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祖父許德珩是個傳奇人物：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卻並不滿意五四運動的結果；他曾做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卻始終不曾改變最愛的教師身份；他親手創建了九三學社，連任九三學社第一至七屆中央主席，卻又在89歲高齡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縱觀祖父的一生，五四運動是他事業的起點，北大是他永恆的精神家園。無論遭逢際遇如何，無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他身上的五四風骨始終未變。為了民主與科學，他3次投筆從戎、3次被解聘、2次坐牢，在11所大學教過書，參加的社團或發起成立的社團有14個之多，參加有一定危險的政治活動10多次，出版著作或譯作11部。
今日再議祖父，並不想簡單羅列一些奇聞趣事，而是希望能從祖父的經歷和人生選擇中，讓讀者領悟到那一代人身上難能可貴的精神和氣節。
撕碎唯一被單寫標語
1890年，祖父出生在江西九江。少年時期，祖父從家中看到梁啟超、鄒容、章太炎等人的進步書籍，受到改良、維新思想的影響。通過中學老師的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學。祖父說，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一座迂腐的封建學堂，很多學生為了畢業後能做官，趨奉於兼任教職的政府官僚。直到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長，他要求大學生“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蔡先生辭退了不合格的教師，聘請了很多學有專長且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北大執教。
祖父剛剛入學的第一學期，他的父親就突然病故了。失去生活來源，祖父的學業無法繼續。幸好蔡元培校長幫助，給了祖父一份翻譯工作，每個月有10塊大洋的薪酬。對於那些富家子弟來說，10塊大洋僅夠他們應付一兩天的開銷，而祖父卻能每月省出其中的5塊大洋寄給他母親，自己只在校門外簡陋的飯鋪裡用火燒、素面充飢。
祖父說，他當時所有的家當就是一條床單，睡覺時一半用來鋪一半用來蓋。1919年5月3日深夜，北京大學西齋宿舍的窗戶裡仍跳躍著微弱的燭光。燭光下，祖父把他僅有的這個白色床單撕成一條一條，用來書寫標語，為第二天的遊行做準備。
5月4日中午，全市3000多名大中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大會宣讀了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集會後，他們列隊來到東交民巷，準備向外國駐華使館遞交《陳詞》。但是，同學們被中外軍警阻擋在使館區以外，交涉了兩個多小時，仍不准他們進入。無奈，大家推舉出我祖父等4名學生作為代表，才得以進入使館區將《陳詞》遞交給美國使館。面對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土地的現實，同學們義憤填膺。大家決定到東單牌樓附近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家，找賣國賊算賬。
來到曹宅，看到大門緊閉，一些同學搭人梯鑽窗跳了進去。當他們看到曹宅奢華的陳設，氣憤的學生們用火柴點燃了曹汝霖臥室的羅帳，趙家樓隨之燃起熊熊大火，大批警察和士兵蜂擁而至。祖父招呼大家集中起來一起走，這樣軍警也奈何不得。但當時秩序混亂，沒人聽他的指揮。祖父與幾名走在後面的同學被捕。軍警把他與易克嶷同學分別綁在一輛獨輪手推車的兩邊，將他們推到京師警察廳關押起來。祖父第一次被這樣非人地對待。他說在家鄉，農民把家裡養的豬送到集市上去賣，就是這樣推去的。祖父認為他們肯定會被槍斃，大家相互鼓勵“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後來，經蔡元培等北京7所高等院校校長聯名保釋和孫中山、林長民等社會名流的呼籲，5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32名被捕學生。蔡先生率領全校師生歡迎被釋放的北大學生回校。看到尊敬的蔡校長和曾經一起戰鬥過的同學們，祖父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1957年初夏的一個傍晚，我們全家人坐在院子裡乘涼，祖父回憶起往事。這一次，我的姑父鄧稼先忍不住問，您當年在蔡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還有兩個月就能從北大畢業了，卻去參與五四運動，就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嗎？祖父脫口而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不做人上人，應做人中人
其實，對於五四運動的結果，祖父並不滿意，他也從不以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自居。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中國青年黨創始人曾琦的信中寫道：“這回運動，好時機，好事業，未從根本上著手去做，致無多大的印象於社會，甚為咎心。個人的學識不足，修養不到，以後當拼命從此處下手。”半年後，祖父登上博爾多斯號郵船，赴法勤工儉學。
我的祖父和祖母便相識於法國。祖母勞君展是湖南人，1924年獲得里昂大學碩士學位，進入巴黎大學跟隨居里夫人學習鐳學，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她認識了祖父。在蔡先生的撮合下，1925年，他們在巴黎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徐悲鴻、劉半農、嚴濟慈等34人到場祝賀。
祖父一生最熱愛的職業就是教書。上世紀20年代初，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登記表”時，他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一欄填寫了“勞動者教育”；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一欄填寫的也是“教書”。
1927年1月，經蔡元培推薦，祖父結束了7年的旅歐勤工儉學，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和社會主義史。因為課程受歡迎，聽課的學生越來越多，學校不得不將課程安排在大禮堂講授。後來，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邀請，祖父到黃埔軍校兼任政治教官。在廣州發生國民黨右派和軍閥屠殺共產黨人的政變之後，祖父經香港來到武漢，繼續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傳播社會主義知識。
