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結識小平同志，併為他進行手術服務，是在1976年末的一個暖冬。
那天，我從301病房下班回家較晚。那時我家就住在醫院生活區，編號9號樓。共四家人擠在一單元一層西側，共用一個廁所、一個廚房，一個單元五層樓共用一部電話分機。
記得那天是剛吃完飯，我聽到三層走道的電話鈴聲響，接著聽到有人接電話的腳步聲，很快就聽有人叫：“李主任電話！”我應聲穿著拖鞋就往樓上放電話的地方跑。電話對醫生很重要。那時，30l醫院儘管經過動亂的歲月，但醫生都保持著我軍的良好傳統，電話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診，急診就是生命！
果然，電話的另一頭讓我速到南樓！來電話的是一位保健辦公室的值班護士，她在電話裡沒有問我在幹什麼，也沒有說其他事情，就是讓我快到指定的地點，無疑是有急事。
我按照以往的經驗判斷，肯定是有重要任務。這種經驗來自一個軍人的敏感，也是來自一位301醫院科室領導的習慣判斷。因為這個醫院是解放軍的總醫院。南樓是領導同志住的病區，同時還擔負著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醫療保健任務。 對這樣的特殊指令，我們習以為常。我急忙趕往新南樓。
一跨進大門，我就看見了醫院的蒲榮欽副院長，他當時負責南樓的保健任務，還有劉軒亭院長、白崇友政委。我氣喘吁吁地走過去，他們告知有重要任務。我仔細地打量他們三個人，都很嚴肅，南樓的四周也都佈置了警戒，我心裡明白肯定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和幾位院領導一起靜靜地等著。
很快，一道車燈閃現，“客人”到了。待命的護士已經把準備好的輪椅推過來。車門打開，我看見曾經在報紙、電視和新聞紀錄片中經常見到的，而最近卻沒有了消息的人物——鄧小平，從車裡出來，同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夫人、女兒、他的保健醫生和護士。當時我特別吃驚，因為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遇見這位久已盼望和無限崇敬的人物。
電梯徐徐上升，我們和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說話，電梯裡很安靜，靜謐的氣氛讓我對這個“打不倒的小個子”特別注目。他仍然穿著我們後來常見到的中式棉襖，儘管眉間隱含著一絲痛苦，但依然精神矍鑠，政治家的硬氣和傲骨躍然在他的舉止之間。我們帶著他們一起到了病房。
我知道，首長到來肯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從他臉上的一絲凝重我已經感受到他不大舒服，既然院領導讓我來，我便立刻進行問診。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不管是面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老百姓，我只要一穿上白色工作服，就是面對一位患者，提問題都是單刀直入。“首長，怎麼樣？”我問：“哪裡不舒服？”
鄧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濃重的川音說了其不適的症狀。他的回答很簡單，倒是家屬和工作人員很操心，補充了首長何時感受不舒服，怎麼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們都只說了症狀，沒提要求，一切聽醫生處理。
等他們都說完後，我又問了幾個問題，進行了檢查，感到情況不妙。根據各種症狀分析，我心裡有了基本判斷。我向院領導彙報後，院領導都是內行，都點頭贊同。然後，我提出進行會診。
經請示後，我立刻到值班室打電話，請示我的老師許殿乙，他是泌尿外科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體不好，已近70歲了，而且身患癌症，心臟也很不好，所以一般事情由我操辦，但關鍵時刻還得請他出場。同時，也請我的搭檔，主治醫生周柏銘及內科曾誠富主任一起會診，通過摸、查、問，也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斷和治療方案。
