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理論成為真理的喉舌'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年第5期

作者簡介：衛興華（1925—），男，山西五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1946年在太原參加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和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社會科學專業委員會主任。現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顧問、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名譽理事等。還兼任福建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名譽教授或兼職教授，並擔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1981年獲北京市勞動模範稱號。多次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2010年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傑出成果獎。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年第5期

作者簡介：衛興華（1925—），男，山西五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1946年在太原參加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和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社會科學專業委員會主任。現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顧問、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名譽理事等。還兼任福建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名譽教授或兼職教授，並擔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1981年獲北京市勞動模範稱號。多次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2010年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傑出成果獎。

一

我於1925年10月，生於山西省五臺縣善文村，乳名衛玉童。祖輩世代務農。6歲時，父親送我入本村小學讀書，1937年春考入東冶鎮沱陽高級小學。本村小學老師在我離校前給我起了個官名“衛顯貴”。1938年秋，在沱陽高小隻讀了一年半，因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冶鎮和我的家鄉，我被迫輟學回家務農，並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藥材莊店員。失學4年後的1942年秋，入東冶鎮高小附設中學班學習。入學時，為表示抗日救國、振興中華之志，改名“興華”。只學習了一學期，因不滿日偽奴化教育而離開。

1943年，我離開日軍佔領區，入二戰區晉西隰縣進山中學讀書。抗戰勝利後學校遷回太原，受到中共黨員、校長趙宗復的影響與引導，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與太行區太原情報站 (909) 建立了工作關係，並擔任學校三人領導小組成員。

1947年，根據組織安排，我祕密赴解放區，在太行區黨委太原工委履行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手續。返回太原後不久，被捕入獄，在獄中嚴守了黨的機密。出獄後，根據組織安排，於1948年6月到北平從事革命活動，建立了從太原經北平去山西解放區遞送軍事情報的聯絡點。

1948年冬初，我回到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學習。1950年，轉入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習，同年8月被調入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以全優成績畢業並留校任教。自此一直從事經濟理論教學與研究工作。20世紀50年代，我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某些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不贊同講貨幣有階級性，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範疇，不變資本週轉速度會影響利潤率的高低等。我先後在《讀書月報》、《新建設》、《教學與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進行商榷。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風風雨雨。我跟不上“左”的那一套，在改革開放前的歷次“左”的政治運動中，都曾受到衝擊。1957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我對校領導提意見，認為在處理學術問題上，缺乏科學態度和民主作風，還是要科學要民主的問題。結果惹了禍，說我提出了五四運動口號，向黨要科學要民主，結果被劃為“中右”，打入另冊。1958年，我被下放勞動，到北京的密雲縣去“大鍊鋼鐵”。1959年去農場勞動。1964年參加“四清”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捕問題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特務”，受到關押、批鬥、嚴刑拷打。

改革開放前，在“左”的形勢下，我憑著一種責任心和對事業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擔的教學工作的同時，揹負著精神重擔，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從事經濟理論方面的研究，寫一些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由於在思想認識上跟不上“左”的那套理論和政策，發表的東西主要是純理論、純學術方面的。因此，在那“左”風盛行、“大批判”的年代，我沒有在理論工作中因參與批判別人而欠債，也沒有發表過讚美和宣傳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之類的東西。粉碎“四人幫”後，我的確有一種在政治思想和理論工作中的“解放”感。多年被壓抑的理論思維釋放了出來，積極參與了理論工作中的“撥亂反正”。

改革開放以後，一系列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了出來，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寫了一些文章，從正面闡述和力求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闡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澄清一些理論是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深入，我的研究內容也逐步擴大。在繼續研究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的同時，我的研究方向更多地轉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理論、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所有制理論、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公平與效率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相關領域。

二

自1952年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以來，我力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客觀實際問題相結合，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學術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問題兩個方面。

(一)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

1.社會主義應將發展生產力放在重要地位。

針對“左”的理論批判所謂“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和宣揚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論，片面強調生產關係而不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在1978年4月和6月先後在《光明日報》發表《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略論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剖析了忽視發展生產力的危害和發展生產力需要解決的問題，強調了“生產力標準”的問題。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連續性，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是在繼承和擴大原有生產力成就的基礎上發展的；需要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對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同時不能把生產力的發展歸結為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應承認生產力自身的內在矛盾及其在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在《哲學研究》1980年第11期發表的《關於生產力的內容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一文中認為，過去對生產力的內容理解過窄，提出應突破生產力二要素論或三要素論的傳統見解，主張生產力多要素論；強調發展生產力，既要重視人的因素，也要重視物的因素；既要強調生產工具的作用，也要重視自然資源和能源等的作用；強調生產力發展，要重視生態保護，還要注重科技和經營管理的重要作用。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界定、劃分及其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理論界一般把社會主義社會區分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我認為，把社會主義僅僅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是不夠的。在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之間必然會存在一個前後銜接的中級發展階段。在理論界和實際經濟工作中，存在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混同的問題。我在多篇論文中闡明，二者是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而且在我國《憲法》和中央有關文件中也是作為兩個概念使用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存在於社會主義的各個階段，是一個不斷成熟和發展的過程。它以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總和，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它反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就不能否定和動搖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

