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在中共歷史上的十大貢獻

1958年6月8日，陳雲在北京聽取關於石油工業發展情況的彙報

胡錦濤在陳雲100週年誕辰紀念大會上指出：陳雲同志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就擔任黨中央的領導工作，經歷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幾乎所有重大事件，參與了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多次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關鍵時刻、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梳理歸納了陳雲在中共歷史上的一系列突出貢獻，以展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黨、為人民奮鬥一生的光輝形象。

一、重建中央特科，危急時刻開展隱蔽鬥爭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由於此人掌握很多黨內的核心機密，形勢萬分緊急。陳雲在接到情報後立刻上報中央，並全力協助周恩來趕在國民黨大搜捕前，採取了一切能夠採取的應變措施，避免了一場後果極其嚴重的大破壞。之後，陳雲由於表現突出，開始正式參與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但不幸的是，顧順章叛變的後遺症並未清除，不久，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又被捕叛變，周恩來不得不停止工作，轉移到中央蘇區。危難之際，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擔落到了陳雲的肩上。

為了迅速從顧順章叛變的致命打擊中開闢新的工作局面，陳雲首先改變中央特科的工作方式。根據少而精的原則，他將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繼續做祕密工作的主要幹部調離上海，撤銷第四科。根據方便、安全、隱蔽的原則，陳雲要求一切工作人員的社會職業必須是真實的，有著落的。為此，陳雲出資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籌辦了多種小鋪子，散佈在上海各個地區，就連陳雲當時的辦事機關也是隱蔽在一個名為“新生”的印刷所內。陳雲常常打扮成商人、賬房先生，靈活機智地給各祕密聯絡點下達任務和佈置工作。開鋪子做買賣，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較可靠的社會根基，更利於開展鬥爭，共產國際代表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一個當年的國民黨特務在回憶錄中感嘆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後，把我們在共黨內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 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瞭。我們只知道共黨的地下組織已經變了，但是怎樣變？何人負責？機關設在哪裡？一切具體情況，我們便茫然無知。”

緊接著，陳雲又殫精竭慮地重建情報系統。他與潘漢年等人利用敵人對我黨進行分化的圖謀，將宗益壽、劉鼎通過“自首”方式打入敵特機關；他派鮑文蔚到國民黨當局當法文祕書，並由此結識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錄事；他派一位商務印書館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他爭取同鄉沈壽亞長期潛伏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為我黨提供情報；他派徐強打入國民黨軍隊；他通過章秋陽任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合法身份收集情報，幫助我黨處理大宗外匯兌換等。這些內線聯繫人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陳養山回憶說：“在陳雲同志親自籌劃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計利用社會關係，終於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機構重新建起反間情報關係。這個階段雖僅一年時間，但各項工作很快恢復，成效很顯著。”

長征途中，毛澤東曾非常感慨地說：“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做情報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功的。”1981年， 在接見原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談會代表時，陳雲也深情地指出：“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鬥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鬥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特科出過若干個有名的或者黨內大多數人不知名的有功績的同志。”

二、參加遵義會議，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黎平會議確定到遵義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當時，參加長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和陳雲4人。會前，周恩來分別與張聞天、陳雲談話，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持。陳雲曾回憶說：“我在五軍團時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是；到黎平會議知道毛、張、王與‘獨立房子’的爭論內容；團溪時洛甫找我談過一次，告訴我五次‘圍剿’時錯誤中的損失。所以， 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瞭解幾次軍事指揮之錯誤，（是） 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

陳雲之前對軍事指揮方面的問題和毛澤東個人並不是非常瞭解，只是覺得毛澤東“經驗多”。在遵義會議上，陳雲聽了毛澤東的長篇發言及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對博古、李德的批評後，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西征初期嚴重損失的單純防禦戰略錯誤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特別是認為 “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 “毛主席講，人是要吃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子彈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們不懂。”所以，陳雲在發言時堅決支持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他說：“過湘江的歷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團’的領導必須改變，博古作為黨內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希望大家慎重考慮。”正如會議的參加者張聞天所回憶：“陳雲是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在陳雲、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努力下，會議終於決定取消“三人團”，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些決定，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

