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不僅可以明智，還能學到經商之道，可謂是“書中自有黃金屋”。

《史記·貨殖列傳》作為一部戰國到秦漢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鉅著，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生產和交換為座標， 描繪了當時的經濟水平及其發展變化的經濟曲線， 體現了商品經濟發展軌跡， 反映出太史公司馬遷經濟思想的遠見卓識，對後世商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一、市場預測理論

所謂市場預測，是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影響市場供求變化的諸因素進行調查研究，分析和預見其發展趨勢，掌握市場供求變化的規律，為市場經營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市場預測理論早在中國古代就已被普遍認識和在實踐中加以利用。

《管子·國蓄》指出，商品“有餘則輕，不足則重”，供過於求，價格下跌;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在同書《山權數》中又說“重則見射，輕則見洩”，當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時，其便成為爭購的目標;當價格下跌時，則紛紛拋售。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商品供求變化影響著價格的高低，而價格的高低反過來又影響著商品的供求變化。

供求矛盾作為商品交換中的主要矛盾，既互相聯繫、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約影響。因而商品經營者需要密切注意市場上商品供求變化的發展和價格漲跌的情況，不失時機地進行吞吐商品以獲取最大限度的財富。正如《荀子·榮辱篇》中所說“賈以察盡財”。要做到這樣，市場預測便成為古代“買賤鬻貴”的重要依據。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的子貢應是中國古代早期進行市場預測的最典型的代表。

市場預測在春秋時期稱為“億”。在《論語·先進》中，孔子讚賞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億”據朱熹注:“億，意度也”，即市場預測。子貢善於猜度市場行情，因此增加財富。既然是意度，照字義，憑經驗的主觀成份自會居多，而預測雖然是預計和推測，但不是主觀臆斷，更不是毫無根據的瞎說，預測應是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的科學分析，市場預測必須以市場調研為依據。

那麼子貢是僅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還是他對市場有一定了解，並有一定的理論作為指導和有實際的依據呢?據《荀子·法行》記子貢 “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由此可知，子貢根據物以稀為貴的理論，從商品供關係中看到價格的高低和商品供給數量有關，從而做出了準確、及時的決策。再結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子貢在市場實踐中，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預測，看準時機，賤買貴賣，通過商品形式與貨幣形式的相互轉化以獲得財富的增殖。

此外，《貨殖列傳》中還記述了計然的市場預測理論:要根據天時變化和農業生產規律來指導經營。“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這個“時”，主要指年歲的豐歉和水旱等自然條件的變化。他認為天時變化，從而農業生產的變化規律是可以預測和掌握的:“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每逢六年有一次豐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豐年，一次小豐年;每逢六年有一次旱年，十二年中有兩次旱年;十二年中還有一次水年。能預知未來的豐歉水旱，就能預測到糧食供求變化的長期趨勢。

除了在豐年收進糧食，納入儲備，以供水旱荒歉年份出售外，還應根據天時變化預測決定其它商品的經營對策。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等。而白圭對市場的預測與計然的市場預測理論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司馬遷說白圭“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善於掌握經營時機，當機立斷，“樂觀時變”。

白圭也有一套商情預測方法。白圭認為農業收成和氣候變化密切相關，十二年一個週期，三年有一個較小變動，豐年過後的第三年是旱年，旱年過後的第三年是豐年，遵循這個規律進行交易，豐年收貯糧食在歉年出售。在水旱年成的荒歉季節到下一年收成季節之間，這一年中“積著率歲倍”，即從豐年與歉年的價格差異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白圭的這種“農業經濟循環論”，與計然的“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受了其前輩的影響。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準確的市場預測，瞭解、分析市場及有關因素，是貧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至於中國古代早期市場預測的種類，從大類分，主要是穩定性預測和因突發性事件引起商品供求變化趨勢的預測，前者如《國語·越語》中提到的“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後者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從範圍上，可分為微觀預測和宏觀預測，前者如《管子》中所記述的“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後者如“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

除此以外，另有以時間為標準的短期預測和長期預測，如《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的計然、白圭，以十二年為一個週期的農業經濟循環說來預測市場變化。這些預測的理論和思想有的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有的不符合，但不論其主導思想如何，有一點是一致的:商品供求關係的變化，價格的漲跌，是古代市場預測的核心內容。

二、商品購銷理論

購銷理論作為市場理論的核心，乃是強調商品的價格隨供求關係的變動而變化以及影響供求變化的因素。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市場中的商品購銷理論作了極其精闢的闡述與分析。

1.司馬遷的自由購銷思想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明確闡述了其自由購銷思想。他既肯定了農業生產的首要地位，同時亦強調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他從宏觀的角度，闡述社會自由分工、合作，各自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經濟活動，不必人為地限制和規定。他指出在活躍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其特點有三:

一是由社會自由分工的農、虞、工、商各個部門，各自擔負著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通過生產、流通滿足各方面的需要。產銷關係由社會的生產、交換自然形成，並非行政、督教、規定所能做到。

二是商品價格高低決定商品運動的流向。

三是隻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才能在實踐中取得成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司馬遷基於他的自由購銷思想，認為國家對於社會經濟活動，上策是對私人商業任其發展不加干涉;其次是國家因勢利導給以鼓勵;再次是教導或告誡;又次是運用國家權力進行調節和限制;下策則是國家直接經營與民爭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2.范蠡、白圭的購銷理論

《史記·貨殖列傳》有如下記載:“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太史公評價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意思是隨時逐利，適應市場，採取靈活的購銷策略。他非常講求信用，“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擇人而不負於人，故能不為人所責。他既“居貨”，又“耕畜”，農、牧、商結合，從生產到流通，綜合經營。由於范蠡善於經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太史公說他是“富好行其德者也”。後來衰老，子孫繼續經商，家財“遂至鉅萬”。范蠡經商致富，有一套購銷理論，即所謂“積貯之理”。這套理論與原則，一方面來源於

