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結束後，毛澤東感慨萬千：“我們用了二十八年辦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頭上的問題解決了，下一步要解決腳下的問題了。解決腳下的問題任務還很重，建設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要花大的氣力。”此時，擺在毛澤東面前的任務極為迫切：對內要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的殘餘軍事力量，解放全中國，盡力恢復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對外要爭取一個好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要爭取同蘇聯建立友好同盟關係。毛澤東在開國大典後的兩三個月裡，全神貫注的就是這些偉大而艱苦的工作。
解放西南刻不容緩
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後，毛澤東就開始規劃向全國進軍的路線：一野、二野向西進軍，解放四川、貴州、西康；四野渡江後，佔領兩湖，10月即可尾隨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11月或12月解放廣東和廣西。針對桂系狡猾善跑的特點，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指示四野“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
四野和二野四兵團分東、西、中三路，於9月中旬分別向廣東、湘西、湘南挺進。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11月，人民解放軍分三路揮師入桂。至12月14日，廣西全境宣告解放。
蔣介石試圖在西南站穩腳跟，然後捲土重來，因此解放西南已變得刻不容緩，根據毛澤東的部署，二野以大迂迴動作，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國民黨西南防線的後側，而一野作出大舉入川的姿態，有意吸引胡宗南部主力。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團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快速行動，一舉突破湘黔防線，解放貴陽，佔領遵義，四川境內之敵已無路可逃。劉伯承、鄧小平等向中央請示，乘勝解放和佔領重慶。11月28日，毛澤東覆電同意。11月30日，二野主力部隊解放重慶。接著，盧漢、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等分別通電起義，雲南和西康兩省和平解放。隨即二野和跨越秦嶺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團共同發起成都戰役，12月27日，成都解放。
至此，正如毛澤東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說：“除臺灣、西藏外，全國各地大約幾個月內即可完成軍事佔領。”毛澤東對西藏問題已有明確的指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同時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力爭和平解放西藏。
恢復發展國民經濟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毛澤東明確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爭取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國民黨留給共產黨的是一副爛攤子。農業減產，工業倒閉，交通梗阻，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失業眾多。新生的政權面臨強大的經濟壓力，流言紛起，一些人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別有用心的人甚至揚言：“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將共產黨擠出大城市。
毛澤東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果斷決定以上海為主戰場，狠狠打擊投機資本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不法行為。11月25日，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從全國各地緊急調集的糧食、棉紗和煤炭，在京、津、滬等大城市敞開拋售，使暴漲的物價頓時下跌。
新政甫定，各項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財政預算。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就財政預算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在各項財政費用中，軍費是大頭，這種局面應該得以改善，他說：“如果後年能將軍隊從五百七十萬減到三百萬甚至二百五十萬就好多了。‘飛鳥盡，良弓變’，變為生產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他還提出：“所有人員，從中央到地方，在業務以外都要進行生產。”為此，毛澤東專門指示：“人民解放軍參加生產，不是臨時的，應從長期建設的觀點出發。”這樣“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並節省一部分國家的開支”。
毛澤東對東北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尤為關注。鞍鋼恢復生產後，他派李富春前去祝賀，代表中共中央給鞍鋼贈送“為工業中國而鬥爭”的錦旗。毛澤東出訪蘇聯時，東北工業部被特准派了多人隨行。毛澤東訪蘇歸來經過瀋陽，就東北工業的發展專門作了報告。
出訪蘇聯拜會斯大林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前往莫斯科的專列，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國。毛澤東訪蘇要同斯大林就中蘇兩國間的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商談，重點處理蘇聯政府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這個條約是雅爾塔協定的產物，而雅爾塔協定是蘇、美、英三國揹著中國簽訂的，嚴重地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
毛澤東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談，並提出敏感的中蘇條約問題。斯大林說：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並作出決定。需要弄清楚，是應當宣佈保留1945年締結的蘇中友好同盟條約，還是應當聲明對它進行修改，或者現在就對它作相應的修改。但他又說：這個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的，這就意味著這個條約的簽訂是取得美、英同意的。即使對某一條款的修改，也會在法律上給美、英以口實，他們會提出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條款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修改這個條約。