1935年1月19日，陳雲同劉伯承率軍委縱隊撤離遵義，繼續北上。在行軍途中，陳雲和張聞天、毛澤東一起分頭下到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他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是現今保存下來的反映遵義會議情況最為完整的資料，為後人研究遵義會議留下了既具體又系統的寶貴資料。1935年10月，陳雲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會議上，對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進行了詳細報告，並稱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明確指出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是長征途中一個重大勝利。通過陳雲的報告，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有了進一步瞭解，開始對中共領導的長征有了全面正確的認識，初步認可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三、主持組織工作，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組織保證

1937年底，陳雲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黨的力量十分弱小，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區，大多數黨組織被破壞殆盡，許多地區只剩下零散黨員。這種狀況，顯然難以同抗戰形勢發展和黨擔負的重要責任相適應。為此，中共中央多次發出指示，“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根據這個形勢，指導各地黨組織把恢復和發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1938年3月，陳雲領導並參與起草了《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1939年12月，他又領導並參與起草了《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要求全黨在建立、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和創建敵後革命根據地中大量發展黨員，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與此同時，針對不同地區情況各異的複雜形勢，陳雲主張要制定不同的對策， 加強指導。為此，他用相當多的精力對全國的組織工作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並要求中組部建立相應的機構，儘量瞭解各方面黨組織的工作情況。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陳雲提出了多種指導意見，比如， 在國統區，發展黨員“要反對關門主義，同時要反對拉夫主義”；在敵佔區，各省委的中心工作應是在農民和士兵中建立基礎；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不要去做可能導致黨組織被破壞的宣傳和鬥爭，要用聯絡感情等方法去團結群眾，等等。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後，處於國統區內的南方各省逐步恢復和發展了在十年內戰後期遭受嚴重破壞的黨組織，截止到1938年9月，中國南部13個省擁有近7萬黨員；北方先後開創了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 全國的中共黨員人數也迅猛發展到50餘萬。

在我們黨取得大發展的良好形勢下，陳雲及時向中央提出要鞏固黨，要放慢發展速度，邊鞏固邊發展，以提高為主，加強素質教育。1939年8月陳雲領導並參與起草了《關於鞏固黨的決定》，9月他又撰寫了一篇文章《鞏固黨和加強群眾工作》。面對黨員成分和思想狀況更為複雜的情況，陳雲對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通過報告、演講和撰寫文章的方式，循循善誘地教育廣大黨員。1939年5月，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完成的，該文首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清晰明瞭，操作性強，初次發表就給廣大黨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刊登後，又被印成單行本發行，1943年被中共中央列入22篇全黨必讀的整風文獻。

由於及時把握住了發展與鞏固的結合，所以最終促成了我們黨發展——鞏固——再發展——再鞏固的良性循環。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國共產黨員已經達到121萬，陳雲為把黨建設成“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堅持南滿鬥爭，扭轉了東北戰局

1946年10月19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集中優勢兵力，對我南滿解放區大舉進犯，他們採取了“先南後北，南攻北守”的戰略方針， 調動10萬大軍，兵分兩路妄圖先吃掉南滿，然後北進，實現其獨霸東北的夢想。在這種情形下，陳雲主動請纓， 自告奮勇到南滿主持工作。雖然陳雲原來從未指揮過軍事行動，但他“勇氣是有的，現在正鼓起勇氣來補十年內戰、八年抗戰所未上的課”。