3.積極研究探索公有制經濟的新實現形式，主張綜合配套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在改革的前期階段，人們主要講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我在1986年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不應僅限於管理體制方面，還應包括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並特別強調提出“實現形式”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似不應僅僅歸結為一個管理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首先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如公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按勞分配的運行和實現形式，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和實現形式等”。在同期發表的別的論文中，也強調提出：“發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與中央後來提出的要探尋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相吻合。

關於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 我既肯定股份制對於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重要作用，但對“一股就靈”、一股風、一刀切、下指令完成的做法，又不大讚同。而且，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並不表明任何股份制本身就是公有制，股份制是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或資產經營方式，它同所有制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股份制的性質取決於入股資本的性質，私人資本組織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實現形式”。股份制既可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可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來。不能認為，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就是用以否定或取代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這兩種公有制形式。

針對國有企業改革中只強調產權改革而忽視管理的傾向，我在《論“三改一加強”》和《改革與管理是辯證統一的關係》等文章中指出：許多國有企業的虧損實際上與管理不善有很大的關係，不能籠統地認為只是產權問題造成的；應把改革與管理統一起來，既要完善企業制度，也要加強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而在加強和完善管理問題上，主張應在解決激勵和約束機制問題的同時，特別是要重視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精神的發揮。

4.關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對於中央提出的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理論界有種種不同的理解。我發表瞭如下見解：(1)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外資、私營經濟中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在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經濟中根據控股情況決定其分配關係。(2) 按生產要素分配只存在於不同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主體所有的經濟中。諸生產要素如果歸同一主體所有，就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關係。無論私有制與公有制都一樣。(3) 不能把按勞分配等同於按勞動要素分配。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僅僅作為勞動要素的提供者參與生產和分配。既然這裡不存在按土地、資本等要素分配關係，也就不存在單一的按勞動要素分配關係。(4) 不能把我國現階段的分配方式只概括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以此否定按勞分配或將其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5) 按生產要素分配，首先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收入分配的多少受市場機制制約，也受到政府的調控。

在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問題上，1988年，我提出了“重視調節和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的觀點。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實質是經濟利益機制的轉換，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收入差距出現了過分擴大的趨勢，形成了貧富分化態勢。我發表系列文章，強調分配公平、縮小和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涉及到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問題。我始終認為，這一提法用於指導分配製度的改革是不妥當的。“效率優先”作為對生產領域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但“效率優先”作為相對於分配公平的原則，即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不重視公平，是存在問題的。我在自己主編的教材和其他論著中，始終主張在分配領域中應是效率與公平並重，實現二者的統一與結合。主張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主張放棄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這與後來黨的十七大的新提法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再分配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的精神相吻合。

5.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

20世紀50年代，我就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中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應是商品，應利用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發表在《學術月刊》1959年第11期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研究方法問題》一文，就對當時理論界存在的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全民所有制內部非商品經濟論、生產資料商品外殼論等見解，進行了評析與商榷。並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們的統一面，而看落了它們的矛盾面。如果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那麼必然導向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生產中的作用。改革開放後，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認識在爭鳴中發展。我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不能把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因為：商品經濟不是社會制度範疇，反映商品貨幣本質關係的商品經濟規律也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不能將社會主義經濟定義為商品經濟，手工業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也是商品經濟，但它們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不能用商品經濟說明不同社會經濟的性質。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南方講話後，我國由局部市場經濟轉向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在1999年發表於《中國經濟問題》第6期的論文《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回顧與評析》，分析和論述了我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曲折和複雜的過程，以及鄧小平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我經過考證，發表論文指出：在中央決策層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的是陳雲，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於1979年11月26日會見外賓時講：“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不少學者據此認為，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我國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這是誤解，鄧小平那時講的依然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和陳雲是將“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作為同義詞使用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我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涵蓋的範圍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經濟。而廣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應包括非公有制參與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既然是從通過市場調節實現資源配置的角度講的，那麼，這種市場，不管是哪種經濟成分參與的，都一樣起資源配置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構成的。”這一觀點與後來中央文件中提出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論斷相吻合。但當有些論著中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相等同，從而將“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錯解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我又作了一些澄清理論是非的解讀，闡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是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不包括私有制經濟。