1931年夏，在闊別12年之後，祖父回到母校擔任社會學教授。“九一八”事變後，他經常到各個大學宣傳抗日救亡的思想，因此被當局逮捕，經宋慶齡、蔡元培等先生鼎力營救才被釋放。出獄後，祖父更加積極地宣傳抗日救亡思想，並加入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二·九”運動當天，祖父和祖母走在遊行學生的隊伍中，與同學們一起迎著軍警的大刀和高壓水龍頭昂首前進，身上的棉衣結了一層冰甲，同學們因此深受鼓舞。
祖父回到北大任教後，按理說，家裡的經濟狀況應該是中上水準。然而祖母卻說，家中時常經濟緊張。當年社會動盪，不少青年學生經濟困難，交不起學宿等費用，還有一些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團體也迫切需要經費支持。只要知道這些人有困難，祖父總會伸手相助。有的學生因為搞愛國運動而被迫離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到祖父，他就會提供盤纏。這樣一來，我們家當年就有了一個不成文的習慣，每次薪水發下來，祖父就先把錢分成5塊或10塊一摞，用紙包好，有人需要時，就拿出一摞。祖母勞君展有時候也會提醒祖父：“到家裡來拿錢的學生實在太多了。”而祖父卻並不在意，他說：“我當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學業。今天我也有責任幫助和我一樣的學生。”
我曾看到原全國婦聯副主席劉清揚在《我所參加的抗日救國活動》一文中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來到東城遂安伯衚衕許家，商談在緊張形勢下如何救國等問題。在他家午飯後，北京大學突然來電話說，北大已被軍警包圍，逮捕了愛國學生和教授。“許德珩聽後非常緊張，因手中無現款，我給了他50元，他立即拿點隨身用的東西就外出隱蔽了。”作為一個月收入數百元的大學教授，家中竟然沒有什麼現款，正如多年後祖父對我所說，“我和你奶奶把我們的收入用來搞抗日活動，我一生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1948年夏，北京大學在民主廣場舉行畢業典禮。胡適校長髮表講話，勸大家要多研究點問題，少談些主義，要自我奮鬥，爭取做人上人。緊接著，祖父也發表講話，他對同學們說：“你們走入社會後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中間去，多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麼人上人，而應該立志做人中人。”
後來，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我祖父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隊伍。36年後，師生們再次相聚，老師已是耄耋老翁，學生也已年近花甲。大家共同回憶起這段往事，感慨萬千。學生請老師為他們題字，祖父寫道：“希望做社會主義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
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掀起了人生觀的大討論，北大的學生來找祖父探討人生問題。還記得年逾九旬的祖父為他們題寫了：“心懷天下，身無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勵，奮鬥終身”幾個字，勉勵他們“不要冷一時，熱一時，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國的一分子。”新中國成立後，祖父服從中共中央的安排，離開了他的母校，到中央人民政府、全國政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了“官”，但是在青年特別是北大的師生面前，他仍然是教師、校友和同事。
1990年，祖父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100歲。
如何學習五四青年
我與祖父共同生活了30多年，祖父非常重視對子女的言傳身教，經常會利用吃飯和休息間歇，向我們講述他的經歷和人生感悟。
祖父與祖母有兩兒一女。我的大伯留在老家九江，姑姑許鹿希1953年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後，留校在解剖學教研室任教，她的愛人是“兩彈”元勳鄧稼先；我的父親許中明1929年出生在上海，是廣播電視事業的主要技術領導人之一。他們都遵循祖父的教導“做社會主義的中堅分子”。
我出生於1959年，還記得在我上小學時，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學校停課，無法上學。一天，祖父在天安門城樓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聽到毛主席問他的一位親屬：“你讀過杜甫的《北征》嗎？你是學英語專業的，你知道英文中的知識分子怎麼說嗎？”對方一無所知。祖父看到此情景，一回家就馬上問我，並反覆教我“知識分子”這個單詞。後來，他找出一個筆記本，在扉頁上寫了“祖父給予進進小孫的抄詩詞本”幾個字，並親筆把杜甫的五言長句《北征》抄在上面，一句一句地講給我聽，要求我背下來。他說，我們家的孩子不能不讀古詩，這樣，我未進小學，已經把《北征》背會了一半。後來，祖父用這個本子教會了我很多詩詞，他讓我在陸游的名字下面註明“南宋愛國詩人”；看到當時很多的領導幹部被打倒，受批鬥，他教我讀曹植的《七步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看到一批豎子靠造反起家，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他教我讀蘇軾的《洗兒》：“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我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學任教，祖父很欣慰，一再告誡我“既要教書，又要育人”。還記得一次在飯桌上，祖父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有個地主年末請他家的私塾先生吃飯，大腹便便的地主指著他的肚子對這位骨瘦如柴的先生說：“我的肚子這裡有海蔘，那裡有魚翅，你的肚子裡有什麼？”私塾先生自豪地回答：“滿腹經綸”。地主聽聞後十分慚愧。講過故事祖父反問我：“你的肚子裡有什麼？”我說：“兼而有之。”祖父聽聞哈哈大笑，他說希望年輕人能繼承五四運動的愛國傳統，為國家富強而發奮讀書。
祖父認為，學習五四青年，不要侷限於瞭解當年誰放火燒了趙家樓，誰起草了《五四宣言》，而應該從五四青年的人生選擇上得到啟發。在大浪淘沙的100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個歷史時期的運動中並光耀一時，後來，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變得不激進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高於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華民族的棟樑。（感謝黃埔軍校同學會對本採訪的幫助）
作者：許進 口述 《環球人物》記者 劉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