堅持南滿，事關全局。但是，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統一干部的思想不容易，實現堅持南滿的任務更不容易。在敵人進攻迫在眉睫，時不我待的情況下，12月13日晚陳雲冒著暴風雪從臨江趕到前線指揮所七道江參加遼東軍區師級以上幹部會議。經過深入調查、聽取多方面意見並進行反覆比較的基礎上，陳雲再次重申“堅持南滿”的鬥爭決策，並向遼東軍區各級幹部耐心細緻地分析了堅持南滿和向北撤退的利害得失。他形象地說：“東北的敵人好比是一頭牛，牛頭牛身子是向北滿去的，在南滿留了一條牛尾巴。如果我們鬆開這條牛尾巴，那就不得了，這頭牛就要橫衝直撞，南滿保不住， 北滿也危險；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敵人就進退兩難；因此，抓牛尾巴是個關鍵。”此外，針對一些人怕承擔歷史責任的心理，陳雲說：“如果這個決心下錯了，責任由我來負，不怨大家，希望大家團結一心，共同對敵。”陳雲一席話，高屋建瓴，擲地有聲， 一下子統一了與會人員的思想。會議確定了“正面堅持長白山，敵後堅持三大塊”的軍事行動方針，一切打算都放在如何使三、四兩縱隊堅持南滿上面。同時，這一決策被傳達到軍區縣營級幹部，並取得了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司令林彪的同意。

在四次保衛臨江戰役中，陳雲不僅參與正面戰場的軍事部署，而且密切關注敵後戰場的堅持與配合作戰情況。在一保臨江戰役勝利結束後，他及時召開了中共中央南滿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闡明瞭東北的整體形勢、堅持南滿的意義、面臨再次粉碎敵人進攻的任務下我方的應對之策和增加部隊給養的計劃，並極力爭取北滿的支持，從人力物力上解決了堅持南滿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在三保臨江戰鬥激烈進行之際，他主持召開南滿分局會議，專門討論糧食供應問題，制定每人每天糧食定量標準以及前方部隊優先的政策。在四保臨江戰役開始時，陳雲連續起草三份文電——報告南滿分局和遼東軍區的作戰決心、向遼東軍區所屬各部隊下達粉碎國民黨軍第四次進攻臨江的動員令和《關於全黨動員起來粉碎敵人第四次進攻的通令》， 進行戰前動員，做好打大仗、惡仗、硬仗的準備。

經過108天的臨江保衛戰，陳雲等領導和指揮南滿軍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後殲敵43000餘人，收復城市11座，徹底粉碎了敵人“先南後北”的作戰計劃，扭轉了東北戰局，為東北戰場的戰略決戰——遼瀋戰役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陳雲和毛澤東、劉少奇在一起

五、創造瀋陽經驗，為各大解放區接管城市工作提供了借鑑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遼瀋戰役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收復了許多城市。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城市，迅速恢復城市社會秩序、恢復發展城市的生產事業等等問題， 一時提到了中共中央及東北局的重要議事日程。

1948年10月27日，陳雲正式擔任瀋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及東北局全權代表，集中全力領導接收瀋陽及其周圍幾個城市。接管瀋陽，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做好這項工作，對全國有著示範作用。在總結接管哈爾濱等城市經驗的基礎上，經過周密計劃，陳雲在比較短的時間內使接收瀋陽的工作順利完成，工廠、學校、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房屋、設備器材、倉庫物資沒有遭到破壞。進入瀋陽的第二天就恢復了供電，第三天電話接通，第四天與外地的郵政通信恢復正常，第六天各系統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商店開始營業，工廠紛紛開工。

