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丸小城,桐城何以一枝獨秀?

中國歷史 戴名世 劉大櫆 方苞 最桐城 2017-05-02

彈丸小城,桐城何以一枝獨秀?

桐城一枝獨秀

文|佚名

安徽是文化大省,其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將安徽文化按區域劃分,可分為三大文化圈: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其中,桐城文化被認為是精緻文化,桐城的文派、學派、詩派、書畫派,以及豐富多彩的桐城民間文學,都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桐城文化的無窮魅力,更彰顯著桐城這座城市的筋骨與神韻。

桐城的歷史可追溯到中石器時代,從現存的丁家衝遺址、魯王墩遺址中可以窺見桐城先民們胼手胝足、刀耕火種的歷史。夏商時期,桐城屬揚州之域,周置桐國,因適宜種植桐樹而得名。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式設桐城縣,此為桐城得名之始。

雖然歷史悠久,但桐城的人文氣息並非從一開始就繁盛的。史載: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業已建縣近六十年的桐城,縣治近地依然草木蔥蘢,蛇虎成災,縣令韓震下令焚燒草木,灼焦地面而驅之。宋代大詩人梅堯臣赴任桐城主簿時,曾為山中猛虎所驚,後見農家生活艱苦異常,援筆寫下《田家》一詩:“南山嘗種豆,碎莢落風雨。空收一束箕,無物充煎釜。”彼時,生存環境惡劣,歷代戰爭襲擾,人口數量稀少,導致桐城人文長期寂無聲華。直至宋明之際,隨著我國經濟文化中心的逐漸南移,桐城成為移民輸入地,人口增加,國家科舉制度也逐漸成熟定型,桐城尚文崇教的人文氣息也逐漸濃厚,元延佑年間桐城文廟的創建,為桐城文化帶了繁榮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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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行文廟

對初到桐城的人來說,位於縣城中間的桐城文廟,絕對是道搶眼的風景,不僅因為那簷角的銅鈴聲,可以傳得好遠好遠,更因為瞻顧桐城文廟在明清數百年時光中穿行的背影,人們可以體會到所謂“五里三進士,隔河兩狀元”的往日盛景及其底氣所在。

桐城曾被稱為“冠蓋滿京華,文章甲天下”的文都,僅僅在清代,桐城籍的進士就有286名,至今文廟的香火還吸引著從全國各地趕來祭拜的望子成龍的家長們。過文廟門樓,向前十步臨半月形泮池,池上有磚砌石拱橋,池橋皆以漢白玉石雕欄杆護配,池中碧水漾漾,金鯉嬉戲。相傳,明清季桐城諸如“天啟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書式”大哲學家方以智、“父子雙宰相”張英、張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近千位名臣碩儒,於成名前均從橋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之後金榜題名,故譽“泮橋”為“狀元橋”,至今人們仍視登斯橋為吉祥如意之樂事。

說到桐城,不得不提的就是桐城派,它的故事至今還在這片土地上流傳著,每一個從桐城文廟走出的人都會被刻在地上一篇文章所震撼:“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 文尾寫著“桐城姚鼐記”,不錯,這就是被收錄中學語文課本的《登泰山記》,以大地為書卷,這是怎樣的一種氣魄。徜徉在桐城街頭,我們能聞到一種文墨清香,每到辭舊迎新之際,文廟前就會出現許多為人免費寫春聯的書法家,在桐城,字寫得好的人,文章寫得精緻的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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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的硯莊足跡

“我父親就是一個農民,他經常講戴名世和方苞的故事,後來我12歲上桐城中學,從鄉下步行走過來,父親一邊揹我過河一邊和我講,他說你要好好唸書啊,將來當個文人,桐城文章寫得好,戴名世文章寫得好。” 當代著名詩人陳所巨生前曾這樣回憶,他也是桐城人。30多年前,他拿起手中的筆寫下了第一行詩句,1980年,他和舒婷、顧城等17個人一道參加了全國首屆青春詩會,之後,有不少大城市、大單位邀請陳所巨到他們那裡工作,可是他都一一婉拒了,陳所巨說,自己就是一棵靠桐城文化滋養的樹,離開了這片土地,他將一無所成,桐城的文都墨痕,啟迪著他的創作靈感。

