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才算真正頂天立地的偉丈夫，其妻一首悼亡詩更是催人淚下

譚嗣同五歲時得過一場大病，昏死三日，後竟奇蹟般地活了過來，所以取名“復生”。

青少年時期，譚嗣同接受了系統而豐富的國學教育，並廣泛接觸了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成年後他離開家鄉，遠赴直隸、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地遊歷，深入瞭解了清朝晚期底層的風土民情。

譚嗣同

雖然有著深厚的國學修養，但他非常反感死板的八股文風，曾在書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四個字。後來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產生濃烈興趣，並受此影響培養了強烈的愛國主義觀念。

1895年譚嗣同30歲，這一年甲午海戰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除了鉅額賠款之外更割讓臺灣等地，清政府努力多年的洋務運動也正式宣告失敗。消息傳來，譚嗣同悲憤到極點。

同年康有為在京聯合1000多名科考的舉人發起“公車上書”，要求清政府拒和、遷都、變法，這些都深深影響了譚嗣同的思想，他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譚嗣同認為“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話劇《北京法源寺》中的譚嗣同（中）

1896年入京，譚嗣同先後結識了梁啟超、翁同和等人，並開始著手撰寫《仁學》，這也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該書兼容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倡導反封建的激進思想，對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產生了積極影響。

1898年6月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開始。光緒帝從全國蒐羅變法人才，經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譚嗣同被徵召入京。

譚嗣同進京後旋即加入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光緒授予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並特意召見譚嗣同向他表達變法決心：“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

光緒對於變法的堅定決心，以及對於維新派的完全信任，使譚嗣同深受感動，也讓他下定決心實現自己長久以來的抱負，挽救國家於危亡，勵精圖治謀復興。

但由於激進的變法措施，以及過於莽撞的變法速度，維新派很快就觸碰到守舊派的龐大利益。特別是康有為一度提出邀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出任變法顧問，更讓慈禧懷疑此舉有可能讓日本過度染指大清內政。

保守黨不斷上書慈禧，斥責戊戌變法動搖大清根基，要求誅殺康有為、梁啟超。其中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政變，奕劻和李蓮英也跪請慈禧“垂簾聽政”，同時宮廷外謠言不斷，傳聞光緒帝即將被廢黜。

北京瀏陽會館，也是譚嗣同生前在北京的居處

在這樣的背景下，光緒帝祕密頒詔給楊銳，其中提到：“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表達了自己所處境地危險，要求維新派籌劃對策。

接到密詔後，維新派商議認為只有藉助袁世凱的兵力，才有可能在這場政變中化險為夷。9月18日晚譚嗣同前往法華寺，夜會袁世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請求袁世凱出兵勤王，圍園劫後。

袁世凱表面上答應了譚嗣同的提議，20日晚即偷偷跑到天津，向榮祿報告了整件事情。於是9月底慈禧宣佈政變，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

北京譚嗣同故居

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籌劃逃跑或求救不同，譚嗣同聽聞政變後並不驚慌，繼續多方活動籌劃營救光緒帝無果後，他決心用生命來祭奠這場變法，在他看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銘志詩《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在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譚嗣同與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一同慷慨就義。

戊戌六君子

胸懷天下，明知前路艱險依舊奮勇前進，拒絕偷生，慷慨赴義用生命祭奠變法大事，“願以頸血刷汙政”，譚嗣同也因此被稱為一個真正的頂天立地的偉丈夫，同時也被認為是“戊戌六君子”中唯一一個死得明白的人。

譚嗣同的妻子李閏也是一代才女，丈夫犧牲之後，她忍悲改名“臾生”，迴應丈夫所寫的“忍死須臾待杜根”，表達含悲忍辱暫且苟活之意。李閏也寫下了一首著名的悼亡詩：“前塵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層灰 。來世化作採蓮人，與君相逢橫塘水。”

（責任編輯：楊波）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本文系BeijingCom原創稿件

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