毛澤東表示：我們採取的行動，必須符合公眾最大的利益。這個問題要好好考慮一下。中國社會輿論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政府訂的，國民黨政府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還提出希望蘇聯給予中國貸款；解放臺灣缺少海軍、空軍，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的問題。斯大林痛快地答應了給予中國貸款，但婉拒援助海軍空軍。他說：提供援助是不成問題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須考慮。這裡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提供進行干涉的口實。
第二次會談24日舉行，時間長達5個半小時，氣氛融洽，可斯大林就是避而不談中蘇條約。毛澤東有意問起周恩來是否應來莫斯科時，斯大林“認為恩來以不來為宜”。毛澤東讓周恩來來，是要具體處理簽訂新的條約及一些協定的技術性問題，而斯大林予以否定，顯然還是不願另訂新的中蘇條約。
從這天開始，斯大林雖是每天都來電話詢問毛澤東生活，可就是不見毛澤東。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這天，陪同的蘇方專家組組長柯瓦廖夫和蘇聯翻譯費德林前來看望。毛澤東氣沖沖地說：“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毛澤東有意通過他們，向斯大林傳遞他對不簽訂新約的不滿。
事有湊巧，這時，緬甸、印度等國都想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周恩來，讓將這一消息“公開發表”，以此刺激斯大林。加之媒體已有很長時間不見毛澤東的消息，揣測斯大林已把毛澤東軟禁了起來。斯大林為了闢謠，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代毛澤東起草了份答塔斯社記者問，主要回答訪蘇的日程問題，其中就有：“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斯大林終於讓步，同意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1950年1月2日晚11時，毛澤東以十分欣喜的心情，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
為毛岸英操辦婚事
開國大典後半個月，也就是10月15日。毛澤東為長子毛岸英與劉思齊舉辦婚禮。
婚禮在中南海舉辦，那天沒有轎車迎送，更沒有收受任何人的一分錢、一份禮。惟一的例外，是毛澤東送了一件自己所穿的大衣給岸英。新房就是機關宿舍裡的普通房間。毛澤東十分高興，對岸英和思齊說：“你們結婚是一輩子的大事，我請你們吃頓飯。你們想請誰就請誰。”
岸英和思齊經過商量，給父親列出了一張名單，其中有鄧穎超、蔡暢、康克清、謝覺哉、陳瑾昆等。看了這張名單，毛澤東笑著說：“你們只請鄧媽媽不行，請了鄧媽媽，還應該請恩來；請了蔡媽媽，還應該請富春；請了康媽媽，還要請總司令；請了謝老，還要請王定國；請了陳瑾昆，還應該請樑淑華。還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請。弼時同志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煩他了。婚事要簡辦，我完全贊同，就要改一改舊習嘛。”
這天，岸英穿著日常工作時的服裝，思齊也沒有濃妝豔抹，只是腳上所穿方口布鞋，是剛剛新買的。這就是共和國主席長子的婚禮，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不僅寒磣，而且是不可思議，可這是歷史的真實。
接待湖南來京親友
毛澤東自投身革命後，已與家鄉的親友暌違數十年。開國大典後，最早與毛澤東相見的是堂弟毛澤連和堂表弟李軻。毛澤連比毛澤東小20歲，兩人雖是堂兄弟，可卻親如同胞所生。他倆關係親密非同一般，還有著更深的原因。毛澤連家人口多，生活難以為繼。毛澤東的母親見此，便將毛澤連的大姐毛澤建接來做女兒。毛澤東待毛澤建如親妹妹，帶她到省城讀書，後又將她帶上革命的道路。1928年5月，毛澤建被捕。敵人知她是“毛澤東之妹”，更是用盡酷刑。次年8月，被敵人殺害，年僅24歲。
隨毛澤連一同進京的李軻，又名李祝華，是毛澤東的堂表弟。他家雖距韶山沖有10里路，可兩家常有往來。毛澤東的伯祖父毛恩農生有一女，嫁與李家，她就是李軻的母親。李軻的母親，待少年毛澤東很好，毛澤東也總是親切地稱她為姑媽。少年毛澤東只要有空，就要去看望這位姑媽，姑侄關係親密、融洽。
毛澤連千里迢迢進京，除了要見主席三哥，還想在北京治療幾近失明的眼睛。此時的毛澤東特別繁忙，還是儘量擠出時間，和澤連、李軻在一起。他讓毛岸英和傅連暲陪著毛澤連去北京協和醫院治療眼睛。毛澤連住了一個多月的院，右眼恢復了一些功能。李軻也在醫院做了痔瘡切除手術，雙雙出院。轉眼到了11月，北京已有瑟瑟涼意。他們來時也沒帶棉衣，再說離家這麼長時間，也開始思念家鄉了。他們提出回家，毛澤東沒有挽留。臨行那天，毛澤東送給他們皮箱、衣服和一些錢。
湖南和平解放後，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給毛澤東去信，告訴他，楊老夫人健在，並詢問外甥岸英、岸青及女兒楊展的近況。毛澤東得知岳母健在，甚感欣慰，當即回信告知岸英、岸青的近況，並說岸英“很想看外祖母”。同時告訴楊開智，他的女兒楊展“在華北抗日戰爭中光榮犧牲，她是數百萬犧牲者之一，你們不必悲痛”。楊家親人的生活，尤其是岳母的身體，時時牽掛著毛澤東的心，他多想回趟湖南，看看家鄉，訪訪親友。可國事政事，使他根本脫不了身。所以，他準備讓岸英代表自己回趟家鄉，以了卻自己的心願。
就在這時，楊開智給毛澤東寫信，“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毛澤東知道這是舊的思想觀念在作怪，親友中這種東西萬萬不能滋長蔓延。10月9日，他致電時任湖南省委副書記、長沙市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說：“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另電請派人轉送。”這個“另電”則是給楊開智的，電文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楊開智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他謀個“位置”的想法也是一念之間。他接受省委的分配，在省政府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他兢兢業業，在專業方面頗有建樹，多次去北京開會。毛澤東也多次見他，鼓勵他：“積極努力，表現成績。”他們之間常有書信來往。1976年夏，已在病危中的毛澤東，看到工作人員送來楊開智的近照時，當即讓打電話見面。只是醫務人員考慮到毛澤東的病況，讓留待病情好轉再見面。沒承想，毛澤東沉痾不起，他們再也不能相見，這成為楊開智一生的最大遺憾。（張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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