6.提出“縱向二層次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新機制。

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關係，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我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在1986年，我同當時的博士生洪銀興與魏傑對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和全面的研究，並提出了“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模式。這與同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相吻合。

7.強調應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換經濟增長方式。

1996年，我根據統計資料發現，1953—1995年的43年中，我國年增長12%的有13年，都是超高速的不正常增長，這種片面追求高速度帶來了諸多弊端，導致我國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利於資源的科學利用和經濟比例關係的合理化，因而我國應“由數量擴張型的快速增長方式轉為質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長方式”。我不贊同所謂的“通脹無害論”和“高增長必然會伴有高通脹”的觀點。我用統計資料證明，高增長率與低通脹率相結合，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存在過，我國也可以做到。由此提出，應探求我國條件下高增長率與低通脹率的最佳結合點，認為9%到10%的增長速度與3%以下的通脹率的結合點較適宜。從現實國情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出發，不應追求12%以上的超高速度。“如果工作做得好，經濟發展順利，‘九五’時期以及21世紀的三四十年內，經濟增長有可能達到9%—10%，這是現有條件下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佳度”。

在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上，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主要向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轉變。我國以往更多的是重視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速度，而不強調或不很重視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國現有的大型統計資料沒有系統的有關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更缺乏實物勞動生產率的統計，這方面的缺陷不利於全社會重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近年來，我又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發表多篇論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立見解。

(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問題研究

1.關於馬克思“普照的光”的論述與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不少學者將其解釋為：馬克思認為，一切社會都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其中佔主體地位的經濟成分是普照的光，它改變著其他經濟成分的性質和特點。他們據此認為，我國佔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作為普照的光，使其他非公有制經濟都具有了社會主義性質，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我指出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解。馬克思的論述，是要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體系結構和經濟範疇如何構建和順序的安排問題，不涉及多種所有制問題。馬克思是把對資本主義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工業資本作為“普照的光”，在它的照耀下，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借貸資本與利息、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都成為從屬於工業資本的經濟形式，具有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和性質。因此，《資本論》進入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是從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開始的。不能用“普照的光”來論證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那是誤解。

2.關於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從理論和實踐的不同側面多次撰文，批駁了那些主張用生產要素價值論、供求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又主張拓寬生產勞動的範圍，認為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商業工人的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但不認同一切勞動都創造價值或所有“第三產業”的服務都創造價值的觀點。主張社會主義的勞動可以分為四類：一是物質生產勞動，包括非商品經濟中不形成價值的物質生產勞動和商品經濟中創造價值的物質生產勞動；二是精神生產勞動，包括文教、科技、演藝等勞動；三是商業服務勞動；四是社會公務勞動。包括黨政、公檢法、軍警等勞動。這些都是社會必要的、有益的勞動，但並不都是生產勞動，更不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針對用生產要素價值論作為說明按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依據的觀點，我提出勞動價值論並不是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依據，同樣，實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也不是以要素價值論為理論依據，其根據在於要素所有權。

3.應重視對馬克思的財富論的研究。

馬克思的價值論與財富論，是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兩個重要理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視對財富論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靠的是財富的大量增加。財富的生產離不開勞動要素和自然物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應是重在增加勞動時間來創造更多的價值，而應是重在應用新的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勞動時間，生產出更多的財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進步，馬克思所說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將成為社會財富的尺度。勞動時間的縮短，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社會財富的大幅增長，也是人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條件。我提出，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兩個新的社會經濟因素，需要我們進一步重視對財富論的研究：其一是紙幣執行貨幣職能導致的價格運動軌跡難以反映價值運動的軌跡。如各國通行的GDP的增長率核算均以不變價格計算，所反映的實際上並不是價值變動指數，而是使用價值即財富增長的指數。從而不同國家的GDP總量和人均GDP的懸殊差別，就不是反映勞動創造價值的懸殊差別，所反映的是由於勞動生產率高低所生產的財富總量和人均財富量的差別。其二是全球化導致國際貿易地位和比重的提高，使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我國較多的國內價值只能被計算為較少的國際價值，因而僅靠國內勞動耗費以增加國內價值的意義已日益減少，這樣無形中會削弱我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只有重視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以較少時間生產出更多的財富，增強國際競爭能力。

4.關於“貨幣是否具有階級性”與“貨幣的本質規定”問題。

20世紀50年代，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其他有關論著中，提出了貨幣具有階級性的觀點。我國有關教材中也認為貨幣具有階級性。我認為，將“貨幣是佔有別人勞動的工具”作為貨幣具有階級性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貨幣之所以成為剝削工具，是由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引起的，而不是導源於貨幣本身的屬性。曾長期流通的貴金屬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計量商品價值的尺度。貨幣的本質和職能不具有階級屬性，並不會隨著它轉移到不同階級和不同人們的手中而發生根本變化；從貨幣的實體材料 (如金銀) 及其作用來看，也沒有階級性，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所用，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所用 (《新建設》，1958年3月) 。