桐城,作為著名的古文流派桐城派的孕育地,為眾多文人所景仰,同時也被桐城人視為學習和創作的源泉與動力。從清康熙年間直到民國,桐城派雄踞中國文壇霸主地位長達兩百多年,先後培養出1200多位散文作家,著述累以千萬,漫及全國,一時間有“人不必桐城,文不可外乎桐城”之說。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文學景觀。

戴名世,因其故鄉為桐城南山,所以後人又將他稱為“南山先生”。其少年生活極其清貧,但他發奮用功,“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讀書求知,成了他的基本需求。

有人認為桐城派的歷史應該從戴名世的一本書開始,那是一部史學力作,收入了清軍入關後明代殘餘政權活動的史料。它卻使康熙皇帝大為震怒,下令將戴名世緝拿歸案,處以腰斬,從而製造了清朝第一起文字獄。也有人認為,是戴名世為桐城人建立了入仕的學說,使這片水邊的小城從此有了骨頭。

正值清明時節,我們踏上了尋訪戴名世墓地的路。熱心的村民為我們帶路,兩邊山崗上的松樹林,以鐵一般的寧靜,凝結成一抹遼遠和幽深的墨色,沿著緩坡上的林間小路下來,經過一片正在生長的油菜地,就是戴名世的墓地了。墓冢為水泥石塊漿砌而成,高一米有餘。墓前有碑,鐫有“清戴名世之墓”的文字。墓的左右與後面被半圓形的護牆包圍,俗稱墳框,墳框外面便是離離的青草。右側的護牆上有一方“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碑刻。清明剛過,但是依然有人前來祭拜悼念這位先賢,燃幾炷香火,焚幾疊祭紙,駐足停留,以示懷念和敬畏。

一位年長的村民來到墓前,據他說那墓裡沒有戴名世的屍骨,只有一件他行刑時穿的血染的長袍。這一說法,不知有無根據,但據記載,戴名世在獄中兩年多,仍修訂昔日所編的《四書朱子大全》。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61歲,由凌遲處死改為腰斬。其從弟求得屍骸,盛殮之後,自京扶柩而歸,葬於居室之南,其墓俗稱“榜眼墳”,位於今天桐城孔城鎮清水村境內。

穿過南山崗下的一片林地,來到一個叫硯莊的地方,據《戴氏宗譜》載,明代其六世祖南居公遷居於此,翰墨傳家,以“以筆代耕,以硯代田”,故名硯莊。這是戴名世打算隱居終老的地方,是他用辛苦賺得的稿費和教書的銀子蓋的。現在已經雜草叢生,旁邊有村民蓋起了新的民居。“這裡就是(戴名世的故居),沒有什麼東西的,他是被腰斬的,是欽犯,以前都不敢提他的。更不會留下什麼東西了!”一位附近的村民說。據傳,戴名世故居,在村莊北面,原有房屋兩進,前後各五開間,兩側築牆相連,中成院落。

其實,民間流傳的關於戴名世的故事,更多的是他造福村民的善舉。相傳戴名世在硯鄉居住的時候,目睹溪水流經田間小道,阻隔行人往來的狀況,便用盡自己寫文章賺來的錢財,沿溪主要路口建了五座石橋。行人稱便,心甚得之,擇四橋中之大石橋,名之曰“南山橋”。稍有所損,村民輒修之。橋頭勒石立碑,楷書陰刻“南山橋”三字,字跡清晰可見。至今,這座“南山橋”的石碑仍在,其基石猶存,被改修為水泥橋而依舊造福於一鄉村民。戴名世連建四橋之後,在建第五座橋的時,積攢的錢財已全部用盡,知道自己無法再幫村民建橋了,就自己取名“了了橋”,“意思就是了了吧,了了吧,他已經沒錢了嘛,只能了了啊!”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常務理事操鵬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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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三祖

“人生一夕智門開,我為寶貝抓週來,抓起筆墨文才好,抓起刀槍武將才,抓起算盤進寶貝,抓起扁擔挑銀財,挑銀財,行行都出狀元來。”在桐城的鄉間,至今都保留著這樣一個習俗,就是在寶寶滿週歲的時候,舉行抓週儀式。很多家長都認為,寶寶抓到筆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預示著寶寶將來寫得一手好文章,傳說方苞小時候抓的就是一支毛筆。

桐城素有崇文重教之風,民間有“富不丟豬,窮不丟書”的習語,這一習俗被歷代桐城人奉為“金科玉律”。劉大櫆,方苞,姚鼐,被稱為“桐城三祖”,他們兒時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甚至有些貧寒,但都遵循這一傳統,好學的故事傳遍鄉野。

