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直以來，網絡上都有所謂古代軍隊與近代軍隊有代差的爭論。但對於這種爭論大多集中於近代火器的使用之上。今天冷兵器研究所就從中國軍隊近現代化的開端——1895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說起，講一講怎麼判斷軍隊是否近現代化了？
▲袁世凱
西方殖民者憑藉著“堅船利炮”打開了腐朽的清王朝大門，這種說法大家想必耳熟能詳了。1858年，英國駐清公使額爾金目睹了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臺後，得意洋洋地在日記裡寫道：“有一個排的優秀歐洲士兵，帶上足夠的彈藥，就可以踏遍中國。”歐洲軍隊的火力優勢可見一斑。
▲英法聯軍攻進大沽炮臺後，清軍屍橫遍野
而晚清軍隊被西方列強輪番按在地上摩擦這一現實，也讓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傳統知識分子，但他們主要認為是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所以他們努力的方向不是革新軍事思想，而是努力裝備西洋兵器，但本質上仍然是一群拿著熱兵器的舊式軍隊。這種成敗全看大將個人能力的軍隊，盛衰週期非常短。結果這些軍隊以及與袁世凱新軍並稱為“北洋三軍”的甘軍（董福祥部）、武毅軍（聶士成部）在面對明治維新後的日軍，以及八國聯軍時仍然抵抗無力。
以甲午戰爭時淮軍的表現為例。清軍行軍作戰全無章法，還沒走到有效射程之內，士兵便開始放槍，只求嚇唬人而不管實際效果如何。日軍耐心地等清軍消耗完子彈再來攻擊，清軍沒了子彈只好棄甲曳兵而走。
炮兵同樣廢柴，淮軍坐擁火力強大的火炮，但應用時還是冷兵器時代的作戰套路，步炮不會協同。一打起來，步兵潰退而不計炮兵死活，裸奔的炮兵也無法持續作戰。更甚者，炮兵人才嚴重不足，全靠老師傅帶徒弟、帶出幾個算幾個，作戰中一消耗，大炮便啞了火。諸如此類問題，反映的並不是淮軍士兵智力低下、能力落後，而是軍隊建軍思想、訓練思路和各種體系的不完善。所謂中體西用的弊端，在此暴露無遺。
而袁氏小站練兵，營制上先是效法德國，後又學習日本。但光學其形遠遠不夠，湘淮諸軍也用的外國營制，思想不變還是不堪使用。袁世凱則在建軍思想上下了大功夫。按照他的部署，一批優秀的北洋武備生參照西書，陸續制定新建陸軍一整套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先後形成《新建陸軍兵略錄存》與《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兩本重要的軍事典籍，為新軍提供了全套理論基礎和操作辦法，從而徹底擺脫了舊式軍隊的思想桎梏。
▲袁世凱訓練出的清末新軍
訓法上袁氏也不厭其細地制定了《操場暫行規則》、《出操規則》、《打靶法式》、《將領督操》以及考試、考勤、考績、獎勵、懲罰、校閱等多項章程，讓諸營練兵有法式可依。這種訓練模式的好處在於，號令意識從此慢慢植根於將卒思想，一改舊軍隊嚴重依賴將官個人素質的弊端。而所謂的整體優勢，就是從這裡發端。不管將軍是岳飛式的名將，還是劉光世式的慫貨，靠科學嚴密的章程訓出來的部隊，基礎都不會太差。
其二是組織模式新
袁氏新軍的部隊編成，大踏步向世界先進標準靠攏。其作戰要素，在指揮層面有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在兵力編成則分為步兵、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可以說近現代化程度已經非常高了。
袁氏專門制定了《募兵格式》，定製：徵兵年齡限於20-25歲之間，體格要求“力大限平舉一百斤以外”、“步限每一時行二百里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小站新軍最初只有7000餘人，經過袁氏大力擴軍，規模也僅僅1.4萬人。人雖少卻號令嚴明、訓練有素。八國聯軍侵華時，清軍駐紮在京畿的武衛諸軍五損其四，惟有武衛右軍——也就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保存了下來。但就是這支規模不大的軍隊，維持住了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箇中原因，雖有政治捭閡，但袁軍的實力確也不容小覷。
袁氏還提出了類似現代軍隊政治審查的制度，要求所徵兵員“報明三代家口、住址、箕頭數目”，兵員所在地的村莊莊長、首事等聯名公舉，所徵之兵必須有家屬。還明確吸食鴉片者一律不收。這就極大保證了新建陸軍的兵員質量。
舊軍隊官長吃空額是約定俗成的做法，袁氏也作出了制度性改革。他在《募練新軍章程》中明確了“頭目五兩、正兵四兩二錢、每日口糧一百文”的薪資標準，還成立了糧餉局，將發餉權力收歸主將，各營營官不得干預發餉事項。用制度對抗貪汙雖非萬能，但制度定的越是細密、公開化程度越高，將官貪汙時需要知情的人就越多、牽涉面就越廣，貪汙成本隨之成倍提升。在這方面袁氏是清末走的最紮實的，雖說不能根治貪汙，但也令軍隊士氣面貌大大改觀。袁氏還組建了中國最早的具有近現代意義的憲兵隊。憲兵隊的意義在於維護各軍軍紀，以專門機構負責專門事項，這是法治精神在軍隊中的體現，也是保持紀律性的有效辦法。
其三是人才來源新
軍官是維繫軍隊的核心，近現代軍隊區別於舊軍隊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軍官的來源。舊式軍隊軍官任用往往取決於上一級官長，選拔途徑和標準一看是否忠誠，二看領兵帶隊能力如何。這種方式並非全無是處，但沒有固定標準，全靠主觀判斷，往往容易用非其人。甚至有時只看忠誠忽略業務，選上一個只會聽會話的庸將。李鴻章選用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本是淮軍步兵將領，他的上位只能保證北洋水師絕對服從於李氏，但對水師建設沒有絲毫裨益。
美國人拉爾夫·爾·鮑威爾在其著作《1895-1912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批評說：“中國的指揮官在基本的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方面，顯示出可悲的無知。把人送到這些為當權者提拔起來的、老而無用的指揮官手下作戰，是一種犯罪行為。”
有鑑於此，袁世凱對興辦軍事院校非常重視，在其一力推動下，清朝先後組建了北洋陸軍武備學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陸軍師範學堂、北洋軍官學堂等綜合類學校。軍事學校的專業體系也逐漸形成規模，諸如參謀學堂、測繪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等，可以說為北洋軍提供了系統的人才來源。“北洋三傑”段琪瑞、馮國璋、王士珍均是從武備學堂畢業，這無疑為新建陸軍迅速成軍、迅速形成戰鬥力提供了強有力支持。
1898年，英國海軍少將來華觀摩武衛諸軍時說道，按照西方標準，袁世凱的部隊是大清帝國惟一準備齊全的……能稱得上“達標“的勁旅。西方標準並非絕對正確，但在當時至少代表了世界軍事的頂級水平。袁氏新軍脫胎於舊軍隊，卻能長出一棵新芽，確實並非泛泛，否則焉能造就一個稱霸中國三十多年的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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