許多經濟學論著在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貨幣理論時，將貨幣的本質界定為“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一論斷也是最早由蘇聯有關經濟學教材所提出的。馬克思恰恰反覆地講過：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一般商品”，而與貨幣相對立的種種商品是特殊商品。我在《學術月刊》1981年第6期用筆名發表的《貨幣是特殊商品還是一般商品?》，以及後來在《光明日報》和《教學與研究》發表的《走出貨幣是特殊商品的誤解》、《貨幣的本質規定究竟是什麼?》兩篇文章中，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論證，並分析了理論界之所以把貨幣的本質界定為特殊商品的三種原因。

5.把握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問題。

地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蘇聯和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學和教材中，對地租理論的某些問題闡述還不夠準確，還存在一些紕誤。我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發表了《關於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一文，對此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研究，澄清了理論是非，對我國經濟學界幾位著名的老前輩的著作中的紕誤，指名道姓地提出商榷意見。特別是對級差地租Ⅱ的來源和計量問題以及將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加總計算的問題，進行了正本清源的理論研究與論述。接著又連續發表文章，闡述了地租理論的其他有關問題。

關於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加在一起的計算問題。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存在紕誤，一般是簡單地在按農產品社會生產價格計算的級差地租基礎上加上一個等量的絕對地租。按此計算，必然是土地越好，生產率越高，產品出售時的市場價格越低。計算各級土地上的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總量時，不能在抽象地考察級差地租時所得出的地租量上簡單地再加上一個等量的絕對地租額。如果各類土地都支付等量絕對地租，那麼農產品就不能按社會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社會生產價格加絕對地租的市場價格出售。這時，優等地和中等地的級差地租也要隨之相應提高。並以馬克思的論著論證這一問題。50多年來似乎還沒有人對此見解提出異議。

當代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已超出了《資本論》中所研究的情況，需要有新的認識。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是以農業生產的發展落後於工業，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於工業為前提的。100多年來特別是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力迅速提高，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已經或將會接近、趕上甚至超過工業資本有機構成。儘管此時絕對地租的實體——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其生產價格的那部分剩餘價值消失了，但是隻要存在土地私有權的壟斷，絕對地租存在的原因就沒有消失。即使是劣等地，只要是租來的就要付租金。這種地租雖然仍可稱為絕對地租，但它已經不是原有範疇意義上的絕對地租，而只有形式上的地租了。在絕對地租的來源問題上，我不贊同來源於農產品壟斷價格的說法。我認為，從發達國家中租佃的耕地在不斷減少、許多農業經營者同時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美國主要是自有自營的家庭農場) ，發達國家農業工人的工資一般低於工商業工人的工資、農業利潤一般也低於工業利潤的事實來看，絕對地租主要來源於利潤和工資的扣除。馬克思講過“利潤和工資的扣除”問題。為了維持農場主的經濟利益,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長期撥款補貼農場主。(見《當代資本主義農業中的絕對地租》, 載《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5期;《絕對地租與壟斷價格》, 載《經濟研究》1982年第4期) 。

三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者和工作者，不論社會主義運動處於高潮還是低潮、馬克思主義處於順勢還是逆勢，都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貢獻自己的力量。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有些人認為過時、遭受逆流衝擊時，更應旗幟鮮明地迎接挑戰，堅持、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作為經濟理論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要堅守自己的科學和道德情操。我的治學信條是：理論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權勢的奴僕；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解放思想、獨立思考、求真求實、服從真理；走自己的路，由他人評說。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要心繫勞動人民，為勞動者的訴求和權益鼓與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理論支撐，為實現社會主義本質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而獻智獻策。

老百姓痛恨“鐵三角”——貪官、奸商和無良學者。要做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與貪官、奸商相對立。

我的治學格言是：嚴肅的態度，嚴謹的學風，嚴格的要求，嚴密的論證。謹以此自勉。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不是供給我們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認真、熱心為它工作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科學，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它。不能看風使舵，不能受私人利益驅使，而是要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與繁榮，“認真、熱心”地去工作。

近年來，我提出社會主義要將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統一起來。如果忽視和脫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只片面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消滅剝削，結果會是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反過來，如果只片面強調生產力標準而忽視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重資本、輕勞動，重私有、輕公有，重增長、輕公平，會導致貧富分化，背離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新中國60多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只有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將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興旺發達、順利發展。目前，強調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強調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強調公平正義，將效率與公平統一起來，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把關注和保障民生問題提到一個更高更突出的地位。所有這些，正是在迴歸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在將生產力標準與社會主義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經濟理論工作者也應在這些方面進行一些深入的、系統的創新性研究。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年第5期