范蠡本身經商的實際經驗，另一方面則如范蠡自己所說是受了“計然之策”的影響。“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而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計然之策包括什麼內容呢?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1）要根據天時變化和農業生產規律來指導自己的經營購銷。強調增加儲備，積蓄物資，即所謂“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能掌握這兩者，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2）要根據市場供求關係來判斷商品價格的漲落，即所謂“論其有餘不足，卻知貴賤”。價格漲跌有一極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前者是因價格上漲，商品貴了，供給就增加，供大於求，價格下跌，貴又復為賤;後者則是供給減少，價格重趨上漲的緣故。應當順應這種規律，即所謂的“順其恆”。在商品貴到適當程度時，要當它似糞土那樣毫不吝惜地及時拋出，即“貴出如糞土”;當商品價低時，則要當它似珠玉般地收購，即“賤取如珠玉”。不能因為價貴就守貨惜售，也不能因為價賤就觀望不進。

（3）國家要用調節供求的辦法來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做到對產銷雙方有利。如所謂“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4）在具體商品的經銷上，要注意商品質量。貯藏貨物要完好，“務完物”;易腐敗的食物則不能久留，“腐敗而食之貨勿留”。

（5）特別要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週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貨幣滯壓在手中“無息幣”;也不能囤積居奇“無敢居貴”。

從范蠡所用計然之策中總結的商品購銷理論來看，早在中國古代，確已涉及到了商品流通的一些規律性問題，並已直觀地指出了價值規律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

由范蠡應用在經商中大收成效的“積貯之理”，到戰國時在部分商人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最著名的代表當推同為《貨殖列傳》記載的白圭。

白圭，擅長經商，“樂觀時變”，主要經營農產品、手工業品及原料。太史公把他的購銷原則歸納為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具體言之就是:

“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在糧食收穫季節，買進米穀，供應絲漆等農墾所需的手工業原料;在蠶繭出產季節，收購絲綿和絲織物，而供應農墾所需的糧食(此時正是農村青黃不接之際)。豐歉年之間也是這樣:豐年收購糧食，出售手工業原料;歉年出售糧食，同時收購手工業產品。白圭就是運用市場規律，從年歲豐歉和季節差異所造成的價格變動中來加強經營，獲取利潤的。其購銷經營的特點是，把某些尚未形成社會迫切需要，一時供過於求，因而價格比較便宜的商品，預先加以大量購存，等待社會急切需要、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時，再行出售。

此外，白圭與經營貴重商品(如珠玉)的商人有所不同。由於是以小農為交易對象，所以他特別奉行薄利多銷的購銷原則。他說“欲長錢，取下谷”。經營“下谷”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利潤雖不高，但其消費彈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不抬高價格，也可獲大利。為了增加糧食貨源，他主張“長石鬥，取上種”，即選擇優良品種，作為種子供應，以增加穀物的收穫量。戰國時生產技術得以提高發展，白圭適應這種新情況，不但供給糧食，而且出售種子，把發展商業放在發展農業基礎之上，這一點是其購銷理論的獨到之處。

三、經濟效益評價理論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是從微觀角度，具體到某一生產者、商業經營者的利潤來評價其經濟效益。

一是，對各行各業均按資金100萬錢，時間一年來計算。凡達到20%的利潤率，即年盈利20錢，便視同千戶侯的收入(西漢時，千戶侯每年從每戶徵稅200錢，一千戶共徵20萬錢)，文中有“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即指年盈利20萬錢。

二是，文中所說20%的利潤是毛利潤。因為千戶侯年入20萬錢，從中要支出向國家交納的屬於“九貢”的財物。即:“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而各行各業年入的20萬錢，從中要交納力役之徵和錢財實物之徵。即“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

司馬遷把農、林、牧、副、漁以及經濟作物等的生產者作為一類———本業。然後按同量資金分別計算某一行業一年中收成所獲得是否達到二十萬錢的盈利。“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慄;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從上文可知：在畜牧業中，經營者各自得馬50匹、或牛167頭、或羊250頭、或豬250頭;在漁業中，年捕得魚千石;在農業中，得千鍾糧;在林業中，得千章材或千樹荻;在副業和各種經濟作物中收得果實，如千畦姜韭、千畝卮茜等。各種經營，凡能分別達到上述數量，每年即可盈利20萬錢。

司馬遷把從事商業經營作為另一類——末業。在末業中列舉了酒店、醬醋店、糧店、竹木店、薪炭店、布帛店等許多行業，如酒店年售出酒千甕，醬醋店年售出醋千缸醬千缸，薪炭店年售出薪稿千車……，亦可得利20萬錢。

司馬遷對本業、末業中各種行業具體經營的項目、數量、重量都較明確。說明他是經過直接、間接全面調查統計分析後得出20%的稅前利潤率作為對本、末兩業經濟效益評價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已是一個“下限數”，如“不中什二，則非吾材也”。太史公定這個下限是有依據的，當時放債者“子貸金錢千貫……亦比千乘之家”。按一貫為一千錢，千貫為一百萬錢，利率百分之二十，正好和“千乘之家”收入相等。如經濟效益低於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則不如放款穩取利息，沒有必要徒勞地從事經營了。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除了上述的有關市場的相關理論外，太史公還闡述了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如貨幣理論、財政管理等。

作為一部戰國到秦漢的商品經濟史，《貨殖列傳》所蘊含的內容極其豐富，為後人展示了一幅中國古代早期社會經濟發展的斑斕畫卷，值得我們汲取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