那一夜我在醫院沒有回家，一直守候在病房。給小平同志進行了緊急治療後，他安穩地休息了。見到他眉間痛楚的釋然，我心裡也輕鬆了許多。
有一點必須向讀者介紹。我是1950年選入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學系本科學習，畢業前分入協和醫院實習。在實習期間，得益於張孝騫、林巧稚、曾憲九、吳蔚然等一批權威名家的教導，獲益匪淺。
1956年9月，我們一批人集體轉到新組建的解放軍總醫院。1959年起，我受著名外科學和泌尿外科學專家、高教一級教授許殿乙的器重，師從許殿乙和吳階平主攻泌尿外科專業。當時，國內這一專業人才不多，我還年輕，就把一腔報國熱情化為勤學苦鑽，靠不斷的實踐、總結，積累了一些經驗。
20世紀70年代末，我有幸成為中央保健委員會的一名專家。在60年代末，我就為一批將軍、英模和知名人士治療。70年代中後期，在10位元帥中，我參與治療的就有7位；10位大將中，參與治療的有8位。同時，還參與了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外國政要及友好人士的搶救、手術和會診。神聖的責任心，使我鑽研業務不敢懈怠，並在診斷病情方面積累了用手指檢查病變，基本上能判斷個八九不離十的經驗。後來，海內外一些媒體上有“神指”說法皆因於此。
當天晚上，主要是為了減少首長疼痛，我沒有進行指診，只是做了應急處理。沒有進行過細的檢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想請這一方面的權威吳階平院長和我的老師許殿乙教授一起檢查。
眾所周知，吳階平院長是我國醫療保健方面的領導者之一，國內泌尿專業的權威。我之所以稱吳院長，是因為他擔任過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這個醫學院就是現在的首都醫科大學。吳院長不僅培養了許多人才，還給毛主席、周總理和印尼總統蘇加諾等人進行過保健工作。請他來確診，是對小平同志的病情高度重視和負責。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病房門口去等吳院長，他準時到來。一見面，我就介紹了首長的症狀和我的判斷。他對小平同志的身體情況比較瞭解，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吳院長到了，許殿乙主任也帶病來了，有關同志都到場了，我們開始給小平同志會診。
301醫院南樓是新建成的樓，1976年唐山地震以後，沒有開放，後來開了下面三層。據軍委和院領導的指示，為了保密，也為了安全，安排小平同志住在五層，整個樓層都作為鄧小平的病房。
安排在五層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以後也許要手術的話，出了中間走廊就能進入手術室，安全保密工作也好做。南樓走廊很長很寬敞，空間很大也很方便，安全方面也很有條件。中間走廊有一道門，是工作間、會議室、活動室、會診醫生辦公室，到裡面病房走廊還有一個門。單元房是高級首長用的，有專用電梯。
小平同志住進醫院的第二天上午，我開始給他做詳細檢查。頭天晚上，為了減輕他的痛苦，我在治療的過程中，給他灌了些麻藥。我們應急處理之後，小平同志休息不錯，臉上已經沒有了凝重的神色，氣色也很好。
大家進病房後，都向小平同志問好。他向大家微笑，卓琳同志熱情地招呼大家，病房裡的氣氛很輕鬆。“乾脆做手術，免得以後再麻煩。”還沒等我們說什麼，首長先發話了。這說明他對自己的病很瞭解，態度明朗。見他有心理準備，吳院長和我們都說等檢查完了再說。在他的默許下，我們開始了進一步檢查的準備工作。
我們給他做了一個全身的查體。吳院長同小平同志很熟悉，檢查前，他告訴小平同志會不太舒服。“沒事！”還是那句濃重的川音。小平同志的忍耐性非常好，很配合檢查。我們接觸患部，發現了問題，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經過檢查和會診，大家都傾向做手術，一次性清除。確診和確定方案之後，我們先把情況通報給家屬。家屬很開通：把情況告訴他本人，沒問題！我向小平同志通報情況。為了減輕他的精神負擔，我在彙報時進行了準備，先通報了病情，然後介紹這種老年人常見病的現狀，多數人都是通過做手術治療。小平同志聽了點點頭說：“我早就說要做手術，沒問題，做！免得以後麻煩。”我又代表醫生詢問了卓琳同志等親屬的意見，他們都同意。我們就確定準備手術。