作者簡介：衛興華（1925—），男，山西五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1946年在太原參加地下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和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國老教授協會社會科學專業委員會主任。現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顧問、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名譽理事等。還兼任福建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名譽教授或兼職教授，並擔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1981年獲北京市勞動模範稱號。多次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2010年獲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傑出成果獎。

一

我於1925年10月，生於山西省五臺縣善文村，乳名衛玉童。祖輩世代務農。6歲時，父親送我入本村小學讀書，1937年春考入東冶鎮沱陽高級小學。本村小學老師在我離校前給我起了個官名“衛顯貴”。1938年秋，在沱陽高小隻讀了一年半，因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冶鎮和我的家鄉，我被迫輟學回家務農，並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藥材莊店員。失學4年後的1942年秋，入東冶鎮高小附設中學班學習。入學時，為表示抗日救國、振興中華之志，改名“興華”。只學習了一學期，因不滿日偽奴化教育而離開。

1943年，我離開日軍佔領區，入二戰區晉西隰縣進山中學讀書。抗戰勝利後學校遷回太原，受到中共黨員、校長趙宗復的影響與引導，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與太行區太原情報站 (909) 建立了工作關係，並擔任學校三人領導小組成員。

1947年，根據組織安排，我祕密赴解放區，在太行區黨委太原工委履行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手續。返回太原後不久，被捕入獄，在獄中嚴守了黨的機密。出獄後，根據組織安排，於1948年6月到北平從事革命活動，建立了從太原經北平去山西解放區遞送軍事情報的聯絡點。

1948年冬初，我回到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學習。1950年，轉入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習，同年8月被調入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做研究生。1952年，以全優成績畢業並留校任教。自此一直從事經濟理論教學與研究工作。20世紀50年代，我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某些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不贊同講貨幣有階級性，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範疇，不變資本週轉速度會影響利潤率的高低等。我先後在《讀書月報》、《新建設》、《教學與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進行商榷。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風風雨雨。我跟不上“左”的那一套，在改革開放前的歷次“左”的政治運動中，都曾受到衝擊。1957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我對校領導提意見，認為在處理學術問題上，缺乏科學態度和民主作風，還是要科學要民主的問題。結果惹了禍，說我提出了五四運動口號，向黨要科學要民主，結果被劃為“中右”，打入另冊。1958年，我被下放勞動，到北京的密雲縣去“大鍊鋼鐵”。1959年去農場勞動。1964年參加“四清”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捕問題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特務”，受到關押、批鬥、嚴刑拷打。

改革開放前，在“左”的形勢下，我憑著一種責任心和對事業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擔的教學工作的同時，揹負著精神重擔，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從事經濟理論方面的研究，寫一些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由於在思想認識上跟不上“左”的那套理論和政策，發表的東西主要是純理論、純學術方面的。因此，在那“左”風盛行、“大批判”的年代，我沒有在理論工作中因參與批判別人而欠債，也沒有發表過讚美和宣傳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之類的東西。粉碎“四人幫”後，我的確有一種在政治思想和理論工作中的“解放”感。多年被壓抑的理論思維釋放了出來，積極參與了理論工作中的“撥亂反正”。

改革開放以後，一系列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了出來，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寫了一些文章，從正面闡述和力求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闡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澄清一些理論是非。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深入，我的研究內容也逐步擴大。在繼續研究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的同時，我的研究方向更多地轉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理論、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所有制理論、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公平與效率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相關領域。

二

自1952年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以來，我力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客觀實際問題相結合，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學術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問題兩個方面。

(一)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

1.社會主義應將發展生產力放在重要地位。

針對“左”的理論批判所謂“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和宣揚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論，片面強調生產關係而不注重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在1978年4月和6月先後在《光明日報》發表《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略論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剖析了忽視發展生產力的危害和發展生產力需要解決的問題，強調了“生產力標準”的問題。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連續性，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是在繼承和擴大原有生產力成就的基礎上發展的；需要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對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同時不能把生產力的發展歸結為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應承認生產力自身的內在矛盾及其在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在《哲學研究》1980年第11期發表的《關於生產力的內容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一文中認為，過去對生產力的內容理解過窄，提出應突破生產力二要素論或三要素論的傳統見解，主張生產力多要素論；強調發展生產力，既要重視人的因素，也要重視物的因素；既要強調生產工具的作用，也要重視自然資源和能源等的作用；強調生產力發展，要重視生態保護，還要注重科技和經營管理的重要作用。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界定、劃分及其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理論界一般把社會主義社會區分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我認為，把社會主義僅僅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是不夠的。在高級階段和初級階段之間必然會存在一個前後銜接的中級發展階段。在理論界和實際經濟工作中，存在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混同的問題。我在多篇論文中闡明，二者是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而且在我國《憲法》和中央有關文件中也是作為兩個概念使用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存在於社會主義的各個階段，是一個不斷成熟和發展的過程。它以公有制為基礎，實行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總和，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它反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就不能否定和動搖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

