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船王”
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是上前線去了。我盡了我的責任。
——盧作孚
作者|半陌
編輯|度公子
01
光緒十九年，四川省合川縣一個小商販家生了個男孩，取名盧作孚。
父親靠著販賣布匹維持生計，雖然不識字，但為讓孩子有出息，都送他們去讀書了。
6歲的盧作孚從《三字經》《百家姓》背到四書五經，只用了短短的兩年時間。
他是私塾班最機靈的小子，後來私塾先生親自到家裡說：“你這孩子太聰明，我已經教不了他了。”
古往今來，多是調皮搗蛋被退學，因為太聰慧，使得老師有壓力的，盧作孚是個特例。
私塾讀不了就去瑞山書院吧，刻苦求學之餘，因為數學好，還額外幫書院記賬。
食堂採買員買菜回來，向他口報斤數與價格，他就一聲不吭地心算，這邊報完價格，他就跟個人型計算器似的，全算好、寫好了，分毫不差。
然而好景不長，他只得離開課桌了，父親生意失敗，沒錢繼續供他讀書了。
1908年，這一年，盧作孚剛好15歲。
剛離開書院的盧作孚，徒步前往省城成都謀生。
心心念念著學習，他還找了家收費低廉的補習學校。
兩個月後，嫌教學內容淺顯的盧作孚明白“學知識並非賴入校一途”，果斷退學。
這一次，他把自己從學校永遠的開除了，卻更深地投入到了知識中。
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把當時在公共圖書館內能看到的數學書籍全部通讀了一遍。之後又發奮自學英文，閱讀了館藏的所有英文教材。
一年後，他開設數學補習班，收費授課，“至此，溫飽問題總算是解決了”。
豈止是溫飽，他還編寫了一套專供中學生使用的教材，《盧思數學全解》《中等代數》《幾何學等最新講義》等等。
但他只是謙遜地說：“在教育方面我是比較有經驗的。”
02
辛亥革命前夕，全國的革命形勢愈演愈烈。
辦補習班的盧作孚也接觸到了國內外許多進步的書刊，其中就有孫文的“三民主義”的主張。
年輕人對新時代有種強烈的渴望，盧作孚更是不例外。
於是不停發文登報，“待到1910年，幾個老會員（同盟會會員）找到我，主動吸納我進入同盟會。”
辛亥革命後，四川實現自治，都督府要給他封賞，他卻說，“我不想做官，多做些對民眾有益的事。”
所以，依舊教書，宣傳民主思想。
外面的天地，一日三變，轉眼袁世凱竊國，盧作孚也牽連被逮捕，批捕者看他斯斯文文，像個普通學生，竟然將他放了。
人不可貌相，這話還是很有道理。反正盧作孚大難不死，撿回來一條命。
“四川留不下去了，我就去了上海。”
他在上海結識了黃炎培，彼此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這裡還是讓他失望了， “在上海的黨人同志多陷入了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的生活，墮落。”
本以為這裡有最先進的民主思想，沒成想物慾深重，人心不純。
他拒絕了好友炎培先生推薦的商務印書館編輯一職，毅然回川了。
隨後，相繼擔任成都《群報》、《川報》編輯、主筆和記者，寫過不少抨擊時弊的文章。
“我要用我的筆，刺穿混沌與黑暗”。
那一年他26歲。
03
五四運動之後，為了挽救命途多舛的中國，一輩有識之士深感喚醒同胞，任重道遠。
於是，中國的東部，一個青年自東洋學醫歸來，深感國人精神的麻木，毅然棄醫從文，決心從思想上根治中國，他叫魯迅。
中國的西南，一個青年，卻放下筆桿，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他是盧作孚。
“我21歲時第一次乘“蜀通”輪去上海。長江之上，一路上看見大小輪船來來往往，所有這些輪船的桅杆上，幾乎都掛著列國旗幟，有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也有意大利的、挪威的，卻幾乎看不到一幅中國旗。”
那時候交通運輸業被稱為為"各業之母"。
經過一系列考察，盧作孚最終在1925年秋天創辦了民生實業公司，主營輪船航運。
在開業慶典上，盧作孚說：“民生公司絕不單純是一個經營航運的事業，發展祖國實業才是目的。”
“決心把外國輪船從長江上趕出去”，可創立初期，他只籌得8000元，只訂購了載重70.6噸淺水鐵殼小船一艘，只開闢了重慶至合川的航線。
為了同外國公司進行有效競爭，盧作孚竭盡全力改善經營管理，親自上船接待旅客。
因為接待熱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會好評，班班客滿，接應不暇。第一年就獲利20000餘元。
04
生意上的事情都不會是一番風順的，商場上的競爭雖然用不了刀槍，卻也免不了激烈。
“外輪橫行川江多年，僅日本就有太古、信和、日清三家公司，還有美國的捷江憑藉實力強大，排擠華輪，我們華商時常有破產風險。”
面對這種形勢，盧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輪船進出重慶港，都必須向川江航務管理處結關，廢除了甲級船員必須用外國人的陳規，提出外輪衝翻中國木船必須賠償損失。