手術準備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將情況報告上級，請求中央批准。這是規矩。二是確定手術方案。同時，麻醉、手術器械和參加人員進行全面配備。
關於在哪裡做手術，我們還是動了一番腦筋。到外科樓手術室，路途長，不保密，也不安全。院領導和我們大家都決定在新建的南樓手術室做。新樓手術室還沒有用過，需要消毒；燈光、器械需要配齊。什麼都準備了雙份，怕萬一有情況可能要用。人員都確定了：麻醉科兩個主任都參加，病房護士準備了雙班特護，一共是八名護士。手術室除臺上臺下有兩名護士，還配備了護士長，各項工作分工負責。準備工作非常周密。各種設備都進行了試用，手術器械和其他設備反覆消毒，力求萬無一失。
鄧小平和孫輩們在一起
手術準備的日子，小平同志一直在病房休息，看書，進食正常。一層樓的病房只用了五間，首長一間，住6號房；卓琳住一間，我記得是8號房；我和內科的主治醫生趙毅剛（當時他也是小平同志的保健區生）住5號房，護士們好像住在12號病房。
手術班子因為許殿乙主任歲數大了，由我主刀，我們科的周柏銘主治醫生擔任第一助手，醫院還讓普通外科陸惟善主任參加，因為他為毛主席做過保健工作，為陳毅元帥做過手術，他自己要求做第二助手。吳院長和許主任在手術檯下做指導，心電監護由曾誠富主任和趙毅剛負責，麻醉由專家靳冰和宋運琴負責，大家分工明確，各負其責。
這中間，我們按照手術要求，對小平同志的家屬和一般普通患者一樣履行手續，請家屬簽字。家屬很理解，痛快地簽了字。
要給鄧小平同志做手術了，院裡只有幾位領導和參與手術的人知道，南樓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些人問我：“你收了個什麼神祕人物？”我們科室的人也是在兩年之後，從別的醫院得知這一消息。
我對家屬也沒有講實情，我的妻子只知道我有重要任務，兩個月不在家，不知道我為誰治療。這是紀律的需要，我們都自覺遵守這一條。據我所知，後來這件事情傳出來也不是301醫院，而是從個別領導口中傳出來的。我們就這樣默默地工作，精心準備。
鄧小平同志和家人也積極參與了準備。
手術準備到最後，涉及一個環節，那就是要對患者理髮、洗澡。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不便於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琳推薦女婿賀平．就是毛毛的老公來理髮。我瞭解賀平，他是我們總後衛生部老領導賀彪的兒子，很能幹！他在插隊的時候學會理髮。所以，讓他帶來理髮工具，給首長理了發，還理得不錯。我們規定手術前兩天洗澡，因為前一天洗澡體溫會有所波動，有波動就會有影響，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弄不清是感冒還是什麼就很麻煩。洗澡的事也是賀平幫忙。
手術前的晚上，基本上萬事俱備。我進行手術前最後一次例行查房。那是晚上8點鐘左右，首長和夫人卓琳坐在沙發椅上，鄧楠坐在靠近辦公桌（每位首長屋裡都有辦公桌）的椅子上。看見我來了，小平同志和卓琳都讓我坐著查房。
“你就坐在我旁邊。”小平同志說：“這麼晚了，你還過來幹什麼，我沒事兒。”
卓琳問我：“你看手術後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啊？”
小平同志接過話茬說：“你不懂，不要問。”他轉過來跟我講：“我相信你們醫院，相信你會盡最大努力來治病，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萬一出了問題，由我跟我的全家負責。”
說完，鄧楠馬上說：“對，我爸說得對！你儘管放心，我們全家負責，你放心好了！”
小平同志又說：“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覺，不要有顧慮。