3.積極研究探索公有制經濟的新實現形式，主張綜合配套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在改革的前期階段，人們主要講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我在1986年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不應僅限於管理體制方面，還應包括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並特別強調提出“實現形式”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似不應僅僅歸結為一個管理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首先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如公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按勞分配的運行和實現形式，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和實現形式等”。在同期發表的別的論文中，也強調提出：“發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這與中央後來提出的要探尋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相吻合。

關於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 我既肯定股份制對於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重要作用，但對“一股就靈”、一股風、一刀切、下指令完成的做法，又不大讚同。而且，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並不表明任何股份制本身就是公有制，股份制是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或資產經營方式，它同所有制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股份制的性質取決於入股資本的性質，私人資本組織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實現形式”。股份制既可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可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同“公有制存在形式”等同起來。不能認為，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就是用以否定或取代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這兩種公有制形式。

針對國有企業改革中只強調產權改革而忽視管理的傾向，我在《論“三改一加強”》和《改革與管理是辯證統一的關係》等文章中指出：許多國有企業的虧損實際上與管理不善有很大的關係，不能籠統地認為只是產權問題造成的；應把改革與管理統一起來，既要完善企業制度，也要加強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而在加強和完善管理問題上，主張應在解決激勵和約束機制問題的同時，特別是要重視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精神的發揮。

4.關於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對於中央提出的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理論界有種種不同的理解。我發表瞭如下見解：(1)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外資、私營經濟中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在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經濟中根據控股情況決定其分配關係。(2) 按生產要素分配只存在於不同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主體所有的經濟中。諸生產要素如果歸同一主體所有，就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關係。無論私有制與公有制都一樣。(3) 不能把按勞分配等同於按勞動要素分配。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是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僅僅作為勞動要素的提供者參與生產和分配。既然這裡不存在按土地、資本等要素分配關係，也就不存在單一的按勞動要素分配關係。(4) 不能把我國現階段的分配方式只概括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以此否定按勞分配或將其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5) 按生產要素分配，首先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收入分配的多少受市場機制制約，也受到政府的調控。

在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問題上，1988年，我提出了“重視調節和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的觀點。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實質是經濟利益機制的轉換，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收入差距出現了過分擴大的趨勢，形成了貧富分化態勢。我發表系列文章，強調分配公平、縮小和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涉及到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問題。我始終認為，這一提法用於指導分配製度的改革是不妥當的。“效率優先”作為對生產領域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但“效率優先”作為相對於分配公平的原則，即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不重視公平，是存在問題的。我在自己主編的教材和其他論著中，始終主張在分配領域中應是效率與公平並重，實現二者的統一與結合。主張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主張放棄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這與後來黨的十七大的新提法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再分配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的精神相吻合。

5.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

20世紀50年代，我就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中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應是商品，應利用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發表在《學術月刊》1959年第11期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研究方法問題》一文，就對當時理論界存在的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全民所有制內部非商品經濟論、生產資料商品外殼論等見解，進行了評析與商榷。並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們的統一面，而看落了它們的矛盾面。如果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那麼必然導向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生產中的作用。改革開放後，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認識在爭鳴中發展。我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不能把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因為：商品經濟不是社會制度範疇，反映商品貨幣本質關係的商品經濟規律也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不能將社會主義經濟定義為商品經濟，手工業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也是商品經濟，但它們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不能用商品經濟說明不同社會經濟的性質。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南方講話後，我國由局部市場經濟轉向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在1999年發表於《中國經濟問題》第6期的論文《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回顧與評析》，分析和論述了我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曲折和複雜的過程，以及鄧小平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我經過考證，發表論文指出：在中央決策層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的是陳雲，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於1979年11月26日會見外賓時講：“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不少學者據此認為，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我國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這是誤解，鄧小平那時講的依然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和陳雲是將“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作為同義詞使用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我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涵蓋的範圍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經濟。而廣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應包括非公有制參與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既然是從通過市場調節實現資源配置的角度講的，那麼，這種市場，不管是哪種經濟成分參與的，都一樣起資源配置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構成的。”這一觀點與後來中央文件中提出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論斷相吻合。但當有些論著中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相等同，從而將“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錯解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我又作了一些澄清理論是非的解讀，闡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是既相聯繫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不包括私有制經濟。

6.提出“縱向二層次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新機制。

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關係，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我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在1986年，我同當時的博士生洪銀興與魏傑對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和全面的研究，並提出了“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模式。這與同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相吻合。