方苞就在《方苞集》中寫到其家貧的經歷,“餘先世家皖桐,世官達。自遷江寧,業盡落。賓祭而外,累月逾時,家人無肉食者,蔬菜或不充。”“家無僕婢,吾母逾五十,猶日夜從灶上掃除,執苦身之役。” 方苞是戴名世的好友,因為給《南山集》作序,也被牽連入獄,等待處決。但是,方苞不怕獄中臭氣沖天,蠅飛蚊咬,而是急著沒書讀。因此,他向獄卒請求借書,借紙、筆、墨、硯。獄卒聽了,嘲笑說,“你是重罪,肯定要判死刑的,還看什麼書,寫什麼文章啊?!”方苞的苦苦哀求打動了獄卒,得到《禮記集說》和紙墨筆硯後,方苞終日看書作文,連放風都伏在膝蓋上奮筆疾書。同獄的犯人不解,“命在頃刻之間了,還寫什麼文章啊?純粹腐儒一個!”方苞則鄭重地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方苞就這樣成就了《獄中雜記》。後來,方苞蒙康熙皇帝特赦,免死出獄,並進朝做官,成為當時文壇的一代文學領袖。

相比之下,劉大櫆的家境相對豐裕一些,他在《章大家行略》一文中記述自己幼年讀書的情況:“櫆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 劉大櫆年少時便才華出眾,文章曾讓前輩方苞自嘆弗如,他一生未曾離開桐城,足跡遍佈家鄉山水,寫下了許多散文名篇。

勺園,是清代大學者方宗誠的藏書樓,也是劉大櫆講學的地方,他在這裡種菜種花,自食其力。劉大櫆長著一副大鬍子,性格豪放,酒後喜歡縱聲朗讀古文,聲韻鏗鏘,繞樑不絕。“桐城派特別注重朗讀,而且要放聲讀。我記得我小時候就受過這方面的訓練,父親是語文教師,他教育我要放聲讀書,因為讀多了以後,自然的就是由表及裡,由文之粗進入文之精,由格律聲色,進入到神理氣味,進而掌握文章的精氣神,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桐城派過去寫文章要響不要啞,到現在也保持這個習慣,誦讀。” 皖江文化研究會會長汪軍曾說。

現在,勺園的主人是一戶姓方的人家,據稱是方宗誠的後人。遇到前來拜訪的遊客,老人就會送一本方守敦的《凌寒吟稿》,然後還說“這些古文是好東西啊,不能丟啊。以前老祖宗講學的時候,都是把門打開,有很多人來聽,講學嘛,門怎麼能關呢?”

姚家到了姚鼐出生時,已顯示出衰落的跡象,家境並不富裕。姚鼐自幼羸弱多病,足不出戶,唯好讀書,天分極高,深得伯父姚範的喜愛。其時,桐城文風昌盛,能文之士眾多,居於鄉里者即有姚範、葉酉、劉大櫆、方澤等“龍眠十子”,他們志同道合,常歡聚一堂,論學談藝,約為“舉世不好”之文。姚鼐雖不能親與,心裡委實嚮往之至。劉大櫆常來姚家作客,每次他來,姚範都要屏退諸子、侄,獨令姚鼐隨侍一旁。劉大櫆灑脫恣肆的才情,詼諧機智的言談,取書縱讀的神態,都在姚鼐幼小的心靈裡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姚鼐於18歲那年,轉投劉大櫆門下,專心學習詩古文辭,成為他的嫡傳弟子,並且確立了傳承薪火、光大師門的志向。他在方苞、劉大櫆之後,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的文學主張,奠定了桐城派的理論基礎。劉大櫆八十大壽時,姚鼐和全國各地的門人弟子一道來給老師祝壽,劉大櫆一生未爭得一官半職,卻教授了一大批高足弟子,也是在這次壽宴上,姚鼐寫下了“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劉先生(劉大櫆),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的著名論斷,桐城派從此亮出了旗號。

姚鼐自40餘歲遠絕仕祿,以清貧自守,到各地設館授徒,一直任書院山長,主講江南,春風化雨,獎掖後進,歷時四十年,一生教出的弟子超過三千人。有人曾試圖在姚鼐門下開出長長一串名單,最後也只能列出其中較有出息的人物而已。於是有人評價道:“他如此開枝散葉,星火相傳,才有了日後桐城文派綿延200多年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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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中學的教育之路