聽了這句話，我心裡真是特別感動。我從1956年當醫生到此，不管是以前的首長或者是一般老百姓，還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小平同志非常理智，非常懂得心理學。因為他明白，他這樣高級身份的領導，誰都不敢馬虎，他讓你精神上、思想上放鬆，這就跟打乒乓球一樣，你要是緊張了，就不能正常發揮好技術。偉人就是不一樣！
第二天，天氣特別好，通過辦公室的看臺望出去，陽光特別明媚。我心情很好。我問首長睡得好不好？他滿意地說“很好”。手術室護士請首長躺在手術室接病人的車上，卓琳、鄧楠、毛毛和我一起陪著進入手術室。首長自己從車上挪到手術檯上；曾誠富主任和宋運琴測試了血壓，結果一切正常後，讓麻醉師開始注射麻藥。
為了避免進去的人太多，汙染空氣，我就請家屬都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候，手術室裡只有蒲副院長、吳階平院長、許殿乙主任、曾誠富、趙毅剛、靳冰、宋運琴，還有護士、護士長及我們幾個手術醫生，臺下差不多10個人。除了手術室裡的人馬，手術室外還有一支隊伍。院裡組織了有力的後勤工作，包括電源、供氧等，確保絕不突然停電和缺氧。他們不知為誰做手術，只管保證完成好任務。
上臺前，我刷手消毒時，深吸一口氣，然後保持平靜心態，囑咐自己一定要按正常操作，千萬不要顧此失彼，更不要畫蛇添足。
一切準備妥當，麻醉師先給鄧小平同志進行了硬膜外麻醉。因為他自己堅持不要全麻，我們就採用了硬膜外麻醉，就是手術那一段麻醉，一旦需要，可再給藥。麻醉之後，藥已見效，但首長腦子很清醒，見吳院長、許主任和我在身邊，他再一次給我們減輕壓力：“我沒事，你們放心做吧！”
他的這句話給手術室帶來輕鬆的氣氛，手術就在首長制造的寬鬆環境中開始了。
這就像一場戰役一樣，大家配合得出奇的美妙。手術由我主刀，周柏銘、陸惟善配合，大家有條不紊。許多同志在電影上見過一些手術鏡頭，實際中那可不是演戲，手術室裡就是那種心領神會，無言的默契。在手術室裡，醫生、護士都戴著口罩，說話不方便，有時是一個動作，有時是一個眼神，有時是“嗯”一聲，大家總是能像執行命令一樣完成自己的動作。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一到這時，我也進入了一種忘我的境界。
吳院長和許主任始終站在我們身後，給我們鼓勵和力量，也幾乎是用無聲的話語在進行指導。由於兩位恩師手術風格、習慣和特點我比較瞭解，他們對我主刀也比較放心，所以，他們總是保持著讓我最佳狀態的操作，只是到了關鍵處才靠近觀察一下，或小聲提醒一句。
手術很順利，一個多小時，出血很少，沒有輸血。因為判斷準確，一切都是按預案進行，切除最後一刀時，我說了一句話：好了！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後來我們把取出來的東西交吳院長給小平同志看，有一小蘋果那麼大。他看了笑著說：“哦！這麼大！”
小平同志不願全麻，也不願意睡覺，手術一半，麻醉科靳主任擔心他會緊張，問他要不要用點藥睡覺。他說：“不要緊！我不用藥，沒事。”
一句沒事，讓大家肅然起敬。作為醫生都知道，只要手術，患者都不會好受。許多重要人物在手術時，都要使醫生緊張一陣，但我感到真正唯物主義者的意志的確不一樣。據說，毛主席手術時還聽著“滿江紅”的音樂，周總理手術時還在談工作；老帥劉伯承在做眼部手術時，麻藥也沒有用。可見偉人的意志的確堅毅。
看到首長這麼鎮定，連吭都沒吭一聲，我們心裡更加敬重。等到縫針快關腹時，首長突然問了一句話：“現在縫哪兒呢？”
我立刻反應式地作了回答。
他又說：“哦！還有三層。
奇怪！他怎麼知道還有幾層？這是醫學專業問題啊？！
後來，我問小平同志怎麼會知道這個專業問題？他說：“周總理做手術的時候，我在旁邊看。”
小平同志雖不學醫，但很細緻，而且記憶力特別強，也說明他對周總理是那麼關心！
幾乎就在他問我答之間，我們順利做完了手術。
鄧小平和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在一起
手術後，回到病房，他只能或坐或躺著，很不好受。但小平同志一針止痛針、一片止痛片都沒用。翻身活動自如，又是一個奇蹟。我想讓首長早日康復，開始讓他吃半流食，喝牛奶，小平同志進食很好，恢復非常快。
手術後兩天，就聽說小平同志想吃肉，還要肥一點的。卓琳怕他血脂、血壓高，不好表態。我們說反正就這麼幾天，“開齋”兩週吧，偶爾吃一點沒關係。結果，他見了紅燒肉就說香，吃得也高興。
