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李達，右一為王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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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李達求見毛澤東。
李達是湖南零陵人，號鶴鳴，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當時任武漢大學校長。
葉子龍安排李達與毛澤東見了面。
李達見到毛澤東時，眼裡閃出激動的波光，不像一位年近70歲的老人。他的心情很複雜，因為看到中國一派熱氣騰騰的建設景象，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報喜的話大有人講，報憂的話誰來講？怎麼講？
畢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由於毛澤東的領導。所以，他見到毛澤東時也是恭敬而熱烈的。毛澤東對這位比他大3歲的老同志，也是尊敬的，他迎上去握手，親自為李達讓座。
李達坐下後，毛澤東才入座。這也是尊敬的表示。
“身體還好吧？”毛澤東望著李達親切詢問。
“還可以。主席身體也好吧？”
“大毛病沒有，各部器官運轉正常。不過年齡到了，不能跟過去比了。”
寒暄之後，毛澤東問：“最近你在搞什麼？”
“還是搞黨史。”
“我們年紀都大了，你比我還要大3歲。人老了思想不能老。”毛澤東略一停頓，坦率道，“你現在寫的東西就不如過去寫的有生氣了。你那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淨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沒什麼創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見解。”
李達略有不自在，很快又平靜了。這話換一個人不會這樣直率，只有毛澤東可以無顧忌說出。這話換一個人講出，李達聽了會不高興，毛澤東說出來他服氣。他甚至露出受感動的神色，說：“感謝主席關心我的工作和文章。”
“人老了，保持革命熱情確實很重要。特別是對於老人，不能停止追求。”毛澤東又說了不滿意自己過去所寫文章的話。他特別讚賞“活到老，學到老”，他說：“我還要重新寫一些文章，特別是為青年寫一些文章。”
談話中，毛澤東問：“近來有什麼新聞嗎？”
李達感到心裡的話有機會講了，說：“我們的學生搞黨史調查時，看到一些口號，不符合唯物主義的觀點，比如說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做不到的事。”
“嗯，”毛澤東點點頭，又認真道，“不過，對於群眾的革命熱情一定要愛護，要保護。但是領導幹部一定‘要熱又要冷’，光熱不冷會出亂子。”
“主席對這個口號是怎麼看？”李達不無憂慮地望著毛澤東。
毛澤東帶了思索的表情，邊吸菸邊說：“這個口號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是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說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學了。”
毛澤東談群眾運動，李達不多言，但話題已轉入哲學，他就要堅持看法了。
“這個口號現在不能談兩重性。”李達眉頭微鎖，直言道，“談兩重性，在現在的形勢下就等於肯定這個口號。”
毛澤東一怔，也皺起眉頭：“肯定怎樣？否定又會怎樣？”
“肯定這個口號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就是唯意志論，就是唯心論，就是錯誤。”
“那麼你承認不承認精神力量的作用？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還存在不存在？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是靠了什麼力量？”毛澤東講述紅軍長征的歷史，用以說明精神力量的作用。
李達聽著，越來越顯不安，終於忍不住道：“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這難道還有疑問嗎？一個人要拼命，‘以一當十’可以，最後總有個限制，終有寡不敵眾的時候。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做條件的，人的主觀能動性決不是無限大……”
老人爭論起來更容易激動，但這是限於爭論問題，不像年輕人會把問題爭論轉移到對人的態度上。
李達對毛澤東是信任的，故而敢於犯顏，聲音提高了說：“現在人們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了。頭腦發燒！主席腦子熱一點，下面就會不得了，就會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就會遭難，主席信不信？”
毛澤東臉色泛紅，胸脯微有起伏。然而，當他轉瞬間看清李達那雙飽含憂慮的誠摯甚至是焦渴的目光時，忽然感受到其中的憂國憂民之情。他怦然心跳：
目的是一致的啊！
毛澤東剋制住情緒的起伏，艱難地一笑，主動將語氣和緩下來：“你說我發燒，我看你也有些燒了，也有華氏百把度了。還是我在成都會議上說過的那句話，頭腦要熱又要冷。”
送走李達，毛澤東在屋裡踱步吸菸。爭辯問題中往往難以細想，爭論中想的越少，爭論後的思考便越多。
他終於對身邊的所有人坦率承認：“孔子說過，六十而耳順。我今年63歲，但還不夠耳順。聽了鶴鳴兄的話很逆耳。以後我要同他多談談……”
毛澤東多次找李達談話，並請他吃過飯。
毛澤東正如他所說，頭腦有熱也有冷。不過，到10月以後，他比較上半年是冷的時候多些了，並且越來越多。
他深入湖北農村時，有人彙報“挑燈夜戰”，他不像在盧溝橋時候那樣“保護群眾積極性”了，批評說是勞民傷財，夜裡幹了白天就沒勁，承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應該“有張有弛，勞逸適度”。
他開始潑冷水了。
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毛澤東問：“有什麼新聞？”
王任重說：“朋興鄉有一塊試驗田，畝產水稻上萬斤。”
毛澤東搖頭：“我不信。”
王任重說：“這是農村工作部長王良來驗收的。”
毛澤東說：“驗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軍站崗放哨，單收單打才能算數。”
1958年11月2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省市委第一書記開會，多次講話，明確指出人民公社還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還是搞社會主義，而不是搞共產主義。有些領導人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錯誤的。他帶領與會同志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批駁了陳伯達等人提出的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說這種主張“實質上是剝奪農民”。
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認真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長期以來的反右終於轉為糾“左”。
1958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糾左，指出：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
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冷熱結合的精神，會議初步降低了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9年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其中鋼產量由原定的3000萬噸降到148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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