11月28日，陳雲初步總結了接收瀋陽的經驗，並上報東北局並轉中共中央。陳雲在報告中寫道：為了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大城市，必須遵循“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收方針，各按系統就是按軍、政、市、財、經、公安、鐵路、後勤八大系統分頭接收；自上而下，按系統找原有各級負責人，正式具報清冊；原封不動，原有職工一律上班，重要部門派軍事代表；先接後分，各部門只接收，資產檔案一律不準搬走。這些做法既能防止亂又能保證快，否則，就會亂接一通，損失很大，影響很壞。為了迅速恢復秩序，做到比較穩當而無大波動，必須解決好五個關鍵問題，一是恢復電力供應；二是迅速解決金融、物價問題；三是收繳舊警察槍支，讓其徒手服務；四是利用報紙宣傳政策，穩定人心；五是妥善解決工資問題；同時，還要處理俘虜和疏散彈藥。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的生產事業，管理和建設城市，必須依靠群眾，保護工廠，首先應該重視瀋陽八大戰略性工廠的恢復和發展；其次是做好外事工作，慎重對待外國使領館和外國新聞記者。在陳雲的努力下，瀋陽解放後二十三天，絕大部分工廠已經開始恢復了生產。最後，陳雲強調說“接收一個大城市，除方法對頭外，需要有充分準備和各方面能稱職的幹部。中央和各戰略區野戰軍，均需準備有專門接收大城市的班子……”。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對陳雲的總結報告大加稱讚，說 “此報告甚好”。很快，陳雲總結的接收瀋陽經驗，被中共中央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對全國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發揮了重要借鑑作用。1949年初， 餘建亭隨陳雲先後到天津、北平，“兩地同志在談及這兩個城市接管工作時，都談到他們借鑑了接管瀋陽的經驗。”

六、穩定經濟秩序，為鞏固新生政權奠定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共產黨接收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國民黨統治時期長期存在通貨膨脹，從1937年到1949年，通貨增發貨幣1400多億倍，物價上漲85000多億倍，經濟秩序極其混亂，嚴重地影響了新生政權的鞏固。

趁著新中國成立初期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投機資本家從中謀取暴利，他們搶購兩白（大米、棉紗）一黑（煤），導致全國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出現了四次大規模物價上漲風。有的評論人士預言“共產黨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作為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陳雲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明確指出：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人不餓死人，這是對我們的考驗。停止通貨膨脹，使金融物價穩定下來，這是人民的希望和國家恢復經濟的需要，是人民政府的責任，它不僅關係到4.75億人的命運，而且對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有著重要影響。

當時，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穩住了上海，也就穩住了全國。時任陳雲祕書的周太和回憶：陳雲“決定從打擊投機，穩定物價，抑制惡性通貨膨脹入手。用陳雲自己的話說，他在上海打了三大仗，給國民黨和投機資本家摔了三隻手榴彈，最後大獲全勝”。

第一仗是控制銀元風波。上海解放初期，投機商就大肆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由於投機資本家的操縱，一開始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值是10:1，後來猛漲到20:1、30:1，人民幣幾乎站不住腳。關鍵時刻，上海市人民政府動用軍事力量，查封了投機分子的大本營“證券大樓”，逮捕法辦首要投機分子238 名，沉重打擊了破壞經濟秩序的投機商，使得人民幣逐步佔領了上海市場，對穩定市場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仗是控制紗布漲價風。上海是全國的棉紗和棉布的生產和交易中心，這時上海的資本家又把目光轉向了紗布，大量地買進，一時市場上難尋紗布，紗布價格不斷上漲。這一仗陳雲用的是增加供給的辦法，從1949年11月3日起，陳雲給各地密發12道指令，集結了大量的紗布，時機一到，就馬上降價拋出，而且越拋價格越低， 資本家叫苦連天，大呼上了共產黨的當。

第三仗是控制糧食搶購風。上海解放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資本家興風作浪，又搞了一次糧食搶購風。對此陳雲佈置了三道防線，一線是上海周邊，二線是東北和華東，三線是西南地區，源源不斷地調糧運往上海。政府掌握的週轉糧食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週轉一年半，集中拋售後，糧價下跌，讓囤積糧食的資本家又吃了一次虧。

經過這三次較量，不法投機資本遭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到1950年底，全國物價基本趨於穩定。毛澤東對陳雲領導的上海經濟戰役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1952年，陳雲和鄧小平在北京頤和園合影

七、領導國民經濟調整，為擺脫經濟危局做了極大努力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給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損失。陳雲“臨危受命”，在“大躍進”運動中儘量減少國家的損失，在“大躍進”運動後，領導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促使中國經濟早日走出困境。毛澤東在同王任重的一次談話中說道：“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我們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較固執，辛辛苦苦的事務主義， 不大用腦子想大問題。”