手術前，我們交待過首長不能抽菸，我問行不行？首長說：行！我說：“首長，別人說戒菸是不是要吃點糖呀，要不控制不住呀？”首長說：“不用，那是自己糊弄自己，戒菸還吃什麼糖？主要還是不想戒。”首長說不抽就不抽，從手術前幾天到出院，一支也沒抽。
手術後第三天，護士突然叫我：“主任，首長要起床！”手術後才三天怎麼能起來呢？我去了，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說沒事。當時還有兩根導管，一根引流，一根導尿，都還沒有拔，原想給首長拔了再下床，但他還是堅持要起來，我們去扶他，他說：“不用你們扶，我自己會。”他只挪動身子，轉動體位，先將兩腿搭在床邊，身子躺在床上，待小腿放下床後，自己“嗬”一下就坐在床邊。這時護士去扶他，他還是堅持自己起來，而且一下就起來了！我們當時都驚喜地為他鼓掌。他開始在房間裡走一走，躺一躺，再坐一坐。第四天，他就試著到走廊裡走幾趟。他掛著引流瓶，護士提著跟他一起走。
後來，毛毛每天來，提著引流瓶跟著首長散步說：“我們這是放羊！”
小平同志手術後，開始一切正常，中間也出現了一次意外。
那是手術後第三天，首長告訴我們，他渾身起紅疹子，越來越癢。於是，我們請著名的內科權威張孝騫教授來確診。張教授是個老實人，那天來了，特不自然。這使我想起1975年冬，《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署他名字揭發鄧小平的文章。所以他覺得特別不好意思，紅著臉，低著頭。還沒等他說話，小平同志就說：“張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我知道你是不會幹這事的，一定是別人乾的，我們非常相信你。”
張教授非常感動，眼淚直流，會診結束後，他一個勁對小平同志說感謝！他總算把包袱丟掉了，感到又重新得到了小平同志的信任，特別高興。後來瞭解，他實際上是清白的，是別人利用他的名字來反對鄧小平的。
所以說小平同志對人判斷分析非常正確，而且不把歷史舊賬當事。後來我記得鄧小平做過指示：以後不管哪個領導有什麼問題，不要把醫生牽涉進去，否則就沒人敢給我們看病了——這是鄧小平非常英明的指示。
張教授和大家初步確診為藥物疹，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能引起過敏的藥物。又一個奇蹟出現了。首長從第四天起什麼抗生素消炎藥都不用，卻沒有任何一個部位出現炎症和感染。
小平同志恢復幾天以後，毛毛帶他走一走。我們這個走廊長，走一個來回，估計有100米。後來逐步增加，等到第10天的時候，他一次就走10個來回，就是1000米。他很努力地在恢復健康。
首長在醫院裡趕上1977年春節。那幾天，孩子們都來了，電爐子也搬來了，老少三代，一家人好不熱鬧。當時，外面已經傳說小平同志馬上要出來工作了，這大概是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同家人過得比較開心的一個春節。大年初一，我們去拜年，說話已經用不著太含蓄了。我的祝福話就是祝他早日出來工作！
果然，節後不久，小平同志就要出院了。手術室的護士、麻醉科的醫生都想看看首長。我跟首長反映了這一想法，首長說好嘛！後來我就把他們帶進去，大家進門看到小平同志都說：“首長好！”說完以後，都很緊張，不說話了。小平同志看見他們很緊張，就用濃重的川音開玩笑說：“你們有什麼外號麼？”他指著一個姓崔的護士說她有外號：“她姓崔，叫‘吹叭’，你們有沒有？”一句話把病房氣氛搞得很輕鬆，大家都樂了，他也樂了。
我們分批和小平同志照相。後來我拿了照片問首長能不能給籤個字？小平同志很高興地簽了名。從此，我有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小平同志出院的前一天，我們舉行了很小型的歡送會，不知誰拿了一瓶茅臺酒，大家雖然沒喝多少，但都很開心。我不會喝酒，以飲料當酒，也開心極了。
——摘選自《南樓往事——301醫院保健醫生的回憶》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炎唐口述 肖思科整理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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