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遵義會議，意義卻勝似於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苟壩會議！
深夜，大家都已深深睡去。遵義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裡，時年42歲的毛澤東提著馬燈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小道上。他若有所思而又無比堅定地向前行走著。
這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山村小道，誰也想不到，在那盞馬燈伴隨著那個身影在那個夜晚走過之後，這條小道就和未來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
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對於毛澤東來說，進入貴州的這些日子太不平靜。將近兩個月前的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約一個月前，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召開的著名扎西會議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就在一個星期前，他被任命為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而幾個小時前，在這個叫做苟壩的小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苟壩會議）上，與會者討論進攻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的作戰計劃，他提出關於不能強攻固守之敵，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建議。他沒想到，這個建議卻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否決。他以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據理力爭，結果非但沒能爭取到大家，而且會議還通過急轉直下的表決，作出了取消他剛剛就任不到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
“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會議非但沒有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舉手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而且免去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作戰命令即將發出，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毛澤東覺得，如果兩軍對壘，紅軍將很快陷於南北夾擊、腹背受敵之境，甚至隨時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以卵擊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憂思忡忡。必須即刻上路，去找周恩來進行最後的說服，作最後的努力。
在那條僅僅兩公里長的鄉間小路上，不知毛澤東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艱難。這正如從瑞金出發一路走來的紅軍，不知經歷了多少坎坷泥濘、圍追堵截、夾擊轟炸，但救亡圖存的信念始終如青春的脈搏從未停息地跳動著。也正如毛澤東本人在那段時間的經歷一樣，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堅持，在挫折困難中咬牙挺住，在失敗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繼續前行。
遵義戰役之後，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調集其滇、川、黔各部，擺兵佈陣，把剛剛在勝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紅軍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圍圈之中。而當時的紅軍將領，無論是領導能力還是決策方式，都與戰局和形勢的變化不相適應。軍事“三人組”時期，李德、博古專權，政治局不討論重大軍事決策，在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中屢有失誤、屢遭失敗。遵義會議作出決定，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政治局討論。但情況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隊伍往往是白天行軍、晚上研究重大問題，20多人的會議七嘴八舌、枝蔓橫生，有時爭論不休，有時議而不決，耗費精力、貽誤戰機在所難免。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選擇了毛澤東。
對於宏大的歷史來說，遵義會議無可置疑地成為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折。通過這次會議，產生了新的黨中央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軍事“三人組”。但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只是通過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沒有明確領導工作。
歷史還在選擇。在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站在了軍事指揮的前沿。但是，怎麼實施軍事上的“幫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歷史繼續選擇。3月4日，在鴨溪根據敵情和紅軍的現狀，中革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之後的3月10日，他在苟壩會議上又被免去這一職務。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亦猶未悔”。被免了職務的毛澤東，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長征中身心困頓的毛澤東，那夜無法安睡。他提著馬燈來了！
我們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一個人的思緒。走在這條鄉間小路上，毛澤東的心情是怎樣的呢，複雜？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許，兼而有之。
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們早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後來成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口中，約略地親近那個獨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著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戰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就在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同時，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川軍郭勳祺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正虎視眈眈，敵人以八師之眾的兵力正伺機對紅軍形成合圍。
而此時，由於作戰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的劫難。可以說，那一夜毛澤東改變了世界。
苟壩會議，一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在遭受孤立時的堅持，不僅挽救了紅軍，彰顯了卓越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進一步樹立了他在紅軍中的威望。從苟壩會議開始，毛澤東正式成為新的軍事三人組的主要指揮者，成為革命隊伍的核心。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在此後的軍事生涯中，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戰爭藝術演繹得出神入化。最終，他和他的戰友們擺脫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乘著勝利一路北上，直到黃土高原的吳起小鎮“鑼鼓響，秧歌起”，直到“三軍過後盡開顏”……
假如那天毛澤東沒有走在這條路上呢？也許會如黨史專家所說，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事實上，毛澤東有許多理由不來的。意見講了，利害關係也辯論了，該盡的“義務”盡到了；多日行軍作戰，困頓無以復加，終於可以養養神、補補覺了；職務剛剛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長吁短嘆。還有，就在會議召開前20多天，夫人賀子珍在不遠處的白沙村剛剛分娩，他還沒能照顧妻子，還沒來得及品味做父親的喜悅。但是這些，他都暫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還是革命隊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誠如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所言，“皆從個人苦樂出發，中華民族永遠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
面對我黨我軍生死攸關的這段歷史，面對80年前長征路上留下的這個細節，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當“低下頭並且記往”，記住那盞搖曳的馬燈！記住那條漫漫的小路！記住一個堅定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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