我泱泱中華大地，豈容外人為虎作倀。
這些條令前所未有，所有人都為他暗暗擔憂，暗稱“只有盧作孚敢這麼做。”
整治這些江上惡霸，民生公司才有出路。
到1935年，美國捷江公司和一個英國輪船公司在競爭中垮臺，日清公司由盈轉虧，太古、信和見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運。
這時民生公司擁有輪船42只，經營了川江航運的61%業務。
05
做實業不為賺錢，只為救國。
如果祖國需要，他隨時都可以脫下商人的衣裝，上戰場。
“我們下大決心，對日作戰！勝利必歸於我們。”
所以，東北淪陷不久，他隨即在北培成立了“北碚抗日救國義勇軍”。
一群青年統一佩帶著“毋忘東北”臂章，晚上睡覺的毯子上印有“臥薪嚐膽”四個大字，他們彙集在一起，訓練軍事，時刻警示不忘國恥。
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隨著“國府”西遷，大量人員及入川物資皆屯集宜昌無法運走，形勢危急。
前有三峽天險，後有戰火連綿，天上又有日機不斷地轟炸。
囤積於此的光是戰略器材就有九萬多噸，這些都是整個中華民族工業的精華，是這個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如果陷入敵手，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這些必須運走。這是國家的希望。”盧作孚屹立在宜昌的江邊肯定地說道。
如果說軍人的陣地是在軍事前線，那麼盧作孚的陣地則是在碼頭。
06
當時的宜昌，可供運輸的船隻只有民生公司的20幾條輪船和幾艘其他公司的輪船。
按照正常的運力，想要全部運走這些人流和物資差不多需要是一年的時間。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然而形勢危急，哪有那麼多時間呢。
四十天後，長江的枯水期就要到了。老天並沒有留給盧作孚多少時間了。
一次性運輸難以為繼，那就分開來，一段一段運輸。於是盧作孚集中全部船隻，分段運輸，晝夜兼程搶運。
還要警惕日機轟炸，日機飛來時，整個碼頭作業區驟然滅燈，敵機剛過，馬上開燈，熱火朝天繼續搶運。
40多天的日夜奮戰，一年多的運送工作量，前有長江枯水期日日臨近，後有日軍在宜昌步步緊逼，在盧作孚的指揮下，人、物皆轉危為安。
有人統計，整個抗戰期間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共向四川運送了150萬人，100萬噸貨物。
輝煌背後是慘重的代價，光是民生公司就有116人獻出了生命、61人傷殘，16艘船被炸殘炸沉。
國家陷入危難之中，人人都有為國奉獻之精神。
“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是上前線去了。我盡了我的責任。”
07
民國十一年，盧作孚在川南辦教育，曾邀人演講，那人說：“請大家認識我，我是一顆炸彈。”
對於這句話，盧作孚並不認同。
“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觀其一生，他還真的無時無刻發揮著微生物的作用。
1927年春，盧作孚奉命來北培剿匪，他卻把這裡改造成了實業的樂園。
他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了煤礦、紡織廠、造紙廠，帶動了當地就業，人人忙於生產，“街上沒了閒人，社會治安也好了”。
事業，對於盧作孚來說重於泰山。他將會是一個愚公，一點一滴地改造，成果是顯著的。
在一份當時國外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只有北京上海和北碚被標出。
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特意來到北碚參觀。
隨行美國記者參觀後，撰文“這是一個平地湧現出來的現代化市鎮。”
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北碚領先我國其他地方近一百年，有博物館和公園,還有公路和公共體育場,漂亮的圖書館和設施完善的學校。
盧作孚將北碚打造成了烏托邦。
如果說張謇是“南通之父”的話，將南通打造成中國近代第一城。那麼北碚城市建設的奠基者的稱號當之無愧是屬於盧作孚的。
在上海時，盧作孚曾邀黃炎培先生為其寫一幅對聯，先生提筆立就，書曰:“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08
1947年，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民生公司的船隻大肆被徵用，公司陷入極大困境。
等到1948年，他經營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銷”，全靠借債度日。