7.強調應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轉換經濟增長方式。

1996年，我根據統計資料發現，1953—1995年的43年中，我國年增長12%的有13年，都是超高速的不正常增長，這種片面追求高速度帶來了諸多弊端，導致我國經濟的大起大落，不利於資源的科學利用和經濟比例關係的合理化，因而我國應“由數量擴張型的快速增長方式轉為質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長方式”。我不贊同所謂的“通脹無害論”和“高增長必然會伴有高通脹”的觀點。我用統計資料證明，高增長率與低通脹率相結合，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存在過，我國也可以做到。由此提出，應探求我國條件下高增長率與低通脹率的最佳結合點，認為9%到10%的增長速度與3%以下的通脹率的結合點較適宜。從現實國情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出發，不應追求12%以上的超高速度。“如果工作做得好，經濟發展順利，‘九五’時期以及21世紀的三四十年內，經濟增長有可能達到9%—10%，這是現有條件下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佳度”。

在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上，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主要向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轉變。我國以往更多的是重視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速度，而不強調或不很重視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國現有的大型統計資料沒有系統的有關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更缺乏實物勞動生產率的統計，這方面的缺陷不利於全社會重視和提高勞動生產率。近年來，我又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發表多篇論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立見解。

(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問題研究

1.關於馬克思“普照的光”的論述與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不少學者將其解釋為：馬克思認為，一切社會都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其中佔主體地位的經濟成分是普照的光，它改變著其他經濟成分的性質和特點。他們據此認為，我國佔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作為普照的光，使其他非公有制經濟都具有了社會主義性質，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我指出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解。馬克思的論述，是要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體系結構和經濟範疇如何構建和順序的安排問題，不涉及多種所有制問題。馬克思是把對資本主義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工業資本作為“普照的光”，在它的照耀下，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借貸資本與利息、土地所有制和地租，都成為從屬於工業資本的經濟形式，具有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和性質。因此，《資本論》進入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是從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開始的。不能用“普照的光”來論證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那是誤解。

2.關於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從理論和實踐的不同側面多次撰文，批駁了那些主張用生產要素價值論、供求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又主張拓寬生產勞動的範圍，認為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商業工人的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但不認同一切勞動都創造價值或所有“第三產業”的服務都創造價值的觀點。主張社會主義的勞動可以分為四類：一是物質生產勞動，包括非商品經濟中不形成價值的物質生產勞動和商品經濟中創造價值的物質生產勞動；二是精神生產勞動，包括文教、科技、演藝等勞動；三是商業服務勞動；四是社會公務勞動。包括黨政、公檢法、軍警等勞動。這些都是社會必要的、有益的勞動，但並不都是生產勞動，更不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針對用生產要素價值論作為說明按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依據的觀點，我提出勞動價值論並不是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依據，同樣，實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也不是以要素價值論為理論依據，其根據在於要素所有權。

3.應重視對馬克思的財富論的研究。

馬克思的價值論與財富論，是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兩個重要理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視對財富論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靠的是財富的大量增加。財富的生產離不開勞動要素和自然物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應是重在增加勞動時間來創造更多的價值，而應是重在應用新的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用更少的勞動時間，生產出更多的財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進步，馬克思所說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將成為社會財富的尺度。勞動時間的縮短，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社會財富的大幅增長，也是人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條件。我提出，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兩個新的社會經濟因素，需要我們進一步重視對財富論的研究：其一是紙幣執行貨幣職能導致的價格運動軌跡難以反映價值運動的軌跡。如各國通行的GDP的增長率核算均以不變價格計算，所反映的實際上並不是價值變動指數，而是使用價值即財富增長的指數。從而不同國家的GDP總量和人均GDP的懸殊差別，就不是反映勞動創造價值的懸殊差別，所反映的是由於勞動生產率高低所生產的財富總量和人均財富量的差別。其二是全球化導致國際貿易地位和比重的提高，使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我國較多的國內價值只能被計算為較少的國際價值，因而僅靠國內勞動耗費以增加國內價值的意義已日益減少，這樣無形中會削弱我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只有重視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以較少時間生產出更多的財富，增強國際競爭能力。

4.關於“貨幣是否具有階級性”與“貨幣的本質規定”問題。

20世紀50年代，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其他有關論著中，提出了貨幣具有階級性的觀點。我國有關教材中也認為貨幣具有階級性。我認為，將“貨幣是佔有別人勞動的工具”作為貨幣具有階級性的理由是站不住的。貨幣之所以成為剝削工具，是由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引起的，而不是導源於貨幣本身的屬性。曾長期流通的貴金屬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計量商品價值的尺度。貨幣的本質和職能不具有階級屬性，並不會隨著它轉移到不同階級和不同人們的手中而發生根本變化；從貨幣的實體材料 (如金銀) 及其作用來看，也沒有階級性，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所用，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所用 (《新建設》，1958年3月) 。