“教師這個職業在桐城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傳道授業解惑,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基本職責,要實現這些職責的話,就是教書育人。”汪軍說。他認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就辭官南歸,教了四十多年書,培養了大批弟子,可謂桃李滿天下,支撐他這種選擇的就是這種儒家的傳道精神。

桐城宰相張英時常告誡子侄,要端正讀書態度,明白“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即使不能取中科名,雖身處貧賤,只要“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書授徒,為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為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因此,張英常言“讀書者不賤”。

清末的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早年也是官運亨通的,但是也是在中年的時候,就向直隸總督李鴻章辭官,要求擔任保定蓮池書院的山長,所以當時華北的大批學子都紛紛趕到保定,投身到吳汝綸的門下,為燕趙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後來吳汝綸又在安慶創辦了桐城學堂,就是日後赫赫有名的桐城中學的前身。

  桐城中學是一所擁有百年曆史的學校,雖然只是一個縣級中學,可它每年的高考成績在安徽乃至在全國,都名列前茅,據統計,從這裡畢業的學生中,已有1000多名取得博士、碩士學位,有的已成長為新一代有影響的科學家、專家和學者。

桐城中學的創辦人吳汝綸,出生在1840年,是鴉片戰爭爆發的年代,同治四年,他高中進士,之後在曾國藩和李鴻章幕府裡參贊政務,曾、李二人的奏章,多是出於他的手筆,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使吳汝綸認識到,四書五經不再是治世的寶典,他曾為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作序,並大力提倡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光緒28年,他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率團去日本訪問學制,回國後,他對如何開展新式教育已經有了整體思考,但他對清廷已經徹底失望,就沒有回京,而是取道上海,直接返回了故鄉桐城。在家鄉,他興辦起桐城學堂(桐城中學前身),並親筆為學校撰寫了對聯“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後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於此”。至今,桐城中學的校門上,還寫著“勉成國器”四個字,有落款“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吳汝綸題” 。

老教師樑懷志在桐城中學教了近四十年書,他本人就是從這裡畢業考入大學的,但在那個年代,上大學還要看家庭出身,楊懷志的家庭出身不好,當時是他的班主任幫了他。其實,在桐城中學的校園裡行走,經常可以看到像樑懷志這樣白髮蒼蒼的老教師,他們教書育人幾十年,每天都要到這飽含歷史和記憶的校園中走幾圈,然後在樹下聊天、看報、論時事。

“我覺得一個老師,特別是中學老師,對一個人的成長相當重要。“楊懷志說。為了報答師恩,楊懷志大學畢業之後,放棄了在省城當記者的機會,甘願回鄉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雖然日子過得清貧,可他先後教過的學生已經有1000多人,如今已是桃李滿天下了。

桐城中學有棵鬱鬱蔥蔥的銀杏樹,如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它是當年姚鼐辭官回故里後親手種植的,就是因為這棵樹,姚鼐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惜抱軒”,如今,“惜抱軒”銀杏樹下是桐城中學的宿舍,學校有許多孩子來自於桐城鄉間。

桐城中學學生的刻苦是有傳統的,多年前沒有燈,許多人就點煤油燈來看書,由於不利於消防安全,學校對此堅決制止,楊懷志就曾砸掉了13個學生點的煤油燈,但是不論他怎麼砸,在他走後,學生又開始挑燈夜讀。每年高考,桐城中學都有近千名學生考入大學。在桐城,有這樣兩個數據令人震驚:平均每個村子出四名碩士或博士;僅兩院院士,桐城就有7名,不論是從每百萬人口含有的院士數,還是每萬平方公里土地含有的院士數,其比例都在安徽省前列。

“儘管新文化運動對桐城派的評價不高,那是有歷史原因的,但不能因此抹滅桐城派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它為推動中國教育事業做出過很大貢獻。桐城派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國家實行現代化的同時,保留我們的文化傳統,沒有一個國家是背離它的傳統而實現現代化的,就從這一點來講,桐城派依然有它的歷史價值。“汪軍說道。

操鵬也表示,“作為桐城人,我們為桐城保留的傳統文化而感到驕傲,雖然現在的孩子們都在學習數理化,沒有人再學習寫古文了,但是桐城派的故事還在、內涵還在、精神還在,這是我們的根。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做研究、寫文章、出版各種書籍,讓這份人類的共同財富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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