他好不容易進去了，問周怡在否，答覆是不在。別的接待人員不知他的地下黨員身份，談話也就深入不下去。出於祕密工作的紀律，段伯宇也不便多問。

今天的青年讀者不瞭解當時鬥爭的複雜性和殘酷性，也許會天真地問：段伯宇不能向“八辦”自報家門嗎？可是除了周怡，誰能證明一個國民黨的上校軍官竟是地下共產黨員呢？你的自報家門誰又會信以為真呢？

段伯宇也曾多次去重慶城內曾家巖50號“周公館”附近徘徊打聽，還想直接找周恩來副主席，可是，那裡離國民黨首腦機構侍從室所在的上清寺不遠，周圍環境相當複雜，軍統頭子戴笠的公館也在附近。特務的祕密據點鱗次櫛比，隨便進去不僅個人安全無保障，還會給黨的工作帶來損失。

段伯宇還暗中派人去三十二軍老部隊找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王興綱，可是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在憂心如焚的等待中，段伯宇度日如年，始終得不到黨組織的指示。他想，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鬥爭不能停。他腦海中多次出現周恩來接見他時的親切面容，耳畔時常回響著周恩來的囑咐：在白區工作困難會很多，工作方針就是在最不利的情況下，爭取有利的可能，並盡力轉變為現實。段伯宇還特別記住了周恩來的“你要想辦法打到蔣介石那裡去”的指示。

段伯宇早就知道蔣介石身邊有個侍從室，那個將他關了禁閉的戰地黨政委員會祕書長晏勳甫，就是蔣介石南昌行營第二廳中將廳長。他的本家晏道剛1934年就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後來當過侍從室主任的張治中，還是他父親段雲峰的學生。可是侍從室這樣的極端機密的單位，能打得進去嗎？

段伯宇左思右想，感到難度太大，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誰知天無絕人之路。突然一個新的機遇擺到了段伯宇的面前：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公開招生。據說趨之者若鶩，報名人數達幾萬人之多，擠破了門庭。

段伯宇動了心。他想：陸軍大學是國民黨軍的最高學府，特別是他聽說蔣介石的用人標準是“黃、陸、浙”。自己年近不惑，官居上校，進中央軍校已無可能；天生的河北人，挨不上浙江的邊，和老蔣攀不上老鄉；唯一的只有進陸軍大學深造，將來憑陸大這塊牌子闖天下。他還聽說，在侍從室工作，陸大畢業生特別吃得開，有的組還是“清一色”的陸大生。段伯宇還曾向周恩來表示過要考陸軍大學的決心，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可是，當段伯宇向父親稟告了自己的打算後，父親卻向他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你是學醫出身的，搞軍事是外行，怎麼能考得上？”

生性倔強的段伯宇豈肯服輸？他對父親說：“爸，你不是陸大畢業的高材生嗎？還有二弟仲宇，他眼下不正在陸大十七期學習嗎？你們都是我的好老師呀!有了你們幫助輔導，我就不信我這個醫科畢業生跨不進陸大的門!”

“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段伯宇決心棄文就武，從一個軍隊醫生變成一個能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指揮官，為黨為人民成就一番事業。他要迎難而上，冒著名落孫山的風險報名投考陸軍大學。

不料第一關就卡了殼。

按陸大招生規定，首先要有軍事學校的畢業文憑。段伯宇從未進過軍校，哪來的畢業文憑？好在國民黨時代“假冒偽劣”多如牛毛，段伯宇請三十二軍地下黨員王啟明想辦法，搞到了一份“河北軍事政治學校”的畢業證件。沒有檔案，就請張尊光等人寫證明。又請原戰地黨政委員會中將高參王志剛(段雲峰的老同學)出具保送函件。手續具備，經軍令部進行資格審查後，報名關順利通過。

接著是準備功課。陸軍大學畢竟是正規大學，規定的考試課程有：政治考《三民主義》，語文寫一篇作文，外語考英語，軍事考“六大教程”(戰術、兵器、築城、軍制、交通通訊、後勤運輸)，還要考操典、野戰條令、射擊教範以及實兵指揮。此外還要考中國歷史地理、世界歷史地理。應該說它包括了對一個正規軍官的各方面素養的要求。好在段伯宇是正規大學畢業生，政治、語文、外語、中外歷史地理等等課程不在話下，又在三十二軍幹了那麼多年，耳聞目睹，許多軍事知識也不是純外行，再加上有父親和弟弟盡力幫助輔導，因此他順利地通過了初試。

1943年，三四百名經過篩選出來的上校以上軍官雲集重慶，參加陸大特七期的複試。段伯宇發憤忘食，勤學苦思，把軍事書籍翻了一遍又一遍。他曾笑著告訴父親：“爸，陸大的功課我都會背了。”父親開玩笑說：“我也是陸大畢業的，我還不會背呢!你還未進陸大，怎麼反會背了？!”

有志者事竟成。段伯宇在陸大複試中力挫群雄，脫穎而出，以第七名的優異成績，被光榮錄取。

1944年8月，段伯宇懷著陸大畢業後打進國民黨“心臟”裡去、打到蔣介石那裡去做地下工作的壯志雄心，走進了重慶山洞陸軍大學的校門。

又一名中共黨員打進了國民黨最高軍事學府，等待著大展身手時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