在調整經濟的過程中，陳雲提出了一系列正確主張。陳雲力主進口糧食，來解決中國糧食不足的問題； 動員2000萬城鎮人口下鄉，減少城市糧食的銷量；出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資金。陳雲還提出要發展農業，增加生產，而增加生產的主要途徑，就是大力發展化肥工業。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陳雲在安徽考察，分別聽取了中共安徽省委負責人關於農業、淮河河網化、化肥生產等問題和化工部基建司負責人關於年產八百噸合成氨廠建設問題的彙報；視察了江淮化肥廠，蕪湖化肥廠和造船廠。在聽取彙報時，陳雲明確指出：年產八百噸合成氨的小化肥廠在安徽辦得較多較早，雖然出的問題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

除了提出這些應急的辦法，陳雲還在思考落實調整方針的一些辦法。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八字方針”很難得到貫徹落實。1962年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系統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明確指出了全黨當前的工作是調整。在這次會議上，陳雲是唯一一位沒有講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之所以沒有在會上講話，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但僅僅過了半個月，陳雲就在“西樓會議”上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經濟的形勢以及走出困境的辦法。這個講話也成為了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原因之一。

在困難時期，一些省市出現了“包產到戶”現象， 來刺激農業生產，尤以安徽省最為突出。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上，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主席彙報了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和做法，當時主席表示可以試驗。據王光美回憶：曾希聖還向陳雲徵求了意見，陳雲明確表示支持。陳雲不但支持包產到戶，還進一步提出了用重新分田的方法來刺激農業生產。據姚依林回憶：那段時間陳雲同志集中思考如何對付臺灣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的局面，認為農村在這種形勢下，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陳雲對姚依林說：“分田到戶，農民就會保衛自己的土地，現在不如分田到戶，可以試試看嘛”，“先搞分田到戶，這更徹底一點。集體化以後再搞”。陳雲為此先後找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闡述他的意見，都得到支持，最後在毛主席那裡碰了釘子。毛主席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 從這時起，陳雲在政治上受到了冷落。

八、率先撥亂反正，推動中國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這一部分內容，筆者在《陳雲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始末》（《江淮文史》2011年第2期）一文中做了詳細的論述，這裡不再闡述。

九、重掌財經大權，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民都迫切希望中國能夠儘快改變落後面貌，再加上“文革”中的“左”傾錯誤思想沒有得到完全肅清，中國經濟的發展又出現了新一輪的“冒進”。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十年“文革”的破壞，國民經濟中還存在許多的問題，如農業和工業的比例、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都嚴重失調。只有首先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打下基礎。

陳雲一直密切關注經濟形勢的走向，他尖銳地指出：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1979年3月上旬，陳雲考慮如何調整國民經濟以及在國務院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問題，多次同李先念、姚依林商談。3月14 日，陳雲、李先念兩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調整國民經濟的主張，明確提出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並列出了財政經濟委員會12人名單，以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祕書長。還在信中提出了對當前經濟工作的六點意見。

這封信闡述了當前經濟的基本形勢和以後經濟工作的總體方針，引起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3月21日至23 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專門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對國民經濟實施調整的問題。3月21日下午，陳雲做了系統發言，他從經濟建設要講實事求是、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間、2000年鋼的指標不能定得太高四個方面闡明瞭自己的觀點。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明確支持陳雲的正確主張，他說：“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經過調整， 會更快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

為了更好地領導經濟調整工作，在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雲又明確指出：財經委員會的成員要“協力同心，合作就是了”。在說到調整的方法和目的時，他指出：“調整，就是步伐調整調整，該踏步的踏步，該下的下，該快馬加鞭的快馬加鞭。目的是為了前進，為了搞四個現代化。”他還提出：找幾個四十歲到五十歲、有一點工作經驗的幹部，到財經委員會工作。