“國民黨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腐敗官員都腐敗成性，完結只是時間問題。抗戰初勝時，宋子文就覬覦我民生公司，欲收入囊中。民生公司是我的生命，豈能就範？”
為了保存民生的“有生力量”，盧作孚費盡心思，將民生公司的19艘輪船集中到香港。
後來戰局已經明朗，國共勝負已定。
這時候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已經不多，他們紛紛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當時，國民黨方面還在不斷拉攏他，希望他不要投入共產黨的懷抱。
“作孚呀，到臺灣去看看吧”，好友張群過來遊說。
並許之“交通部部長”一職時，盧作孚只淡淡回答：“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處理，走不開。”
其實盧作孚始終懷著報效國家，以“振興中華”為奮鬥目標。
在民生公司船艙和職工宿舍床單上，都印有盧先生的一副對聯，“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
國家落後即為國家大難。
1950年，盧作孚動身回國，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他作為特邀委員出席。
這期間，盧作孚常常是毛主席、周總理等人的座上客。
“黨和政府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參加者有三四百人，主席臺就座的除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各界代表人士約二十來人，盧作孚是工商界的唯一代表，座位安排在毛主席正對面。”
毛主席曾說：“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他們都是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有過貢獻的人。”
08
盧作孚充滿了建設新中國的無限熱情，在致兒子的信中，他寫道，“只有為人民服務的人們最受人民歡迎。”
對國家民族復興的熱忱嚮往之心，白紙黑字，歷歷在目。
1952年2月，全國的“五反”運動愈演愈烈，民生公司也未能倖免。
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貼著“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代”的標語。
在會上張祥麟帶頭做了檢查，檢討的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與盧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
隨後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在會場大聲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他人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矛頭直指盧作孚。
盧作孚坐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對於無端汙衊、抹黑，聽得清清楚楚。
其實所謂吃飯，“不過幾個燒餅、一碗豆腐腦。”可沒有人願意聽事實，他們只相信自己想要的。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又豈會做苟且之事？
09
他挺過了槍林彈雨，最後在瓢潑的汙水面前，百口莫辯。
他一生安貧樂道，公正無私，視人格尊嚴比生命還重，那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當日晚上，他在家中服用大量安眠藥，不治，終年59歲，葬於長江南岸的一個山坡上。
濤濤江水見證了他的一生，死後也要魂歸嘉陵江畔。
他留下四條遺囑：
一、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早在1949年的《民生公司股東名冊》中，他家名下的股權共兩千股，但是他從未領取過分文紅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資生活。
對此他明確表示過，“多給的我不要，我只拿一份工資。”
好友晏陽初打心裡敬佩他，就曾撰文《敬懷摯友作孚兄》寫道：“抗戰時，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連這錢都沒有。”
他的人生風風雨雨，轟轟烈烈，說起來也很簡單，不過“愛國”二字。
今天是建國69週年，喜迎國慶，緬懷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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