許多經濟學論著在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貨幣理論時，將貨幣的本質界定為“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一論斷也是最早由蘇聯有關經濟學教材所提出的。馬克思恰恰反覆地講過：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是“一般商品”，而與貨幣相對立的種種商品是特殊商品。我在《學術月刊》1981年第6期用筆名發表的《貨幣是特殊商品還是一般商品?》，以及後來在《光明日報》和《教學與研究》發表的《走出貨幣是特殊商品的誤解》、《貨幣的本質規定究竟是什麼?》兩篇文章中，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論證，並分析了理論界之所以把貨幣的本質界定為特殊商品的三種原因。

5.把握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問題。

地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蘇聯和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學和教材中，對地租理論的某些問題闡述還不夠準確，還存在一些紕誤。我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發表了《關於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一文，對此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研究，澄清了理論是非，對我國經濟學界幾位著名的老前輩的著作中的紕誤，指名道姓地提出商榷意見。特別是對級差地租Ⅱ的來源和計量問題以及將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加總計算的問題，進行了正本清源的理論研究與論述。接著又連續發表文章，闡述了地租理論的其他有關問題。

關於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加在一起的計算問題。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存在紕誤，一般是簡單地在按農產品社會生產價格計算的級差地租基礎上加上一個等量的絕對地租。按此計算，必然是土地越好，生產率越高，產品出售時的市場價格越低。計算各級土地上的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總量時，不能在抽象地考察級差地租時所得出的地租量上簡單地再加上一個等量的絕對地租額。如果各類土地都支付等量絕對地租，那麼農產品就不能按社會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社會生產價格加絕對地租的市場價格出售。這時，優等地和中等地的級差地租也要隨之相應提高。並以馬克思的論著論證這一問題。50多年來似乎還沒有人對此見解提出異議。

當代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已超出了《資本論》中所研究的情況，需要有新的認識。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是以農業生產的發展落後於工業，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於工業為前提的。100多年來特別是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勞動生產力迅速提高，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已經或將會接近、趕上甚至超過工業資本有機構成。儘管此時絕對地租的實體——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其生產價格的那部分剩餘價值消失了，但是隻要存在土地私有權的壟斷，絕對地租存在的原因就沒有消失。即使是劣等地，只要是租來的就要付租金。這種地租雖然仍可稱為絕對地租，但它已經不是原有範疇意義上的絕對地租，而只有形式上的地租了。在絕對地租的來源問題上，我不贊同來源於農產品壟斷價格的說法。我認為，從發達國家中租佃的耕地在不斷減少、許多農業經營者同時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美國主要是自有自營的家庭農場) ，發達國家農業工人的工資一般低於工商業工人的工資、農業利潤一般也低於工業利潤的事實來看，絕對地租主要來源於利潤和工資的扣除。馬克思講過“利潤和工資的扣除”問題。為了維持農場主的經濟利益,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長期撥款補貼農場主。(見《當代資本主義農業中的絕對地租》, 載《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5期;《絕對地租與壟斷價格》, 載《經濟研究》1982年第4期) 。

三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者和工作者，不論社會主義運動處於高潮還是低潮、馬克思主義處於順勢還是逆勢，都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貢獻自己的力量。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有些人認為過時、遭受逆流衝擊時，更應旗幟鮮明地迎接挑戰，堅持、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作為經濟理論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要堅守自己的科學和道德情操。我的治學信條是：理論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權勢的奴僕；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解放思想、獨立思考、求真求實、服從真理；走自己的路，由他人評說。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要心繫勞動人民，為勞動者的訴求和權益鼓與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理論支撐，為實現社會主義本質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而獻智獻策。

老百姓痛恨“鐵三角”——貪官、奸商和無良學者。要做有良知的經濟學家，與貪官、奸商相對立。

我的治學格言是：嚴肅的態度，嚴謹的學風，嚴格的要求，嚴密的論證。謹以此自勉。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不是供給我們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認真、熱心為它工作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科學，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它。不能看風使舵，不能受私人利益驅使，而是要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與繁榮，“認真、熱心”地去工作。

近年來，我提出社會主義要將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統一起來。如果忽視和脫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只片面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消滅剝削，結果會是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反過來，如果只片面強調生產力標準而忽視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重資本、輕勞動，重私有、輕公有，重增長、輕公平，會導致貧富分化，背離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新中國60多年來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只有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將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興旺發達、順利發展。目前，強調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強調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強調公平正義，將效率與公平統一起來，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把關注和保障民生問題提到一個更高更突出的地位。所有這些，正是在迴歸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在將生產力標準與社會主義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經濟理論工作者也應在這些方面進行一些深入的、系統的創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