在確定調整方針後，財政經濟委員會急需處理的就是上海寶山鋼鐵廠的問題。當時，有的人認為，寶鋼規模太大，不要搞了；有的人認為，寶鋼還要繼續搞下去。1979年5月31日，陳雲親自前往寶鋼，對寶鋼建設進行為期一週的調研。6月16日，陳雲主持召開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專門討論寶鋼建設問題。在會上，陳雲講八點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明確指出：寶鋼不存在“下馬”問題，而且要“幹到底”。陳雲後來也回憶說：“寶鋼是一個特大項目，有關全局。由於倉促上馬，存在一些問題，意見也不一致。是繼續上馬，還是下馬？當時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幹到底。”

對於這次調整工作，稻山嘉寬（1985年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團長）說：過去我見到中國最高領導幹部時常說，中國的三年調整很重要，因為當時的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鉅額外債問題。而中國有勇氣及時地進行調整， 並經過調整，積累了1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中國。

十、重組中央紀委，打開黨風廉政建設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1969年4月黨的九大和1973年8月黨的十大通過的黨章，都取消了關於黨的監察機關和黨的紀律的條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之後，陳雲開始領導中央紀委的重建工作，為新時期黨的紀律檢查事業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

1979年1月，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副書記王鶴壽到陳雲家中請示中紀委的工作方針，陳雲當即回答： “抓黨風。中央紀委的工作指導方針是維護黨規黨法， 整頓黨風問題”。陳雲的講話為新時期的紀律檢查工作打開了新局面，廓清了思路，指明瞭方向。1980年，陳雲又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這就第一次把黨風問題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有力地回答了執政黨必須搞好黨風建設的重要性。陳雲還指出：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會有困難，但是經過統一認識，是可以解決的。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初期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眾多的冤假錯案。這些積案大多數都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惡果。可以說，能否正確地處理這些問題， 直接關係到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陳雲明確指出：要“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瞿秋白等等平反，從而推動了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展。

改革開放初期，針對一時流行的“經濟要搞活，紀律要鬆綁”的觀點，陳雲明確指出：黨的紀律不存在鬆綁的問題。對於已經出現的經濟違紀問題，陳雲也是嚴懲不貸。據陳雲的祕書朱佳木回憶：1982年1月5日，陳雲同志要我去他辦公室，指著前一天送給他看的中紀委反映廣東一些黨員幹部參與走私、貪汙腐化的信訪簡報，情緒十分激動地說：“告訴王鶴壽，要嚴辦，要殺掉幾個。殺幾個，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貪汙幾千元就殺。” 他停下來想了想又說：“乾脆，我來批一下。”於是，他拿起鉛筆，把這份簡報批給了幾位中央常委。其中寫道： “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幾位領導人閱後均表示同意，鄧小平還特意在他的評語中間加了八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於是， 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由此拉開了帷幕。

對於新時期的黨風廉政建設，陳雲不僅是這樣要求別人，而且首先做到以身作則，陳雲歷來以作風簡樸、清正廉潔著稱。用他的祕書朱佳木的話說，陳雲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有時幾乎到苛刻的地步。他的黨性修養中，堅持不收禮、不請吃、不吃請、不吃“高級菜”、不坐進口車、不迎不送、不請不到；他還給家人定下了“三不準”，即：不準搭乘他的車、不準接觸他看的文件、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

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無論是在烽火鏖戰、血雨腥風的革命年代，跌宕起伏、喜憂交織的建設時期， 還是激情澎湃、日新月異的改革歲月，陳雲奉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勳。因此，前面所概括的十大貢獻不可能涵蓋陳雲一生的豐功偉績，難免會掛一漏萬。比如：陳雲在中青年幹部的培養上；在我國計劃與市場的變革上；在經濟特區的建設上等等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這些也已經形象地表現了陳雲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建立的歷史功勳以及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的崇高風範。陳雲的歷史功績將永遠留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陳雲的思想風範將永遠激勵我們不斷開拓前進。

作者：（上海）劉啟芳 房 中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